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安

　　

皇六子

　　1833年1月11日午夜，奕訢在皇宫中降临人世。这一年，道光皇帝恰好50岁，天命之年喜添贵子，自然感到格外兴奋。奕訢生时脸方目圆，天庭饱满，一眼便讨得道光皇帝的喜欢，于是赐名为訢，“訢”者“欣”也，表达了道光皇帝的欣喜心情与厚望之念。

　　奕訢以后的表现，更令道光皇帝欣慰与满意。奕訢“生而颖敏”，记忆力极强，师傅每日讲授千余言，“少读而成诵”。在师傅名儒贾桢的严格教育下，奕訢不仅对传统的儒家经义有了深入系统的学习和认识，而且书法、诗文、国画、古琴等功底也打得相当扎实。与此同时，奕訢还发扬满族尚武的传统，练得一手好骑射，武功更是颇为了得，几乎样样都在四兄奕詝之上。

　　道光皇帝看在眼中，喜在心头。但是，对于接班人的选择，却有着他自己的标准。九位皇子之中，前三位已逝，五子奕誴已被过继出宫，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年龄太轻，唯有四子奕詝、六子奕訢各有千秋，可以争一短长。

　　论性格，奕詝仁慈、内向、木讷，温文尔雅、稳重老成;奕訢则开朗、外向、善言谈、办事干练，颇有主见，应变能力极强。论相貌，奕詝长相一般，右腿因骑马摔下骨折，留下了一点跛的痕迹;奕訢则鼻隆脸阔，果毅英发，一表人才。论出身，奕詝是全贵妃钮祜禄氏所生，而全贵妃是道光帝最喜爱的妃子，母以子贵，立为皇后;奕訢生母静妃博尔济吉特氏年轻貌美，为人聪颖，在皇宫的地位仅在皇后之下，列第二位。而且，不久，皇后暴崩，静妃虽未被立为皇后，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六宫中的女主人。

　　种种事实表明，奕訢似乎在各方面都较奕詝优越，应当确立为皇储。但是，道光皇帝却举棋不定。形势变得微妙起来，奕詝和奕訢，虽为和睦兄弟，但在关乎自己前途命运的储位问题上，彼此心照不宣，展开了隐蔽的角逐。两位皇子的老师，为了帮助自己的学生入储，也各自进行幕后策划，施展着无声无息的较量。

　　偏偏在这关键时刻，深得道光皇帝欣赏与信任的奕訢老师贾桢因母病故回家守制。奕訢的老师换为卓秉恬。卓秉恬是四川人，嘉庆七年进士，长期担任工、兵、吏等部尚书及大学士等职，为官作风严谨，喜经世致用之学。他见奕訢才思敏捷、接受能力强，便帮助奕訢进一步提高学识和应变能力，打算以真才实学去打消道光帝的顾虑。

　　奕詝的老师一直为杜守田。杜守田，山东滨州人，道光三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此人心机甚深，少言寡语，善于揣摩道光帝的心思，同样深受道光帝的信任。因为追随道光皇帝多年，他非常了解道光帝的性情、想法与作风。他认定奕詝长处不在武功和辩才，而应当以道光的选人标准—— 忠厚孝悌来使奕詝获得信任。

　　道光二十七年春的一天，道光帝命令诸皇子随他郊猎于南苑。狩猎是奕訢得心应手之事。这一天，他猎获的禽兽最多。中间休息时，他忽然发现四兄奕詝坐在一旁，一无所获，而且，连他的手下人也都垂手侍立，身边没有猎得的兽物。奕訢问其缘故，奕詝回答“今天身体不舒服，所以不能驰逐”，奕訢信以为真，也就没有往下多想。及至天晚，在众皇子中，数奕訢收获最多，于是顾盼自喜。到道光皇帝面前报告战果，奕訢本来最合道光意思，谁知奕詝说出一番话来，使道光皇帝转而认为奕詝“真有人君之度矣”，就在这一转念之间，“立储之义遂决”。

