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庚

　　

　　1975年晚秋，身居病房接受治疗的周恩来总理疲倦地躺在病榻上，由于病魔的折磨，几天来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当神志稍微清醒时，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但还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心头，这就是关于杨度中共的党籍问题。他把秘书叫到跟前，请秘书转告有关方面负责人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王冶秋听了这一番石破天惊的话以后，一面告知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一些还健在的老同志打听杨度当年入党的详情。大家都觉得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数十年来，杨度定格在人们的印象里，是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帮手——“筹安会六君子”的带头人，后又做过军阀的幕僚，并与杜月笙交情笃密，这样一个社会经历十分复杂的人怎么会在晚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呢？

　　一

　　杨度（1874－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杨度天赋超群，自小饱读诗书，博闻强记，过目成诵。光绪十八年（1892）考取秀才，次年考取顺天府乡试举人，其后两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合，得识梁启超、袁世凯等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课余主编《游学译编》月刊，同年底返国。他所写的那一首脍炙人口的《湖南少年歌》，曾让少年毛泽东热血沸腾，歌词激励少年爱国之志，豪情奔放：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应作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

　　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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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四川总督锡良举荐，杨度参加朝廷举办的经济特科考试，初试名列一等第二名。后因被指控为“康梁余孽”，酿成“经济特科考试风波”，遭拿办。杨度避居家乡，未几再赴日本。在日本留学时，杨度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成了世界列强之一，便认为中国完全可以仿效日本，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并以为这是唯一能使中国富强的道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从南洋来到日本，寓居横滨，号召国人起来实行民主革命救国。留日学生时常聚集在孙中山先生寓所，讨论救国之道。杨度不同意孙中山的以武装革命手段来推翻清王朝的君主制，却跟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产生共鸣，主张君主立宪，坚持帝制。

　　不久，杨度结识了湖南同乡黄兴，觉得他的政治见解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颇为吻合，就慨然地将他介绍给孙中山。后来，黄兴成了孙中山的得力臂膀。

　　由于杨度跟孙中山政治观点截然相反，杨、孙之间常展开激烈辩论。孙中山很重视杨度的才学，曾几次劝他参加同盟会，皆遭拒绝。最后，杨度对孙中山说：“虽然我们政见不同，但是都是为了救中国，只要我们中的一个人成功了，都是中国的幸运。”并表示愿意和孙中山保持个人之间的友谊，日后不论谁成功了，都要互相支持。

　　二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光绪三十三年（1907），10月杨度回国， 12月湖南宪政公会成立，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次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仅有举人功名）。袁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

　　武昌起义爆发后，杨度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的幕僚。清政府四面楚歌，为镇压武昌起义，不得不任命开缺回籍“养疾”的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杨度任内阁学部大臣。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进而为正式大总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果，最终为袁世凯所窃取。

　　1914年冬，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人支持他改行帝制，竟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反对。袁世凯不敢正面提出实行帝制，便授意杨度先制造舆论。为迎合袁世凯政治上的需要，杨度于1915年写了一篇洋洋洒洒两万余言的《君宪救国论》，大肆宣扬只有君主立宪才可救中国，吹捧袁世凯是一个亘古少有的极有才干的人物，由他来实行君主立宪最为理想，一定会使国家富强起来。

　　袁世凯看了这篇文章，大为赞赏，马上让人复印广为散发。袁世凯还亲自题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交给政事堂制成匾额，赐给杨度。

　　杨度在受了袁世凯的这种恩宠以后，就更加忠心耿耿地为之效劳，比谁都起劲地劝说袁大总统抛弃共和制，登上皇帝宝座。

　　接着，杨度罗致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等人，组织了以他为首的筹安会，鼓吹帝制，被时人戏称为“筹安会六君子”。袁世凯的83天洪宪皇帝，与杨度制造舆论和“劝进”有着很大关系。

　　1916年，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在国人一片唾骂声中“驾崩”。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于1916年7月14日发布总统令，缉拿帝制祸首杨度等8人。

　　杨度闻此凶讯，由北京先逃居青岛，后又逃至天津德租界，躲进27号的一座大楼里避祸。

　　严酷的事实粉碎了杨度多年的君主立宪的梦想，离开了复杂的政治舞台，一时间如同在茫茫的黑夜中迷离怅惘，极端苦闷。他找不到出路，便开始潜心研究佛学，欲向佛教寻求良方，企求“人人成佛”，以达到“世界大同”。他给自己取了一些带有佛教色彩的名字，如虎禅师、虎头陀、释虎等等，还写成了一部篇幅很大的研究佛理的书——《虎禅师论佛杂文》。

