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部纪录片里知道，中国第一家电视台1958年就开播了，这便是央视的前身，当时叫“北京电视台”。我有个中学同学非常肯定地说，至迟到1976年，南京已经可以收到电视信号了。他对头次在家中看电视的日期言之凿凿，实因家中那台自己组装的电视机恰在一个非常时期组装成功：毛泽东去世的那段时间，电视机正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全家人围着看他哥哥摆弄天线，屏幕上先是雪花点，后来有扭曲的条纹，再后来，忽然之间，画面出现了，众人一起叫，好！好！但很快又不好了。接下来有多次的反复，画面时有时无，他们的叫好声也断断续续。当然，是为试验成功叫好，只是这是说不清的，所以他们要不断互相提醒，小声点！以免招来无妄之灾。
这时已是“文革”的尾声了，“革命”已然意兴阑珊，好多人的兴奋点转到了“小日子”上。自己打家具、自装收音机之风，持续了好一阵。组装电视机则相当“前卫”，我家隔壁一邻居家看上电视似乎还要更早点，也是自力更生，显示器用的是监视器，据说是巴掌大的圆形。如果跟他家的孩子关系好一点，我与电视的邂逅应该会提前不少，不幸吵过架，故当住他家楼下的小三子提议带我去看，并保证“没事”时，犹豫再三，我还是强忍好奇心，矜持地放弃了。
电视大面积进入我们的生活是后来的事。“大面积”很直观，我指的是大面积看电视的人群。较早买了电视机的人家，请人到家里看电视成了一个项目，似乎他们也有邀邻居亲朋看电视的义务，所以往往挤了一屋子的人。若在夏天，受惠者就多得多。天热，屋子里待不住，电视机被搬到院子里或房前的空地上，如同小规模看露天电影，邻里熟人自带了凳子排排坐，左近不大认得的人，甚至还有路人，则站在后面看。不过，最初进入家庭的黑白电视机，不是九寸就是十二寸，多人围观时，坐或站后面的人，即使瞪大了眼也只能看个大概。
大尺寸的电视通常要大一点的单位才有，属贵重物品，多半有一箱式电视柜，平日上着锁，钥匙由专人保管，等闲不让看。到了节假日柜子才会打开，届时那些住在单位的单身汉端着饭盆就前来抢占有利地形。礼数也是要讲的，遇领导或年长同事从家里赶来，少不得要让座。
我家有电视机不算晚，是在我和妹妹一再敦促下买的。父亲单位里一位神通广大的同事找的关系弄到的，虽也只有十二寸，却是进口货，匈牙利产，橘红色的外壳，特别处是可以用电池，应该是旅行或郊游时用的。我一直想显摆一下，苦于没机会—— 没事你扛个电视机跑野外去干啥？再说人家是放在私家车上，那么大个家伙，我怎么弄到野外？故只能任它“泯然众人”了。
从“振兴中华”到“双方加油”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没能见到中国男排的身影，“80后”“90后”或许觉得没什么，但我们那辈人感受不同，记忆中的那茬儿男排队员，个个雄姿英发，站出来都是“男神”。一切的一切，都源于1981年打败韩国队的那场球。
当年，我在留学生宿舍里“陪住”，沾老外的光，看的是彼时还很稀罕的“大彩电”。放彩电的那个房间挤满了人，一水的“陪住”。那个晚上，楼里的留学生大大地受惊，因为电视室里不断爆发的欢呼就差没把屋顶掀掉，平日斯文拘谨的中国同学们像是疯了，转播结束之后，还不肯“善罢甘休”，又冲出去庆祝，整个校园沸反盈天，有点着了扫帚的，有敲击饭盆脸盆的，还有拿热水瓶从楼上往下扔的，所有可能的物件都成了响器。再后来就跑到街上去了，游行，喊口号。不记得喊了什么，但就在同一天晚上，北大學生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被记录在案，很快就传开了，成为“时代的强音”。没过多久，乒乓球队包揽世乒赛七项冠军，我们南京大学的学生又是倾巢而出，这次喊的，就是“振兴中华”了。
