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开放了。那時，我还是个少年，随着父母、哥哥、姐姐去逛故宫。票价银圆一元，是按照颐和园票价先例定的。当时的宫殿还保持着溥仪出宫时的样子：寝宫里，桌上有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掀着盖的饼干匣子;墙上挂的月份牌（日历），仍然翻到屋主人走的那一天;床上的被褥枕头也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条案两头陈设的瓷果盘里满满地堆着干皱的木瓜、佛手;瓶花和盆花仍摆在原处，都已枯萎;廊檐上，层层叠叠的花盆里都是垂着头的干菊花。许多屋宇都只能隔着玻璃往里看。窗台上摆满了外国玩具，一尺多高的瓷人，有高贵的妇人，有拿着望远镜、带着指挥刀的军官，还有猎人，等等。桌上有各式大座钟和各种盆景。洋式木器和中式古代木器掺杂在一起，洋式铁床在前窗下，落地罩木炕靠着后檐墙。古铜器的旁边摆着大喇叭式的留声机，宝座左右放着男女自行车。还有一间屋内摆着一只和床差不多高的大靴子。这件东西有什么用？不知道。以上便是我对当时被称作内西路的那片区域的印象。
中路乾清官、坤宁宫等都开着门，允许走进去，但三面拦着绳子，只能立在当中往左右看。坤宁宫，一口煮肉大锅很是引人注目，西北角则显得有些神秘，挂着黑色幔帐。乾清宫东西庑，有几间开着门，那是陈列室，但看得出还有些原陈设家具（并非陈列品）也保留在原处。此外，还有内东路、外东路、外西路，亦都仅是参观宫殿而已。皇宫总算是全部开放了。当时，我刚十二岁，小孩子不懂什么，但也知道这里原是皇宫，过去百姓是不能进来的，今天不但能进来而且每个院落都走遍了，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
几年之后，我又去过一次故宫，是张作霖在北京任大元帅的年月，我记得当时还买到了故宫编印的《掌故丛编》。当时我已经是中学生，能够阅读这样的期刊了。因为其中的《圣祖谕旨》那个栏目，我读到了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期从漠北寄回北京的谕旨，第一次知道皇帝的谕旨中也有生动的家常白话。书中还有乾隆时期英吉利国王派使臣马戛尔尼来华的档案。我后来分析，这些史料之所以令中学生感兴趣，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在世界上居于弱国地位，而这两部分史料所记录的都是我国强盛时期的事件。书中所记康熙到漠北狼居胥山看到明代永乐皇帝立的碑时，表示了对前朝皇帝的敬仰这一节史实，我印象极深。中学生的文化程度当然谈不上研究历史，但对历史上我国曾经立碑的地区已经不再属于我国版图这一点，我是很敏感的。所以这种期刊，不仅可供史学家研究之用，而且对于一般读者确实起到了增强爱国思想的作用。
北伐统一以后，抗日战争以前的数年间，故宫博物院有了变化，我这个参观者的文化程度也比过去提高了一点，对陈列的文物有了兴趣。故宫博物院的票价由一元降到五角，内东路、外东路和内西路、外西路轮流开放，但中路则每日都开放。钟粹宫被开辟为书画陈列室，还有景阳宫瓷器陈列室、景仁宫铜器陈列室、承乾宫珐琅彩瓷器陈列室、咸福宫乾隆珍赏物陈列室以及其他一些陈列室。从这个时期开始，故宫博物院有了内部优待赠券。我的哥哥朱家济和庄尚严、傅振伦、张廷济等一些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我的父亲是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所以我有赠券，可以常来故宫。当时最吸引我的是钟粹宫陈列的书画，那时每月更换陈列品两次。当时专门委员会每周开鉴定会，每星期一故宫博物院派人送一份审查书画碑帖的目录给我的父亲，这等于给我一个预习的机会。父亲每次开审查会回来，总会对着目录告诉我，某件真，某件假，某件真而不精，某件假但笔墨还好，某件题跋真而本幅假，某件本幅真而题跋假，等等。我的哥哥朱家济和杨宗荣两人是钟粹宫书画陈列室的工作人员，每次更换陈列品，我哥哥总先告诉我，这次更换的有哪些名画。因为有这种机缘，所以故宫当时所展出的《石渠宝笈》著录的精品，我都有幸观赏过。这个时期故宫博物院编印发行的《故宫周刊》《故宫》（月刊），还有许多单行本影印的法书名画等，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读物。
