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震

　　1949年11月9日，是香港“两航”起义人员终生难忘的日子。70年前的香港“两航”起义，是绝对机密的重大行动，事先高度保密，只有主要领导和极个别骨干知道。我是11月10日在海口航空站接到香港中央航空公司关于起义的电报才知道的。当时，我心急如焚，立即乘轮船于13日抵达香港，加入到起义行列。

“两航”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公司

　　“两航”指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航空公司”或“中航”）与原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央航空公司”或“央航”）。

　　中国航空公司初创于1929年5月1日，原名中华民国政府特设中国航空公司，随后改组，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与美商“中国飞运公司”订约合营，于1930年8月1日正式成立，总资本为当时国币1000万元，中方股份占55%，美方股份占45%。1933年4月，“中国飞运公司”将股权转让给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945年7月，中美双方合约期满，经协商于同年12月续签新约5年，中方股份增至80%，美方股份减为20%。自1947年5月起，刘敬宜担任总经理。

　　我所在的中央航空公司，原为欧亚航空邮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欧亚”），正式成立于1931年2月，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办，总资本为当时国币300万元，分3000股，中方持有2000股，德方持1000股;1933年8月总资本增加到510万元，中方持3400股，德方持1700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德两国分属于不同阵营，于1941年7月中断外交关系。同年8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接管了“欧亚”的德方股份，并将其改为国营。1943年2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合作改组“欧亚”为央航，由陈卓林任总经理。

　　经过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特别是抗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的复员运输，“两航”的飞机等航空器材得到补充，人员及其技术得到锻炼，运输业务有了很大发展。到1948年底，“两航”共拥有世界同期先进航空技术水平的C-46、C-47、DC-3、DC-4和CV-240型等新型飞机逾百架，空地勤人员7572人。其中，中航由于得到国民政府给予的许多优惠条件，在技术设施和业务经营方面都领先于其他航空公司，此时已拥有运输飞机60架，共有员工4808名，运输总周转量在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成员航空公司中排名第8位，在当时的远东和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规模较大的航空公司之一。中航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中产生过重大作用，也在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民航运输协会中有相当影响。央航的运输业务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得到迅猛发展，此时也已拥有运输飞机42架，员工2764人，成为国内与中航并驾齐驱、在亚洲亦具有很强实力的航空公司之一。

周恩来亲自领导起义工作

　　香港“两航”起义运动，由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亲自策划指挥，是在中共港澳地下工作者等诸多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

　　1949年4月21日，国民党最后拒绝签订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强渡长江天险，23日解放了南京。国民党被迫迁往广州后又退踞重庆，为支撑残局，需从空中向西南运送物资，但因空军运力不足，于是命令“两航”参加空运武器弹药。

　　这时的“两航”迁到香港后，正常运输业务下降了60%，生存非常困难。同时，与英资航空运输企业的矛盾相当尖锐，这使“两航”尤其是中航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为使“两航”摆脱困境，归向人民阵营，中共做了大量工作，逐渐形成策动“两航”整体起义的决策。

　　1949年2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夏衍及驻香港的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张骏祥、蔡景超、于伶等人，通过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中共地下工作者何凤元，与刘敬宜商谈中航飞机通航北平事宜。3月，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通过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与陈卓林、陈文宽（副总经理）、邓士章取得联系。4月，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团成员张治中等人，由南京飞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该团代表经周恩来的劝慰留居北平。中共通过关系，利用央航飞机于4月23日秘密将张治中的夫人及家属共9人从上海送到北平。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机构纷纷南迁，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反搬迁、护产迎接解放的工作。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撤离上海时，预留了在上海解放后才能启封的一件密示，嘱届时将中航公司留沪的设备、财产清点造册，妥善交给当地新政权，并指定人员负责联系、交接等工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也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达成默契，成立了央航保管委员会，计划隐藏一部分器材并拆散一些飞机，此举被国民党情报人员发觉，留守委员会主任顾乐邨等被捕，国民党派军警强押央航器材南迁，致使原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空军部接管“两航”留守机构时发现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华东局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并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争取“两航”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