一场球嗨成这样，今天想来有点不可思议，多半是因为那本来就是在一种期待嗨起来的状态—— 20世纪80年代那种情绪高涨的氛围，如今真有点恍若隔世了。
且说因那场球，当然还有女排更耀眼的辉煌，排球一下热起来。我们下了课就去排球场占场地，经常打到天黑。那段时间也是我到现场看球的高潮期，当然，是排球，国内的联赛。照今天的情形，你很难想象这种级别的比赛会有那么多的观众。江苏队要看，主队嘛，不消说得;上海队得看，看国家队的主二传沈富麟;福建队更得看，那是头号球星“飞人”汪嘉伟所在的队啊。
球场是释放能量的最佳场所，场上球员卖力，场下观众也不闲着。过剩的能量也会以狂欢的方式释放出来。彼时南京球场有特别的一景：场上因有汗水暂停的时候，工作人员会拿着拖把进场内擦地，观众看球正嗨，不欲高潮被打断，就有人喊着提示兼催促：“拖把，拖把！”其他观众也跟着喊。也不知从何时起，成了惯例，每每球员刚一示意，裁判还未发话让工作人员进场，观众席上便已喊起“拖把，拖把”，不用指挥，也会演变成全场有节奏的高呼。
也不知是不是这自发找乐子的一幕被看成是负能量，还是观众席上又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反正后来开始宣传文明观赛了，并且要求观众均等地给参赛双方鼓劲。于是我们在赛场看到了许多“文明啦啦队”，大多是有组织而来，手挥小旗整齐地高喊：“加油加油，双方加油！”
坐飞机
我头一次坐飞机是1986年的事。那年是我的毕业季，其时研究生还金贵，论文尚未答辩，工作已谈妥了，要去一家出版社。
出版界正当黄金岁月，新上任的头摩拳擦掌，要办一份杂志。趁论文答辩前的空当，我们就被派往京师为创刊号组稿。同去的一位是名门之后，有他父辈的人脉，叩开了好几位文坛大佬的门。那哥们报捷表功之余，就提出，回来可以坐飞机了吧？那边极爽快地道：坐！
在当时，按规定处级以上出差才有资格坐飞机，只是“开放搞活”后，执行不那么严格了。比起坐火车、汽车，坐飞机相当之“高大上”。
上小学时我就跟小伙伴描述过第一次飞行。是军用教练机，飞行员甚至让我摸了一下操纵杆，就像电影上“战鹰”里的情形。我的虚构似乎很成功，隔天就有人跑来问：“你坐过飞机呀？！”眼神里并无质疑，表情全是羡慕。
有次父亲到广州，回程坐的是飞机，不知什么缘故，机上供应的吃食原封不动带回了家。于是我们见到了精致的盒子，里面一格一格装着量很少看相很好的几样荤素，有碧绿的荷兰豆，红艳的胡萝卜。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荷兰豆。蔬菜怎么可以这样？简直不像烧出来的。对了，里面还有一小块蛋糕，大大地巩固了飞机的不凡形象。我还追着父亲问过有关飞机上的其他情况，他似乎有点懒得回答。
就因对飞机的仰视，那次骤然之间，当真要坐飞机了，就莫名兴奋。我记得到了机场，两人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什么都新鲜，也忙乱，因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手续，比如机票还要换成登机牌之类。不幸的是，在最后关头，发现登机牌找不到了。两人互相埋怨，而广播里一直在催促登机。起飞时间已到，登机牌仍无踪影，以为我们的“首航”就要以一趟候机厅之游收场了，却听见广播里径直点我们的名，于是赶到登机闸口，像两个不得已投案自首的犯人。
机场人员核对了证件并训斥了一顿之后，在满机舱人的埋怨中，将我们领到仅空着的两个座位上。飞机晚了十几分钟起飞，开始滑行的那一刻，我们长吁一口气，知道再不会有意外，有一种死里逃生的庆幸。
这次历险成为飞机为交通工具之最上乘的又一证据。票丢了都没事，乘火车、轮船哪里能这样？