“九一八”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我国。古物南迁以后，故宫博物院内冷冷清清，我就没有再去了。一直到1943年，故宫博物院保存在贵州安顺的一部分文物，即曾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品展览”的八十三箱精品，于重庆中央图书馆临时展览时，在庄尚严的领导下，我参加了临时工作，晋唐宋元明清法书名画，又得以寓目一次。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平，马衡院长派我在古物馆工作。从此，我就不再是参观者了。
青年时代经历的故宫博物院院庆
故宫在1925年10月10日成为博物院，因此，每年的10月10日便是成立纪念日。就像人的生日一样，这个纪念日被称为院庆。每逢十年好比人的整寿，被称为大庆。
每到10月院庆必有新的陈列出现，记得有几年“院庆”，承乾宫被专辟为“清代珐琅彩瓷器陈列室”，咸福宫则被专辟为“乾隆珍赏物陈列室”。承乾宫前后殿共陈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珐琅彩瓷器四百余件，真是珐琅彩的大观。现在这四百多件珐琅彩被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那几年每到10月，院长都要在御花园绛雪轩举办招待会。有一次曾经约请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在漱芳斋演昆剧《游园惊梦》，招待故宫的理事和专门委员以及外宾。《游园惊梦》是由明至清久演不衰的传统戏，在传统形式的四方戏台上表演，真是天造地设地合适，整个协调的美达到不能再为之增减的程度。漱芳斋庭院里飘扬的曲声，带给人如戏文中“摇漾春如线”般的美感，清歌妙舞和画栋雕梁汇为一体，相得益彰。所有来宾都赞美不止，认为是故宫博物院独一份的特殊展览。
《故宫周刊》平时每周出版一张，至10月院庆必然出版一册特刊。记得1932年10月出版了一本《故宫周刊双十号·恽王合璧》画册，1933年出版了《故宫周刊双十号·宋四家真迹》法书。出版这本特刊时还有一节小故事。当时故宫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专程到我们家，对我父亲说：“将要出版一本照例的双十号特刊，这次选的是《宋四家真迹》，你给题个签。”徐老伯和我父亲是老朋友，又是故宫的同事，父亲当然就答应了。这位徐老伯临走时还不太放心，又特为单独嘱咐我：“这本特刊已经印制，只等封面题签了，我不好意思跟你爸爸限日期，你给我做个内应，提醒他快点写，将来出版，除去给专门委员的一本之外，我再送你一本，好不好？”我说：“行啊！我还希望徐老伯再给我一本黄山谷的《松风阁诗》，一本赵子昂的《鹊华秋色》图卷，都要高丽笺印的。”徐老伯满口答应。当时这两件，都有两种版本，普通本是宣纸印的，另一种是用故宫原藏乾隆年间朝鲜进贡的高丽纸笺印的，墨光纸色古雅可爱，但印数不多，所以我才借机提这个要求。
次日，我很早就把墨磨好，请父亲写下题签，下午就送到古物馆的中所（现在科技部臨摹室）交给了徐老伯，徐老伯当即命管理刊物的冯华先生取来我要的两种刊物。
1931年9月18日，万恶的日本人侵占了沈阳，之后侵略面积不断扩大。当时的国民政府考虑到平津地区一旦成为战场，故宫所藏国宝就会遭到破坏，遂命故宫理事会做好古物南运的准备。到了1933年春天，山海关告警，理事会正式决定古物南迁。
这种情况之下也就不可能为十年纪念日举办什么庆祝活动了。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四川。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部在重庆南岸海棠溪，马衡院长就住在院部。古物分别保存在：贵州安顺一处，由庄尚严主管;四川峨眉一处，由那志良主管;四川乐山一处，由欧阳道达主管。
1944年，日本人孤军深入，侵略到独山，已经离贵阳不远。重庆院部派车将保存在安顺华岩洞的八十三箱珍品，接运到四川巴县石油沟飞仙岩，由安顺办事处主任庄尚严先生押运，并选择一部分运至重庆展览。马院长命我和王世襄兄参加这次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的临时展览，以前我只是故宫的职工家属，到这时才实地参加工作，包括装车、押车、卸车、抬箱子和开箱整理，以及写说明、写卡片等，脑力体力一齐干。这部分展品就是曾在伦敦展览过的珍品，每件文物我都过了一下手，真是莫大享受。
