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农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使当时蒋介石正在着手进行的一件历史大事中断了，其积极意义也被尘封了。那就是，这一年，蒋介石在没有办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之下，正积极想办法试图通过苏联渠道寻找一条与中共合作的新路子。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当时的驻苏联大使蒋廷黻。

　　

　　1936年6月间，颜惠庆坚辞驻苏联大使职，国民党高层会议提出在吴鼎昌、顾维钧、徐谟、王正廷等人中选出中华民国驻苏大使，蒋介石没有采纳，直接点名让蒋廷黻出任驻苏联大使。

　　一

　　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苏联就制定了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中心团结各派政治力量的对华新政策。中共与此相呼应，也有一整套行动。1936年夏，红军抵达延安后，为了抗日和民族的大义，中共及时调整了政策，开始转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路线，宣布了“逼蒋抗日”的新口号。毛泽东说：“1936年至1937年我们共产党人接受了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条件，因为国家受到日本的外来威胁。我们首先是中国人。”他在当时的一份党内指示中说：“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在南京方面不单是我们问题，还有联俄问题。依南京发表蒋廷黻为驻苏大使看来，联俄问题也有成就之望。我们现已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是我们新的宣言，包括了民主共和国、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等新的内容。国际对中国党的政治指示已到，政治局讨论之后即可告知你们。”

　　共产国际执委会1936年8月15日的批示，对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保持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表示同意，明确表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和红军要统一到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去，相反，党和军队必须保持他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并壮大自己的力量。

　　而此时的蒋介石也在寻找一条与苏联结盟的办法，其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就是蒋廷黻。

　　二

　　蒋廷黻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专攻外交史的教授，他被蒋介石看中，成为国民党官员，是因为他的“联苏”主张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

　　1934年，蒋廷黻在他与胡适、翁文灏等人主办的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外交政策，认为同时与苏、日两个相邻的强国为敌，是违反了外交的起码常识，而且连最起码的“以夷制夷”的策略都不会运用。日本觊觎苏联远东西伯利亚土地资源是路人皆知的事，而苏联要抵御日本也是明摆着的事，因此建议蒋介石与苏联结盟，联苏抗日。蒋廷黻还说，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进行全国总动员。这个“准备”，在蒋廷黻那里所包括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联合同样遭受日本人侵略威胁的苏联。

　　在智囊班子的推荐之下，蒋介石读到了蒋廷黻的这篇文章，同时也了解到，这个蒋廷黻是铁杆的拥蒋派，政治上立场坚定，靠得住，并不是帮助共产党说话，完全是出于为蒋介石着想的一片好心。蒋介石又读了蒋廷黻的其它文章。一年前的1933年5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其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即“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这年11月发生福建事变，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在社会上层人士中间引起了重重忧虑。当时，蒋廷黻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革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则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

　　蒋介石非常重视蒋廷黻的意见，因为蒋廷黻的话可谓正中其下怀。1934年7月27日，在亲信钱昌照的促成下，蒋介石在南昌亲自召见了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蒋廷黻，详细听取了蒋廷黻分析中苏日三国关系和联苏抗日的意见，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联苏，当然是一步棋，可是，可是，”蒋介石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这也是险棋，娘希屁，共产党是与我们争夺政权的，如果苏联乘机向我们作赤色宣传，我们内部就会大乱！”蒋廷黻回答说：“只要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了，就不怕苏联的赤色宣传。两害相权取其轻。”蒋介石在权衡了一番利弊得失之后，决定采纳蒋廷黻的建议。

　　这时，日本正向中国步步进逼，苏联则与新疆的盛世才打得火热。1934年4月17日，盛世才在新疆宣布亲苏政策。7月16日，盛世才电告国民政府，与苏新贸易公司接洽借款。7月27日，蒋介石在牯岭再次召见蒋廷黻，嘱其在赴欧洲考察期间要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苏联，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派他去苏联秘密访问，试探改善中苏关系以及同苏联结盟抗日的可能性。

