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略归根到底是治国之道，是指导军事斗争实施和军事力量建设的根本方针，主要内容就是解决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的问题，从而正确解决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主要战略方向等重大战略问题，以增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现实针对性。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军队的两位重量级人物——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国防部长林彪在军事战略问题上发生争论，在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主要战略方向问题上各执己见，直到毛泽东介入……
靠军事训练还是靠政治？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959年8月，罗瑞卿、林彪分别接替黄克诚、彭德怀出任中国军队总参谋长、国防部长，两人共同面对了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风云。
1960年8月，苏联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后，中苏之间的边境纠纷便不断发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驻扎重兵，达到54个师近100万军队，中国的北部边陲暗伏杀机。
1961年5月，为防止胡志明在北越成立的越南人民共和国统一南越，取代法国控制南越的美国发动所谓的“特种战争”：提供武器和金钱，派遣教官和顾问，装备、训练并直接指挥南越傀儡政权军队镇压南越人民，阻止越南南北统一。1964年8月，美国借口军舰在北部湾遇袭，派军机轰炸越南北方，是为北部湾事件，美国直接出兵越南战场，越南战争扩大化，战火烧向中国的南大门。
在世界第一、第二号强国美苏一齐把中国视为军事行动潜在目标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军方的代表人物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的一言一行。
（二）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总参谋长亲自抓大比武
在军旅生涯中，罗瑞卿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历任过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第一政委，对政治工作的重视、忠诚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但罗瑞卿对军事训练工作极为重视。作为总参谋长，他向中央军委建议：“要战争准备，作为军队来说，搞好军事训练，乃是最重要、最具体的准备。”毛泽东也一贯教导军队，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罗瑞卿坚决贯彻毛泽东的训练方针，对部队训练工作抓得很紧。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史称“大比武”。从1月到10月，罗瑞卿不辞辛劳，不畏寒暑，先后十多次到全国许多地方，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观看表演。他及时地向部队指出，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某些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的偏向，要珍惜群众的积极性，爱护战士，不要搞得太疲劳。罗瑞卿还多次陪同周恩来和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军委首长观看军事表演。
1964年的6月15、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汇报表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这次军事大检阅，极大地振奋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我军的盛举。
（三）军事将领出身的国防部长却热衷于抓“政治”
作为军事将领出身（红一军团军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面对周边不断紧张的军事形势不急不躁，却对“政治”表现出过度的热情。
1959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没几天，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别出心裁地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1960年1月，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题写的三句话、八个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发挥成为“三八作风”，作为检验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在同年9月至10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所谓“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片面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把政治工作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在他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林彪指示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还讨好地称这是在“复古”。
1964年11月，正当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轰轰烈烈地继续深入开展的时候，长期“养病”的林彪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发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提出要“突出政治”并将其作为军队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我们过去打仗是靠政治打胜的，十年内战是这样，抗日战争是这样，解放战争和赴朝抗美作战也是这样，今后也还是要靠政治打胜仗”。同时，他攻击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是“单纯军事观点”，是“军事冲击了政治”，诬陷罗瑞卿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其后，林彪的笔杆子颠倒黑白：
“从一月至十月，他先后十三次到各地坐阵督战，疯狂推行大比武，妄图冲击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冲击林副主席制定的我军革命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罗瑞卿推行大比武的恶毒用心，是妄图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我们军队。通过大比武，大搞军事第一，技术第一，以此冲击无产阶级政治，冲击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贬低和削弱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后人从这段话中只能看出罗瑞卿一心抓军事训练的热情。
（四）争论来了：“政治可以冲击其它？”
按照林彪的说法，“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指战员的头脑，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显然，不“突出政治”或“军事冲击了政治”，就是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反对“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也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顶大帽子，戴在谁头上，谁不害怕？罗瑞卿当然要据理力争，矛盾产生了！