　　原来，奕詝深知自己的武功不及奕訢，即去上书房找老师杜守田请救。杜守田长于揣摩之术，因而面授机宜：“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孳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阿哥第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此一生荣枯关头，当切记勿忽也。”奕詝遵照老师的授计，藏拙示仁，终于取得了道光帝的好感。斗智者上，斗力者下。以南苑狩猎为标志，道光帝心中的秤杆开始向奕詝方面倾斜。

　　道光二十八年，道光皇帝病重，且久治不愈。为了最后的定夺，道光帝叫奕詝、奕訢到病床前答对。杜守田考虑到奕詝的常识不及奕訢，皇上问对，对答如流的必是奕訢，奕詝要想取胜，只能以奇胜之。于是教导奕詝：“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泣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结果，杜守田再次胜出。道光皇帝进一步认定“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道光觉得，奕訢虽有才干，但锋芒毕露，德性涵养不足;奕詝才能虽不如奕訢，但仁孝宽厚，能让他身后安心，不至于出现先祖康熙圣祖万年后的家庭悲剧。这样，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在病危中紧急召见军机大臣，宣示开匣启谕。御书中明确指定：“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

　　一匣兩谕是有清以来绝无仅有的事。看来，决定把皇位传给奕詝，道光帝心中是矛盾与痛苦的。特旨御赏奕訢为亲王而没有其他皇子的份，是道光对奕訢心中有愧而特意补偿。就在这一天，道光皇帝“龙驭上宾”，奕詝登上龙座。奕訢与皇位，就这样失之交臂。

军机大臣

　　咸丰帝的母亲早逝，从小在奕訢之母静妃身边长大，咸丰、奕訢朝夕相处，亲情融融。不过，在权力与利益环境包围下长成的人们，在他们的心中，利害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

　　奕詝坐上龙椅后，按照先父的遗诏，就封奕訢为恭亲王。奕詝在亲王面前特意以“恭”字为冠，奕訢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不知其中三昧。对于已经当上皇帝的奕詝，他不敢不恭，也不能不恭。始终对奕訢心存戒心的咸丰，对奕訢的恭顺也做出了姿态。咸丰二年（1852年），他特地把京城最好的王公府、第一大贪官和珅的府第赐给奕訢，但就是不给他干政的机会。

　　然而，时局多艰，南国烽烟四起，太平天国运动的惊涛骇浪，终于把奕訢推上政治舞台的前沿。面对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步步逼近，咸丰皇帝与大臣都惊慌失措，在国策上无一建树明断。大敌当前，自救要紧。奕訢聪明能干，才略优于自己，这一点咸丰是最清楚不过的。1853年10月12日，咸丰帝添派奕訢办理京师防务，对抗太平军的北伐。没过一个月，又特命奕訢出任军机大臣，总揽军国大计，直接对他负全权责任。

　　军机处是清中枢决策机关，全国政务总汇。军机大臣直接对皇帝负责，处于“君权附庸”的地位，是凌驾于内阁，各部、院之上的最重要的机构，史书称“隐然执政之府矣”。奕訢走上国家政治舞台，表面上是皇兄格外施恩。因为按祖制，清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亲贵专权。但从深层本质分析来看，咸丰此时敢于抛开“祖制”，公然任命奕訢为军机大臣，却是太平军东征、北伐的局势造成的。在太平军摧枯拉朽的冲击下，清政府赖以存在的八旗、绿营两大主力已经瓦解，形势严峻，“祖制”无法帮他渡过这道难关，环视周围重臣，也似乎没有能挺身而出、真正为他分忧解愁的，关键时刻，还要靠这个能干的皇弟帮他支撑危局。因此，奕訢因势得志。皇兄破格重用，奕訢尽职尽责。很快，奕訢使军机处有效地运作了起来。一年之后，即1855年春夏之交，在奕訢的赞画下，太平天国的讨北军便被扫灭一空，京城转危为安。

　　奕訢完成了他的使命，皇兄也不愿看到皇弟势力膨胀起来。把奕訢罢黜，虽然有些“良弓藏”的味道，但终究自己可以睡个好觉。很快，咸丰皇帝就找到了借口，利用奕訢在其母亲的封号问题上做起文章，将奕訢逐出军机处，剥夺其一切职务，一撸到底，恢复了他闲散亲王的原样。

