沙　平

　　1940年，徐悲鸿赴新加坡和南洋各地举办画展。国家危亡、民族苦难，占据了他的整个心胸，他虽享有盛名但仍每天紧张地忘我创作，只图多画些画多挣点钱为祖国多作点贡献：所有画展全部巨额收入他都捐献给祖国用以救济难民。1941年11月，他接受美国援华总会邀请，正欲赴美举办画展，谁料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局骤变，他便匆匆取道缅甸回国。

　　一

　　

　　1942年春，徐悲鸿来到边陲重镇保山，并在此略作休息。为了节省开支，他每天都去一小吃店以烧饼代餐。做烧饼的伙计一听他的江苏口音便和他认了同乡，徐悲鸿并不因为他是社会底层的“下等人”而冷淡他，而是对他因家乡沦陷辗转逃难来云南谋生的苦难遭遇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多次交谈后彼此都熟悉了，于是，这位伙计便向他提出：“徐先生，你把我带走吧！”徐悲鸿不忍心拒绝他的请求，便慨然答应了。

　　在保山，徐悲鸿又不期而遇了在新加坡时经华侨介绍认识的“刘将军”。据说这位刘将军是抗日将领马占山的秘书，上海沦陷后被日军投入监狱，逼他出任伪职遭拒绝，后在狱中爱国志士帮助下逃至新加坡。此次相遇，他们便结伴同行。

　　徐悲鸿一行来到了大理，并在此停留月余。当时，大理军管区司令赵诚伯指定马丽生负责接待徐悲鸿一行。马丽生把他们安排在当时大理最有名的商号“永昌祥”的小洋楼里住宿，这可说是按当地的最高规格接待了！但徐悲鸿却觉得该处“俗不可耐”。马丽生就提议：那就去自己家里休息，住宿容后再定。到了马丽生家，徐悲鸿看到院里的小花园十分清秀，屋内还有画桌和文房四宝，就想住在这里。经请示赵诚伯同意后，徐悲鸿一行就住在了马丽生的家里。

　　大理是著名的名胜风景区，这片美丽的土地深深吸引了徐悲鸿，在大理逗留期间，苍山十九峰和锦浪十八川都留下了他游览的足迹：在三塔崇圣寺，他用相机从不同的角度对三塔进行了拍照；在无为寺，他为千年古柏绘下了六尺巨画《唐树》；在清碧溪，他赞叹：“其峰壑林泉无一不可入画。”后他又东渡洱海登上了佛教圣地鸡足山，几天的时间里就留下了《鸡足山全景图》、《翠竹寒林图》、《奔马》、《雄鸡竹石图》、《石楠》等墨宝。

　　有一天，马丽生和徐悲鸿一起去洱海写生回来，行至大关邑村时，遇到一位老农牵着一头气喘吁吁的老牛，牛角特别长，肋骨十分突出。徐悲鸿说：“商量一下，送老人家一块钱，请他停一停，我想画张速写。”马丽生便与老农商量，老农误听成用一块钱买他的牛，一口回绝，还说这头牛虽然老了，但还要与自己做伴，家里穷，再买不起牛了。徐悲鸿很同情老农的贫困处境，就对他说：“我画一头牛给你，明天你来这里取，你去商号把画卖了，再去买一头壮牛吧。”老农不相信，马丽生对他解释说：“这位是天下闻名的徐悲鸿大师，他画的一头牛，足够你可以买几头壮牛了。”徐悲鸿当场画了速写，第二天一早，他挥毫作《长角牛》，画好后并派人给那位老农送去。后来，有人知道此事后，以高价把这幅画买走了。

　　徐悲鸿与马丽生相处很融洽，他作画任何时候都极为认真，稍有不满意便抛入桌下纸篓。马丽生常把丢入纸篓的画收藏起来，徐悲鸿知道后，一定要马丽生把废画烧掉，并说如果马丽生要他的画，他马上就画一幅。当时，马丽生家种的山茶花正开得如火如荼，家里养的五只泰国猫常在山茶花旁嬉戏，徐悲鸿很快就画好一幅《小猫戏山茶》送给马丽生，马丽生只好把收藏的废画都烧掉了。平时，徐悲鸿对马丽生的绘画也十分关心，时常指点他如何收笔、如何处理色调，还建议他将学工笔画改为半工笔半写意，并先后送了他8幅画。离开大理后，徐悲鸿还曾经两次给马丽生来过信，一是感谢他在大理时的照顾，二是鼓励他绘画有成。马丽生后来一提起这些往事就激动不已。

　　在大理期间，徐悲鸿有时也住在大理古城原杜文秀（清朝农民起义领袖，曾占领大理10多年）的帅府后院，与赵诚伯谈诗论文，相交甚欢。院内，绿树红花交相辉映，松鼠时而跳跃在树枝间。徐悲鸿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幅《松鼠图》送给赵诚伯，并在题记中描述了实况：“大理军署为杜文秀帅府，岁壬午诚伯长兄驻节于此庭后，此物特多，生擒其一充我画材，玩竞放之，亦快事也，悲鸿并记。”分别后，徐悲鸿还赠赵诚伯诗一首，怀念在大理的情景：“风流儒雅赵使君，文章屈宋与争衡。苍山之下杜王府，剪烛倾谈罢不能。”