1964年底，在林彪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严厉地批评了大比武后，罗瑞卿在送他征询意见的“林副主席的指示”上进行了多次修改，从当时林彪党羽的诬蔑中，可以看出他和林彪的的“争论”：
“在十天之内就篡改了八次之多，以折衷主义的手法，塞进了他的许多私货。林副主席说，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要赶快煞住这股风。罗瑞卿却说，十几年才搞了一次比武，积极意义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林副主席说，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的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罗瑞卿却说，这里是指必要的，也不能乱冲一气。林副主席说，要把军事训练压缩一下，要突出政治。罗瑞卿却说，不要一下偏到这边，一下又偏到那边。林副主席说，政治不好，打起仗来往后跑，军事再好有什么用。罗瑞卿却说，军事技术过不了硬，打起仗来也可能向后跑。”
1965年1月6日至9日，罗瑞卿主持召开有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针对林彪在《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罗瑞卿又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争论。
对人民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一）“大办民兵师”还是“小办民兵师”？
毛泽东深知，“兵民是胜利之本”。因此，他对于民兵建设极其重视，曾一再教导军队领导人：“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大办民兵师”，是毛泽东对新形势下如何开展人民战争、应付帝国主义侵略的思考。
对于毛泽东“大办民兵师”的指示，罗瑞卿是坚决贯彻的。早在1959年11月，他就写信给中央军委，系统指出“我国的民兵制度，是在毛泽东同志思想指导下武装全民的制度。……民兵工作在我国国防建设上，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民兵的教育训练方针，应贯彻军事、政治并重”。不过，罗瑞卿从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军队出发，主张重点建设正规军，在人财物方面优先保障正规军建设，坚持“民兵事业费……在地方经费中开支”，这自然而然就把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放在“次重点位置”。后来，罗瑞卿的观点被攻击为“小办民兵师”，是片面强调正规军建设的“一条腿走路”。
把握了毛泽东对“大办民兵师”的期望心理，林彪大讲特讲：“把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和大办民兵师结合起来，这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国防建设上的具体运用，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重大发展。……如果没有民兵，我们的主力军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像一个独臂将军，就不可能打真正的人民战争。民兵又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不要民兵，实际上也是削弱还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
“大办民兵师”还是“小办民兵师”，反映了罗瑞卿、林彪对人民战争之人民性的不同理解，但却被林彪贴上了“削弱还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这个标签。后来，林彪批判罗瑞卿，更是莫名其妙地放言：“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罗瑞卿，把按照毛泽东思想组织起来的民兵，看成是他们篡党、篡军，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一大障碍。”
与民兵建设问题相联系，罗瑞卿、林彪还在地方武装建设问题上存在分歧。
（二）在地方武装建设上：罗瑞卿赞同“是否搞一点？半脱离生产，农忙时回家”。林彪则提出“地方武装就是坚持地区对敌斗争的骨干”。
当时，全军官兵都牢记一句毛泽东语录：“要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地方武装除加强本身的建设外，平时协同地方加强群众工作，把民兵搞好，战时用民兵补充扩大，对敌作战。”
关于地方武装建设，罗瑞卿当然没有异议，不过他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是否搞一点？半脱离生产，农忙时回家。”在新中国已经具有强大国防军的情况下，少搞一点地方武装的观点也无可厚非。罗瑞卿的考虑是，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战争中人的因素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武器装备的地位越来越高，实现人和武器的完美结合，必须要减员增效。
已经以“紧跟毛主席”自命的林彪，习惯于旧调重弹：“我们的军队不仅有自己的主力军，还有自己的地方军，并且大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地方武装就是坚持地区对敌斗争的骨干，带领广大民兵有力地配合主力军作战，并不断扩编、升级，壮大主力军。”
在地方武装建设上，罗瑞卿、林彪争论的只是重视的“度”而已，而非要不要地方武装的问题。但是，在批判罗瑞卿时，却完全变味了，甚至无中生有、上纲上线：“中国赫鲁晓夫说，地方武装‘是否搞一点？半脱离生产，农忙时回家。这完全是不要地方武装的谬论。罗瑞卿根据他主子的意旨，对毛主席关于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指示，先是极力封锁，拒不执行，整整拖了五年之久；后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一再大打折扣，千方百计地破坏地方武装的建设。”“如果我们相信罗瑞卿的那一套，就要葬送我们艰苦奋斗得来的胜利成果，葬送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三）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罗瑞卿是“唯武器论”？林彪则“相信群众”？
面对美国、苏联军事科技的飞速发展，罗瑞卿认为，在坚持人民战争的前提下，必须加速中国的军事科技发展，重视技术兵种的作用。1964年8月，在抓大比武期间，他专门观看了装甲兵、工程兵、炮兵的尖子分队和技术能手的比武汇报表演。在抓国防工业、军事科技方面，他是极其重视的：
1964年1月9日，他在主持召开的国防工业办公会议上作总结讲话，强调要坚持国防工业建设的各项方针任务，力争提前两年，在今后7年内建成一个基本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即向参加试验的科研人员和部队发贺电，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以竟全功”。
由于对现代武器装备巨大威力有深刻认识，对祖国的军事科技实力不断进步充满信心，罗瑞卿勉励科技工作者：有了新的技术装备，就可以“把任何侵犯的敌军消灭在海洋、在天空、在敌人发起进攻的基地上”。
林彪认为，罗瑞卿的观点有违自己提出的“四个第一”的“人的因素第一”，且知道毛泽东最反对“唯武器论”，就不加分析地强调：“不管现代武器和技术装备怎么发展，不管现代战争的打法怎么复杂，战争的最后胜负，归根到底，还是要决定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决定于战场上的近距离搏斗，决定于人的觉悟、勇敢和牺牲精神。”“被侵略的人民用人民战争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当前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越南。……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人民战争是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宝。”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一文，囊括了林彪的上述观点。当天，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上，罗瑞卿发表了题为《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一句：“今天报纸上发表的林彪同志的文章，又给我们提供了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理论的一个好教材。在这方面，我就不再多讲了。”对于林彪不加分析地拔高人民战争，罗瑞卿是不以为然的。