　　6月，周恩来根据国内时局的变化和“两航”的重要作用，作出了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并指定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负责，罗青长（时任周恩来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具体办理;同时，电告香港有关部门设法策动“两航”迁返祖国。当月，中共中央社会部驻香港工作人员朱汉明与陈卓林取得联系，做争取工作。接著，新华社驻港分社负责人乔冠华报经中共中央同意，会见了刘敬宜，向他指出，“搬回去，是中航唯一的出路”。在策动“两航”起义过程中，周恩来时常检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作出指示。

　　7月，中共中央军委为尽快发动“两航”起义，决定派遣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吕明偕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前往香港开展策动工作。行前，周恩来及李克农等领导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周恩来亲自交待任务，并要他们代表中共中央和他本人欢迎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回来共商国家大事，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吕明是在国民党空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就认识刘敬宜。查夷平是爱国进步人士，曾于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6年初在南京与中共代表团有联系，曾经担任欧亚主任秘书和央航的副总经理，在央航中上层关系较多。

　　

精心策动四个方面人员

　　1949年8月24日，吕明、查夷平抵达香港后，迅即同中央指定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书記张铁生，副书记黄作梅和吴荻舟及中共中央社会部香港负责人张唯一、朱汉明取得联系。9月初，吕明、查夷平和朱汉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组成“两航”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吕明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对策动“两航”起义的指示，决定停止对“两航”个别飞行员驾机起义的策反工作，转为策动整体起义。

　　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决定对“两航”上、中、基层人员同时开展策动工作，并做了大体分工：吕明、查夷平负责争取“两航”总经理的工作;何凤元负责争取刘敬宜、中航总公司的中层干部和中航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吕明、陆元斌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中航机航组人员的工作;陈耀寰负责争取央航中层和“两航”基层人员及联络港九民航工会的工作;朱汉明负责与北京的通讯联络工作。从此，多方合力，共筹起义，积极展开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策动“两航”总经理，实现“两航”整体起义。香港“两航”能否实现整体起义，做好“两航”总经理工作是关键。争取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的工作相对较为顺利。吕明、查夷平在到港当天就会见了他，转达了周恩来欢迎他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之意。可在第二天，即8月25日，央航副驾驶李福遇驾机自广州起义飞抵南京，陈卓林受到蒋介石的训斥后，对中共地下党组织产生了误会，态度出现了反复。经继续做工作，在广州解放后的大好形势下，陈卓林开始谨慎地向中上层人员布置准备起义的工作，仍秉初衷，毅然起义，决意亲自参加北飞。

　　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从与中共接触，到率众起义，经历了较长时间。1949年6月，何凤元开始做争取刘敬宜的工作。7月，何凤元安排乔冠华与刘敬宜会晤，劝其起义。刘敬宜虽明确表示不去台湾，但仍想靠美国帮助其发展国际航线，希望美国继续向中航提供飞机零备器材，使中航维持下去。这期间，刘敬宜曾拒绝泛美航空公司欲将中航并吞的阴谋。9月12日，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端木杰等到港催逼中航迁台，中航员工从上到下都不愿迁台，营业难以继续。9月下旬，何凤元及刘敬宜的秘书、联谊课负责人吴景岩建议刘敬宜去找共产党。经费彝民介绍，吕明、查夷平与刘敬宜洽谈起义事宜。这时，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陈毅派出工作人员张志鹏、中航顾问杨柳风到香港，也对刘敬宜做过争取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香港各界爱国人士欢欣鼓舞，客观形势对发动“两航”起义工作虽更为有利，而刘敬宜仍迟疑观望，没有表态。

　　10月25日，刘敬宜应蒋介石电令赴台“述职”，险遭不测。接着，端木杰又电令刘敬宜、陈卓林11月5日赴重庆“商谈问题”，陈卓林已获悉国民党要对他们两人下毒手，拒不受命，刘敬宜也不敢再入虎口。当时已有蒋介石要撤换刘敬宜、陈卓林的风声，加之传闻英国政府将承认新中国，中航在港资产会受到保护，使刘敬宜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在此期间，吕明等反复向刘敬宜陈述利害，陈卓林也以两公司休戚相关，催刘敬宜速作抉择。

