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下半年,中共发出干部上山下乡、开发山区、建立垦殖场的号召。当时我在南昌洪都机械厂工作,就向领导递交申请书,下放到安福县武功山垦殖场劳动锻炼,几个月后被调去参加筹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担任武功山分校政治理论课教员,亲历了这所新型学校的诞生、发展与壮大,看到共大自始至终受到中央和省委领导的青睐与扶植,深感它的办学实践在当时是大胆改革的创新之举。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依然激起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
遍布全省山区的新型学府
新中国建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江西老革命根据地还未实行义务教育,广大农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普遍很低,他们入学无门,求知无师。怎样才能闯出一条多快好省办教育的新路,便成了江西省委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1958年3月,汪东兴(江西弋阳县人,时年42岁)遵照毛泽东的安排,从中央警卫局岗位调到江西任副省长兼农垦厅长,5月又赴京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离京两个多月了,汪东兴去看望毛泽东,汇报江西办了13个省属综合垦殖场,各地县也办了垦殖场,大搞全省农林牧副渔生产,过几个月还想试办技术学校,以便培养技术人才。毛泽东听得非常感兴趣,笑着说:“这个办法很好。三十年前,我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搞农民运动调查时,许多农民不识字,想写写不出,要说说不清。无产阶级掌权了,工人农民翻身了,人民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识字。现在全国正在掀起第三次扫盲高潮,你去江西时间很短,就出了这个好主意,难能可贵啊!你可跟邵大哥、俊秀同志商量,多办这类学校,让读不起书的农民都有机会上学。”
汪东兴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鼓励后,即回南昌与省长邵式平长谈。汪说:“江西农村教育非常薄弱,可否考虑在全省创办农业技术学校,免费招收适龄农民入学,省里只给一点启动资金,按每个学生30元和基建费70元拨付,其他一切经费概由学生自力更生,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劳动创收解决。至于师资力量,暂从各垦殖场下放干部和下放军官中选调。”
邵式平是北师大毕业的高材生,又是苏联东方劳动大学的毕业生,在陕北公学担任过领导职务,建国初又兼任过江西技术工人养成学校校长,对教育工作不仅情有独钟,而且有一套无产阶级的办学方法。他听后兴奋地表态说:“这个办法很好,正合我意。”他思忖了一下,提出:“这个学校要办成全省规模,总校设在南昌郊区,培养大专,省属和地市设分校,类似中专,各县分校培养初级人才。学校设置各个专业系,实行半工半读,社来社去。学校名称嘛,就叫江西劳动大学。”
几天后,江西省委经开会研究,决定先下去调查,征求意见,由省委书记刘俊秀、副省长汪东兴分别率领一些干部走访各垦殖场和公社。结果大家都赞成创办劳动大学总校和各地分校,形成全省教育网络。
1958年6月9日,江西省委、省人委正式下达《关于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明确指出:“为培养共产主义的农、林、牧、副、渔及工业方面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普及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建设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新山区,特决定以江西南昌林校和各综合垦殖场为基础,创办江西劳动大学总校和分校。”这段话里有两处出现“共产主义”,于是许多人建议校名要冠上这四个字,才能体现创办无产阶级学校的远大目标。不多久,省委决定正式更名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
共大总校校长由省委书记刘俊秀兼任,总校党委书记由副省长汪东兴兼任。随后颁布了招生简章,主要在江西广大农村招生,也可去外省招生。学生入学不用考试,学校不收学费,也不收书费和杂费,学生吃饭不需自己掏钱,总之一律免费,户口和粮油关系转来有困难的,也可免交。这样全省首批招生达11000多人。
南昌是我军军旗升起的地方,为了庆祝建军节,总校特于1958年8月1日在南昌举行隆重热烈的开学典礼。同一天,井冈山、大茅山、武功山等30多所分校也在当地举行开学典礼,宣布“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正式成立。汪东兴主持成立盛典,刘俊秀作了题为《为一座新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诞生而欢呼》的报告,省长邵式平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翌日,《江西日报》发表题为《祝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的社论,首都几家报纸也纷纷加以报道。
毛泽东五次关怀共大成长
1958年5月底,毛泽东第一次听到汪东兴说江西要办劳动大学,就非常支持。
1959年8月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刘俊秀、汪东兴去毛泽东下榻处看望,毛泽东一见他们,就想到江西共大,便主动问起:“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了整整一年,现在怎么样呀?”汪东兴将师生艰苦建校、开荒种地、兴建宿舍、兴办工厂等情况一一作了汇报,又将学校编写教材、刻印课本,既学文化又学专业知识的现状娓娓道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吸着烟,不时点点头,还插问道:“通过一年实践,你们有哪些体会呀?”刘俊秀答道:“我们体会到主席的教育思想非常英明,办共大既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半工半读,学以致用,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在学校面貌有所改观,社会各界反映还好。”毛泽东见他们都说完了,指示说:“还可以总结一下共大有哪些特点。”刘、汪表示回去会很好总结,拿出新的举措来。最后毛泽东对他们说:“看来共大办得有特色,有希望,要坚持办下去。”
