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镕

　　

　　年少时作文开头难，总是写“光阴如箭”，如今到了“奔八”之年，才真正体会到如箭如梭的境界。今年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改革开放30周年，写此杂感以志纪念。

　　发端于安徽的大包干，与之接壤的江苏泗洪、盱眙等县首先波及。中共江苏省委三派调查组，第一批回来报喜：“平安无事，温饱有望”；第二批亦喜粮食增产，但称冻死了牛，扒了些农机和公房；第三批则上纲为“修正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用大喇叭对着安徽喊“不让包产到户的妖风刮到江苏来”等话。

　　省委第四次又派出调查组。在汇报会上，省委书记问一位老同志：“包产到户究竟好不好？”答：“我是翻来覆去，思来想去，结论是四个字：很难讲的。”轮到我汇报，也怕有“方向道路”上的风险，呈上题为《访谈记录》的书面汇报，内容客观，未置一评，但这个小“花招”过不了关。

　　书记追问：“你的观点呢？”我只得如实回答：“从记录中可以看出，上层反对者多，基层拥护者众；从增产数据看，包到户的比到组的产量高，最高的是大包干。”会后常务书记胡宏把我叫到办公室悄悄谈，细细听，后来他轻拍桌子说：“看来这么搞，干部吃白搭的问题可以解决，农民收了粮先归自己家了。”

　　我们还是建议让主要负责同志出马，于是省委书记亲自点将，包括搞理论的沈立人、搞计划的顾丽青及省委直属研究室、办公厅、农委等一干人乘上面包车，浩浩荡荡直接到了泗洪上塘公社谷墩子大队。农民们正忙着打场，一个会计说，吃了24年救济粮，今年大包干，收了粮打点家具，准备结婚。转了一圈，只见到处欣欣向荣。书记又问：“不知地主富农怎么看？”新华社记者殷学诚和我自告奋勇到当地“地主”家看看，见他家四个儿子都未婚，剃着光头，但他们也说包产到户好。我俩如实汇报，书记听了很高兴，说：“基本上都赞成，回去就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推行吧！”继而又一拍脑袋：“慢着，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赞成的……”我说：“解放几十年了，这些称作‘小地主的其实已是子女或第三代了。原本说地主三五年也可改变成分嘛！”这时一位同志说：“包产到户好是好，就是容易滑向单干。”书记向来欣赏新观点，说：“这个‘滑字用得好！”农委的周浩急了，他冲口而出：“好个屁！”接着双方激辩，争得不可开交，书记一直耐心听着。当时省农委（1983年改名为农工部）有出名的三员大将：陈志方写包产到户，朱培才跑包产到户，周浩讲包产到户。很可惜，这三位同志现均已谢世。

　　几十年过去了，这场辩论仍历历在目，令我终身难忘。

　　调查中我们还得到农民许多教益。例如，争水争牛争农机怎么办，农民说“‘抓阄就行，最公平，体育比赛抽签也就是‘抓阄呀！”等等。当时我都写成“村头闲话”在《新华日报》发表。

　　后来，中央连续下达农村改革五个1号文件。地方上常去参与的有四个代表，时称东吴（我）、西赵（四川农委主任赵文欣）、南杜（广东省顾委副主任杜瑞芝）、北霍（山西省委副书记霍泛），分别代表华东、西南、中南和华北（参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146页）。当时江苏省的一些观点为中央采纳并融入文件，众所周知的是受到小平同志称赞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杜润生自述中还专门提到当时颇有争议的话题：“江苏闯出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三足鼎立的农村经济综合发展路子，也叫贸工农一体化。”

　　

　　在今天看来，有些问题是非很明显，但当时每迈出一步都十分不易，有时还免不了妥协和折中，有待瓜熟蒂落。那时参与文件的操作流程一般是：春季酝酿题目，回来调查，夏季碰一次头，深化主题，到9月间再去汇报，进入初稿写作。其间要开多次部门座谈会，协调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参与座谈和争论。到了11月间，一般就开一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因为中国农民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农村工作会议上，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作为农民代言人慷慨陈词，争论激烈，当时被戏称为“农民议会”。会后有时还得留下一些同志协助修改文件，然后报中央。到年底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第二年元旦正式发出。1987年因为前面已发了几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件，所以推迟到1988年1月20日才发布《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农村工作文件，即5号文件。

