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东

　　

　　一次看望顾德辉先生时，他提及其父——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动员张学良将军抗日的史实。当笔者再次来到古城苏州平江历史街区的文物保护单位顾颉刚故居拜访身体尚为清健的顾德辉先生时,老人深情地对我说：“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在北平育英中学（现为第十六中学）上学，那时我看到父亲常常忧心忡忡，有时显得甚为激愤。一次他终于对我说，‘现在日本大兵压境，占领中国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可是北京竟有许多人面对行将国破家亡的险情仍然麻木不仁，还在醉生梦死。我看啊，真正打了起来，让中国人都能觉醒，这对我们倒是件好事。我父亲为此将他很大的精力放在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工作上，奔走呼号，不辞辛劳。”

　　组织抗日会发表时局宣言

　　顾颉刚所在燕京大学的多数教授学者平时埋头于教导学生或从事学术研究，对政治较少有时间过问。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又向华北步步进逼，而国民政府仍然坚持不抵抗政策。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北平学生首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随后举国上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救亡高潮。正是受了一批爱国青年的感召和鼓舞，燕京大学的教职员们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9月7日，燕大就成立了旨在抗日的中国教职员会，顾颉刚被选举为理事长。

　　1936年10月初，燕大中国教职员会搞了一个由顾颉刚、冯友兰、钱穆等著名教授多次修改定稿的《对时局的宣言》，旗帜鲜明地主张中日交涉应在不辱主权之原则下进行，并要绝对公开。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有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平大女子文理学院、中国营造学社及文艺界等十余所学校和单位的知名学者100多人，包括顾颉刚、冯友兰、张奚若、朱自清、钱穆、朱光潜、钱玄同、杨秀峰、梁思成、杨振声、林徽因、沈从文等。10月12日晚，顾颉刚拿了这份有众人签名的《宣言》亲自送到《大公报》报社，但由于日方的干扰与阻挠，《大公报》和北平各报未予刊登，后来这份宣言只是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报刊上作了披露。

　　新闻媒体不能发表《宣言》一事，激起平津地区文化教育界人士的愤愤不平。经《宣言》发起人顾颉刚等继续做工作，燕大学生会发起了签名活动以示支持，一时间平津两地出现了踊跃签名的热烈场面，仅一天就有万人签名。由于《宣言》的签名活动声势愈来愈大，并得到全国许多城市的响应，国民政府外交部不得不出面复电表示全部接受《宣言》所涉的有关内容。顾颉刚阅后在《燕京新闻》第3卷14期上发表感慨说：“政府愿国民信赖政府，如政府确能护卫国家领土主权之安全，吾人当然信赖政府；如政府昧食诺言，则以后将无人敢再信赖政府矣。”1936年10月17日上海《申报》“北京特讯”刊登了一篇题为《文化城中文化界之呼声》的文章，对《宣言》的作用和意义作了这样的评述：“这份《宣言》虽然最终遭禁未能刊出，但它足以使日本侵略者感到‘惊骇，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威胁，也足以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团结抗日救国的巨大威力。”

　　编通俗读物积极宣传抗日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开始，顾颉刚运用历史上中国饱受强国欺凌蹂躏的惨痛教训，开展了唤醒民众进行抗日救亡的活动，他还结合中国军民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战例，鼓舞我华夏儿女同仇敌忾驱除倭寇的士气和信心。顾颉刚认为，面对日本侵略军的进逼，必须唤起民众一齐上阵，但书生气十足的文章一般民众是不欢迎的，所以最初他在学校成立了“三户书社”（典出《史记·项羽本纪》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之句），不久又扩大为“通俗读物编刊社”。通俗读物主要是一种便于艺人说唱、受市民喜爱的不定期出版小册子，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反映了前方将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当时校内少数教授学者对顾颉刚热衷宣传抗日救国表示不解，说他是不务正业，北大有位校长竟说他是上等人做下等事，认为这样会激怒日本人，招惹是非。还有位教授认定“通俗读物编刊社的人都是共产党员”，由此导致国民党C.C.系唆使北平市党部诬告顾颉刚是共产党员，扬言要予以查办，只是后来收集不到证据才没有实施抓捕。面对污蔑和威吓，顾颉刚我行我素，无所畏惧。1936年10月3日他在北平《民声报》星期论坛上发表《我们的本分》一文，表明了自己坚定宣传抗日的鲜明立场。他说：“我们现在，应当以救中国为本分，凡是可以完成这个本分的，个人和家庭不论怎样受牺牲，也无所用其顾惜。”事后顾颉刚在剪下的这篇文章旁批注说：“此系左倾者所办之报，南京方面见此遂以为予之左倾之证据。言论之不自由如此。”这段批注的字里行间，表达了顾颉刚据理责问蒋介石政权阻挠压制抗日救国正义行动的愤怒心情。

　　顾颉刚主持的通俗读物编刊社，从成立至1937年7月中旬已出版通俗读物近200种，其中以大鼓书体的小册子为多。该社还编印报纸和副刊，并出版了三四十种年画。

　　通俗文艺读物内容甚为丰富，其中有3本小册子值得一提。其一是《宋哲元大战喜峰口》大鼓书词，反映的是1933年3月，时任察哈尔省省长、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指挥将士以大刀为武器，采取近身肉搏的战术，在长城的喜峰口、罗文峪要隘砍瓜切菜般消灭了6000名入侵敌人，震动全国的生动事迹。艺人们将大鼓书词排练后深入街头广场作宣传，社会反响很大。宋哲元闻听颇为感动，特聘请顾颉刚为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1933年10月27日，顾颉刚等燕大中国教职员会假学校临湖轩招待了宋哲元，席间宋哲元表示要坚决抗日，决不卖国。