　　1934年10月，蒋廷黻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访苏，正式寻求与苏联的合作。苏联政府对蒋介石派私人代表秘密访苏一事非常重视，10月16日，苏联副外长斯托莫里雅科夫接见了蒋廷黻，蒋廷黻代表蒋介石向他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和苏联有一系列共同的利益，如果某一方的利益和地位受到第三国打击的话，也将是对另一方的打击。苏联副外长对此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笼统地表示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向对中国怀有友好的感情，并表示愿意同中国发展最真诚最友好的关系。第二，由于在蒋介石领导下，发生了1927年与中共决裂和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的反苏行为，蒋介石本人是否会成为恢复和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对此，苏联方面表示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不会从往事和感情出发，而是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出发，从现实发展的情况出发，苏联政府将会像对待其他友好国家领导人一样来对待蒋介石。第三，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站在日本一边来同苏联打仗，在某些条件下，中国将会与苏联并肩打击侵略者，并表示愿意逐步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蒋介石是借此向苏联表达了愿同苏联结盟抗击日本的愿望。

　　见苏联人愿意合作，蒋廷黻将蒋介石的考虑和盘托出：一旦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将难以从海上获取外援，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从苏联获得军事援助。斯托莫里雅科夫回答得相当干脆：苏联从自身防卫的需要出发，愿意援华抗日。这次会谈消除了中方的若干疑虑，摸到了苏联的底线，即苏联不会因日本侵略中国而出兵，但可以提供援助。蒋廷黻的体会是，中国必须在外交政策方面与苏联建立友善关系。

　　三

　　蒋廷黻秘密访苏以后，蒋介石逐步采取措施改善中苏关系。1935年2月8日，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同苏联驻英国大使马依斯基举行了秘密会议，郭泰祺公开向苏联大使透露了蒋介石对依赖英美支持的失望，并表达了愿意同苏联合作的态度。2月28日，中国又派出以梅兰芳为首包括著名影星胡蝶在内的艺术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梅兰芳在苏联的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反响极佳。不久，中国政府又向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图书馆赠送了一批书籍，其中包括2000册反映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珍贵图书。1935年10月25日中国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由孙科担任会长。在中苏文化协会的促成下，1936年初在南京举办了苏联书画展览。通过这一系列行动，中苏关系逐步解冻。

　　与此同时，蒋介石进一步加强了同苏联的秘密联系，确定了“联苏”的可能性。1935年10月9日，蒋介石派孔祥熙秘密拜会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向他提出，如果中国政府被迫对日作战，考虑到中国将难以通过海上航线获得任何东西，中国政府能否经过新疆从苏联获得军事装备。11月19日，鲍格莫洛夫接到了苏联副外长有关苏联政府同意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的指示，并随即转告中国政府。

　　

　　蒋廷黻访苏回来后，也因其“联苏”有功而正式成为国民政府官员。1935年12月，蒋廷黻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参加国民政府，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之后，蒋介石任命其为驻苏联大使，这是国民党向苏联发出的改善因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而恶化的两国关系的强烈信号。

　　同时，蒋介石也在试探着与中共改善关系。1936年初，他通过宋子文要求宋庆龄联系中共，宋庆龄推荐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牧师董健吾作为蒋介石的代表，秘密抵达西安，征调张学良的专机飞到延安，并在东北军骑兵的护送下抵达中共驻地瓦窑堡。董健吾此行带来了反映宋子文代表国民党中央与中共谈判之意图的信函。十天之后，董健吾拿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回信，提出了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五项条件：停止内战，全国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允许红军开赴前线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内政经济的改革。

　　此前，国民党方面已经积极与中共联系，由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潘汉年进行了会谈，宋子文还派曾养甫与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联系。这时，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9月1日周恩来致信陈立夫、陈果夫，要求国民党停止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抗日。

　　四

　　蒋廷黻十分清楚，中苏关系必须建立更广范围的联盟，他说：“中国对单纯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没有兴趣，因为这种条约不符合实际需要，我们不会侵略对方，因此需要的是相互援助条约。”