194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二十周年。这一年的8月15日，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那天，我正在牛德明兄（故宫古物馆的科员）家吃晚饭，牛太太烙饼的手艺特好，烙饼外焦里酥，吃起来口滑，我不知不觉吃了许多，吃完了才觉出撑得慌，喝过茶后，肚子更是胀得不得了。正在难受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由远而近人声鼎沸，鼓乐鞭炮齐鸣，德明的儿子牛晨从山下跑上来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还有点不相信，又听见隔壁收音机的广播，这下没错了！真是天大的喜事。我和牛德明就下了山，在上清寺街上走着，只见人山人海，人人都在喊口号，唱《大刀进行曲》。我们两人也蹦起来喊“胜利万岁！”刚才吃多了的感觉已经消失，心里反而发空，有些发抖。我从来没经受过这样使人激动的事，高兴，又有点想哭，竟有些不知所措了。街上的人群一直在狂欢，这一天的太阳也好像很晚才落山，大概天人同感吧。
当时，我在故宫是借调的性质，我的编制还在粮食部。抗战胜利的这一年，各单位都在准备复工，虽然这一年的10月是故宫博物院二十年院庆的日子，但是分放在三个地方保管的文物须先集中到重庆，要做的事千头万绪，当然顾不上院庆了。1946年1月，放在巴县石油沟飞仙岩的八十三箱文物由庄尚严兄押运到重庆。马院长事先在海棠溪附近向家坡借到贸易委员会的办公室和宿舍，作为临时库房。贸易委员会已经迁回南京，留下很多宽敞的空屋。院部的计划是分为三组，甲组由庄尚严为主任，管理山脚一带的库房;乙组由欧阳道达为主任，管理山腰一带的库房;丙组由那志良为主任，管理山顶附近一带的库房。6月份，我将要随粮食部先回南京，于是到向家坡与庄尚严兄话别，盘桓了几天。文物箱当然不能无故开箱，所以我并未看到什么。白天，我们登山，山顶上有一座文峰塔，可以远眺川江。山上有很多黄桷树和竹子，山境幽远。晚上，我们边喝红糟大曲边聊天，因为快回家了，心情很愉快。老庄兄并不善作诗，他给我看他日记本上前几年写的诗，写得非常朴素真实，我最喜爱其中一句“苦忆黄沙大北风”。黄沙大北风本是北方气候的缺点，因为家乡沦陷，思乡心切，就觉刮大风的滋味也很让人想念。对此，我深有同感。日记本上还钤着一方印，印文是“老庄老运好”，语意双关，既言他本人运气好，又含有他八年之中无休止地装箱、装车、运输、转移之意。他说：“胜利了，这一回东西装运回到北平，收进延禧宫和北五所库房，不用再装再运了吧。”我们满怀信心地都这样想，谁知后来事与愿违。抗战胜利后，国家的统一反而成为久未解决的问题，这是始料未及的。
我在向家坡时，那志良兄押着乐山文物的车也到了。这次话别之后，那志良兄于1948年曾回过北平一次，庄尚严兄却一直没能再尝到“黄沙大北风”的滋味。我回到北平后，从那志良兄的信中得知，我走后，9月份峨眉办事处的文物已全部集中到向家坡，到1947年春天，乐山办事处的文物也全都运到了向家坡。最后，除石鼓被十辆汽车走川湘公路运到南京以外，全部文物都装船顺流而下回到南京。
从1946年起，我开始在北平故宫古物馆上班，每日在库房编目，并向各宫殿提集原藏物品，补充进陈列室。第二年，我接手了古物陈列所的清点工作。这一年（1947年）10月10日的新陈列，有在坤宁门东群房布置的郎世宁、艾启蒙的十幅画马，在钟粹宫书画陈列室布置的《兰亭八柱》《法书大观》、韩滉的《文苑图》、惠崇的《溪山无尽意图》等。这些新补充进陈列室的展品，除《文苑图》是南迁时正在照相室未赶上装箱，所以漏下了，惠崇的《溪山无尽意图》是接收于古物陈列所的以外，其余都是从原藏处新提集的，包括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所书的《兰亭八柱》，如果南迁以前发现这种稀世之珍早就运走了。十幅画马是属于漏点的物品，装在很坚固的大漆匣里，原藏处因为漏雨挪动漆匣，才发现匣内装着画，所幸是漆匣严丝合缝，没有一点损伤。《法书大观》是在重华宫内一座木炕里无意中发现的，也是属于点查报告时漏点的物品。
1949年以后，政府大力开展古建维修，多方征集文物，每年10月仍然必有新的展览，但并未提出院庆这个概念。一直到1985年才大举庆祝六十周年，1990年又举办六十五周年院庆。
王世襄和他的《髹饰录解说》
