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禹康

　　翻开中国历代巾帼英雄的档案史册，有昭君为国出塞和亲，有花木兰代父从军等名垂青史，这些历史人物的功业不免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于当代著名社会活动家、百岁老人雷洁琼来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人生奋斗中，将自己的命运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紧紧地连在一起，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女的光辉典范。在长期的学术与政治生涯中雷老一直以饱满的热情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她以执著和近乎虔诚的精神献身教育和学术事业。前不久，我们在北京特意走访了这位深受世人尊敬的百岁老人——雷洁琼。

　　

　　满怀救国宏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

　　雷洁琼祖籍广东台山，1905年9月出生于广州市。父亲雷子昌是前清举人，一生从事律师兼报社编辑工作。因受维新改良主义新思想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明，主张妇女受教育和经济独立。雷子昌对几个女儿的教育很开通，他鼓励女儿们要勤奋读书，学会自立自强，他常对孩子们说只有那样才不被人欺负。在职业选择上，他建议女儿们从事自由职业，如当医生、律师，搞美术、音乐等，可以不用求人。有一回，小学尚未毕业的雷洁琼在街上学骑自行车，被父亲的朋友看见了，便大惊小怪地去告状：“你家的女孩子在大街上学骑自行车，招摇过市，像什么样子？”可是她父亲却笑笑说：“女孩子怎么啦？女孩子也是人，骑自行车上街有什么好责怪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雷洁琼自小就开始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她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翻译著作，《水浒》、《三国演义》、《岳飞传》、《木兰从军》等小说中的英雄好汉、俄罗斯小说《夜未央》中勇敢的女革命家，对她产生了较大影响。1913年，雷洁琼考入广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小学部，女师是一所开明的学校，学校教师中有在法国勤工俭学、思想进步的回国留学生，这些青年教师们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深深根植在年轻的雷洁琼的心里。

　　五四运动爆发时，雷洁琼只有14岁，作为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联合会的宣传部长，她带领学生勇敢地走上街头，游行演讲，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救国救民。雷洁琼说：“在我心中，爱国主义是至高无上的，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再也不受人欺负了，我们一定要强大起来。”雷洁琼非常向往去北平学习，但父亲不同意；面对父亲所提及的医生、律师，搞美术、音乐等职业选择，雷洁琼又不感兴趣。正当雷洁琼陷入苦恼之际，远在美国的祖父向家里写信询问孙辈们的学习情况，雷洁琼灵机一动，当即向父亲提出要到美国去看望祖父并到美国留学的要求，父亲被小洁琼对祖父的一片孝心和求学上进精神所感动，表示全力支持。但母亲却持不同意见，母亲坚持：“要去兄妹俩一块去，一个女孩子单独走不行。”于是，雷洁琼当年转入广州圣希理达教会学校学习英语。1924年，19岁的雷洁琼怀着“科学救国”的满腔热忱，与哥哥一起远渡重洋到美国求学。她开始在加州大学选修化学专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她发现自己既不喜欢化学专业，更不喜欢关在狭小的实验室里搞化学实验。雷洁琼回忆说：“我认为这种实验救不了国，离我的救国目标太远。中国积贫积弱，社会弊病太多，研究好社会学，一定可以找到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使中国富强起来。”于是她毅然选择了斯坦福大学，选修远东问题研究，后来又去南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由于她学习十分刻苦，雷洁琼深受老师们的喜爱。尤其是她那篇探讨旅居美国的华人后裔受东西方文化影响后人格成长特点的硕士毕业论文——《美国华侨的第二代》，更是博得南加州大学教授们的一致赞誉。1931年，雷洁琼获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同时，雷洁琼还获得了中国留学生最优秀学习成绩“银瓶奖”。

