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并立即对已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平民实施血腥大屠杀时，中国的新闻传媒却没有一篇及时的报道与评论。
这首先是由于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南京地区实施严密的封锁，对当地新闻传媒进行血腥摧残与彻底扫荡，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京城内没有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能够正常工作，城外没有一家中国新闻传媒能够获得关于南京的任何消息；同时也由于南京沦陷前后，中国几家最有影响的报刊，如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沪版）与南京的《中央日报》、《新民报》、《南京人报》等，都因日军的逼迫与战火的蔓延而于1937年11月底到12月中旬先后暂时停刊与迁移，不能正常出版。因而，日军在南京地区对中国军民实施大规模血腥屠杀多天以后，当南京城内城外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之时，中国的新闻传媒却迟迟得不到准确、详细的消息，不能加以及时报道。中国的新闻传媒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的十天内，即12月22日之前，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此之前，1937年12月15日，当从南京血域中幸存的五位英、美记者，以自己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事实，写成关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新闻电讯稿在西方报刊上发表并迅速传遍世界之时，处在战线后方、条件极其艰苦的中国各新闻传媒，直到22日才辗转从上海租界的英、美商家开办的英文报刊——《洋商报》中得到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比较准确而详尽的消息。基于强烈的民族感情、同胞情谊与爱国热情，也基于人类最起码的共性——人道主义，中国各新闻传媒的从业人员立即为这空前未有的大惨案，被日军的野蛮暴行和数十万同胞的悲惨遭遇所震惊，并迅速对这惨案加以揭露与控诉。
中国新闻传媒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虽然比美、英新闻传媒迟了七天，却以强劲的势头后来居上，不仅报道数量日益增多，迅速超过了西方新闻传媒，而且感情强烈，显示出独有的中国特色：一是大量报道了从南京九死一生逃出的中国难民的亲身经历与血泪控诉；二是发表了多篇义正词严、声震寰宇的社评，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声援苦难的南京难民，号召全国军民抗战到底，为死难同胞复仇。
据笔者调查考证，最早发表有关南京大屠杀社评的中国报纸是汉口的《大公报》，由该报总编辑张季鸾先生执笔并于1937年12月28日刊登于该报的《为匹夫匹妇复仇》，为中国新闻传媒第一篇声讨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文章。
二
《大公报》最早写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社评不是偶然的。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报纸之一。该报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创办人是英敛之，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和“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1926年，该报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接手经营，进入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且以文章、评论见长，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确的观点和态度，起到重大的影响，成为当时中国舆论界的重镇，最高日总发行量接近20万份，这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的数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沈阳事变,迅速强占中国东北地区后，《大公报》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立场与爱国热情，提出该报今后的编辑方针为“明耻”与“教战”，并于1932年1月11日开始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记录自1871年以来日本对中国日益加剧的侵略史事，每篇文章前都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之句，连载两年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淞沪事变后，《大公报》于1月30日发表《为公理人道抗议！！！》的社评，题目后带三个惊叹号，大声疾呼：“九一八以来，中国受日本万般欺凌，宛若剥尽衣履，挞诸闹市，宣尽国家之奇辱，实为人类之惨劫，凡我国民，稍有感情知觉者，靡不愤恨填膺，不可终日。”2月1日发表《全国同胞只有一条路》的社评，指出：“时至今日，已无所谓局部问题之解决，我全国同胞从此只有一条路——死里求生！”3月2日中国军队被迫撤离上海，《大公报》又发表《勿悲观！！勿气馁！！》的社评，高呼：“我全国上下，为悲壮牺牲之准备，以求最后之胜利！”大公报的社评多出自总编辑张季鸾先生之手，分析形势，针砭时弊，观点鲜明，义正词严，侃侃而谈，立论有据，笔端有力，一针见血，既有逻辑，又有文采，说服力与感染力都极强，为全国读者所喜爱，风行一时。
