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

　　在中国历史上，要说打仗的本事，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韩信;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要说下场的悲惨，屈死的冤枉，第一个也数得上韩信。刘禹锡《韩信庙》一诗就典型地抒发了人们对无辜枉死的韩信其人的深切同情：“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古今中外軍事家中，有的长于运筹帷幄、谋划大计;有的长于披坚执锐、搴旗斩将。但能够二者兼备、能文能武的，却为数寥寥，唯独这位破落子弟出身的韩信，身兼二长，集谋臣与统帅于一身，成为那场杀人如麻、流血遍地的楚汉战争中的真正主角。

　　韩信的杰出，首先是他战略决策能力的高明卓绝，无人匹敌。处于弱小地位一方的刘邦能够在楚汉战争中转弱为强，最后打败项羽，夺得天下，关键就在于韩信的战略筹划为他指明了成功的方向。

　　当年，萧何一番巧言花语留住韩信后（京剧中有《萧何月下追韩信》一出戏，专门讲萧何是怎样不辞辛苦，挽留住韩信替刘邦卖命的），刘邦还算识时务，接受萧何的建议，给韩信举行了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韩信感激这种“知遇之恩”，一上台便献给刘邦一份价值不可估量的见面礼——《汉中对》。就是这份战略方案，为刘邦制定了争取主动、统一天下的宏图大计：即在综合比较和分析楚汉双方政治条件、军事实力、战略态势的基础上，选择战略要地关中地区为战略发展方向，把握时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迅速兵出汉中，还定三秦地区，然后以关中为基地，引兵东向，同项羽争夺天下。

　　可别小瞧这份一千来字的战略方案，它可是中国军事历史上一份最上乘的战略计划，诸葛亮的《隆中对》与它相比，也一样黯然失色。它包含了战略决策的主要层次：对敌我形势的分析预测，也即对双方战略条件的综合比较;对主要战略方向（目标）的选择;关于战略进攻时机的把握;关于实现基本战略目标的手段的论述。这四个层次彼此互为联系，相辅相成，从而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卓越的前瞻性和切实的可行性，对当时深陷困境的汉军而言，这不啻是拨云见日，茅塞顿开。无怪乎刘邦听了后会大喜过望，全盘采纳了这一计划，“部署诸将东击”，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上平定了关中地区，吹响了夺取楚汉战争胜利的进军号角。

　　如果说，《汉中对》有如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魔咒，为刘邦当上皇帝打开了大门，那么，韩信的下一步建议则把刘邦稳稳当当送上皇帝的宝座。在楚汉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韩信又替刘邦出了一个绝妙的高招：由刘邦指挥主力坚守荥阳（今属河南）一线，与楚军正面相持。牵制敌之主力，消磨敌之锐气。韩信自己则统帅偏师，横扫楚军侧后，完成对楚军的战略包围。接着挥师南下，占领楚军后方，切断楚军粮道。最后引兵西进，与刘邦会师，聚歼楚军主力。

　　刘邦当然是言听计从，说干便干，并让韩信负责具体实施。在实施过程中韩信先后败魏、灭代、破赵、降燕、定齐，从根本上改变了楚汉之间的力量对比，最后与刘邦会师垓下（今安徽灵璧），全歼楚军，迫使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发出绝望的悲鸣：“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虞兮虞兮奈若何！”在波涛翻滚的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边上用利剑抹了脖子，刘邦却在腥风血雨中建立起西汉政权。

　　除了战略决策高明外，韩信的作战指挥艺术在古代名将中也是首屈一指，明代茅坤把他形容为“当之无愧的兵仙”，这一点也不过分。即便是汉高祖刘邦，也不得不承认韩信为兴汉“三杰”之一，说了一句老实话：“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的确，活用兵法，灵活机宜，因敌变化，出奇制胜，乃是韩信作战指挥的最大特色。他最擅长于结合当时当地的敌情、地形、天气，巧妙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自己的优势，出敌不意，变幻莫测，以达到以寡胜众、以弱克强的目的。像灭魏时，木罂渡河，调动魏师痛加聚歼;破赵之役中，背水布阵，“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消灭赵军;平定齐地之战中，沙袋壅水，半渡而击，大败齐军主力于潍水;垓下会战，巧布铜墙铁壁似的五军阵，十面埋伏，一举战胜楚军主力。所有这些，都成为中国战争史上最经典的战例。