　　与黑暗决战的坚强战士，

　　“下关惨案”唯一在世的见证人

　　1931年秋季，学成归国的雷洁琼来到北平，受聘于燕京大学，教授应用社会学，学校根据她的学业专长为她开设了《社会学入门》、《贫困与救济》、《家庭》、《儿童与福利》等课程，并进行社会学研究。两周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雷洁琼再一次亲眼目睹了国土沦陷，同胞被杀的悲惨景象。在面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她与郑振铎、顾颉刚等教授一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积极募捐，为前线将士做棉衣、手套，送往东北、古北口、上海等抗日前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当时正在广州度假的雷洁琼决定不再返回北平，1937年底，她应江西省政府的聘请，前往江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和妇女运动，先后担任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负责人、江西伤兵管理处慰劳科科长和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妇女班主任、江西省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她培训的妇女干部，深入到县乡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此外，雷洁琼还主持创办了《江西妇女》周刊、《江西妇女》月刊、《农村妇女》月刊以及《妇女组训丛书》等宣传鼓动广大妇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书刊。1937至1941年，她为江西妇女运动和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江西各界人士的尊重和赞扬。

　　1945年5月，雷洁琼离开江西辗转来到上海沦陷区，被聘为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同时兼任沪江、圣约翰及华东大学教授，并积极参加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展的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中国处于历史大转折关头，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是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之所在。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1945年12月30日，雷洁琼和丈夫严景耀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等26人，在上海爱麦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次年的6月23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联合上海各界47个人民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共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赴京和平请愿团。请愿团9名正式代表中，41岁的雷洁琼是最年轻的一位，她与代表们共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当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指使的法西斯暴徒残暴的殴打，雷洁琼等人当场被打成重伤，倒在血泊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下关惨案”。当晚，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及时赶往医院慰问了受伤代表。周恩来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第二天，邓颖超大姐又到医院，她亲自为雷洁琼脱去血衣，换上带来的一套新衣服。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及北平军事协调处执行部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立刻向他们发来了慰问电。在光明与黑暗决战的时刻，血淋淋的教训更加深了雷洁琼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更加坚定了自己跟随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从此，雷洁琼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革命道路。无论环境多么险恶，雷洁琼都是一位为自由、民主、进步奋斗的坚强战士。同时雷洁琼还是“下关惨案”活着的唯一见证人。

　　风雨同舟跟党走，积极参与“规划”共和国

　　1946年9月，雷洁琼重新执教于燕京大学。1948年冬，她收到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从哈尔滨的来信，请她与其丈夫严景耀代表民主促进会去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会议。不久，雷洁琼夫妇又接到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的通知，邀请他们前往华北解放区访问。翌年1月，雷洁琼夫妇赴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毛泽东与她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长谈，给她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1949年3月上旬，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会议批准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雷洁琼等人参加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欢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进城仪式。6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成立。雷洁琼代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参加筹备会，参与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困扰雷洁琼多年的救国治国出路问题，在此得到一个较为明晰的解答。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雷洁琼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8名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大会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雷洁琼参加了宣言起草委员会，10月1日，雷洁琼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庄严宣告，看到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她禁不住流下激动的热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1979年初春，雷洁琼以74岁高龄走马上任北京市副市长，主要分管民政、民族和宗教工作。在4年的任期中，她不停地奔走于寺院、教堂、学校和福利企业之间，使许多在“文革”中被关闭的寺院和教堂重新开放。在六届政协四次会议上，雷洁琼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雷洁琼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在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雷洁琼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除了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工作和全国人大的一部分工作外，雷洁琼还参加了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为这两部举世瞩目的大法的制定付出了大量心血。作为友好使者，雷洁琼多次出国访问，足迹遍及五大洲。从1953年雷洁琼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赴丹麦出席争取妇女权利及世界和平妇女大会起，她出席了众多的国际性会议，在国际讲坛上一次次发表演讲。世界各国人民从她和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形象，看到了新中国妇女的形象，听到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声音，增进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了解，从而促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雷洁琼说：“早年，我在美国读书时，当时那里的人看不起中国人。到外面参观穿得好一点，有人就问你是不是日本人，连房子都不愿租给你，曾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我随中国代表团出国访问，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国际地位提高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了，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综合国力增强了，海外的华人华侨也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杆，世界各国人民也为中国喝彩！”抚今追昔，雷洁琼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倍感欣慰！

　　