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不断向华北进逼，天津形势日见紧张。《大公报》社领导层的张季鸾、胡政之等审时度势，预见日中战争在所难免，天津地处华北前线，势将不保，因此经一番筹措后，于1936年4月1日在上海增设《大公报》沪版，馆址设于法租界爱多亚路181号。上海是全国的新闻中心，《大公报》上海馆的设立，不仅使《大公报》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大报，而且为报馆对日备战作了重要的准备。果不其然，在约一年以后的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大公报》连续发表《卢沟桥事件》、《卢沟桥案善后问题》等社评，号召全国抗日。战火迅速燃向天津，1937年8月1日日军占领天津。日军对一贯宣传抗日救亡的《大公报》恨之入骨，而《大公报》同人临危不惧，绝不向侵略者低头，于1937年8月4日出版天津版的停刊号，发表《暂行停刊启事》，庄严宣布：“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合法统治同其命运，义不受任何非法统治之威胁。”当时，张季鸾应邀在庐山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谈话会，曾与蒋介石面商抗日大计，蒋介石指出中国只有一个字：“打！”张季鸾也是一个字：“打！”张季鸾表示，今后《大公报》“完全贡献给国家，听其统治使用”。
战火继续向全中国蔓延，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大公报》社领导层以上海版为阵地，并在每天下午增出半大张的晚刊，报道战局，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全报馆人员则改支“国难薪”，一律领半数工资。他们预见上海、南京也将难保，中国抗战的中心必将移向中国内地，因此决定在武汉增设汉口版，于1937年9月18日“国耻日”那天创刊出版。创刊号上刊登民国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祝辞，其中写道：“当我忠勇将士为国家之独立与民族的存亡浴血苦战，以抗暴敌之际，诸君为国服务，于汉市分社发行新刊，举全国抗战之心，壮前方杀敌之气，至佩至佩！”《大公报》汉口版在上海、南京沦陷后即1937年11月底至12月中旬期间，在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沪版）与南京的《中央日报》、《新民报》、《南京人报》等先后暂时停刊（《中央日报》于1938年1月1日在湖南复刊，《申报》于1938年1月15日在武汉复刊，《新民报》于1938年1月15日在重庆复刊）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新闻舆论阵地。
当1937年12月初日军向南京疯狂进攻时，张季鸾在1937年12月8日的《大公报》（汉口版）上发表社评《最低调的和战论》，揭露日本当局一方面调派数十万日军向南京进攻，并在东京准备八十万人游行庆祝攻占南京，一方面又说动纳粹德国出面，秘密“调解”中日停战议和，即著名的陶德曼调停，对中国采取阴险的两面手法和罪恶用心：“认识敌人是如何玩弄辱没中国，并可以知敌人所谓调解是什么意义。”社评号召全国民众抗战到底：“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我应弥补政治上军事上的缺陷，大家……不分党派，同心奋斗！这样下去，……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12月11日，张季鸾又发表社评《置之死地而后生》，大声疾呼：“全国同胞！日本现在是确切要把中国置之死地了，我们除非愿作朝鲜，就必须死里求生。我们必须即时起一致决心，迅速并确实的准备长期应战。一切方法，应择善而从，许多是技术问题，不是主义问题。大家都要和南京守城将士一样坚决！一样勇敢！独立的中国，只有死里求生的一条路了。”多年以后读之，仍令人觉得内心怦然，不能自已。
三
1937年12月22日，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的香港电讯，根据上海租界美商《大美晚报》的英文版文章，首次发出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有组织劫掠、强奸、屠杀的报道，标题为《南京五万人被日军屠杀》，其中写道：“日军占据南京时，某某外国人曾在场目击其事。日军入城，听任军队从事有组织的劫掠，并任意强奸妇女，继复大肆屠杀，四日中被杀者约五万人。日军并侵入难民区，而将所有壮丁借口谓系中国士兵，悉数加以枪决，目前尸骸，堆积如山”云。第二天，武汉多家中国报纸转载了这条消息——这是中国国内新闻传媒首次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报道。