《髹饰录解说》，精装一册，仿“黑光漆”的书衣，朱色题签，笔意厚拙凝重，朱桂辛（启钤）先生所书。这就是王世襄同志于1949年开始编写，1958年完成初稿，后又多次修改补充，前后经历了三十多年才得正式出版的中国传统漆工艺研究专著。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关考工、工艺的书很少，阐述制作、技法的书更是屈指可数。这是因为，文人认为这是工匠之事，不屑去写。而实际上，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文人想写也写不了。工匠则限于文化水平，著书立说，确实有困难。如专讲建筑工程的《营造法式》和专讲髹漆工艺的《髹饰录》，在传世的图书中是非常罕见的。
1949年秋，世襄刚从美国考察博物馆归来，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当时古物馆的馆址是寿康宫后墙外的三所，我和世襄都在东所的北房。这所房子的内部都还保留着旧装修，我在八方罩的里面靠北窗，他在罩外靠南窗，我俩每天见面。有一天，他问我：“你看过《髹饰录》吗？”我说：“只知道有这个书名，没见过。”他拿起一本仿宋精刻的线装书递给我，说是朱桂老给他的，还说他打算用通俗的语言注释，使研究漆器的人都能看懂。随后，我在他的桌上看见一叠红格毛边纸，其上有他写的几行字。这就是世襄着手编写《髹饰录解说》的开始。自此以后，除了完成古物馆的工作，他每天都会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翻看《髹饰录》，圈圈点点，抄抄写写。
《髹饰录》，明隆庆间名匠黄成撰，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工专著，分《乾》《坤》两集。《乾》集讲工具、原料及操作禁忌等;《坤》集讲髹饰品种、分类、技法及制作程序等。两集内容丰富，涉及漆工艺的各个方面，可能原意是为漆工而作，故认为不妨文字从简。另一方面又故作古奥，引经据典来象征比喻工具、原料。当时漆器名称和现在流行使用的名称又多有出入，所以尽管有天启时的杨明为它作注，但人们还是很难读懂。
面对这样一本难读的古籍，世襄是如何攻读的呢？由于我俩都对工艺感兴趣，又不时探讨切磋，所以我对此是知之颇深的。世襄先把《髹饰录》中的名词、术语摘录出来，编成索引，这样就能知道每一词语在书中出现过若干次，通过综合比较来探索其意义。在我国，于著述末附索引的书为数不多，而世襄研读此书却是从编索引入手的。
世襄曾说过，《解说》的内容来自于三个方面：（一）实物的观察研究;（二）向漆工艺人请教访问;（三）文献资料的查阅分析。为了观察实物，他随时关注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状况。为了向老艺人求教，他恭恭敬敬地师事名漆工多宝臣先生，近三年几乎每周日都去多老先生家，看他操作示范，不厌其详地提问题，写笔记。他还将多老先生请至家中修复残器，自己则在一旁帮手。此外，他还查阅了大量古今图籍，包括国外文献。从《解说》的编写可以看出世襄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
1953年，世襄离开故宫到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但《解说》的编写并未因此而中辍。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这倒使他有了较多的时间，加速了《解说》的编写，一年后初稿就完成了。朱桂老兴奋地为他撰序，并题签。世襄节衣缩食，冒着风险把《解说》送到一家誊印社，自费刻印了200册，署名“王畅安”。这就是1958年非正式出版的油印本。
200册书被他分送给图书馆、博物馆、漆器厂及他认为需用此书的人，当然也送了我一本。厚厚的一册书，线装，瓷青纸书衣，宣纸木刻水印题签。全书写刻小楷，秀劲醒目，据说是请一位高手乌先生写刻的。世襄编写这部书时，常与我一起谈论，有时也将草稿给我看，所以我对这部书的大概内容是有印象的。这次看到写刻清楚的全书，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更使我惊喜心折。世襄用了约二十倍于原著的篇幅，逐条、逐句、逐词对这部古籍进行了全面而缜密的注释，把古代漆器名称、品种、出土及传世的实物，同现在流行的名称、品种联系起来，把古代的工具、原料、技法和当代老艺人使用的工具、原料、技法联系起来，广征博引，一以贯之，详详细细地记录了许多制作方法，切切实实地解答了许多专业性问题。