　　据杨度的后人讲，杨度研究佛学并非研究信神鬼、修来世的迷信思想，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哲学思想来研究。他信佛，但并不迷信佛教，既不吃斋，也不念佛，更没有遵守佛家的清规戒律而受戒，去庙里修行拜佛，只是于彷徨苦闷中而从佛学里探究哲理，以求解脱。

　　三

　　君主立宪失败后，杨度的政治主张逐渐转为民主共和。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这一时期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并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李大钊结为挚友。

　　1927年农历清明节那天，他从朋友汪大燮口中得知张作霖已派便衣军警包围了李大钊等人隐藏的俄国兵营，准备逮捕中共党员的消息，当即便去会见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请他尽快通知中共组织转移。但是由于有人不相信张作霖会冒跟外交使团冲突的危险，推迟了撤退时间，以致李大钊等人于4月6日被捕。就在李大钊被捕的那天，他还派儿子到东交民巷去查看情况，只见军警林立，三个架着一个，蒙上白布就往汽车里塞。他得知李大钊等人被捕后，便毫不迟疑地和章士钊等奔走营救。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方清党，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遥相呼应，放心大胆地于4月28日将李大钊等20人处以绞刑。李大钊等人牺牲之后，杨度和章士钊四处奔走，筹集了一些款子用以周济被难者亲属。

　　李大钊牺牲之后，杨度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算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大革命。他从北京迁居上海，当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到上海后，杨度加入了由中共领导的“中国互济会”，并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旋又加入与中共有联系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杨度在上海受中国人民革命高潮的影响，更日益倾向革命。通过朋友的介绍，他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共产党组织的帮助、引导之下，杨度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决心放弃自己原来的立场和观点，做一个像李大钊那样的共产党人，便郑重地向中共组织申请入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于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考虑到杨度是一个社会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在上海处于国民党恐怖统治时期，有杨度这么一个同三教九流都有着广泛联系的秘密党员，能发挥很大的特别作用，周恩来决定，作为秘密党员的杨度归他直接领导，不参加党的小组活动。接着杨度又加入左翼运动大同盟。

　　杨度参加共产党后，将变卖北京房产的全部所得，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供党作活动经费，被时人誉为“毁家纾难，义薄云天”。

　　从此，杨度为新的信仰而奋斗。1930年，中共中央出版的《红旗日报》的报头，就是杨度亲笔所题。据李淑一的回忆，她曾听丈夫柳直荀讲过，在上海时，杨度和他一道策划过太湖地区的革命运动。

　　杨度在上海有许多很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势力的朋友，包括青帮头子杜月笙。杜月笙拿钱供他花，还将法租界薛华立路附近的一幢小洋房提供给他居住。这幢小洋房，当时法租界的安南巡捕是不敢碰的，中共一些高层人士，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往往到这儿避难。1931年，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时，曾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收留进家的中共特科成员董健吾在身份暴露后，为躲避敌人搜捕，就是在杨度家住了几十天才躲避了一场劫难。

　　1930年，在周恩来离开上海赴苏联期间，党组织指定由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夏衍跟杨度单线联系。周恩来由苏回国后，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肩负着直接领导和指挥全国各苏区红军作战的重任，工作特别繁忙，党组织遂决定，仍由夏衍代表周恩来继续跟杨度联系。

　　根据组织上的规定，夏衍每月跟杨度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以及鄂豫皖、湘鄂西（洪湖地区）苏区红军发展的情况和反“围剿”战争的一些情况。由于杨度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每当他跟夏衍谈到这些问题时，常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他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

　　最初，夏衍并不知道杨度的真名，只知道这位很有身份的姓杨的绅士是个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杨度才告诉夏衍：“我就是杨皙子。”当时着实令夏衍大吃一惊。一次，他向夏衍作自我解剖，说他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拒绝跟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当时，上海一些小报上说杨度是杜月笙的徒弟，对此杨度不以为然，也从不承认。一次，他对夏衍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我是靠卖字画为生的‘清客。”说了这句自嘲的话，他竟仰头大笑。

　　杨度入党后，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谈起周恩来，他是十分敬佩的，但也还是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

　　杨度加入共产党涉事与闻者有限，尽管十分秘密，但还是逐渐为一些人所知。在有限的与闻者中，竟有人说他投机。他听到后，颇为气愤地对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杨度于1931年9月17日病逝于上海，时年56岁。

　　周恩来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跟夏衍谈起过杨度。建国后，杨度的女儿杨云慧随丈夫郭有守（国民党起义人员）从法国归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亲自安排杨云慧在北京电影厂工作。当夏衍将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时，周恩来很高兴，让夏衍转告杨云慧，有困难可以直接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