　　11月7日晚，何凤元、吴景岩拿着部分中层骨干已签名的中航起义宣言文本，找刘敬宜恳谈，言明已联络好了200多名骨干员工，控制了中航各主要部门，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表明举事的坚强决心，敦促刘敬宜领导起义，否则“我们将被迫采取单独行动”，才促使刘敬宜首肯。

　　刘敬宜同意起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殷切召唤和中航员工由衷敦促的结果，也是其身受国民党威胁的结果。他终于在爱国心、事业心的驱动下，作出脱离国民党政府、归向人民的正确选择。刘敬宜11月9日在给美方代表艾礼逊的信中说：“中航公司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而除了一条路以外，其余的路都是引向最后的毁灭。我已经把这问题权衡至再，在一个长时期的慎重考虑之后，我得了这个结论，中航是一个中国的航空公司，它不能脱离中国的土地。”“它必须回到中国，在中国恢复工作。作为中国航空公司的负责人（首脑），我的责任要求（我）必须作一个断然的决定……中航公司回到中国去而开始工作。”

　　二是策动中层，发挥促上启下作用。“两航”的中层，不仅是日常工作中的骨干，更是起义时的骨干。1949年6月，何凤元接受策动“两航”起义任务后，通过分析国民党统治崩溃已成定局的形势，讨论中航前途，试探态度，进而征询回大陆的意愿，经过个别接触逐渐扩展，至9月上旬已串联八九个人。9月中旬，抓住反对迁台环节，在中航中上层活动并串联、召集部分中层人员开座谈会，逐步形成反对迁台的舆论，提出“反对迁台”的口号，掀起群众性的反对迁台运动，并策动会计课长徐寿彭编制庞大的迁台外汇预算，使国民党难以筹措巨款，其迁台计划难以实现，从而为中共在香港策动“两航”起义争取了组织准备的时间。

　　自9月中旬至10月中旬，先后参加中航中层干部会的共有20多人，形成策动起义的中坚力量。他们既参与起义工作的筹划，又各自按分工团结广大员工逐步完成了起义准备工作。最后，他们配合起义工作核心小组的部署，以下促上，艰苦动员，终于促使总经理刘敬宜下定决心参加起义，率众北飞。

　　央航的情况与中航不同。央航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来推动中层，形成合力控制全局的。到10月30日，央航成立了迁建委员会（后更名为非常委员会），把上层、中层及基层力量凝聚在一起，成为统一行动领导组织，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11月4日，央航召开北飞前准备会议，吕明、陈耀寰参加，研究具体行动方案。飞行人员的组织工作，陈卓林交由航务组主任何守荣办理。

　　三是策动空勤，组成起义先导队伍。作为“两航”起义的先导，组织庞大机群结队北飞，打响第一炮，对内对外都具有重要意义。吕明到香港后，于9月1日，同陆元斌、陈耀寰见面，明确将工作任务转为“两航”整体起义，并决定停止单机起义行动，以避免“打草惊蛇”。经过两个多月富有成效的联络发动，空勤起义队伍已基本形成。中航预计能发展18个机组人员，担任机长的正驾驶和已成熟的副驾驶各半。吕明决定，中航、央航起义当日各北飞10架飞机，中航超额的机组人员，留作执行第二批北飞任务。央航由于开展工作困难，最后虽经陈卓林亲自动员，才只有2架飞机参加北飞。

　　四是策动基层，运用工会联络群众。在“两航”每个员工都面临着命运和前途的选择，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就能为“两航”整体起义奠定群眾基础。“两航”员工素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更不愿去台湾陪葬。

　　1949年春开始，中共香港市委为配合“两航”起义工作，在机场建立公开合法阵地，发展进步力量，进而发展秘密组织，决定在航空公司建立工会。经过沟通联络，酝酿筹备，9月11日，港九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正式成立，约有400名会员，“两航”员工占绝大多数，选举冷雪山为工会主席，楼阅棅、汪企远为副主席。