1960年9月,汪东兴奉命调回中央工作,仍兼了一段时间的共大党委书记。1961年7月,毛泽东由汪东兴陪同到江西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7月29日下午,毛泽东第三次问起共大之事,汪东兴将这几年学校管理、文化与专业、教学与生产等情况都作了汇报,然后告诉毛泽东:“现在分校已发展到77所,学生人数已达4.6万余人。第一批毕业生将要回公社、大队从事农技工作了。”毛泽东听后兴奋地说:“共大发展这么快,办得这么好,看来我三十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江西实现了。”
汪东兴请示道:“主席,下个月就是共大建校三周年了,能否请您写几个字,鼓励鼓励?”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爽快地答应道:“好哇!你讲得对,我写几个字去祝贺他们。”
当天夜晚,毛泽东通宵达旦地办公,直到次日清晨才有一点睡意。他刚躺下,又忽然想起还有一件事没有兑现,就起来要警卫员张仙朋准备纸和墨。他在桌前思考片刻,一气呵成写了一封信,写毕要警卫员打电话请汪东兴来。汪来到毛泽东住处,看到信中写道:“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实很好。在校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该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该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这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七三○”指示信。汪东兴十分激动地看完并抄了下来,此时毛泽东已睡着了。下午,毛泽东起床,将这封信修改了一下,传话再叫汪东兴来。毛对汪说:“我想了一下,这封信还是暂时不要公开发表,一旦发表了,全国各地都来参观学习和取经,江西要管吃、管住、管招待,加重江西负担,也影响共大的教学和生产,好事会变成坏事哩!不过这封信你可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汪东兴打长途电话给邵式平,告诉他主席已写好给共大的祝贺信,暂不发表,原件放在汪处。邵式平万分高兴,立即派人飞往北京,将祝贺信全文抄回,向总校和各分校报喜。共大师生得知后,欣喜若狂,载歌载舞,许多学生纷纷写信将这一喜讯告诉自己的家人。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正值刘俊秀陪同,毛泽东第四次主动要求刘汇报共大近况,刘俊秀说:“共大早已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走上了正规发展道路。每年毕业生都分赴到农村各地,正在那里发挥重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我这次来很想看看共大井冈山分校,会见一下师生们。”刘俊秀说:“井冈山分校设在拿山,前几天下暴雨,冲坏的道路据说还未修好。”毛泽东说:“你是校长,那我请你代我去看望大家喏,鼓励他们把学校办好。”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视察湖南后,乘专列来到南昌。此时他已是82岁高龄,身体多病,但思维依然敏捷活跃,在会见江西党政领导时又一次关切地问起共大的情况,一如既往地勉励他们要把共大办下去。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盛赞与鼓励
1959年,周恩来听取了邵式平有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别具一格的汇报后,说:“你们共大确实办得不错,很有特色,与众不同,创造了新鲜经验。”邵式平见总理如此高兴,就冒昧地提出要求:“能否请总理在百忙中为共大题写校名?”周恩来欣然允诺,即刻走进卧室,用小楷毛笔书写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八字校名。邵式平接过总理墨宝后,马上布置放大字样,高悬总校大门,又部署设计和锻制了5万个白底红字金边的横形徽章,发给每个师生员工佩挂胸前。许多学生走上街头,左胸挂着总理题字的徽章,感到无比光荣。1961年,周恩来在江西省委和庐山管理局党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亲临共大庐山分校视察。
毛泽东的“七三○”指示信直到1963年10月才由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的中央八个部负责人会议上传达和宣读。周恩来逐句作了解释,强调指出这就是毛泽东教育思想,要求各部门对江西共大给予支持,接着批准了共大今后发展规划,形成了《关于解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些问题的纪要》文件。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向各省、市、自治区下发了《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和江西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情况的报告》,要求各地有关部门认真学习和研究。至此,搁置三年零五个月的“七三○”指示信才公开传遍全国。这说明毛泽东对于推荐新鲜事物十分谨慎,一定要经实践检验,才让人们学习仿效。
国家主席刘少奇此前曾提出过著名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主张。为了印证他的主张符合时代要求,有一次他在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两种制度报告时,高度评价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教育体制,评价了社来社去(即国家不包分配)的制度。刘少奇说:“我们国家经济还落后,学校少,师资缺,一家多子女,不能很快发展教育事业。共大为我们创造了教育改革的新典型,成功探索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路子。这一新的尝试开启了我国教育事业既培养人才、又创造社会财富的先例,还为政府大大节省了财政开支。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支有着科学技术素质的劳动大军,密切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是一举数得的好事。”
