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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促会往事:“办展”中的外交风云

时间:2023/11/9 作者: 读书文摘 热度: 18688
鲍安琪

  1952年4月,为了反制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在莫斯科成立了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年5月,中国相应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从那时起,贸促会以办展览等方式搭台,在封锁之外打开了一条民间外交之路。

  不对等的对等协议

  贸促会成立后的第一次重要展览活动,是与苏联互办展览。

  解建群1954年6月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俄语专业毕业,被派到接待苏联来华展览工作办公室,担任俄文翻译。他记得,当时从各高校调来四十余人。展会结束后,这些临时人员被分配往外贸部、外贸公司等单位,其中6人留在貿促会,解建群是其中之一。

  解建群告诉记者,中苏互换展览其实是一个不平等的安排。

  在苏联来华展览之前,1953年7月,中方先在苏联莫斯科高尔基公园内举行了中国工农业展览会。会上,中方突然接到苏联商会通知,称苏方对中国展览会使用的展馆免收租费,对中国展览团所住的旅馆免收房费,对中国展品在苏联境内的运输和搬运也免收费用。中方以为这是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的友好表示,不料,苏联商会随后递交了一份关于中苏互换展览的协议草案,提出“在对等的基础上”互相免收展馆费、旅馆费和运输费。

  但这个“对等的基础”并不对等。因为苏联来华展览会的展出面积要求在2万平方米以上(中方的展出面积是5000平方米),展览团人员多达几百人,展品的数量也多得多。中方负担的3项费用要比苏方高出许多倍,且中国只在莫斯科一地展出,而苏联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个城市展出。这4个城市都没有现成的大展馆,不得不拨款兴建新展览馆。

  协议还是被中央批准了。邓小平副总理批示: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中国政府拨款1600万元,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一片坟地上用一年多时间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展览馆,称为苏联展览馆(后改名为北京展览馆)。

  展览馆的总体设计由莫斯科设计师完成,具有俄罗斯建筑风格,对建筑材料要求极高。各展厅和餐厅的墙面和柱面要用不同颜色的大理石板装饰,只能到云南等省区寻找符合要求的大理石。高耸入云的金色金属塔要使用大量黄金,采用传统的镏金工艺加工。塔尖的红星和门厅上方的图案需用特质玻璃,中国实在无法加工,只能让苏联按图纸加工后运到北京来镶嵌。

  此外,上海花1600万建了中苏友谊大厦(后改名为上海工业展览馆),广州、武汉各花400万建了场馆。

  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全国人民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中开幕。苏联和中国的党政领导人悉数出席,盛况空前。

  虽然花了钱,但展览确实让中国观众大开眼界。铁道部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六七次参观,解决了在机车定型和改造方面的许多问题。《天鹅湖》等6大名剧全套搬来,更是让观众大饱了眼福。配合展览开业的莫斯科餐厅受到热烈追捧,只能凭票排队就餐。俗称“老莫”的餐厅见证了中苏从蜜月到决裂到复苏直至苏联解体的全过程,至今依然营业。

  “见本市”

  1955年,中日之间首次互办了展览。这次活动是由日本“国贸促”与中国贸促会共同促成的。

  日本“国贸促”,全称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1954年成立,处理日常工作的事务局,实际上以日共党员为主。

  会长村田省藏是大企业家,二战时曾出任近卫内阁大臣、日本菲律宾派遣军最高顾问,战后被定为战犯,被美国占领军关押后获释。战前曾在上海经商9年的他关心中国和亚洲问题,反感美国,也不喜欢苏联。

  为了亲眼看看共产党当政下的中国,村田于1955年1月访华。此时正值日本首相鸠山上台,新内阁提出了同苏联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外交方针。

  不巧贸促会主席南汉宸和秘书长冀朝鼎都在病休,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于是和对外贸易部商议,补充任命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和天津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烛尘为贸促会副主席,出面接待村田一行。其间,周恩来同他谈话5个小时,令他很受触动。

  在日本“国贸促”的运作下,1955年10月,中方首先在东京和大阪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展览会”。

  在东京的晴海埠头、大阪的堂岛空地上临时建起的中国展览馆,每天人潮涌动。最要紧的工作是安保,重点是保护五星红旗,因为日本右翼和台湾方面都在伺机破坏展览。日本友人和爱国华侨日夜值班,护持国旗。展览吸引了大量对新中国抱着强烈好奇心的日本市民。日本一些中小学也组织孩子们前去参观,以此作为“社会课”。

  第二年,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商品展览会”的日文名称是“见本市”,直译为“货样摊”,不雅,于是按中国习惯称“商品展览会”。

  筹备展览时,面临着一些敏感问题。

  首先是要不要挂日本国旗。有些市民向接待日展办公室提出抗议,措辞激烈,坚决反对悬挂“膏药旗”,海报上的日本国旗也常被人撕破。周恩来指示,既然是日本的展览会,就要允许悬挂日本国旗,而且要派人加以保护,对群众要做解释工作。

  另一个问题是,展览场馆高悬着“苏联展览馆”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还有一个巨大的苏联国徽,16个拱形门上悬挂着苏联16个(当时的数字)加盟共和国的国徽。开幕前几天,雷任民向周恩来汇报日展接待情况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恩来当即批评他为什么不早提出,要他立刻设法加以遮盖。中方组织突击施工,用一个巨大的和平鸽图案和16个日本名胜图案将原来的标志物覆盖,工程赶在10月6日下午开幕前几个小时完成。

  开幕日当天早晨,毛泽东去西郊机场为印尼总统苏加诺送行,坐车路过展览馆,突然决定到展览会看一看。日展接待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工作人员一下子沸腾了。动作敏捷的日本随团记者比新华社记者来得更早。

  毛泽东兴致很高,他走遍展台,称赞展览办得很好。他还说,希望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也希望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我这一代同美国政府关系不好,我上‘西天以后,我们的儿子一代可能好;再不好,孙子一代总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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