　　徐悲鸿在大理举行过一次义卖。云南当时市场上既有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有云南地方政府发行的银元，银元币值坚挺被人们一致看好，视之为“硬通货”。大理当时只不过是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小城，在当时大理的市场上，花80块银元就可以买到一匹上好的马，而徐悲鸿画的马却可以卖到300块银元。徐悲鸿一般只画单马或双马，有的大商号的老板通过马丽生提出想要《八骏图》以图吉利（“八”者，“发”也），每匹马依然出价300块银元，徐悲鸿先后给两家商号画过《八骏图》，每幅收2400块银元。他共义卖了50多幅画，收入2万多银元，全部通过“富滇银行”汇往昆明“云南抗敌后援会”。

　　二

　　随后，徐悲鸿一行告别大理来到了昆明。四季如春的昆明使徐悲鸿得到了一段休憩时间。虽然踏上祖国的土地时间不久，但他仍然一心只想为祖国多作奉献，于是，便在昆明举办了劳军画展，将那些准备在美国展览和出售的画，移在昆明展出，受到昆明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而此次展出卖画的全部收入，他仍然捐出用以慰劳前方将士。

　　

　　在昆明，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许多热爱绘画的青年都慕名登门来访。徐悲鸿历来爱才惜才敬才且慧眼识珠，在众多的来访者中他对衣着简朴的学子袁晓岑特别垂青。袁晓岑出生于贵州省一贫寒农家，自幼热爱绘画、雕塑，且天分颇高，但因家境贫寒始终没有机会学画。考上云南大学中文系后，全靠他平时用泥巴捏些小动物拿到市上去卖钱交学费，半工半读来完成学业。他请求拜徐悲鸿为师，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教诲。徐悲鸿很同情他的境遇，更欣赏他的才华。于是，徐悲鸿便把自己的一些画稿、速写本借给他看，又专门带他去大观楼附近的农村写生，指导他画水牛。有一次，徐悲鸿来到袁晓岑家里，看到他为了画好孔雀，不但自己养了孔雀，而且还把孔雀羽毛挂在墙上观摩，以此来练习工笔写生，颇为袁晓岑刻苦努力、脚踏实地的精神所感动，便送给袁晓岑一方陶砚，鼓励他要坚持不断努力下去，因为根据他个人的素质、潜能，未来必能成功！

　　徐悲鸿的鼓励和教导，更加坚定了袁晓岑终生从事艺术工作的信心，他大学毕业后，就专攻绘画、雕塑，并以卖画为生，最终成为中外闻名的大雕塑家、大画家。

　　徐悲鸿在昆明也碰到了一件令他痛心疾首的憾事。

　　1937年底，他在香港经作家许地山及其夫人的介绍，从一德籍夫人收藏的中国画中，倾其所有近万元巨款再加上自己的七幅作品，才购得了一幅唐朝的图画。购入此画后，他便携带这幅重新装裱并亲手题跋且在画面加盖了“悲鸿生命”印章的《八十七神仙卷》，请香港中华书局照相制版，用珂罗版精印。他还曾将此画带去拜访张大千并供其鉴赏，张大千认为此画可能是画圣吴道子之作；徐悲鸿则认为：即使并非出自吴道子之手，此画亦非唐代高手不能为。

　　当时，他住在云南大学的一幢楼上。一天，空袭警报尖叫，他和许多人一起跑入防空洞。警报解除后回到住所，竟发现门锁已被撬开，《八十七神仙卷》连同他的30余幅作品均被盗。虽立即报警，警方亦认真追查多时，却一直未能破案。

　　《八十七神仙卷》乃他视之为生命的珍藏，它的丢失，使徐悲鸿忧心如焚，食不甘味，血压骤然升高，终于病倒住院。为此画的丢失，他曾悲伤地赋诗自忏：“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相如连任连城璧，愧此须眉负此身。”他以蔺相如能保住和氏璧相比拟，而深深谴责自己未能保护好这件国宝，并担心它再度流落到国外去。

　　三

　　1942年夏，徐悲鸿赴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他们一行在赴重庆时特意在贵阳稍作停留，徐悲鸿对贵阳当地的朋友讲述了他的江苏同乡的个人情况，得到他们的帮助，安排在贵阳一所中学的食堂里工作。而这位同乡也非常满意，对徐悲鸿充满了感激：在学校食堂工作一则比较稳定，比给私人老板打工强多了，可少遭点白眼和盘剥而多了些收入和人身自由，何况是徐悲鸿介绍来的人，学校自然会善待的。

　　

　　一年以后，徐悲鸿收到他的学生卢荫寰女士从成都的来信，信中告之：她通过丈夫的介绍去一位不相识的人家里，见到了《八十七神仙卷》，因为过去徐悲鸿曾将此画的照片带到教室给学生看过，所以卢认识此画。得此佳音，徐悲鸿惊喜万分，便想马上去成都，冷静思考后又恐藏画人听到风声惧祸而销赃灭迹，最后决定请办事干练的刘将军去成都先设法和藏画者交上朋友，看到画后再商量解决办法，并给了他一笔费用，再三叮嘱不能让藏画者因害怕而毁画，如果能花钱买回来最好。

