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植中

　　“补白大王”谓谁？郑逸梅先生之雅号也。当年他在上海滩名报刊（或他自办的刊物）以文思敏捷著称，凡报刊上有空白处立马补之，小空白则佳制小品，大空白即大块文章，皆唾手可得，且脍炙人口，为读者所喜爱，戏称之“补白大王”，与其真名可谓“二美并”了。

　　

　　上个世纪70年代，我与挚友刘承结伴去沪征稿，刘去看治病的女儿，我单独去郑宅求其大作。郑先生慨赠精品《人物述评》，其中《柳翼老妙语讽世》一文，刊于镇江市政协《柳诒徵逝世三十周年专辑》。从此我这个小字辈与先生成为忘年交，得以聆其清诲，挹其丰采。同时他又将另一本得意之作《近代名人丛话》赠予我，令我一时可谓“喜得华章二十万”。

　　现代知郑逸梅其人其事者，无论是在其原籍苏州或寄迹的沪上，都知之甚少或难道其详了。郑逸梅生于1895年10月19日，本姓鞠，名愿宗，字际云。其父震福公，曾开爿小商店，邻居失火，殃及其家，产业付之一炬，依其外祖父郑锦庭公为生，为舅氏国龄公之哲嗣。他自幼聪慧，爱读书，自学《古文观止》，又逐渐通诗之平仄和韵律。后锦庭公带他到上海，入敦仁学堂，成绩名列前茅，考取江苏省立第二中学，又读通《说文解字》。他喜爱体育运动，体魄强健，奠定长寿之基础，及壮既不喜烟酒，更不冶游。

　　郑先生中学毕业即改入江南高等学堂就读。他一贯喜读鼓吹民主革命的《民主报》和《民权报》，从中获得新鲜的精神营养，开拓了思辨能力。民国初年时《民权报》有征文启事，郑逸梅便将英文课中的一篇游记，译成中文，取名《克灵湖游记》（克灵湖是意大利的一处地名），投寄《民权报》，仅隔两天便见登载，那时采登的稿件，标着甲乙丙丁的等级，这篇处女作居然荣列甲等，报社送来稿酬，附有编辑吴恤亲笔写的毛笔信，并有“如此文章，多多益善”等语。郑逸梅大受鼓舞，从此宏文佳著如开闸洪流，澎湃奔腾而不可复止。

　　先生知道我主持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之笔政，问我：“你读大学是否是中文系？”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做文人是一种苦差事，没有多少实利可求的，而且要做就要终生做到底。现在有一位大文人叫范文澜的，曾言‘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至理名言。你还年轻，切记切记。”先生的亲切嘱托成了我为文治史的终生信条。

　　1926年间，先生的第一种单行本著作《梅辩》问世。这时报业权威上海《申报》（以政界为重点对象）、《新闻报》（以工商界为对象）和《时报》（以文学界为主），还有《人民报》等都来向他约稿。他的生花妙笔能每天为这些报纸写一篇文章，于是文名始著。

　　1927年，上海影戏公司开始演映“默片”（即无声电影），又请其大驾为之撰写字幕。其间他还编了《三生石》、《万丈魔》、《国色天香》和《新婚的前夜》等剧本，同时又在友联电影公司等处任职，凡有请之者他皆热情地投入，因而是中国电影事业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人物，又是为中国辛亥革命催生的“南社”最早会员之一。其间他写出《逸梅小品》正、续专集。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郑逸梅的家毁于日军炮火，这让他另有一番全新的经历，和国人一起同仇敌忾。

　　在执教方面，他历经上海诚明文学院、志心学院和法商学院文学系，又兼在徐汇中学、大同附中和晋元中学任教，得到新的体会和乐趣，诚如亚圣孟子曾云：“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郑先生仍不废著述，三教九流，各式人等，无不交往。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即通过广泛交友，深入了解社会各个阶层人士之生涯，而“增益其所不能”。他的各种经历又转而丰富了他对人的深邃了解，形诸笔墨，尤擅写人物掌故，佳作迭出，先后出版了《小阳秋》、《人物品藻录》、《味灯漫笔》、《皇二子袁寒云》和《拈花微笑录》等。名诗人陈仲陶赞之：“掌故罗胸得几人，并时郑陆两嶙峋。”绝非浮词盲赞，徒堕俗趣。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指名邀请这位大手笔向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以及东南亚华文报刊发稿，宣扬祖国的新气象，先生因而扬名海外。至于国内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以及各类杂志发其大作，更是“家常便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先生在劫难逃，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备受迫害，并祸及妻、子，真是祸不单行。他告诉我使之最痛心者除爱妻早逝外，就是列架及屋的万张资料卡片悉遭烟飞灰灭，他不禁为之恸哭不已。

　　迨十年浩劫结束，先生重新奋起如椽之笔，佳作妙文迭出，竟至日作数千言，均为各报刊之“抢手货”。甚至日本东京二玄堂也邀先生写了《吴昌硕与沈石友信片册》（影印本）和《吴昌硕与沈石友的友谊》长文，与其另一短小精干的小文集聚而成《艺林散叶》，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有益的贡献。

　　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他作为当时国内硕果仅存的“南社”社员之一，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编撰了54万字的巨著《南社丛谈》，传记达170余人，可惜我未曾获读此书，但我听说镇江诗翁高乐生老先生即在其列。接着，郑州中州书画社为之出版文言文版《郑逸梅文稿》，香港上海书店刊发了他的《清娱漫笔》，1983年又陆续出版了他的《书报话旧》、《文苑花絮》、《上海旧话》、《逸梅随笔》和《清末民初文坛轶事》等书，从上流社会到底层人物几无不涉，远远超过“著作等身”之程度。无怪乎中国唱片公司专程为他和曹禺、巴金、贺绿汀、俞振飞、刘海粟、万籁鸣等七位文化精英录制唱片，以庆贺他们“涉笔生花七十年”。先生撰作总计达一千万言，还翻译了三篇英国《福尔摩斯探案》。

　　当其97岁高龄之际，我又前去拜访，老人体魄健康，步履稳健，毫无老态，我比他岁数小一半，精力也远未及他，先生又赠我《艺林散叶》一册，并问上次赠我之《近代人物丛话》其中一篇写镇江的《江南义士刘三》可曾在市文史资料选辑上刊出。得知因故未能刊出，他笑着说：“没关系，慢慢来会好哉！”一口苏白，倒是他安慰我了！可见老人为人宽厚，可敬可爱。

　　1989年，他与苏局仙（110岁）、朱屺瞻（100岁）、刘海粟等人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由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亲授奖状。

　　古人云：“天道酬勤”，“常旌善人”，诚不我欺也！先生寿至期颐，一家四代同堂，头脑仍健，犹如一部现代电脑，为世界各国作家中所罕见。他每日笔耕不辍，不幸于1992年7月11日伏于书桌稿纸上，笔犹在手，目已瞑而魂归黄泉矣。

　　当我从《文汇报》得悉此噩耗时，不禁头沉沉而泪潸潸，盖失良师益友乃人生之巨创大痛也，而纪念良师之法，莫过于接过他手中之笔，继其遗志而写春秋。我虽已年老，但此志弥坚。先生曾贻照一张，由于搬家，不知折腾到哪里去了。

　　先生尚有笔名冷香、疏景、陶拙庵，因其斋号也常署名纸帐铜瓶室主，生前为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7年，上海两位学人盛巽昌、朱守芬效法逸梅先生之《艺林散叶》，另作《学林散叶》，可与逸梅先生之作成另一“二美并”之佳话，为今治史者提供了许多线索，当更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