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展

　　

　　1968年6月24日夜，风雨交加，就在这一天晚上，张太雷的夫人陆静华及其大女儿张西屏两人同时死于常州南大街自己的住宅内。

　　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是常州当代三杰，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和领导人。张太雷为了革命事业身先士卒，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很早就离开了妻子儿女。陆静华作为烈士家属，含辛茹苦抚养儿女长大成人。建国后，党和政府对他们生活上有照顾，工作上有安排，使之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母女俩的双双身亡震惊了常州人民，当时就有一派群众组织贴出大字报表示强烈抗议，说：“张太雷夫人、女儿被迫害致死……”在派性很强的气氛中，这种大字报很可能会引起武斗。也有人来找我，想弄清其中的内幕，由于我未参加现场处理，当时是统战部派人协助家属料理的，所以也就无可奉告了。我很诚恳地劝说来人：“这件事不能瞎讲，万一引起武斗，死了人今后是要负责任的。我晓得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对张西屏同志施加压力，单位里也没有批斗她。”他们听了我的话，以后再也没有贴出过类似的大字报，社会上的种种议论也平息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陆静华作为市妇联领导，热情支持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张西屏追求革命，要求进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常州市委委员兼副秘书长，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从阶级成份来看，她俩一个是革命烈士家属，一个是革命烈士子女，并且张西屏从事教育工作，历史清白，也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常州市统战系统以常州市政治协商会（包括民主党派、常州市政治学校）为一组，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为另一小组，整天学习文件、社论和报刊文章，议论对外面社会上发生的各种行为的看法。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同志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常州市政治协商会小组则发起成立了“六·七战斗队”。张西屏当时没有随便参加一个组织，我和她在同一学习小组座谈时，她说：“当逍遥派，人家认为你不革命，不参加组织，人家又怀疑是坏分子。究竟参加哪个组织好？”因为社会上和学校、机关里都有两派，一派是红卫兵，被称为保皇派，另一派成份比较复杂，称之为造反派。所以张西屏犹豫了，虽然她不赞成武斗，但在看到周总理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焦裕禄的女儿焦守风时说“革命干部的子女要支持革命造反派”之后，她又走访了几个单位，决定参加本学习小组的“六·七战斗队”，成为一名普通队员。不久，她因女儿在北京工作，提出要去北京探望。

　　

　　可是，常州武斗中断了北京的铁路交通。张西屏知道我认识外出采购的商业人员较多，能同她一道走，碰上社会混乱的局面也好有个照应。常州市商业系统正好选派六七个人从上海乘海轮到天津再转至北京走访，张西屏听后很高兴，但是她很少出门，和商业系统人又不熟，我只好陪她去上海借住在上海市工商联小会议室里。去天津的船是不定期开的，等了几天，钱用得差不多了，她就设法向在上海邮局工作的女同学周悟心去借。我帮她在河南路桥邮局找到周悟心，借了50元。张西屏到北京后，没有参加商业方面走访人员的活动，就直奔女儿处，住了一阵才回常州。所以，她实际上是参加了组织的逍遥派而已。

　　1968年，解放军支左，帮助各派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从社会上揭露出来的人和事来看，所谓造反派组织里有问题的人和事较多，加上成份复杂，说明造反动机不纯。我们系统还较平和，但社会上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每个人都在考虑自己哪一天会祸从天降。此时，张西屏也表现出沉默与思忖：“难道自己站错了队？！”文革中，也有人说她是修正主义投降路线下拉入党内的地主婆、老板娘等。她曾经讲到，1937年日军飞机轰炸常州火车站，常州百姓不得不逃离城市，四散避难。当时陆静华拖儿带女，举目无亲之下，只能在邻近的乡镇暂时安顿。乡镇上的一户人家看中了张西屏，要娶她为妻，就托人向陆静华求亲，并说如果同意便明媒正娶，如不同意，在兵荒马乱中就采取农村时兴的“抢亲”方式。陆静华听说对方人家还较正派，就同意明媒正娶，提出对方要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张西屏的丈夫谢舜臣在常州解放后在南大街开了一个小药房，叫思源药房，顾名思义就是饮水思源，不忘革命的本。谢舜臣在建国初曾担任常州市工商联合会秘书长，文革前即去世了。而张西屏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为人清白，保持了她作为革命子女的高尚情操。陆静华认为张西屏为了家庭在个人婚姻上作了牺牲，非常疼爱她，因此母女俩相依为命。

　　

　　1968年6月24日夜，风雨交加，吹开了张西屏所住房间的窗户，大雨打入房内，陆静华呼唤之下无人回答，便急急寻找，见到张西屏自缢身亡，自己也随即自杀。母女俩同时离开了人间，足见其母女情深。

　　张西屏生前沉默寡言，甚至与单位同志也不招呼，不讲话。她成长于革命烈士家庭，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清清白白为人、清清白白而死的观念非常强烈。

　　对于陆静华、张西屏母女俩的同时去世，周恩来很重视，派办公室的五位同志到常州来了解情况，经市委统战部介绍，他们找我谈了情况。我明确表示，张西屏不是畏罪自杀，她不存在什么罪，她的死只是表明自己的清白。我如实反映了事情的细节，当然，我认为自杀是不必要的。来人看完稿子后，要我在资料上盖了骑缝印，以示郑重。最后，有位同志问我：“人家反映只有你敢讲，为什么？”我说：“我不是党员，但我坚信共产党要讲真话的。”

　　1978年9月15日，我以张西屏生前好友的身份，参加了她的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