　　刘将军去成都后很快就认识了藏画人，也认准了确是昆明丢失的画，便来信说：为了使画能安全到手，需要花一大笔钱。徐悲鸿为筹巨款而日夜作画，最后凑够20万元汇去，又寄去自己的作品几十幅，最后刘将军才“完璧归赵”，将画从成都带回重庆。徐悲鸿双手捧着这件国宝激动万分，画尚无损，只是画面上那“悲鸿生命”的印章已被挖去，题跋也被割掉了。徐悲鸿当即高兴地挥墨赋诗一首以抒心声：“得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伴侣尽情看。人生总是葑菲味，换到金丹凡骨安。”徐悲鸿的未婚妻廖静文看到归来的刘将军全身上下焕然一新且出手阔绰，便不免生疑：那些寄去的巨款和画是否有猫腻？她把这想法告之徐悲鸿，但徐悲鸿却表示：“何必去计较那些钱呢！他能将这幅画弄回来便是了不起的功绩。”

　　自此后，刘将军经常来向徐悲鸿要画，有时一次竟达五六幅之多，徐悲鸿念其功绩从不拒绝。后来，内情果然被廖静文猜中：那位藏画者什么也没有得到，全部的钱和画都落到了刘将军的手中。抗战胜利后，徐悲鸿担任北平艺专的校长后，又得到消息：刘将军根本不是什么将军，所谓抗日英雄的历史全是编造出来的。后来徐悲鸿又将《八十七神仙卷》重新装裱，请张大千、谢稚柳两位先生写了跋而妥善收藏。

　　四

　　1943年秋，徐悲鸿在成都举办了画展，画展使成都的观众沸腾起来。画展结束后，他和廖静文抽了一天时间，去距成都几十公里的新都县游览桂湖，那里有明朝著名文人杨升庵手植的180多株桂树，当时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他们雇了一辆带蓬的马车前往。

　　

　　徐悲鸿因经常画马，对马有一种特殊感情，听着马蹄得得，看着马迎风奔驰，他顿感心旷神怡。马车夫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他很爱惜自己的马，马奔驰了一程身冒热汗后，他便勒紧缰绳吆喝着马放慢步子缓缓而行，但不久马又自动奔驰起来了！于是，他摇动着满头白发回过头来说：“我这匹马呀，虽然老了，但跟人一样，还很好强呐。”

　　徐悲鸿愉快地接腔说：“老大爷，你这匹马养得真不错呀！”

　　老人说：“养马，你必须爱它。不要光看它是畜牲，其实它什么都懂，有时候，比人还明白呐。比如说，今天我拉上了你们，有了生意，它比我还快活。我就靠这匹老马过日子，它也靠我过日子，我们俩谁也离不开谁。唉！我什么都卖了，就是没卖这匹马。有时候，我自己挨饿，也要喂饱它。我自己冻着，也不能让它受冻。它要是歪着脑袋，我就知道它不高兴，我就什么也不让它做，我自己用肩膀去扛活……”

　　徐悲鸿被老人的肺腑之言深深感动了，也动情地说：“老大爷，你说得对，说得好。我就喜欢你这样待马好的人，马是既勤劳又忠实的。”

　　老人受到称赞，话更多了，他把萍水相逢的大师当成了可以倾诉心声的知音，便打开了心扉，说起了他的家口，说起了战争的灾难，说起了物价的飞涨，说起了生活的艰难……

　　徐悲鸿一直耐心地倾听着老人的诉说，并不时地插话询问，从老人的谈话中他既深入地了解了社会，又理解了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

　　几十公里的路程很快地结束了，徐悲鸿愉快地付了车钱，又伸手抚摸着马的背脊像对一位亲切的朋友似的说：“谢谢你。”临别，他把一幅昨晚上才画好准备在归途中送到裱画店装裱的《奔马》，送给了老人。老人打开看了画，那双混浊的眼睛陡然亮起来，深深的皱纹里堆满了微笑。廖静文担心老人不识此画的价值，便提醒和叮嘱说：“老大爷，这张画的价钱比你这趟车钱多得多啦，你可千万不要随便给人呀！知道吗？”

　　“晓得了，晓得了。我遇到好人了！……”老人一面说一面用袖口擦去了已经流到面颊的泪水。徐悲鸿紧握着老人那双粗糙得像石头一样的双手，动情地连声说：“再见，再见。”才依依与老人惜别。

　　“先生，您为什么突然要给一位不相识的赶马老人一幅画呢？何况他也不知道你是谁。您是否有点过分慷慨了？”廖静文带着惊异不解地问。

　　“因为我爱马，也爱善待马的人。你没见他既能非常熟练地驾驭，又能视马如亲人。他对马的爱打动了我的心，使我受到感动，何况他的生活很艰难呢！”徐悲鸿动情的回答，使廖静文深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