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当时我8周岁半；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时，我16周岁半，高中毕业。抗战期间我正值少年，囊括了我中学时期的全部6年，今天回想起我的这段经历，青年朋友们知道了也会想一想的。

　　一

　　我于1929年1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于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母亲毕业于安庆女子师范学校。30年代初期，父亲任安徽省图书馆馆长，1934年去美国留学，母亲任安庆任家坡小学校长。1937年上半年，父亲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由于当时太平洋形势紧张，他乘船取道巴黎经香港、上海回来，到达安庆是7月，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他回来后在安庆安徽大学任教。同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形势更加紧张。11月，父亲随安徽大学师生迁往武汉，我和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小表哥，四个小孩随母亲和两三位小学老师先迁到安庆附近怀宁县的三桥镇上，母亲甚至还在那里办了任家坡小学分校。南京沦陷后母亲不办学校了，带着我们去潜山县乡村住到新年，又步行30里地到潜山县公路边搭乘路过的汽车到宿松，然后乘小木船到九江对岸的小池口，再从九江乘大轮到武汉和父亲会合。

　　

　　当时交通非常不便，潜山的汽车站较远，又没有定时班车。我们从当天清晨走到下午才到达潜山县的一条公路上，在那里等了好久才来了一辆装了不少货物的卡车，母亲和汽车司机谈好价钱，我们上了车。从潜山到皖鄂边界的宿松，全程约80公里，天全黑才赶到。那天晚上下着夹杂有小冰雹的雪，我们站在敞蓬车的前部，车行中风很大，雪雹迎面打在我这刚满9周岁的孩子脸上，我不禁说：“我真尝到风吹刺骨的味道了！”我们在宿松一个小旅店住下，第二天我就感冒发烧，在床上躺了三四天才好。当时母亲38岁，随身带着四个小孩，急于去武汉和父亲会合，我却在半路上生病，她内心的焦急可以想见。

　　后来我们在宿松乘小木船，用原始撑篙和划桨的方法从湖面上一步一步地接近小池口，全程约50公里，船行了两天。我们碰巧和一位共产党员坐在同一条小船上，记得他姓李，和我们几个孩子高兴地聊天，一时兴起还教我们唱起“少年先锋队”队歌。70年过去了，至今我还会唱，只是有几句歌词忘了：

　　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我们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我们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当天晚上小木船停在一个小渔村，我好奇地跟在他身边，听他问当地渔民从前红军经过时的情况。我告诉了母亲，母亲说他是共产党。第二天我对他说母亲说他是共产党，他笑了，说：“现在就是在蒋委员长面前说我是共产党也没有人抓我。”当天下午船到小池口，我们一起过江到了九江，又乘大轮去武汉。我们和他住在一间小船舱里，他坐在桌边写东西，写了一夜没睡觉。第二天下午船到汉口，他匆匆地收拾东西和我们道了再见就下船了。他给我们留有联系地址，但以后我们没和他联系，再没有见过他。70年前的往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显然他是个忠贞的共产党员，当年约30岁的他如果还在世，应是位100多岁的高干，说不定早已“光荣”了。无论如何，这位革命老前辈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名中共党员。

　　我家在武汉停留约半年多时间，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高潮，我看到街上的书店、报摊到处都卖抗战歌曲集和有关共产党、红军的书籍和小册子，我看过好多。那时我太小，还不太明白，但是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以及在长征道路上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还是给我这个小孩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安徽大学于1937年底解散，父亲经朋友介绍到教育部任职。1938年夏，武汉局势又很紧张，父亲随教育部迁往重庆，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先到万县，在那里生下了比我小10岁的弟弟。10月，才分娩两个多月的母亲又带着我们从万县迁到重庆。1938年底，父母亲将我和两个姐姐送到位于江津对岸德感坝刚成立的国立安徽第二中学念书。

　　二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被日本人称为“天长节”。1938年的4月29日，我们正在武汉，当天中午，空袭警报声大作。那时当地还没有防空洞，我们躲在桌子下面，桌子上盖着两三层棉被。只听上空飞机声呜呜大作，有时也听到哒哒哒的机关枪声，轰炸声倒没听见多少。后来安静了，鸣放了解除警报。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昨天我们英勇的空军击落、击伤了不少敌机，这是抗战初期一场了不起的空战，被称为“四二九空战”。后来又知道我们的飞机不多，这次空战损失不少，元气大伤，以至1939年以后敌机轰炸重庆时，我们再也不能和日本飞机空战了！

