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自涛

　　1992年9月28日，被毛泽东戏称为“靠乔木，有饭吃”，被邓小平赞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红色理论家胡乔木在北京三○一医院与世长辞。而就在此前的7月份，他因癌症扩散引起骨折住院时，还在病床上对陪伴了他50余年的老伴谷羽说：“我要活到九十岁，我希望做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动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著作。”可病魔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带着对未竟事业的深深遗憾离开了人世。

　　完成对主席四五十年代

　　政治活动回忆录的写作

　　

　　在中共党史上，胡乔木的名字是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41年2月胡乔木奉命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5年的秘书生涯，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在此后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胡乔木在毛泽东的教导下迅速成长起来，从一名普通的秘书成长为中共独当一面的重要领导人。有的老同志说：“没有同毛泽东的这段缘分，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胡乔木对此更是心存感激，他在自己的文集第一卷序言中深情地写道：“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这本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进步。”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无论是他在世时还是逝世以后，都有很多人著文记叙和研究他的方方面面，这些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由于胡乔木特殊的工作岗位、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对毛泽东的特殊感情，党内外很多同志早就建议胡乔木写一些纪念文章，但他一直没有答应。直到后来确定要写点东西的时候，他才对郑惠说了自己为何没有应允的原因：“我虽然做过毛主席的秘书，但许多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经过秘书执行的，说不出多少有分量的东西来。”繁重的领导工作也使他没有过多的精力担负这项工作，他在1989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十三大以后，我已经有可能集中精力面对党史工作了。我是愿意承担这方面的责任的。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希望在有生之年，在这方面能多做一些工作。如果病倒了，这件事自然就做不了了，但只要活着，就会尽力干的。”

　　同年，胡乔木开始整理自己的文集，看了些材料，勾起他对40年代的许多回忆。10月，逄先知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送他审阅，他做了许多修改，并亲自写了《校读后记》。这本书丰满的回忆和翔实的材料又使他陷入了对往事深深的追思之中，萌动了写“回忆”的念头。

　　胡乔木一贯对工作抓得很紧，现在下定决心要完成许久以来的一桩心愿，更成了坐不住的人。1990年2月，他找郑惠谈话，表示想写一本反映40年代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怎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书，用毛泽东的著作、活动作主线，在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对毛泽东在40年代所作的贡献做一个比较条理化的分析，目的是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增加一点内容，对这方面的教育有所贡献。这次谈话中，他还谈到了初步设想的六个题目。后来由于到美国作学术访问，写作暂时搁置。

　　

　　1990年11月，薄一波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送给胡乔木提意见。他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两遍，认真提出了读后意见，并亲自写文章推荐，称赞这本书是“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稍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稿写出，这是胡乔木多年提倡的一本书。他抱病读完了其中较难写好的几个章节，甚为兴奋，还特意为该书写了题记，给予很高的评价。原以为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写好的著作，现在不仅出版了，而且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这给胡乔木以很大启发，促使他下定决心尽快成立编写组来协助自己展开工作。

　　1991年6月26日，在经过仔细考虑后，胡乔木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写报告请求支持和帮助，表示准备“写本关于毛主席的回忆录”，重点写他所接触和了解的毛泽东在四五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准备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报告随即得到批准。

　　两个月后，胡乔木找来著名党史学者龚育之，邀请他参与40年代的写作并多抓抓有关50年代的写作。两天后，他又找来郑惠、石仲泉，希望早一点把编写组的班子搭起来。胡乔木在谈写作要求时，提到了出版不久的薄一波的书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他说：“虽然不同薄老的书攀比，大致上要相称。写作不在书的厚薄、文章的长短，我们的书肯定不能那么厚，因为薄老和我的身份、作用不一样。……不能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相重复，也要同薄老的上、下册尽量少重复。”谈完要求后，他又给两位负责人详细谈了当时所想到的17个选题。