《解说》实际上已远远超出对古书整理诠释的一般程度，而卓然自成一部专门著述。《解说》油印本问世后，得到漆器生产者的赞赏。我更觉得《解说》是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进行漆器编目、陈列工作时的唯一重要参考书。1959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为了和英国大维德（Sir Percival David）交换资料，向世襄索取一本寄往伦敦，立即得到国外学人的重视。大维德英译《格古要论》，迦纳（Sir Harry Garner）撰写《琉球漆器》《中国漆器》及有关髹漆的文章，广泛引用了《解说》中的材料。
1961年，全国大专院校重编教材，美术院校的教材由文化部负责召集人员在香山静宜园编写，我当时是参加编写的成员之一。为纂写《中国髹漆工艺美术史》，成立了以沈福文教授为主编的小组，按理说邀世襄参加工作再合适不过，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不可能让他参与进来。不过，《解说》却成了教材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尤其是明、清实例的描绘，往往被整段地录引进新编教材。教材《后记》没有提到世襄的名字，只笼统地说一句：“参考了不少近人有关漆器方面的论著，从中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事后我见到世襄，告诉他上述情况。他怡然表示：“很好！只要我写的东西能为人们提供些材料，就是好事！”
1962年，世襄被摘掉了“右派”帽子，《解说》经陈叔通、齐燕铭两位同志推荐，被送至中华书局，出版在望。世襄觉得有必要向文物局领导汇报一下，结果局领导认为据该书的性质还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较为合适。于是世襄又从中华书局将书稿取回送到文物出版社。一经辗转，已经到了1969年，从完成初稿到此时又有许多考古新发现，世襄认为有必要把重要的漆器新材料补充到《解说》中，然后再正式出版。因此，他利用“四清”的空暇时间对《解说》做了一次修改和增订。待修订完毕，“文化大革命”已经来临，稿子虽送到了文物出版社，却也只能束之高阁。
1969年，身患肺结核的世襄被下放干校，连部分配他到菜地做些轻微劳动。我们俩分属于“四五二”高地的七连和九连，两连毗邻，可以朝夕相见。疾病缠扰，岁月蹉跎，却并不曾消沉世襄的意志。有一天，我俩经过菜地，见到一株倒在畦边而色灿如金的菜花，我说：“油菜能对付活着的劲头真大！已经倒了，还能扭着脖子开花！”世襄马上说：“我还给它做了一首小诗呢。”接着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风雨催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我连忙说：“不要给其他人看到，你现在还没解放呢！这也能招祸的！”世襄将纸放入口袋，以淡淡一笑作为回应。
后来我被调到丹江干校，世襄仍留在咸宁干校。1972年，他从咸宁来信說：已经解放了，肺病也已痊愈，调到伙房工作，干校人少物资多，湖里鸭子、圈里肥猪、窑咀的活鳜鱼，成为家常菜，营养丰富，所以身体也强壮了。他还说他又写了很多首田园杂诗，问我有无调回原工作单位的消息。我的回答诗里有“今年依旧系匏瓜”的句子，就是指当时的实况。
“四人帮”覆灭后，世襄的错划问题得到了改正。三中全会后，他更加起劲地工作，公余之暇，又对《解说》做了第二次修改补充。由于考古的新发现，《解说》征引的实例由原来的一百多件增加到二百多件，还补充了不少从清代匠作则例中找到的材料，对近年国外的论著，也提出了不少商榷意见。此外，为方便青年读者，索引的编排，把笔画检字改为了汉语拼音。
书正式出版后，世襄又亲自送来一本。我看到这本书时，不禁想起他当年在咸宁写的那首诗，对他说：“真不易呀，现在总算一切都好了，风调雨顺，土厚肥丰，祝愿你结出更丰硕的菜籽来！”
（选自《北京闻见录》/朱家溍 著 杨良志 编/北京出版社/ 2020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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