　　百岁老人夕阳红，

　　毕生难了社会学教育与研究情结

　　久居政坛，雷洁琼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1979年，在她的倡议下，北京大学恢复了社会学系，她又重新出任社会学教授。在长达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她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虽然她社会工作比较多，但还是设法抽出时间坚持带研究生，开创了中国政府的市长带研究生的先例。她对研究生的指导重在对妇女、家庭的研究方面。由于198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才设立社会学博士点，所以雷洁琼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那年，她已经是85岁高龄了。之后，雷洁琼先后带过十多个博士研究生。尽管她政务繁忙，但仍然挤出时间仔细审读学生的论文初稿，逐字逐句认真批阅。“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这是她在美国留学时就养成的一种信念，也是她严谨学风的基础。“社会学要面向中国的实际，要研究中国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可以说是雷洁琼教授终身不渝的一个理念。

　　1983年7月，由雷洁琼担任学术指导的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城市婚姻、家庭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在完成了问卷调查和数据资料的初步处理之后，及时召开了工作会议。那年雷先生已届78岁，但她仍然兴致勃勃地来到连云港，和刚进入社会学专业研究领域的年轻人一起讨论和分析资料。在中国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和深刻变革的过程中，雷洁琼更多地关注和研究变革浪潮中的家庭、婚姻、妇女、儿童、社会福利等方面问题，她希望国家不仅发展得更加富强，而且社会能够更加和谐、健康、稳定。她主持并主编的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和一些省市社会学者共同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1999年获得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特别荣誉奖。另一部由雷洁琼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一书，2000年获得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

　　教育是关系民族未来的大事，雷洁琼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一直是情有独钟。她不仅长期担任中国多所大学的教授，精心培育桃李，还以战略的眼光与精辟的思考，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法制化进程，一直在为加强教育、依法办教育奔走疾呼，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国家大法的制定工作。她还率先垂范，多次不辞劳苦地率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大江南北检查与监督这些法律落实的情况，北京门头沟山区、苏南、浦东、广东南雄、深圳、珠海等地都留有她深深的足迹。

　　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教师法》，是继《义务教育法》之后的又一部教育大法；雷洁琼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法的颁布不仅是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更是关系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的大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发展教育的根本支撑点，有了这一点，新世纪的教育工作一定会搞得更好。”她相信，只要各地各级能够不折不扣地依法来办教育，相信所有的孩子，包括贫困家庭子女，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育。只要长期坚持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就会一代更比一代强。雷洁琼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但唯有人的素质无法引进。要想提高人的素质，唯有依靠教育事业的发展，依靠教师的培养。所以她平时总是讲，教师是国家的宝贝，一定要想办法让教师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对于教育，她总是倾注着满腔的热情。

　　仁者寿。雷洁琼已过了百岁大寿。虽然现在她已经不再担任国家领导职务了，但她仍念念不忘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她仍然积极参加一些会议，接见来自各方的友人。在生活上，雷洁琼仍然是平淡、简朴，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喜欢大鱼大肉且烟酒不沾，青菜、杂粮则每日食用，从不吃补品。心平气和，生活规律化，这就是雷洁琼健康长寿的一大要诀。雷洁琼的丈夫已谢世20多年了，膝下无子女，只有侄女同自己在一起生活，共享天伦之乐。有人问雷洁琼何以在期颐之年还能保持清晰的思维、旺盛的精力？老人说：“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幽默的回答逗得屋里的人都大笑起来。老人一生以工作为乐，与勤俭相伴。她的幸福观是她人生观的精髓，她把追求社会的发展和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做奉献当作人生的最大目标，并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和快乐，所以她始终保持着心理上的健康和年轻。虽然身居高位，但雷洁琼从不滥用权力。一次，一位老朋友从美国来看她，想吃北京烤鸭，当时身为副市长的雷洁琼却让保姆去排队购买。关于她的廉洁清正，在北京市民中被传为美谈。

　　满头银丝的雷洁琼在走过了一个世纪漫长的岁月之后，和静而安详，淡淡的笑意始终驻留在她的嘴角眉梢。让老人欣慰的，不仅仅是一个世纪里中华民族命运的沧桑巨变，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更是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