　　可是，等到刘邦真的坐上了龙廷，韩信的末日也就随之降临了。

　　刘邦这位皇帝，别的本事谈不上，但整人的手段却达到专业水平，而且是百分之百的阴损，这方面的“天才”，后世只有那位朱洪武皇帝方可与之比肩。当初，为了同项羽争夺天下，才不得已处处仰仗韩信;如今，项羽已灭，天下姓刘，韩信这样的大功臣随即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反而成了破坏刘姓天下稳定的一个隐患，自然只好变着法儿整掉他。于是刘邦处心积虑向韩信伸出了黑手……

　　刘邦的整肃计划称得上是丝丝入扣、有条不紊。垓下之战一结束，刘邦便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磨刀霍霍向猪羊”，这第一步是重演当年“修武夺军”的故伎，趁韩信不备之际，驰轻骑神不知、鬼不觉进入韩信帅帐，一把夺了韩信的军权。然后又釜底抽薪，将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使得其在失去军队的同时又丢掉了基础较好的根据地。

　　当然，刘邦是不会就此轻易罢手的，只要韩信头上那顶“王冠”没有摘掉，只要韩信身上那层“开国元勋”的光彩没有抹掉，他总是感到如芒刺在背，吃饭不香、睡觉不稳。“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于是，紧接着刘邦又使出新的招法，一下子扣住了韩信的命门。

　　对付韩信这样功勋盖世的英雄，最毒辣、最简捷的手段，莫过于在他头上扣上“谋反”朝廷这个屎盆子。刘邦深谙此道，于是，在与那位擅长玩弄阴谋诡计的陈平一块合计一番后，上演了一出“伪游云梦”的闹剧，趁着韩信前来迎驾的机会，轻而易举地诱捕了韩信，押回京城。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韩信若真的想谋反，早在楚汉战争尚未最后决出胜负时便可拥兵自立，何以要等到天下已定，自己手中已无多少军队的时候，再心血来潮，进行叛乱呢！事实是，当年武陟、蒯通等人都曾劝说过韩信，毫不留情且穷纤入微地分析了刘邦并不可靠的性格与为人，让韩信举兵自树一帜，成三足鼎立之势，可结果都被韩信所拒绝了，他对刘邦的忠心不贰，于此可见一斑，哪里会有任何的不轨意图呢！再退一步讲，如果韩信果真有反心，何以会睁着眼往火坑里跳，毫无戒备到云梦觐见刘邦，让对方将自己逮个正着？正常的反应该是乘刘邦一行人自行送上门的机会，“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起兵掩杀，成就大事。就像《水浒传》中黑旋风李逵所说的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由此可见，刘邦加在韩信头上“谋反”的罪名，纯属子虚乌有。

　　说来说去，韩信想拿战功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一个王爵，享受荣华富贵的念头是有的，这早在《汉中对》中就已经露出端倪：“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当了藩王之后，摆摆阔气，讲讲排场也是有的：韩信他作为俗人，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也是很自然的追求。所以他任楚王期间，每当外出巡视封地内各县之时，都要调集一支部队，为自己充当护卫，前呼后拥，显示藩王的威严。可是，说他有“谋反”之心，行“大逆”之事，则绝对是莫须有的！

　　直到此时此刻，头脑简单、心地善良、对刘邦的用心一直蒙在鼓里的韩信，方才如梦初醒，真正看清了刘邦那张缺德的嘴脸，忍不住哀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如今强敌已灭，是我韩信该死的时候了。可惜，他这种觉悟未免来得迟了一步。越剧《泪洒相思地》的一句唱词可以说正恰好拿来形容韩信的心态：“一失足成千古恨，若要回首百年长！”

　　刘邦把韩信捉进笼子后，随即成立专案组装模作样调查韩信“谋反”的事实。可是三个月下来，根本找不出这方面的任何真凭实据。不过，刘邦是决不会干放虎归山的蠢事的，常言说得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栽赃陷害他人，从来都是刘邦及其团伙的拿手好戏。于是就给韩信随便安上一条“擅自发兵”的罪名，废黜其楚王封号，改封为淮阴侯，软禁在长安，就近监管。

