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建陵

　　《钟山风雨》2007年第1期发表的《中共“一大”会址发现始末》一文中提到一位叫“黄绍兰”的女子，但对她的介绍语焉不详。恰好笔者近年来所撰的“‘南社与中共‘一大”之系列文章中涉及到此人，现将经眼的一些史料就正于方家。

　　

　　曾参加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

　　为教养辛亥忠烈后裔费尽心血

　　黄绍兰（1891－1947），原名学梅，字梅生。后更名朴，字君素。1891年11月23日生于湖北省蕲春县青石岭尹家河黄洼湾。其父黄笑春（1851－1916），才高不仕，一生只生5女，长、次早殇，故黄绍兰虽行三而实居长。绍兰从小泼辣、爽朗，遇事不甘人后。稍长，她偕两妹学菊、学莲，就学于家塾，既慧且勤。因才思拔俗，深为其父所钟爱。当时，崭露头角的同乡少年黄侃亦时常问学于黄笑春门下，因此两人从小就有许多共同语言，交谊较厚。

　　1905年，黄绍兰随父去汉口，入一所免费教会学校读书，每当学校强迫学生读《圣经》和做礼拜以麻醉和奴化中国学生时，小绍兰便默诵她酷爱的西汉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无名氏的《木兰辞》。她目睹碧眼黄须的外国人飞扬跋扈、四亿炎黄子孙倍受凌辱的情景，一种反帝灭清的爱国思想勃然而生。为了激励自己，继承前人赶赴国难的民族精神，遂取汉文中有继承之意的“绍”字和古代女英雄花木兰的“兰”字，组成新名“绍兰”。

　　1907年，年仅15岁的黄绍兰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著名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她勤奋刻苦，不仅成绩优异，而且驰马试剑，“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这为她后来投身革命和研习国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为清翰林高潜、高一山等教习所赏识，誉为“高材生”。次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学校举行“哭棂”仪式，命令师生匍匐拜地，惟独以鉴湖女侠嗣人自期的黄绍兰背向灵位席地而坐。学校当局视为大逆不道，拟开除学籍。后经教习高潜等力保才得以幸免。

　　1910年，黄绍兰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毕业，课业全优。不久便被开封女子师范学堂聘为国文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事起，黄绍兰闻讯前往，投笔从戎。后受黄兴委派赴上海，与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参谋长黄郛联络，加入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南京光复时，黄绍兰所在的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与张馥真、林宗雪所率领的上海女子国民军一起开到南京，随时准备参与北伐。南北议和告成后，革命军北伐之举因而停止，女子北伐敢死队也随即解散。黄绍兰就随黄兴在南京留守府工作。

　　孙中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为造就忠裔，矜恤孤寒”，曾让财政部拨公债票2万元作为开办武汉死义烈士遗孤教养所经费，并在各地设立了忠裔院。政府利用这些机构将孤儿收容起来，把他们分为两期：6－11岁的进行幼稚园教育，11－15岁的进行小学教育。以《小学章程》为标准，对他们因材施教，授以军事教育及国民应有之常识，量才培育。这样既解决了战争孤儿的生存问题，又为社会培育了大量建设人才。1912年5月，辛亥烈士忠裔院以南京大石桥昭忠祠为校舍正式成立，黄绍兰被任命为院长。为了把这百余位来自各地的烈士遗孤教养成材，黄绍兰朝夕协同教养员进行探索和研究，并根据这批来自各方、语言复杂、年龄悬殊的学生的特点，编写出大量有针对性的教材。由于她奉行革命人道主义，尽职尽责，忠裔院秩序井然。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辫帅张勋攻陷南京。是时，全城骚然。黄绍兰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安排师生转移，将遗孤一一送回原籍后，才只身返回上海。黄兴及其夫人徐宗汉深为赞许。他们自此情谊日深。然而，黄绍兰则对烈士遗孤不能终其教养而至老犹憾。