　　其二是《百灵庙》鼓书。1936年11月，日军和日本扶植下的伪军疯狂向绥东进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继而出敌不意，发动百灵庙战役，收复了失地。百灵庙一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爱国热情，毛泽东、朱德闻悉致电祝贺，通俗编刊社则专门为此编辑出版了《百灵庙》一书。1937年4月9日，顾颉刚等人恰好宴请傅作义，就请艺人为傅作义演唱了《百灵庙》等颂扬傅作义部队抗日战绩的鼓书，傅作义听后当即邀请鼓书艺人去绥远表演。据称，鼓书艺人在绥远演出时，民众异常感动，纷纷流下热泪，认为《百灵庙》鼓书既写得好，也演得好。傅作义部队的士兵听了，不少人都哭了，他们说：“想不到我们在冰天雪地浴血奋战的事迹竟受到了这样的赞扬，这等于是‘名标青史。”

　　其三是大鼓书词《八路军大战平型关》。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取得了伏击日本侵略军的大捷，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增强了彻底打败敌人的信心。顾颉刚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禁令，及时出版了大鼓书词《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宣传平型关大捷的战果及其重大意义。可是当他随着战局变化转移到达甘肃后，大鼓书词《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却成了顾颉刚的一大罪状，甘肃省教育厅长将他告到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顾颉刚闻悉，慷慨陈辞道：“这是国共合作的时代，平型关之八路军的胜利，也即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为什么不能编成鼓词？既是国共合作的时代，我就是共产党也不犯罪，告我什么，如果杀我，何不说我是汉奸！”

　　访晤张学良劝说抗日救国

　　1936年11月15日，顾颉刚应邀赴陕西参加陕西考古会第三届年会和中国西北植物调查研究所成立会。行前，顾颉刚曾对过往甚密的朋友谈及，他去西安想会见张学良，希望张将军领兵抗日。这个消息被平津学联的地下党员获知，认为这是一个做好张学良工作、使之坚定与中共联合抗日的极好机会，是符合1936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局势变化而发出的有关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精神的，于是就安排人与顾颉刚等教授取得联系，表示将尽力帮助他们与张学良、杨虎城会面。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东北大学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委员会的中共地下党员王振乾，他是东北人，与张学良是“同乡”，张学良作为东北大学校长，曾保释过因搞学生运动而遭逮捕的王振乾。就这样，王振乾通过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在西安东北军中担任张学良秘书的宋黎的关系，于1936年11月中旬拜访了张学良，向其介绍了顾颉刚积极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感人事迹。张学良对顾颉刚很是钦佩，于11月21日专门派车接顾到家中晤谈，尔后同赴杨虎城所设的宴席。期间，宋黎多次看望了顾颉刚，并一起到在西安的东北大学、东望小学作抗日演讲，还前往东北民众救亡会宣传抗日，倾听意见。

　　

　　顾颉刚在西安8天的紧张日程中，与张学良有过两次见面接触，他们晤谈的内容，据王振乾撰写的《顾颉刚先生的西安之行》（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所述，由于他当时没有机会参加顾颉刚与张学良两人的交谈，因而无从记载，但在之后与顾颉刚的接触交谈中，顾颉刚曾透露过会见时他了解到张学良正在学宋史，就向张学良宣传“促蒋抗日”的主张，劝其要学民族英雄岳飞，吸取岳飞抗金失败的教训，争取全面团结抗战，不要孤军作战和孤注一掷；力量要集中，不要抵消；准备要充分，不要轻举妄动；争取当成功的民族英雄，不要甘做失败的民族英雄。王振乾在文中认为，顾颉刚所阐述的观点是张学良当时所愿意接受的，所以当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再次到西安，意欲作第六次围剿红军的部署时，张学良、杨虎城在分别苦心劝谏他改变“剿共政策”无效后，才毅然实施兵谏，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张学良从奉蒋之命到陕西执行剿共命令，到他接受联共抗日并采取逼蒋抗日的强硬手段，其变化过程与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所起作用也有一定关系。早在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实施清党、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年代里，杨虎城就看重和任用过多名共产党员。1936年初，他与中共信守友好共同抗日的原则，对1935年10月被蒋介石调赴陕西围剿红军的张学良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当然张学良也受到周恩来、李克农共同抗日的主张和东北军中吕正操、宋黎、阎宝航、陈大章、高福源等爱国将领的影响，才与杨虎城谋划策动兵谏，逼蒋介石接受停止围剿红军、不打内战、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张。可见，顾颉刚于1936年11月17日、21日至少两次向张学良宣传抗日，对于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6年12月18日，即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六天，心情异常激奋的顾颉刚以燕大中国教职员会名义联合北平诸大学的教授们致电国民政府，同时发电报给张学良。在给国民政府的通电中说，国民政府“应以大局和民意为重，主张和平解决”，并称：“国人敢宣言曰：凡有利于我民族国家之统一生存者，皆拥护之；凡作分崩离析之行动，陷我国家民族危亡者，皆弃绝之。”顾颉刚本人也写信给张学良，充分肯定张学良强烈的抗日爱国思想，竭力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这次事变。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的耐心工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实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