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共关系如何发展势必引起国内外关注。8月14日，蒋介石给延安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电令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联络参谋当面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

　　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下，这份电报不过出于两个项目的：一是借口毛泽东不去重庆，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共产党，如去谈判就给共产党几个部长席位，迫使其交出军队后再予以消灭；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以便调兵遣将抢占沦陷区地盘，

　　8月16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鄙方意见，待你表明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同日，毛泽东接见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当面说：“我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作考虑。”

　　蒋介石得电后断定毛泽东肯定不敢上门，于是于8月20日又发一电，再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

　　毛泽东于8月22日回电：“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当天又接见周励武、罗伯伦，告以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去重庆。

　　周励武、罗伯伦这几天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动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给重庆发去密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谈判。蒋介石由此认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所以根本不作任何和谈准备，反而调兵遣将，抢夺东北、华北地盘。

　　8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国内形势，毛泽东认为，当前内战的危险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泽东决定亲自去，还形象地说：“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毛泽东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泽东、周恩来不在时书记处仍有5人开会，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充分考虑到此行的危险性。第二天，中共大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同时离开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备战。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蒋介石假戏真唱，锣鼓喧天，三封邀请电报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放，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蒋介石的和谈善意传遍中外，美国、苏联呼吁中国和平，国内中间派也心思大动，各界纷纷劝说毛泽东成行，把和平的皮球踢到了延安。

　　

　　延安慎重应对。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判断形势称“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又分析了第二种可能：“如果国民党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到达重庆。

　　重庆的蒋介石倒弄了个手忙脚乱。他原先料定毛泽东不来才演的戏，却忘了准备“台词”，而中共拿出了早已拟就的整套方案，于是由蒋介石提议的国共和谈却按毛泽东所提方案推演。造成蒋如此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的那封电报，蒋介石接到密电，以为毛泽东不会来，殊不知这封电报也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当，才给了蒋介石一个突然袭击。

　　通过情报手段，掌握对手的真实企图，从而取得战略主动权。这次中共政治斗争的巨大成功，是情报工作为战略服务的一个杰出范例。

　　原来，抗战初期国共达成合作，国民党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派驻联络参谋，从1938年起，3个联络参谋分驻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驻一二○师的陈宏谟是个老实人，见共产党真心抗战，还给贺龙部队送了20挺机枪，后来被国民党撤回。驻一一五师的李克定是个职业特务，收买师部译电员，被驱逐回去。还有一个周励武，本是中共叛徒，途经延安还发展一个被服厂的工人去西安，发出的密信被我方查获。

　　这3个参谋都由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直接指挥，主要任务不是帮助共产党部队抗日，而是搞情报。1939年冬，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不许这3人再去部队，于是这3个联络参谋就长期留在延安，住在边区政府的交际处。他们经常与延安的国民党机关邮局、电报局联系，是国民党在延安的公开情报官。

　　1943年，又有两个国民党军官骑着毛驴来到延安，他们是军令部新任命的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驻一二○师联络参谋郭仲容。级别较高的徐佛观少将是陈诚的密友，不时痛骂孔祥熙贪污，摆出进步分子的架式。郭仲容是罗瑞卿的中学同学，开口就能大段背诵中共文章，显出不凡的政治学识。两个联络参谋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时常接见宴请，他们也认真研读中共整风文件，时常向重庆报告延安动态。出入延安是国民党特务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徐佛观回重庆述职时，总是被戴笠特意请到军统上课。

　　边区政府交际处的职能是接待外来高级宾客，做统战和外交工作，现在又加上几个货真价实的特务，任务实在紧张，于是保安处过来协作，边保机关特意安排王再天担任交际处的秘书，其真实身份只有交际处长金城一人知道。外面还有我方边保部门的便衣队加以协助，其性质为秘密侦察小组，对外称南关工作队，总共百把人，分布在延安各机关、单位以及社会上。便衣队的队长是刘坚夫，支部书记是王林，王再天也是这个支部的委员。

　　刘坚夫先是在军委锄奸部工作，1942年到中社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留在中央社会部二室当科员，后来被调到便衣队，接替赵苍璧任队长，因他有在党中央、军队、政府三个情报、保卫系统工作的经历，协调工作十分方便。刘坚夫原本在南门外掌握几个旅店，现在又到交际处行政科任科员，就地开展工作。

　　除交际处秘书王再天、行政科员刘坚夫这两个侦察干部蹲守在交际处内部工作外，另外又安排杨黄霖担任招待科指导员，直接领导十几个服务员，借用工作之便就地监视3名联络参谋。3人外出时，就由王林布置便衣队跟踪盯梢。

　　杨黄霖出生于江苏淮安的一个大户家庭，母亲肖禹、堂兄杨述、大哥杨道生都是共产党员。杨黄霖到延安陕北公学读书，被谭政文选入边保机关七里铺一期侦察情报干部培训班，毕业后他曾奉命跟踪一个日本特务，完成任务后，又被选调到中社部的老三班学习。杨黄霖公开就任交际处招待科的指导员后，从边保机关挑选了十几个精干的侦察员担任招待员，在多重眼线密布下，国民党联络参谋的一言一行都被纳入我方边保人员的掌握之中。