　　共同创办博文女校，

　　女校成为中共“一大”代表宿舍

　　此时，昔日的同乡黄侃（字季刚）正在沪渎困居。两人在异乡相逢，很快便结为伉俪。翌年，生女珏珏（即黄允中）。其实，黄绍兰与黄季刚并没有正式结婚，只是有过同居经历。据王庆元《黄季刚先生年表》称：“黄绍兰女士辛亥前与（黄季刚）先生相识并同居。”这样提法并无不恭之意，因事实上黄侃娶黄绍兰时，其原配夫人王氏还未书休。当时民智已开，法律上已有重婚之罪，为娶黄绍兰为妻，又不犯重婚罪，黄侃计设以李姓之名与黄绍兰办理结婚证，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二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合，但好景不长。婚后，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不久就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1916年春，黄绍兰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等得到黄炎培、沈恩孚等教育界知名人士支持，租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民房创办博文女校，由徐宗汉、汤国梨及邵力子、邹鲁、张继等知名人士组成校董会，黄绍兰担任校长。以后由于徐宗汉随黄兴赴美国，章太炎家境也遇上困难，单靠学费收入难以维持办学，曾一度停办。黄绍兰去江苏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后得南通张謇之兄张詧资助，博文女校又租白尔路（今太仓路127号）复校。这是一幢沿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上下两层。外墙是青红砖相间，二楼是红漆地板，十分典雅大方。

　　1920年8月19日《民国日报》“本埠新闻”，有《博文女学卷土重来》一文，称“法租界博文女学校，前以经费支绌，停办一年期，前闻原创办人黄绍兰女士来沪，校董瞿鸿禨夫人、赵君坚夫人、章太炎夫人及旧日生徒，深以停办为可惜，筹商恢复，改订学程，以应时势需求，设文艺专修科，注重国文英文算学”云云。可见白尔路博文女学是1920年以后迁往的，这与汤国梨夫人回忆亦相吻。汤说：“由于绍兰爱好钻研文学，处理日常校务非所擅长，就请了同学赵敬若担任校长，以后赵与邹鲁结婚而辞职，由另一位姓钟的同学接任校长，由黄兴的夫人徐宗汉担任学校董事长。博文女校的校牌，是请太炎书写的。在这所学校里发生过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沪召开期间，参加‘一大的一部分代表即以博文女校为宿舍。”

　　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中共“一大”代表中就有10名住在博文女校。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包惠僧）住，邓中夏同志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一间是王烬美、邓恩铭住，毛泽东同志是住在靠西的后一间。大会开始的前一天，在我（包惠僧）住的那一间房子内商量过（算是预备会）”。“一大”的第一天聚会（有人称作“开幕式”）和7月22日夜的“预备会”，都是在博文女校进行的。长达9天（22日至31日）的中共一大，除去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今兴业路76号）举行正式会议和最后一天在嘉兴南湖举行闭幕会，代表们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博文女校度过的。

　　中共“一大”代表为何选择博文女校住宿？

　　只言片语亦可寻到女校变迁史

　　中共“一大”为什么会选择博文女校作为代表住宿地，这个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说法：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认为：“这个住所是由李达夫人王会悟联系的，她与博文女校校长相识，博文女校离开会地点较近，又值暑假，师生多不在校，比较清静。”王庆元的《黄季刚先生年表》则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董必武同志与先生（黄季刚）有旧交，特托筹觅会址，先生即函商于博文女中校长黄绍兰女士，届时会议代表即以北京大学旅行团名义寓居上海博文女中。”之所以会有这些不同的说法，是因为黄绍兰与“一大”代表中的董必武、李汉俊、李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董必武与黄季刚是老同学、老乡、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战友，当时黄季刚适离北京大学，在武汉高师任教，与董必武同处一地，而且黄绍兰与董必武也是同乡，很可能在黄季刚担任黄绍兰老师时，黄绍兰就认识了董必武；黄绍兰与李汉俊也有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且黄季刚和李书城都是“南社”的成员；李达和他的妻子王会悟都与黄绍兰认识，王会悟还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又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

　　对于在博文女校中所发生的中共“一大”这桩开天辟地的大事，黄绍兰并不知道实情。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的5天——1921年7月19日，上海的《民国日报》上还刊有张謇、黄炎培、章太炎、章梫等社会知名人士为博文女校招生及黄绍兰鬻书的启事，全文如下：