当然，后来飞机在我心目中慢慢掉价了。坐飞机越来越频繁，出远门坐飞机越来越成为一种寻常的选择，机票频繁打折，有时价格甚至“沦落”到低于火车票。相应的是，其他交通工具在升格，飞机要保持冷艳高贵的形象，也只有着落在漂亮而且礼仪方面训练有素的空姐身上了，但后来高铁上的女乘务员也在向空姐的标准靠拢。
所以坐飞机虽早已平民化，但在我这儿，其“高大上”形象的最后颠覆，却是在美国完成的。美国的铁路不发达，若非自驾，出远门多半都是坐飞机。坐飞机简直就像坐长途汽车那么寻常。如此这般，乘、驾两方面也就视若寻常，“空姐”并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职业，也没有那种近乎选美的千挑万选了。2010年我在美国暴走，地儿大，一个月飞了好多趟，在机上看看，哪来的“空姐”？
反派台词
十几年前去海南开一个会，从三亚开车到海口，车上无聊，有位与我同龄的老兄开始显摆记忆力，背起当年背过的那些东西，真是“滔滔不绝”。我自愧不如，回头想想，能脱口而出的，倒也不在少数。
有时候，主动记忆、被动记忆也是分不清的。倘并未想记住，又没有外部力量强制你记而你记住了的，居然多年不忘，那算是主动、被动？我们记下的好多电影台词便是如此，“随风潜入夜”的性质，没谁让记，居然都会。尤其是反派角色的台词，四五十年过去，逢老同学在一处，提个头，你一句我一句，能来上许多。我心里笑：这就叫“沉渣泛起”啊。
“文革”十年，拍的新片不多，加上进口的以及“文革”后期解禁的老片，总共也没多少，我们差不多都看过，看的都是一样的，于是诸多反派角色的台词便成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事实上倒并非有意奔着反派而去，正面人物的台词，比如《宁死不屈》中游击队员的接头暗号，“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英雄儿女》中的“向我开炮”等等，都是那一代人熟知的，《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更是在无数的情境之下被活學活用过了。反派角色（包括落后分子）的台词也未必就更“深入人心”，不过就量而言，似乎仍是这一类台词被传扬得更多。“文革”前的电影，正面人物多少还有点人情味，“文革”中拍的电影，正面人物朝着“高大全”一路狂奔，几乎所有台词都在“讲政治”，味同嚼蜡。我们钟情反派台词，倒也不是要消解什么，好玩而已—— 少年心性，最好恶作剧，而模仿反派本身就有恶作剧的意味。
《地道战》里刘江那句拍马屁的“高，实在是高”，怕是大多数男生都模仿过。要想让大家认可你的模仿，当然要尽量在声调上学得像，《决裂》里那段“马尾巴的功能”，就得拖腔拖调地讲，《青松岭》里一句“青松岭的鞭子姓钱”一句，得意劲儿出不来就没意思了。但是更高的境界是“触景生情”，把单纯的模仿变成“用典”。“用典”当然也有高下之别，像求人帮忙时来一句“看在党国的分儿上，拉兄弟一把”这样的，就用得太滥，相比之下，有次下大雨，我们几个男生在教室里借着雨声嚷嚷“下吧下吧，下它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就要切题得多。这是《战洪图》里一坏分子的诅咒，咬牙切齿，有与汝偕亡的恨意。我们当然并不“包藏祸心”，不过是巴望学校停课罢了。
从切题的角度说，初中时一位同学的即兴表演也许更出彩。那一回他因看手抄本或是别的什么事被告了，在办公室被训了一通。他犯的事多了去了，债多不愁，大摇大摆回到教室，借《闪闪的红星》的台词表现他的不在乎：“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谁拿了我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什么，给我吐出来！”不幸的是，班主任前后脚又到了教室，听个正着，于是这位同学未及完成对猜测的告发者的威胁，又被带回教师办公室，改演二进宫了。