　　蒋介石一方面通过蒋廷黻联苏，另一方面在事情尚未明朗之前，他不可能立即停止“剿共”。再说，如果能够消灭共产党，而又不影响他联苏，何乐不为？因此，他否决了张学良与中共停战的要求，飞临西安督战，要张学良在陕北前线猛攻共产党军队。

　　1936年10月21日，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离开上海启程赴苏。12月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里雅科夫会见蒋廷黻时说，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不仅针对苏联，也针对中国。中苏合作抗日已呼之欲出。

　　而此时的张学良根本就无力进攻，榆林一役惨败，张学良已经暗中紧密联系中共，两军相安无事，不再交火。当初张学良东北易帜，促成了蒋介石名义上的统一中国，却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他在蒋介石的撺掇下惹出了中东路事件，被苏联红军掠走黑瞎子岛，其主力精锐部队特别是当时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水军几乎被全歼，吃了大亏。后来东北军在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进犯下不放一枪，背着丢掉东北的大黑锅，又被蒋介石驱赶到陕北与中共作战，结果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军力大为削弱，终于被逼上了联苏联共求生存的道路。

　　张学良怕泄露联共的秘密，不敢在部队中谈联苏联共问题。中共地下党派出与之联系的潘汉年向张学良建议要公开亮出旗号，联苏联共是政治主张，完全可以公开，需要保密的只是政略与战略，以及与共产党交往的程度。潘汉年告诉张学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自己也在准备联苏联共，因此可以拿南京方面派人找红军联系的事加以说明。

　　张学良亦认为南京的外交政策会有新变动，蒋介石最终要和共产党妥协，现在为了抬高与中共谈判的要价，东北军就成为可以轻易抛出去作牺牲的交换筹码。与其如此，不如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正当蒋介石和斯大林日趋走近之际，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国际舆论和国民党亲日派一口咬定这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共的阴谋，蒋介石要“联苏”，看看，这就是结果！这就是已被共产党赤化的张学良干的好事！蒋介石自食其果啊！

　　外交部长张群在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时，不无讥讽地说：“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就放风说他与苏联有关系，还说与中共红军订立了同盟，他还有代表在莫斯科，是的，张学良的驻地倒是有中共代表在活动。当然啰，我们是不相信这个说法的。国民政府对‘联苏方针是坚定的，我们珍视同苏联的友谊，感谢苏联对国民政府的一贯支持与同情，并将制止此类谣言的传播。”

　　五

　　蒋廷黻当然不愿意西安事变影响中苏关系，影响他苦心经营的“联苏”预定计划。西安事变发生后的12月14日，他照会苏联外交部，隐晦地提出要苏联出面解决西安事变。蒋廷黻说，因为张学良及其同党都很信任苏联，如果苏联能表示一下意见，张学良导演的西安事变就会很快收场。苏联外交部回答说，苏联政府与张学良没有联系，苏联方面能做的事只是报道事变真相，苏联驻华大使已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抗议中国政府把苏联政府看作是西安事变幕后策划的说法。

　　之后，苏联外交部负责人又专门来找蒋廷黻，认为上次蒋廷黻是接到南京政府命令来找他交涉的，对中国政府将西安事变与苏联联系起来表示抗议。此时，蒋廷黻一口咬定张学良是第三国际培养的统一战线分子，苏联外交部负责人则咆哮着回击说：“不对，我们不是第三国际的主人！”蒋廷黻针锋相对地说：“全世界都相信第三国际执行的是苏联政策！”

　　事实上，苏联确实没有参与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莫斯科对此迅速作出反应，《消息报》和《真理报》都报道了西安事变，但认为张学良是与汪精卫一伙的，是亲日派搞的鬼。

　　斯大林认为张学良完全搅乱了中苏大棋局，他命令立即以苏共中央的名义公开表态，苏联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毫不知情，不可能在背后指使张学良这么做。斯大林谴责张学良“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苏联的一些媒体甚至指责张学良是汉奸，西安事变是他与汪精卫勾结的结果，是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同一天，12月14日，斯大林电令中共：“采取联蒋抗日政策，限十日内释放蒋介石。”