罗瑞卿、林彪在人和武器重要性上的分歧，实质是在坚持人民战争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要不要发展尖端武器装备问题，而不是要不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不反对人民战争的问题。结果，林彪党羽却大泼污水：“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罗瑞卿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唯武器论的基础上的。他根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反对武装群众，反对民兵制度，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中国赫鲁晓夫宣扬什么技术占首要地位，技术决定一切。……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言外之意，林彪是一贯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的。
是“诱敌深入”还是“要把敌人顶住”？
毛泽东说过：“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积极防御，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彻底革命、彻底消灭敌人的思想基础上的，它的核心就是打歼灭战。
如何实施积极防御并力求打歼灭战，林彪认为：“为了歼灭敌人，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敌人放进来打。只有把敌人放进来，人民才能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参加作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那种害怕丢掉地方，害怕打烂坛坛罐罐，而分兵把口、处处抵御的办法，既不能消灭敌人，也不能守住城市和地方，这种办法是我们坚决反对的。”1962年春天，根据上述认识，林彪提出了“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即从浙江沿海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浙江沿海南面进入中国，“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敌人放进来打”。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能够以苏联为依托。在积极防御问题上，林彪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把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等同起来。
对于积极防御，罗瑞卿自然赞同，但对于“诱敌深入”则表示不愿苟同。他认为，“现在条件不同了”——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并曾在朝鲜战场成功挫败过美国，“要把敌人顶住”——随便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会伤害这些地区人民群众的感情，因此应该尽可能采取“堵水的办法”，“敌人进来就不好办了”。
今天看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尽可能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要把敌人顶住”而不随便“诱敌深入”，是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责所系。况且，“要把敌人顶住”和消极防御也不能简单划等号，所以罗瑞卿的观点无疑有其合理性。
但是，在批判罗瑞卿时，林彪党羽竟然写出这样的奇文：
“罗瑞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反对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消极防御、单纯防御，打烂仗。……罗瑞卿在窃取我军的重要职位以后，适应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竭力主张推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他们主张‘顶住和‘堵水，就是害怕丢掉地方，害怕‘打烂坛坛罐罐，害怕触怒美帝国主义。……罗瑞卿害怕丢掉地方，害怕打烂坛坛罐罐，死捧着消极防御当法宝，要处处设防，分兵把口，伸开五指，摆开架势，去同敌人拼消耗。照这种祸国殃民的战略方针去做，必然处处薄弱，被动挨打，让敌人各个击破，由冒险主义变成投降主义，断送我们的无产阶级江山。”
两家争鸣，谁是谁非？
面对种种争论，林彪没有采取交流、沟通的方式，而是采取了政治上打击的手段。
1965年11月30日，林彪让妻子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12月2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毛泽东批评罗瑞卿“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实际上肯定了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
由于深谙“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重要性，毛泽东不能不倾向林彪的观点：“一切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要篡夺无产阶级政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很重要的一手就是首先从思想上腐蚀军队，篡夺军权，抓枪杆子。因此，突出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军队会不会变质的大问题，关系到枪杆子掌握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手里的大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能不能巩固政权的大问题。罗瑞卿拼命地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军队，把我军演变为资产阶级军队，作为他们篡夺无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12月8日到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但是，毛泽东对林彪的观点也是有保留的。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谈到战略防御方针时，否定了原有的“北顶南放”的防御战略，他在考虑失去苏联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在谈话中，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因此，他得出结论：敌人到处可来，应处处备战，提高警惕，根据敌来势，以决定主攻、主防方向。在这里，毛泽东又实际上部分赞同了罗瑞卿的看法。
遗憾的是，罗瑞卿挨批，使林彪的战略观点最终占了上风，对人民军队的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在一味“突出政治”的口号下，人民军队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发展严重滞后，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1984年9月16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在人民日报撰文《人民军队在现代化道路上胜利前进》，文中感慨不已：“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我们的军队不搞革命化是不行的，但不搞现代化，就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军队的战斗力就没有物质基础。过去一个长时期内，由于林彪搞‘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那一套，使我军建设一度偏离了现代化这个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它的流毒影响，至今还没有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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