　　博文女学招生黄朴君鬻书启

　　文艺专修科，注重中西文学，算术附属高小，国民各班均有余额插班，亦可寄宿，八月廿四号开学。名誉校长张謇，校长黄朴君女士。绍兰毕业北京女师范，学术湛深，文章、尔雅、六书、音均（韵）之学，深窥堂奥。性喜临池，楷法出入晋唐，于率更书体致力尤深，效北平翁学士书，几可乱真，造门求书者跃趾相接。创办博文女校，先后数载，家之为毁。此来学款不继，筹措益艰，君锐志进行，再接再厉，同人佩其毅力，热心劝仿海上名人鬻书助赈之例，酌收润金，以资苴补。君谦让未逮，强而后可。兹由同人公拟润格，□□代留心翰墨者勿贵远忽近，交臂失之。宗舜年、张謇、高野侯、宗书年、黄炎培、黄厚成、张志潜、章炳麟、王承谊、张美翔、章梫同启。收件处，上海法租界白尔路博文女校。

　　

　　这篇启事对黄绍兰的学识及办校经历，都提供了有用的文字。其中谈到黄绍兰的书法几可与翁同龢书法乱真，实非虚词。她的书法骨力遒劲，法度谨严，而又秀丽圆润，风格超逸。1984年的上海《书法》杂志就曾以“黄朴遗作”为名发表她的一幅五律诗轴。

　　有关博文女校的变迁，文字的记载甚少。仅在当时的《民国日报》上还可寻到一麟半爪，现摘抄如下：

　　1923年7月18日，《民国日报》的“本埠新闻”在各学校休息汇志栏，有一小段报道：“法租界嵩山路博文女学，秋季起添设初中学一班，请章太炎夫人为教务长。”

　　1924年8月8日的《民国日报》“本埠新闻”的学校消息栏，有一段报道：“打铁浜博文女学，所聘校董如章太炎、章一山、马淞荃诸君，皆同学名宿。本学期增设中学科，於文字源流常识，尤加注重。”

　　1926年1月30日的《民国日报》“本埠新闻”的学务丛报栏，有段报道谓：“法租界打铁浜博文女校，昨日举行寒假休业式，十时开会，由校长黄朴君报告，次来宾严濬宣，校董汤国梨，教员孙鹰若演说，均勗勉学生于寒假期间，不忘求学，切实温习，以免旷废。”

　　黄绍兰领导下的博文女校师生还经常参加各种社会进步活动。1931年至1932年，“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继爆发。黄绍兰与徐宗汉、蔡元培夫人周俊等组成“上海反日救国大同盟”，奋力投入上海抗日烽火中。她们的爱国行动，鼓舞着驻沪的十九路军坚持抗战月余。

　　博文女校有小学和中学两部。初创时，只有100余名学生。增辟校舍之后，发展到300多名学生。然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局竟在1933年底以“设备简陋”为借口，取消了博文女校中学部。对此，黄绍兰十分气愤，决意将小学部也停办。时值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各地学子纷纷负笈来苏，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为18。章任主讲，聘门人为讲师。黄绍兰国学素有功底，又曾师事章氏，亦被聘为讲师。

　　黄绍兰在特殊环境中形成了特殊的个性，集热烈、勇敢、孤傲和激进于一身。中年后受章太炎的影响，由激进而转入宁静，但愤世嫉俗本色仍不减当年。1935年，她应黄兴夫人徐宗汉之邀，参加武汉黄鹤楼黄兴纪念碑落成典礼。席间，她追忆先烈，抚怀时局，感慨万端，乃借酒浇块垒，大骂蒋介石和在座的湖北省主席张群，义正词严，听者莫不为之动容。

　　同年10月，黄侃在南京的寓所病逝。翌年6月，恩师章太炎又一病长辞，讲习会停办，黄绍兰悲痛欲绝。不久，她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从此，她以清淡自约，更名为“朴”，更字为“君素”，惟于学术不稍懈，“尤以邃于治《易》为时所称”。每讲授，座无虚席，教室一易再易，愈易愈大，讲义被一一刊印问世。黄绍兰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甚丰。曾著有《易经著疏》及训诂、声韵、诗文等稿。可惜由于世乱不定，生活辗转，她的书稿大都散佚。

　　1937年秋，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黄绍兰取海道返沪，就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抗战期间，她忧国伤乱，积郁成疾，于1947年11月13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