　　为了动摇我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日本侵略者公然违反国际公约规定，从1938年起对大后方一些重要城市进行了长时期的野蛮轰炸，重庆是当时中国的陪都，自然成为日机空袭的首要目标。1939年5月3日、4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这座山城连续实施狂轰滥炸。我们那时在江津学校里，没有亲眼看见，只听说炸死上万人，到处血肉横飞，人的肢体挂在电线杆上，真让人不寒而栗。现在知道，这两天日军出动飞机63架，投掷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炸伤市民6278人，炸毁房屋4871间，刚刚略显繁华的重庆市区顿成断壁残垣。以后每年夏季日机都来重庆轰炸，以1940年为例，从5月轰炸开始到9月4日轰炸结束，短短3个月里日军出动飞机2664架次，投弹约1万枚1400吨，炸死炸伤市民9500多人。特别是1941年6月5日日机来袭，市民躲进防空洞，其中较场口防空洞通风不好，时间长了新鲜空气不够，人们一起拥出来时，朝里面开的大门一时来不及打开，人挤不出来，市民被关在里面，活活闷死了两千余人，酿成著名的“较场口隧道大惨案”。日本侵略者真是罪恶滔天！

　　三

　　

　　当时流浪到湖南、四川等地的学生很多，生活困难，因为连吃饭穿衣都有问题，上学就更难了。教育部长陈立夫看到这问题，办了一些国立中学专门招收流亡学生，免费吃饭学习。1938年底，重庆江津成立了国立安徽第二中学，父母将我和两个姐姐一起送到那里去。我是1937年上半年读完小学四年级的，1938年上半年在武汉只读了两三个月的五年级，直接上初中实在困难。我成绩很差，加上年纪小，还不到10周岁，初到时晚上常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着想家，并且由于不会照顾自己，身上还长了疮。1939年春天，母亲来江津照顾我们，情况稍好一些。5月，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国民政府各部门疏散到重庆附近郊区的农村，教育部迁到青木关，办了个从初一到高一共4个班的小型中学——青木关中山中学班，该校后来先后改名为国立第十四中学和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我家也从江津迁到青木关，我重上初中一年级，在父母的耐心帮助下，成绩明显进步。1945年6月高中毕业时名列班里第一名，被保送入中央大学物理系就读。

　　由于日军实施封锁，抗战期间物质条件很差，学生生活艰苦，伙食差，普遍营养不良。我读高中时，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的著名教授熊子容先生一度担任校长，一心想提高学生的营养水平，每天上午课间休息时让每个学生喝一碗不放糖的豆浆，就是了不起的营养品了。青木关是典型的农村小镇，镇上没有电灯，六七年来我们一直在桐油灯下做作业，同学们的视力普遍受到影响。我还好挺过来了，没有生大病，也未得近视眼。

　　中学时代我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虽然父亲在政府部门工作，是典型的公务员，开始大约是个高级科员，后来是科长（抗战胜利后担任了简任督学，相当于现在司局级干部），母亲是小学教师，但我家有7个孩子，生活水平很低。父母的薪金不够全家9口的生活费，不得不把孩子尽量送到吃饭不要钱的地方念书，除将我们三个大的送到中大师院附中外，还将我的两个妹妹送入只收流亡儿童的保育院。父母作为教育界知名人士，和保育院院长是好朋友，有条件这样做，也算是“走后门”吧。少年时期我很好动，每天跑来跑去，穿鞋很费，家里不能不断地给我买鞋，我也自觉地不要父母为我多花钱，心甘情愿穿草鞋。有时下雨，烂泥路不好走，我就干脆打赤脚。由于天天穿草鞋，草鞋扎脚，把我的脚后跟磨破了，至今我脚后跟仍有一个鼓包，袜子很容易磨破。我们曾跟着母亲上山捡树枝当柴火，目的只是省一点煤炭钱。高中时，学校为每个学生定量地发桐油点灯，我尽量节约使用自己那份油，将省下的一点桐油带回家用。父母没有让我这样做，也没有不让我这样做，他们认为我能体贴家里的困难，做得好。

　　后来我读了方志敏烈士写的《可爱的中国》，扉页上写着他在狱中的一句名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句话我由衷地赞同，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下，哪个人能够终生不遇困难？如果一个人不能过清贫、洁白朴素的日子，遇到困难只有缴械投降。

　　四

　　1939年秋我在青木关上中学时，学校里有十多位韩国同学。我的班上有两位，是李南英和崔宗淑；比我高两年的大姐班上也有一位，名叫金申江，后来知道他们都是当时设在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的孩子。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朝鲜半岛后，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来我国。原来一直在家乡从事抗日活动的金九也来到上海，加入刚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先担任警务局长，后来担任临时政府主席，被尊称为韩国的国父。他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韩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韩国内部应该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也应该紧密团结，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期间，韩国临时政府迁到重庆。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将十多名韩国领导人的孩子接受下来，安排在青木关上中学，成了我的同学。