朱德于1959年重上井冈山时,特意考察了共大井冈山分校,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该校成就展览,欣然为庆贺共大创建一周年题写了赞词,还应该校学报编辑部之请题写了《井冈熔炉》的刊名。
1962年3月,正值三年灾害的最后一年,朱德偕夫人康克清又来到江西。为鼓励共大师生努力战胜困难,他先后到几所分校视察工作,特别是在视察大茅山分校时,还深入教室与学生们一起观摩老师教学,一直听到下课才与老师握手告别,全班同学热烈鼓掌。朱德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来共大学习,既学到政治文化,又学到专业知识,好处很多哩!毛主席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你们是接班人。希望同学们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传统,努力把自己培养成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就连外国朋友也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怀有浓厚兴趣。1960年春夏之交,美国作家安娜·斯特朗率先来到共大云山分校考察和采访,回国后她大加宣传,美国学者苏珊·佩受其影响多次来到中国,感到共大办学形式很新颖,还花了很多时间进行调查研究。
外交部听到周恩来传达“七三○”指示信后便开会研究,正式把江西共大列为对外参观点,使共大这朵奇葩很快就扬名世界。据1980年的统计显示,共大创办22年来,共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549批外宾共计7496人来江西共大参观。其中最积极、最热心的要算苏珊·佩了,他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80年10月30日,在共大南城县分校座谈会上他深有感触地说:“共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认为共大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鲜明特色。世界上不少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对中国江西半工半读的经验也都比较欣赏,觉得很有参考价值。我参加过两次国际会议,都亲耳听到了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他根据自己多年来的调查和研究成果,与澳大利亚学者约翰·柯莱威利合作,写出了厚厚的一本专著,在海外广为传播。
半工半读培养大批农村建设人才
共大有自己的个性,也有为人所普遍认同的共性。据我所知,它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入手办好这所学校。
在管理体制上,全省各分校实行总校和当地垦殖场的双重领导,教学业务由总校部署,政治、人事、财务监督则由垦殖场管理。学校运作主要由教导处、生产处、总务处分别按计划进行。校长和党委书记为县级,各系、处主任为科级,课时较少的老师兼班主任,并带班劳动。还有一些下放军官被调到共大任党支部书记和系主任。
在教学行政上,设工学系、农学系、林学系、畜牧系、财经班、师训班等。各系经常开展教研活动,如观摩教学、民主评议、改革教学方法、改进教学工具等。我原在武功山分校马列主义教研组,担任工学系、林学系的党史、哲学教学,后调校部任《武功山学报》周刊的主编和钢板刻印。1966年我又调往共大永丰县分校任政治、语文课教员。县级分校因规模较小,只设专业班,不设系。
在劳动创收上,共大生产基地和生产项目是请当地政府、公社和农垦部门帮助解决的。各系、班用一半时间组织学生开辟生产场地,从事劳动创收。由于大家干劲十足,建校一年就初见成效。据总校当年统计,全省各分校办有农场66个,林场40个,畜牧场71个,加工厂243个,经营耕地面积4.275万亩,林地面积14.2万亩,总收入427万余元。当时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建国十周年农产品展览,江西共大有几种产品被放在第一展台,十分显眼,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地方派员到江西共大参观、取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派摄制组到共大大茅山分校拍摄《大茅山的春天》。影片在全国放映后,南方一些省的农村青年也远道前来江西共大学习。
在师生来去上,除共大自设“师资训练班”培养教师外,专业师资来源主要是靠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到各分校教书。师生们来自五湖四海,大家亲如一家,虽然山区生活较苦,但精神愉悦。
全省共大前后经历22年,为国家培养了22万名初级至大专的建设人才。毕业生的去向,除个别留校工作外,少数人被聘到县农场、良种场、农资公司和供销社,大部分是社来社去,其中有的安排在公社电排站、广播站、兽医站、畜牧场工作,有的在大队当会计、民兵连长、民办教师、妇女主任、生产队长等,也有一些已步入中年的毕业生,被提拔担任了大队长、大队书记的领导职务。而总校培养的大专生,由于素质较高,都被分到各县有关生产部门和科研部门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国情变化,加上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1980年寒假,江西省政府将共大总校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次年各分校先后与其它学校合并。只有共大在婺源县的分校仍独立存在于彰公山。1995年,婺源县彰公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通过了国家教委第三批“省级重点职业高级中学”的资格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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