　　这时，胡乔木的身体已经由于癌细胞扩散而变得很衰弱了，家人和医生还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他。9月6日，他同编写组的全体同志见面，兴致勃勃地询问了过去不熟悉的同志的情况，对由不同年龄层次的同志组成的班子表示满意，对有几位年轻人参加更是格外喜悦。寒暄过后，他开始布置写作题目和要求。

　　

　　胡乔木对工作一向严谨，这次写作关系到十分敬重的毛主席，他更是一丝不苟。在谈到内容和主人公时，他说：“内容以回忆毛主席为主，全书以毛主席为主体，是对他的回忆。不把中央整个活动放到里面，中央一些活动同毛主席没有关系的就不说了。因为是个人回忆，拟定的题目同40年代、50年代的大事不完全吻合。有些很大的事我不了解，没有接触过，就不好写进去；有些事也许没有那么大，但从个人回忆方面说，比较清楚，就列到题目里了。说是个人回忆，但有相当多的事也不能限于个人回忆，有些事我接触过，但详细情况不很了解，这种事还是要写，因为它很重要，需要通过查材料讲清楚。这在40年代中的情况更多一些，40年代大部分时间我不能成为事件的参与者。写的时候不要勉强加入个人成分，勉强加入不适当，使读者感觉是故意把个人加进去，失掉书的主旨，成为不是回忆毛主席，而是回忆自己。回忆成分多少要看事实，凡是可以回忆的，个人接触多的就写进去，也还是以毛主席的活动为主。”在谈到每篇专题的篇幅时，他说：“最早是想一篇只写一万字，现在看一万字不行，可能要到两万、三万。看题目涉及的内容，需要讲多少就写多少。”在材料来源上，他谈了三个：“一是党中央保存的档案；二是各种公开的出版物、回忆录、文章、当时的记载；三是个人的回忆。”在谈到出书时间与写作质量时，他明确地说：“出书的时间，1993年纪念毛主席百年诞辰，最好在那个时候出，这样时间比较紧。当然还是以书的质量为第一标准。如全书不能都写完，也可以分册出。”谈完总的要求后，胡乔木宣读了他想到的37个题目，其中40年代的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等15个，50年代的有共同纲领等22个。

　　敲定大纲后，胡乔木安排了一个相当紧张的日程表，要求每个星期听取一次汇报，谈一个写作题目，有时甚至不到一个星期就要谈一次，仅11月份就谈了五次。即便是在住院治疗期间，他还找有关同志去谈了两次。从1991年9月编写组成立至1992年4月的七个月内，他一共谈话十多次，加上编写组成立之前的十多次谈话，共达二十多次。胡乔木逝世以后，编写组商定将书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胡乔木二十多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第二部分为“初拟稿”，是按照胡乔木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多次谈话的精神撰写的19篇文稿。这个方案得到中央有关方面的批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中央有关方面审阅完这部书稿后都作了肯定的评价。有的领导对文稿一一批阅，或曰“此篇已看，以为很好”，或曰“这篇有些人所不知的材料，好”，或曰“这是一篇很有意义的记录”，或对全书批示道：“整个看来，这本书是有价值的。有若干篇读起来比较枯燥，但是篇篇都那么引人入胜怕也不可能。有很多篇是能引人入胜的。”有的领导指出，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40年代毛泽东思想和活动的最完整著作，填补了这段党史的许多空白，可以跟已经出版的这类力作媲美。这本书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修订再版时还印刷了75000册，这是党史著作中不多见的。

　　中央有关方面领导的肯定和读者的喜爱也许能够部分实现胡乔木的遗愿吧！

　　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著作

　　如果说胡乔木一生的转折点是来到毛泽东身边，那么他第一次为全国人民所知则是由于十年以后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从那时起他就作为理论家和党史专家闻名于世。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中央决定6月30日在北京集会庆祝，届时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五六月间，刘少奇找来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尚在休养之中的胡乔木，请他代为起草庆祝报告。胡乔木在四十年代曾协助毛泽东编校过《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文献，又曾参与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三十年的历史了然于胸。有在党史方面这样的知识准备，他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写出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长达四五万字的初稿。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在送审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这可把胡乔木难住了：“这么一来，我怎么向少奇同志交待呢？”后来毛泽东传话过来，少奇那里由他去打招呼，报告另找人起草。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由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人民出版社还印了单行本，一时间成为各地纪念建党三十周年的主要学习文件。