热水袋·汤壶·盐水瓶
关于冬天的取暖问题，当年是有政策的：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凡单位职工，均发取暖费，淮河以南的人则没份儿。比如江苏，徐州、连云港有取暖费一说，南京就没有。它对后者有强烈的心理暗示功能：你们还没冷到那份儿上。直到今天，南京人的取暖意识也不能和北方人相比，室内能有个十来度，也就能对付。至于前空调的时代，大多数人家，干脆硬挺着，至多象征性地生个暖炉。
当然我所谓“硬挺”并非不作为，只是不采取整体性的室内升温措施而已，而局部的、贴身的取暖却必不可少。张爱玲有隽语，“冬天，视睡如归”，那想必是在有暖气的房子，至少是有个温暖的被窝，不然冰凉的床绝无理由当作惬意的归宿。脱下带着体温的衣服往凉被窝里钻，是个小小的考验，若是不着棉毛衫裤钻进去，常会倒抽一口凉气。犹记上初中时有次去学农，十月下旬忽降大雪，天寒地冻，晚上一大帮人睡下来，在被子里都缩作一团，还发出上牙磕下牙的声音。
若是在家中，被子就可以预热起来，热水袋、汤壶的一大功用，便是这个。热水袋是橡胶制成，汤壶又称汤婆子，似乎都是铜制，这两样，都是往里面注热水。每每在洗脚洗脸之前就弄好了，放进被子里。通常的位置是在脚头，因脚大概是全身最难热的地方，侍候不好，一夜到天亮，冰凉冰凉。当然，需要暖意的远不止双脚，热水袋、汤壶释放的热量则只能及于被窝的一角，故常需挪来挪去，令其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不管热水袋还是汤壶，都得包裹，否则碰上去很容易烫伤。仔细的人家会做上棉的套子，不肯费事的则用毛巾之类包起。我小时睡觉不老实，有次不知怎么把汤壶外面的套子给蹬开了，结果腿上烫出一个大泡来。
大家都穷，热水袋、汤壶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一家好几口人，却也未必每人都能摊上，往往是给前一人暖过被了，又拿去给第二人用。这样搞起接龙来，总有些不便，倘能弄到盐水瓶，问题就解决了。盐水瓶即医院里挂水的瓶子，之所以被用来做热水袋、汤壶的代用品，实因它具备了两个条件，一是大小合适——我说的是容量一千毫升的那种;其二，也是更关键的，它的密闭性能好，那只白色的橡皮塞子塞进去，上面的部分可以翻过来紧扣在瓶口上，真是涓滴不漏。
但弄到盐水瓶多少是要有点关系的，确切地说，就是要和医院的人有交情。我家的隔壁是医院的宿舍，冬天家家都用盐水瓶，我们家先后有过两个，都是邻居送的，我母亲还颇觉得欠了一份人情。
不拘热水袋、汤壶，还是盐水瓶里的水，起先是来暖人的，到后来就变大人来暖它了—— 它们总要慢慢凉下来，若是在外面放着，早就凉透了，在被窝里焐着，关键是还挨着人，所以犹有余温。早上醒来，那点余温还可再加利用，最常见的是将水放出来洗脸刷牙。这时候盐水瓶即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势：热水袋、汤壶里出来的水，似乎总有点异味，至少人们在心理上有一点排斥，只宜用来洗脸;盐水瓶是玻璃的，里面的水仿佛最是纯净，也的确无色无味，入口最无心理障碍，故总是留着漱口刷牙。
（选自《去今未远》/余斌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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