　　这里再记述几件反映党和政府在农村改革初期采取审慎而得当措施的事，颇值品味。

　　一是“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对包产到户的争论，有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叫“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句话首先提出并非在安徽，而是在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会议上。当时思想解放还处于“早春时节”，时任贵州省党委第一书记的池必卿根据贵州“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情况，勇敢地提出在贵州打算全面推行包产到户，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杨易辰立即表态：“我们不能搞那个东西。”池必卿针锋相对：“那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位书记的话上了会议简报，成了搞不搞包产到户最形象的表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分成赞成的、反对的、骑墙的三类，最后取得一致，允许多样化，不搞一刀切，凡有利集体、有利生产、有利增加收入的都可以支持，不拘泥于一种模式，后来进一步演变为对农村许多事情允许分散决策，以分散风险，降低改革成本。这是第一步农村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参见吴象专文《阳关道与独木桥》）。

　　黑龙江省委后来认真学习外省经验，创造了机械化与家庭联产承包制相结合的办法，到1983年87.1%的生产队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省委书记杨易辰不再坚持自己的“阳关道”之说，而是诚恳地告诉基层干部：“责任制形式可由群众选择，因地制宜。”当年全省粮食产量突破600亿斤，比1982年增产70亿斤，农民收入等指标均创历史新水平。

　　二是“家庭”两字不可丢。

　　1984年的1号文件提出了“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要统分结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基础是家庭经营，它与农业现代化不矛盾。农业服务体系主要是办一家一户办不好、办不了的事。

　　但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一时并未平息。1984年夏，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与胡耀邦会见时亦对此问题提出了一些疑问，耀邦同志要杜润生考虑一下联产承包制的前缀词“家庭”两字可否删去，以免引起国际友人疑虑。杜润生在座谈会上一传达，立即引起吴象等同志的反对，多数同志认为这个前缀不能认为只是一般定语，而是定性的，绝不能丢弃。“联产联到心，基础是家庭”，去掉家庭基础，联产承包到组、到队，仍旧是大锅饭、二锅饭。后来这个提法就没有变。

　　此事到1989年又有过余波，原因是当年的国庆讲话在联产承包制前未加“家庭”两字，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发源地之一）农民上书中央，担心政策会变。江泽民迅即在1989年12月1日召开的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基本政策不会变，要“给农民吃‘定心丸，让农民一百二十个放心”。在以后的中央文件中，凡讲到联产承包制的，都冠以“家庭”两字为前缀，或说明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第三件事是雇工问题之争。

　　历次会上都提出农村雇工问题：什么叫雇工？学徒、帮工算不算？雇工是否属剥削？最多允许雇几个？党员可不可以雇工或被雇？

　　争论一直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他回话：看不准的事可以再看几年。

　　经济理论家林子力首先向中央写内部报告，认为人分两种，一种人想创业做老板，另一种怕风险或能力、资金不够，愿意受雇于人，这是一种天然的配合。当时纪登奎不再做副总理了，在农研室做部级研究员，杜润生请他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去考察，纪登奎考察回来后，在小范围内做过报告，大意是说雇工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问题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大家就去翻经典论著，终于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找到了一个假设，即假如业主想使自己的生活水平比普通工人高一倍，他可以请2－3个学徒，3－4个帮手，这种人不能称为资本家，而只是小业主。这样一算，雇人可以不超过8个为宜。

　　既然找到了根据，1983年1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这样规定后，争论并未解决，因为有几个乡按马克思讲的雇工不超过8人，连砖瓦窑都办不下去了。会上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大多数人取得了6点共识：

　　1、中国这么大，什么例子都可以找出来，不能靠找例子吃饭，要寻找共同点。

　　2、雇工现象旧社会多，现在还刚刚发生，看不准，吃不透，不必匆忙下结论，还是照小平说的，再看几年。

　　3、马克思当年也是假设，不能从概念出发，要研究活生生的现实。

　　4、不能只从道德角度审视，要研究经济关系。

　　5、中间的、过渡的、可变的、非驴非马的事物是存在的。不能用准或不准的简单办法处置，而要允许试试、比较和反复，择善而从。

　　6、有些事物共存于一个机体之中，不能任意搞乱，捣巢伤卵。

　　于是，1984年1号文件第三部分第四条针对农村雇工问题又提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而对雇工超过规定人数但在利润分配上有益于工人和公益事业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这在当时是一大突破。

　　从上述几件事可以看出，这几个农村1号文件确实来自实践，不拘泥于教条，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与时俱进，及时决策，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我在为中央农研室“打工”的几年里获益颇深，很为当时那支“三农”队伍而自豪。杜润生后来在九十寿辰时说，那时有一个很好的“团队”，且至今未发现一个腐败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