　　10月16日，吕明授意陈耀寰和工会的执、监委员及部分骨干见面，提出配合起义的要求。工会坚持反对迁台和维护员工利益的主张，把“两航”员工凝聚在一起，利用工会组织，进行秘密联络，组成基层行动小组，成为“两航”起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详细进行驾机北飞各项准备

　　驾机北飞，绝非小事，稍有差错，人头落地，务需谨慎，详细准备。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反复研究讨论行动方案，包括确定北飞飞机数量，机务准备，器材供应准备，航务、运输准备，通讯准备，财务、总务准备，以及掌握天气预报和临起义时的紧急措施等。

　　11月5日，吕明、查夷平搬进九龙半岛酒店，成立起义指挥部，并在机场附近的太子酒店设立联络点。

　　11月8日晚9时，陈达礼主持召开北飞人员准备会议，何凤元、陆元斌、华祝、陆维森到场。北飞日期定于11月9日，相关人员于早晨5时到机场，6时开始起飞;12架飞机参加北飞，其中11架飞机由中航陈达礼领队飞往天津，另一架飞机由央航潘国定等人驾驶直飞北京;航线高度9500尺，为防止国民党空军飞机袭击，尽量在云中或贴云顶飞行，航线离桂林国民党空军活动半径远一点;飞机分两批，一批经汉口北上，一批取道南昌至天津;北京已布置南昌、武汉、上海、北京、天津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可供导航，最主要的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已延长;上海、武汉、济南、石家庄机场已做好准备，可落地加油;陈汉斋负责向香港起义工作核心小组收讯电台单向发讯。为预防意外，还确定了途中迫降联络用语，并在机场内安排了抢险小组，如发现滑行道、跑道有障碍立即清除，等等。

　　北京时刻在关注“两航”起义准备工作。周恩来总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有关问题，最后一次会议是10月底，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政委、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军委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军管空军部部长蒋天然等领导参加。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批准了“两航”起义时间、飞机降落地点、具体飞行计划、机场选用的安排;批准了接待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和北飞人员的工作方案;安排了届时由新华社发布“两航”起义的消息，研究了对“两航”的政策及其总公司、分公司设置、机场使用和经营方式等等。为防止国民党空军破坏，有关地区部队专门作了充分准备。

起义壮举? 震惊中外

　　1949年11月9日，“两航”在香港的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中航10架飞机和央航2架飞机在缺乏地面导航及气象保障的困难条件下，冒着可能遭到国民党空军袭击的危险，经长途航行全部安全飞回祖国大陆。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乘央航潘国定机组驾驶的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飞机，于当日中午12时15分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的有李克农、刘亚楼、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民航局局长钟赤兵等领导及有关人员。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刘敬宜、陈卓林一行。

　　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贺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员工，赞扬他们“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希望他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同日，周恩来总理致函“两航”员工，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陈卓林分别任中航、央航总经理。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的社论，并指出：“对于将在两公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航空事业，表示无限信心。”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宴请“两航”起义北飞全体人员时说：“我们欢迎两公司的起义，因为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他号召“两公司的全体人员努力克服前进途中的困难，坚持自力更生，而不要对帝国主义者存任何幻想”。

　　“两航”起义北飞成功后，立即通电其国内外各办事处、航站，电令保护好财产，号召尚待解放地区和海外员工归附新中国。吕明对中航澳门电讯课预先有所布置，起义成功后，中航澳门电讯课和工厂、材料库员工积极响应，庄重签名加入起义行列。中航澳门电讯课是人员、资产完整参加起义的一个部门。央航曼谷办事处员工致函，绝对拥护起义。中航、央航昆明办事处员工在中共“两航”昆明支部领导下，秘密响应起义，进行护产斗争，迎接解放。台湾、海口的部分两航员工闻讯后，冲破国民党的阻挠，赶赴香港报到，参加起义行列。中航曼谷、仰光、加尔各答、旧金山等办事处员工，纷纷响应起义，宣布归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航”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爱国壮举，是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是给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个重大打击，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加速了解放全国大陆的进程。同时，又直接影响了国民党政权在香港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机构的相继起义，“起了示范作用和带头作用”。

　　“两航”起义是中国民航史上的重大事件，将永载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中国民航的史册。

　　（选自《钟山风雨》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