　　

　　胡乔木长期在幕后工作，即使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公开亮相，那也只是“新闻首脑”的形象，这一次他以理论家、党史专家的身份开始为人们所知晓。他一生虽然写过很多社论、评论、决议、文件，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其少有的署名著作，而且国内外影响极大。这是总结中国共产党30年历程的第一本开创性简明党史，也是第一本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中共历史的书，在长时期内对于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工作都起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甚至成为后来党史著述的范式和蓝本。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成为胡乔木的代表作。然而胡乔木对这本为人所称道的小册子并不满意，认为在逻辑、史实等方面都有很多错误。后来党史界曾多次建议他修改，写中国共产党的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可他觉得那要下很大的功夫，读很多书，把自己一辈子都赔进去也写不好。

　　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历史反思的日渐深入，胡乔木感觉到必须重新写一部完整的党史著作来教育人民，总结几十年的发展历程。1985年至1987年，胡乔木为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作了多次谈话，不仅回答和论述了从党的创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个革命时期党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而且对党史研究从指导思想到方法论都提出了重要的原则和意见，其中党史研究要有坚定的党性、要注意四面八方、要有科学性以及写作要兼顾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等原则，后来都成为党史著述中普遍遵守的规范。

　　1990年3月全国党史工作座谈会后，他对秘书说今后唯一的工作是搞党史。他根据杨尚昆、薄一波提出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党史的要求，向胡绳等建议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先集中力量写一部四十万字左右、比一般教科书站得高、有新意的能够反映党七十年历史的著作，作为献给党七十岁生日的礼物。起初，他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可是由于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没有承担起这项工作。不过，他吩咐秘书通过各种途径查找近几年来出版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著作，并帮他购买海外出版的有价值的书籍，说“不读这方面的书，不掌握这方面的研究动态，就无法提修改意见”。1991年7月28日，胡绳送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清样，请他审阅。鉴于胡乔木日渐加重的病情，胡绳劝他不要着急，慢慢来，着重看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第九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及结束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些写作难度较大、分寸最难把握的部分就行了，但他一拿起清样又不顾一切了。由于病情加重和药物反应，胡乔木经常头晕、恶心，但还是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就把这三章看完了。他在清样上作了许多修改，有的地方是成段地补写，写得十分精彩，还写了许多小纸条，就某一事件的史实或论断提出具体修改意见。8月3日，他又找胡绳来谈了很久，高度评价写作班子的工作成果，要胡绳转告北京的同志。随后胡乔木立即报告杨尚昆，请其召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批准出版这本书。8月8日，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举行批准该书出版的会议，他在会上主动提出自己要为这本书写一个题记，“我现在虽然写封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这篇题记8月15日写成，这是胡乔木一生所写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钱钟书读了甚为欣赏，誉之为“思维缜密，词章考究”。

　　1991年8月底，《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了。出版后尽管如胡乔木在题记中所说的，这部书并不十全十美，许多读者指出书中还有某些应该修订的地方，但大批读者，包括身经各个历史时期斗争的老同志，都对这部书表示肯定。10月8日，胡乔木抱病出席了这本书的出版座谈会，在发言中对该书的出版表示赞赏和高兴。

　　胡乔木一生竭忠尽智，为中共党史著作的编著和党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还是为不能亲自编写一部完整的党史而遗憾，直到临终也不能原谅自己。今天党史学界已经有了大、中、小三部完整的党史著作，还有难以计数的其他形式的党史著作，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局面，胡乔木若能看到今天党史工作的繁荣局面，一定可以感到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