　　斯大林感觉这样做还不够，又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渠道向中共下命令。16日，斯大林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叫到克里姆林宫，俄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实权人物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也在，只有伏罗希洛夫因事缺席。显然，斯大林对处理西安事变极为重视，他对季米特洛夫说，苏联政府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释放蒋介石。斯大林最担心不明真相的人把西安事变与苏联联系起来，把张学良、杨虎城的鲁莽行动说成是苏联指使和幕后操纵的。

　　这样在斯大林的口授下，共产国际拟就了关于处理西安事变的致中共电文，主要有两点意见：第一，张学良的行动不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不利于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内，反而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宣布在下列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即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代表人物参加政府；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与同情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就在这次苏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主席的紧急会面行将结束时，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说：“我们为了更进一步推动中苏关系，支持蒋介石领导中国的抗日事业，决定一旦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就将蒋介石的公子蒋经国同志送回中国。”

　　斯大林早就知道蒋介石盼子回归的迫切心理，这是他化解西安事变、不使中苏联盟生变而走的一着妙棋。

　　六

　　让蒋经国回国，也是蒋介石私下交给蒋廷黻的任务，想不到最后竟要靠西安事变来促成。

　　蒋廷黻当初赴苏就任前，宋美龄就告诉他，蒋委员长希望他能找到在苏联滞留长达12年的蒋经国，并助其回国。此前蒋介石在召见蒋廷黻时，也曾不止一次提到此事。蒋廷黻到任后第一次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里雅科夫会见时，就转达了蒋介石的心愿：“本大使动身之前，曾经蒙蒋委员长关照，代为查询其公子蒋经国的情况，不知阁下能否给予帮助？”斯托莫里雅科夫以外交辞令作答：“我们可以去做，不过此事难度很大，试一试吧。有消息我会尽快告知阁下。”

　　蒋廷黻一直在等待回音，一等就是几个月。苏联方面杳无音讯。

　　

　　蒋介石当年送蒋经国去苏留学，是作为政治赌注以换取斯大林的好感，支持他北伐的。苏共内部的派别斗争残酷无情，中山大学当时是托派一统天下，庆祝十月革命红场游行时中国学生曾喊出反对斯大林的口号，蒋经国也在队伍中。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更是污蔑蒋经国组织“浙江同乡会”，反对斯大林。待到“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嘴脸暴露后，蒋经国被扣苏联。

　　斯大林扣留蒋经国有他自己的算盘，因为蒋经国是一张可以好好利用的王牌，所以一直没有对蒋经国动一根毫毛。30年代初，蒋经国从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毕业，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副厂长，还是区苏维埃代表。之后蒋经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苏联风云变幻的政治风波中，介绍他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敌人”，惨死在疯狂的大清洗浪潮中。蒋经国本人处境日益艰难，先是被撤消《为重工业而奋斗日报》主编的职务，接着被克格勃关押审讯，后来因为表现不错，成为西伯利亚一家国有企业的副职领导人。

　　正当蒋廷黻、邓文仪乃至张冲为蒋经国的回国不断奔走之时，突然爆发的西安事变成为蒋经国回国的契机。

　　七

　　在西安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成为促成蒋经国回国的关键人物。那天，蒋介石因逃跑时跌伤了腿，躺在床上讲话。蒋此时身不由己，形同囚徒，他不愿意与死对头共产党人相见，紧绷着面孔。谈话中，周恩来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六项主张只字不提，却在闲话家常中将从斯大林那儿得到的蒋经国在苏联工作、生活情况一一叙述。蒋介石的脸上开始出现笑意，内心的防线也逐渐松懈。周恩来对他说：“十年不见，你苍老了。”蒋介石则说：“恩来，你过去是我的部下，应听我的话。”蒋介石思子心切，在谈判中提出让蒋经国回国的要求，周恩来答应设法帮助他们父子团圆。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此意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考虑到当时中国与苏联、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遂接见蒋经国，并同意放他回国。