　　1943年7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边区战事一触即发，徐佛观、郭仲容害怕成为人质，坚决要求调回，叶剑英参谋长却极力挽留。1944年5月，军令部才派周励武和罗伯伦前来接替。

　　周励武一心搞情报，以期早日调回重庆升官。他见服务员王荣棠年纪小，就设计引诱，外出时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丢在地上，想等小王捡拾之后再抓他的把柄。小王是我方边保布置的力量，哪会贪图他的金戒指，第一次捡起来放在桌上，第二次见他又“丢”，就向组织汇报，这就引起了便衣队对他的高度警惕。

　　1944年下半年，交际处的客人很多，有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胡仁奎、燕京大学英国籍教授林迈可、朝鲜人士金斗奉等人。延安师范的女生关淑珍到交际处照顾胡仁奎的孩子，也顺便照顾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在延安找不到浪荡的场所，就盯上年轻的关淑珍，多次挑逗，关淑珍则将这个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一天，周励武趁屋里没人，动手动脚，被关淑珍打了两个耳光。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关淑珍当场予以揭露，周励武只得低头道歉，还是金城出面帮他劝说关淑珍。这以后，周励武的态度就软多了。

　　杨黄霖不时同两个联络参谋谈天说地，还通过服务员持续侦察其秘密活动，发现这两人经常偷偷发报。负责技术侦察的七科把设备隐藏在杨黄霖的窑洞里进行监听，可是这两个联络参谋使用的密码极其独特，边保部门尝试破译密码，但始终没有成功；又试图搞密码本，可这两人警惕性很高，外出时总是把密码本随身携带，边保人员无法得手。杨黄霖同金城商议还是从外围工作着手，反复教育服务人员改善对联络参谋的“招待”。

　　驻扎在生活简朴的延安，对于过惯享乐日子的联络参谋来说，确实是个苦差使，可是他们发现近来情况慢慢有所改变，伙食越来越好，粗粮细做，还不时有肉。服务员每天打扫房间，还帮助晒被褥，就连延安的舞会也邀请他们参加。看来共产党真的把自己当友军看待了？两个联络参谋心情逐渐放松，不禁自嘲：出去跳舞，兜里还揣着厚厚的密码本、硬硬的钥匙，实在有些不雅。

　　细心的服务员发现，出门跳舞看戏的联络参谋衣兜瘪了，他们出门前总是把密码本锁在箱子里。杨黄霖布置再找钥匙。

　　服务员晒被子时发现，这两人外出时总把钥匙压在被子下面。杨黄霖又练习开锁技巧。

　　为了调走两个联络参谋，交际处特意邀请两人去郊外的杜甫川游玩。联络参谋一出门，我方边保侦察员立刻进屋，杨黄霖利索地打开铜锁，从箱子里找出密码本。

　　此时的延安不消说没有复印机，连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码只得用笔抄。反正沿途都有我方边保的密哨，像烽火台一样把联络参谋的行止一站一站通报给交际处。在杨黄霖的布置下，两个参谋来到风景秀丽的地方，身边还有招待员好吃好喝地侍候，未免流连忘返。即使这样也抄不完，还得在联络参谋回来之前恢复原貌，所以又由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出面邀请他们赴宴看戏，等到两个联络参谋高高兴兴打牙祭去了，这边立刻开锁、抄写。怕时间来不及，边保机关又找了几个通讯专家，其中一人就是黄彬。

　　黄彬是陕北榆林吴堡人，1938年到延安教育厅工作，被边保情报科长王凡选中，到七里铺三期受训，毕业后就在便衣队工作，跟着队长赵苍璧学盯梢。边保部门打算设立电台，又调年轻的黄彬去军委三局学习报务。从王诤办的通讯学校十五期毕业后，黄彬就成了老师，在边保举办的两期训练班中的一期主讲报务，另一期则是请中央机要科李质忠教授机要。之后，黄彬又担任驻电讯局的邮电检查员，专门检查国民党方面的来往电报。国民党方面在延安的邮电局、电讯局都安插了特务，边保人员发现后并不驱逐，而是积极争取，电讯局的王乐是中统特务，却把密码悄悄交给黄彬，积极配合边保工作。掌握了中统密码的黄彬未能侦破联络参谋的密码，而国民党中央的重要机密大多是通过这两名联络参谋的密电传送的。

　　眼见盼望已久的密码就在手边，黄彬十分兴奋，抄写的时候手都发抖。因密码太长，一次抄不完，又要及时恢复原样，下次再抄，这样总共三次终于抄到了全部密码。

　　从此，延安就掌握了国民党联络参谋与重庆的全部秘密通讯情报，从而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后来进行的国共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事先准备，只能按照共产党所提方案讨论，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速记员的沈安娜又将国民党当局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逐日通报给中共代表团。毛泽东赞道：“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看透对手底牌的周恩来就这样掌握了国共谈判的主动权。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安全地离开重庆，飞返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