张季鸾立即被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所震惊，他迅速写成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刊登在1937年12月28日的《大公报》上。
社评首先批露了侵华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与已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进行大规模血腥屠杀与烧杀淫掠的种种暴行，指出日军南京大屠杀“已是铁般的事实”：
敌军占南京后，屠杀难民，淫污妇女，报告甚多，都是外侨所传。上海西字报一再揭布，美报访员有长电致本国，昨日德国海通社沪电甚至说敌军司令也承认有此事，但是一般少壮军官所为，彼不负责云云。总之，敌军在南京屠杀奸淫，穷凶极恶，已是铁般的事实，所不知者，只系被杀遇害者之确数，而最初之报告说被杀平民有五万人之多。
应该指出，该社评所说的南京被日军屠杀之中国平民“有五万人之多”只是“最初之报告”。当此社评写作与发表时，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还在继续进行，远没有结束，被屠杀之中国平民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因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而不得不有所收敛，则要等到1938年1月底2月初，即此文发表一个多月以后。同时，由于日军对南京施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当时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仅仅被揭露冰山之一角，对于新闻报道条件极其困难的《大公报》等中国报社，是不能要求他们在当时就对南京大屠杀迅速作出十分准确的报道的。据后来中外学者的调查统计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确认，日军南京大屠杀共杀害中国军民达三十万人以上。但仅该报这篇社评所报道的南京被屠杀之中国平民“有五万人之多”就已是触目惊心，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极大震惊与愤怒。
接着，社评揭露日本侵略军不仅在南京，且所到之处均“凶淫残杀”，无恶不作，其屠杀罪行仍在中国各地继续与扩大。仅以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就“已构成日本帝国主义万恶不赦之罪状”，应引起人类的共愤与鄙薄：
敌军在河北，在山西各县，都杀平民，淫妇女，但报告都不详，而地方偏僻，无从确查。现在南京之事，则外侨所传，世界所知，仅此一端已构成日本帝国主义万恶不赦之罪状，何况南京如此，江南各地实际皆然。现在又攻陷我杭州，在北又正攻济南，凡敌军所到，其凶淫残杀，都是与南京一样，凡有人道观念者，对于这土匪不若之兽行敌军，应当怎样鄙弃，怎样愤懑！
社评还揭露日军在攻占南京后，悍然侵入由西方侨民组织的难民区，对中国贫苦百姓大施凶暴的极端野蛮性与反人类性：
南京难民区，是旅京外侨发起，得敌军默契而成立的。固然其事并非正式性质，但既是人类，总不应完全无信。南京居民本来多数已走开，其最后留京者，当然是贫民居多，也是因为信任难民区之故。奈何于攻城之后，竟这样残忍，这样凶淫，虽古代野蛮民族也不至如此。日本戴着现代强国之面具，且口称是反对抗日的中国政府，不是反对中国的人民，现在受这样杀戮，并且污辱良善女性，不计其数，何况到处皆然，不止南京。从世界文明史的眼光看，这真是赤裸裸的凶残之兽行，不是人类所应有。
社评“大声疾呼”全世界一切正义善良的人们，不分何洲何国，不分职业与信仰，都要“做人道的勇士”，为南京成千上万被日军屠杀的普通民众——“匹夫匹妇”复仇，“声讨这现代化装的万恶日阀”：
我们对这些被害的同胞，不但根据中国人之立场，万分悲痛，万分愤懑，并且从人类普通之立场上不得不大声疾呼，愿全世界有正义人道观念者，起来为匹夫匹妇复仇！全世界的善良人类，不论何洲何国，何党何业，请大家都做人道的勇士，声讨这现代化装的万恶日阀！西洋人特别尊重女性，请看日军在南京在各处怎样欺辱良善妇女！报上常看见千百成群的妇女被敌军编队带走，又最近西人记载，在南京见一日本军官室中禁锢妇女有七八人，一般情形可想而知。欧美人士素有义侠之心，对于这种无人道的匹寇毕竟作何感想呢？
社评更号召全中国同胞为南京成千上万被日军屠杀的的普通民众——“千千万万的匹夫匹妇”复仇雪耻，并指出这不是“偏狭心理”，而是“为民众复仇”，“是圣贤遗训，为中国道德之精华”：
我们希望全国同胞者，也是这一句话：“为匹夫匹妇复仇”。在私人问题，复仇本是偏狭心理，但为民众复仇，则是圣贤遗训，为中国道德之精华。我们人民此次被暴敌蹂躏，太残酷，太悲痛了，明末所谓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之痛史，现在天天演着。就以最近几天说，看浙江，看山东，真是水深火热，不可形容，我们政府，我们各界，目击耳闻男女同胞们这样遭难，应当怎样立志决心，替这千千万万的匹夫匹妇复仇呢？敌人这样，是完全暴露其罪恶，其注定败亡乃当然之事。我们大家务须联合全世界主张正义人道者努力杀敌，以为这些被害人伸冤雪耻。后方各界特别要刻刻不忘！
这是中国人民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出的第一声愤怒的声讨、第一次庄严的控诉！声震寰宇，传遍世界。“为匹夫匹妇复仇”迅速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共同的口号，共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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