　　当然，刘邦如果就此罢手，让韩信在屈辱、压抑之中了却残生，那么也就不成其为刘邦了。他是非置韩信于死地不可的。此时未曾下毒手，绝不意味着刘邦他还存有半点天良，有丝毫的“恻隐之心”，当是多少顾虑事情一下子做得太绝，或许会闹成其他诸侯王的哗乱，激起意外的事变。“欲速则不达”，刘邦心里明白这层道理，所以权且寄下韩信的人头。不过，诛杀韩信是既定的方针，一俟时机成熟，便要下手。

　　几年过去后，刘邦的江山坐得更稳了，于是他和阴鸷狠毒不亚于己的夫人吕雉合计：是到该让韩信这家伙进地狱的时候了。

　　可怜此时的韩信，虎落平阳被犬欺，凤凰去毛不如鸡，再也无力逃脱刘邦一伙的算计，只好一步步走向他们为自己所预先掘挖好的死亡陷阱。

　　劉邦、吕雉再加上那位卖友求荣的丞相萧何，一道给韩信加上了一个“与叛将陈豨相勾结，计划在长安谋反作乱”的天大罪名，将韩信诱骗进长乐宫，不由分说，捆绑起来，旋即押入宫内放置乐器的钟室，开刀问斩。同时斩草除根，把韩信全族的男女老幼上百口人满门抄斩，一个不留。

　　到此时，韩信总算最后一次领教了刘邦一伙的手段，才真正为自己不曾谋反而后悔不迭，仰天浩叹：“可恨我当初没有听从蒯通的劝告，割据称尊，至如今竟遭暗算，死在妇人与小儿之手，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不过，事到如今，他再抱憾也是白搭了。鬼头刀砍下来，身首当即分家，一代开国元戎、旷世军事天才就此命赴黄泉。

　　韩信的第二回“谋反”，表面上听起来有板有眼，煞有介事，又是与陈豨勾结谋划于密室，又是与家臣秘商假传诏令，赦免刑徒与奴婢，起事袭杀留守京城的吕后与皇太子……其实全是捕风捉影，是毫无证据的栽赃，是天可怜见的奇冤。明代人归有光、茅坤，清代人梁玉绳、方苞、赵翼等对此辩解甚详。主要的理由是：韩信与素为刘邦心腹的陈豨平时没有什么接触，绝不可能搅和在一起搞“叛乱”;说韩信与陈豨事先有“密谋”，这一“密谋”又是谁听到的呢！得知陈豨被杀的消息，韩信入宫称贺，试问真正谋反的人怎么会如此坦然？或者说怎么会这般蠢笨，傻乎乎自己送上门去挨刀斧。韩信被贬居在长安，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手中没有任何官府的符节印信，要趁夜间假传旨意，策动官府的奴仆造反，难道会有人听信他的话吗？难道他不知道这是干拿鸡蛋碰石头的蠢事，玩飞蛾扑火的游戏？如果韩信真的预先有准备，可没有实际起兵，难道这是军事天才的应有水平吗？……很显然，他们的话说得都对。正是因为韩信从来没有“谋反”的心思，才会有上述不可解答的疑问存在;也正是因为韩信从来不怀“叛乱”的贰志，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受骗上当，被高祖皇帝刘邦玩弄于股掌之中，最终丢掉了性命。

　　由此可见，韩信的死是天大的冤案！

　　不过，话再说回来，韩信死得挺冤这固然是事实，但造成这一结局，韩信本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得怪他自己太愚忠，说得难听一些就是太蠢。谁让他以君子之心，去度刘邦这样的雄猜皇帝之腹？谁让他脑瓜一根筋，不知转弯，三番五次拒绝蒯越等人的建议，安心做高级打工仔，不敢自立门户当老板？就是没勇气做条汉子，也不妨在与项羽最后决战关头偷回儿懒，别那么卖劲。因为既然知道兔死狗烹的道理，又为何不留几只“狡兔”，让刘邦觉得你韩信这条“良狗”还有用处，不可烹杀呢？在这一点上，韩信比起明代大将左良玉可是大大不如了，尽管论用兵打仗的本领，左良玉连给韩信拎草鞋也不配。左良玉打胜仗时总是不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肯尽敌为上，因为他懂得，留此残贼，我们武将还算是个人，要是完全彻底消灭了，人家就当你是一条狗，离被宰杀烹食的日子也就不远了。韩信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身首异处，冤魂漂泊;左将军了解，所以留得了性命，没有做刀下之鬼。作为成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韩信自投罗网，所以说他的下场又不算冤枉。

　　（选自《文史天地》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