　　同班男同学李南英和我很要好，当时我们年龄太小，不懂事，玩耍时互相叫绰号，但谁也不生气。上世纪90年代，我和他联系上了，他回国后改名李允哲，那时正在北京大宇公司工作。2002年10月，他来南京出席母校南师大附中100周年校庆，见面后没说几句话他就提到“日本鬼子”，我说我们这里早已不说“日本鬼子”了，他说：“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这可是一个韩国老百姓的心里话。另一个同班女同学崔宗淑喜欢唱歌，会打拍子。当时，每天早晨要在操场上升国旗，唱国歌，老师请她指挥全校同学唱，她这样做了。然而，有一天我听到她说：“现在我指挥中国同学唱中国的国歌，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韩国指挥我的同胞唱自己的国歌呀！”我听后真是既同情又难受，这才明白为什么每天她指挥时脸上总不显露笑容，原来她正想着在日军铁蹄下遭受磨难的韩国同胞！我和南英见面后问起崔宗淑，南英说她回国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真为她的早逝而深感惋惜。

　　和我大姐同班的金申江年龄比较大，走路说话比我们慢一些，也稳一些，有点少年老成的样子。他是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的儿子，回国后改名金信，曾担任包括韩国驻台湾“大使”和空军总监（即空军总参谋长）在内的重要职务。他出生于上海，是喝长江水长大的，在我国读完小学、中学，开始读大学，当过空军飞行员，“饮水思源”是他的口头禅。驻台期间他和“蒋总统”成为好朋友，蒋晚年感到寂寞时常找他来聊天。早在中韩建交以前，金信就在韩国努力促成两国间的民间贸易往来，是致力于中韩友好的民间大使。1988年以来，他来我国40多次，跑遍了许多省份和地区，甚至在80岁以后还去了西藏。他骄傲地说：“我跑遍了中国，可以算半个中国人了！”还说：“我觉得我比一些中国人还爱中国！”现任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金扬先生就是金信将军的儿子、金九主席的孙子。

　　1944年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穷途末路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作垂死挣扎，企图打通从我国大陆直通越南乃至东南亚的交通线。日军疯狂强攻，沿着铁路打到湖南、广西，一直打到位于贵阳东南、与贵阳直线距离仅约110公里的独山，形势危急！国民党当局号召知识青年参军，大部分组成青年远征军去缅甸，小部分分配到其他部队。学校十多名韩国同学全都响应号召参了军，说是报仇的机会到了，“我们要去打日本！”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挑起内战，这些韩国同学全都退伍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说：“我们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我们不打中国人！”真是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

　　五

　　抗战期间抗战歌曲非常流行，老百姓都爱唱，当然我也会唱很多。我最喜欢的抗战歌曲是《大刀进行曲》和《八百壮士》。

　　早在1933年，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长城喜峰口和日军的战斗中取得了“九一八”后中国军队抗日的首次胜利，成为闻名中外的抗日英雄部队。那时，第二十九军武器装备低劣，粮饷不足，但官兵爱国热忱极高。军长宋哲元提出建立大刀队，自造大刀，聘请武术名家当教练，编制了实战性强、可作刀劈也可当剑刺的刀法。在喜峰口阵地，这支大刀队夜袭日军驻地，旅长赵登禹身先士卒，结果我军大获全胜，给武器精良的日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时，第二十九军正驻守北平。1937年7月28日，日本飞机大炮猛轰位于南苑的第二十九军军部，在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中，副军长佟麟阁壮烈牺牲，终年45岁，师长赵登禹不久也英勇殉国，终年47岁。今天的北京有两条路被命名为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以纪念他们。

　　1937年7月，由23岁的年轻音乐家麦新作词作曲，创作了英勇激昂的战歌《大刀进行曲》，唱出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的心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我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瞄准了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先后在上海地区集结40多万兵力，与日军展开淞沪大战。9月，闸北宝山路阵地陷落；10月，日军在杭州湾北侧登陆，突破大场防线。奋战在上海北郊闸北、江湾一带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向西撤退，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副团长谢晋元率领所部第二营的官兵，奉命坚守四行仓库，掩护主力撤退。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是一幢六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当时仓库西面和北面已被日军占领，东面和南面是公共租界。将士们孤军奋战四天四夜，打退了日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的多次进攻，在完成阻击使命后奉命撤退到公共租界。

　　中国将士抗击日军的英勇事迹迅速传遍国内外。他们实际只有300多人，因对外号称800人，被人们赞誉为“八百壮士”。颂扬他们英雄事迹的《八百壮士》歌，在“不能和日本打战，打则必亡”的亡国论喧嚣之时唱出了“中国不会亡”的最强音！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飘荡！飘荡！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当！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浩荡！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奔向战场！把那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