　　西安事变之后，蒋经国也两次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并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写信，正式提出要求回国。

　　接到斯大林要接见他的通知，蒋经国怀着急切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对蒋经国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13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的国家和人民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当时，蒋廷黻并不知道经周恩来做工作，斯大林已同意放蒋经国回国，他正在为怎么找到蒋经国而苦思冥想时，蒋经国自己找上门来了。蒋经国获知被允回国后，兴奋之余，又有疑虑，因为他并不清楚蒋介石是否接纳自己回国，他毕竟发表过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的公开信。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蒋经国公开发表声明，对“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予以严厉谴责，称他“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这一公开宣言由苏联塔斯社传播到世界各地。1935年1月23日蒋经国又写了一封给生母毛福梅的公开信，继续表达对蒋介石的憎恨之情。对于蒋经国这一与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大相径庭的“大逆不道”之举，蒋介石会计较吗？蒋经国非常担心，所以要找中国驻苏联大使来探探虚实。

　　那是1937年初的一个夜晚，蒋廷黻正和部属们闲谈，有报告说有一重要客人来访，但这个客人在没见到蒋廷黻本人时不愿透露姓名。这个矮个子中国人，尚未坐定就告诉蒋廷黻自己就是蒋经国，蒋廷黻喜出望外。蒋经国开门见山地问：“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蒋廷黻告诉蒋经国，蒋介石希望他能回国，但必须与自己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决裂，回国后当然不能再是俄共党员了，也不能再谈马列主义。蒋经国表示同意。

　　蒋经国说他没有护照，没有钱，蒋廷黻请他不必担心，一切会安排好的。接着蒋经国又颇为忐忑地说自己已与一位俄国姑娘结婚，而且有了孩子。蒋廷黻肯定地告诉蒋经国，蒋介石不会介意此事。

　　几天过后，蒋廷黻请蒋经国夫妇到大使馆共进晚餐，在蒋廷黻看来，蒋经国夫人是金发美女，外表娴静。举箸之间，蒋经国告诉蒋廷黻他对中国未来的抱负，蒋廷黻则劝告蒋经国，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请他在回国后一年内不要提出他的理想，应尽量了解中国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后再提出解决的办法。蒋经国又问是否应该给蒋介石及宋美龄夫人带一些礼物，蒋廷黻帮他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装饰送给蒋介石，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宋美龄。那天晚上，蒋廷黻还特地准备了麻将、桥牌、舞会，让蒋经国夫妇与大使馆工作人员联欢。对于蒋经国夫妇来说，那晚有“说不尽的快乐”。

　　蒋廷黻感觉这是件大喜事，除了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还要开酒会庆贺，欢送蒋经国回国。1937年3月24日的莫斯科之夜，国民党驻苏大使馆里灯火辉煌，在记者们的镁光灯闪烁下，蒋廷黻大使左手挽住蒋经国，右手挽住蒋经国的俄籍妻子芬娜，来到人头攒动的宴会厅。蒋廷黻还亲自为两人饯行，翌日送他们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海参崴坐海轮返回祖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在3月24日白天专门把蒋经国全家请到自己家中，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我们都认为过去‘以苏维埃化来拯救中国是错误的。请告诉令尊说共产党绝对有诚意要与国民党团结一致。我们都深明蒋介石是最能干的战略家、杰出的政治家和中国最伟大的领袖，请向他转达我诚挚的祝福。”

　　季米特洛夫这番话并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对斯大林联蒋抗日政策的诠释。蒋经国的回国，恰是西安事变后苏联、中共和国民党三方决心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点睛之笔。

　　历史如果可以假设的话，即使不发生西安事变，鉴于蒋廷黻提出“联苏抗日”的建议后，国民党与苏共关系趋于改善，蒋经国也会被放回国，斯大林也必定要促成国共合作抗日。所以1937年3月28日，蒋经国给季米特洛夫拍发电报，喜滋滋地说：“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