辛酉政变

　　咸丰将奕訢赶回家后，百般艰难的政治事务却让这位天子焦头烂额。朝中文武大臣，一时歌舞升平，因循积习，不知振作，于国家大事，几如盲痴，一筹莫展，堪与奕訢比肩者，一时无人。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后，咸丰帝对汉人表现出了更加不信任的姿态。咸丰帝于是重用肃顺。君臣遇合，朝中风气立刻焕然一新。

　　不想，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咸丰帝与肃顺一伙狼狈逃往热河，仓促间，咸丰并没有带上奕訢，而是让他留下来收拾残局，其中用心之深，人们自可大胆想象。但是这一事件，造就了奕訢再度崛起的机缘。

　　不畏艰难的奕訢，与洋人“不惮接对”，力成和局，终于使京师转危为安。在人们的心目中，奕訢简直成了再造乾坤的巨人，声誉鹊起，威望顿著。京师中的达官贵族、王公大臣，一时纷纷向奕訢身边聚集，形成了以奕訢为首的实力集团“京师派”。这为他与肃顺集团“热河派”的最终叫板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奕訢崛起之前，没人能与肃顺相抗。但肃顺没有料到，本来想把奕訢推入火海，哪承想奕訢平安无恙且迅速崛起了，这就使之不能不开始对奕訢另眼相看，严加防范了。

　　奕訢不是一般人，而是当今皇帝的同胞手足，要是皇上倒向他這个能干的皇弟一边，肃顺就完了。要压倒奕訢，最大的法宝还是皇上。皇上对这个皇弟不放心，生怕他擅权干政，只要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拉近，恭亲王就不能把他怎么样。肃顺计策已定，就常在咸丰耳边进谗言，状告奕訢有与洋人勾结谋反之意，要皇上时刻警惕。

　　肃顺的危言耸听，倒不完全是无中生有。不管奕訢有意无意，英、法、俄等列强为了在华利益，确实有让他取代奕詝做皇帝的想法。巴夏礼就单刀直入，劝奕訢登上“空着的皇位”，但被奕訢“严肃地拒绝了”。在北京的“热河派”，也传递着可能“失位”的信息。还有头脑简单的皇老五惇亲王奕誴由北京跑到热河，没深没浅地说出奕訢欲谋大位的话。各种传闻杂凑到一起，由不得咸丰不信。

　　咸丰对奕訢的疑虑与恐惧，也在日益滋长。当奕訢得知皇兄病重的消息，上疏恳请前往探视，希望能够借此消除误解时，没想到皇兄不念兄弟情谊，以相见徒增伤悲不如不见为由，拒绝了他的一片好心。皇上如此对待奕訢，肃顺感到高枕无忧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享年才31岁，把大清国事业留给了他的不足6岁的儿子载淳。

　　咸丰帝死后，“北京派”和“热河派”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咸丰死前作出了三个决定：1.立他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2.任命肃顺等8人为顾命赞襄政务大臣，辅佐载淳赞襄一切政务。3.赐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赐皇太子“同道堂”印，为今后下达谕旨的符信。规定凡一切诏谕只有盖上这两颗方印时才能生效。

　　这三条遗命，显示了咸丰皇帝对身后事务的精心安排。咸丰考虑到了身后肃顺跋扈专权的可能性，不使权力偏斜于一两人之手，八位大臣可互相牵制、监督。同时又给了皇后与皇太子最后的联合否决权，两人手中各握有一颗落定乾坤的印章。咸丰对自己身后权力格局的精心安排，目的是避免朝局动荡，确保载淳顺利得到和行使权力。另一方面，他更加担心皇弟奕訢身贵势重，因此拒绝援用摄政王祖制，甚至坚决把奕訢排除在了顾命大臣行列之外，根本不给他接近皇帝与朝政的机会。

　　关于此事，《清史稿》中将之定为圣明的“庙算”。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皇后钮祜禄氏性格柔和、才略平平，给予她“御赏”印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至于给予皇太子的“同道堂”印，由于载淳年幼，为他掌管此印的只能是她的生母那拉氏。那拉氏拥有了这颗相当于皇权的“同道堂”印，就等于被授予了参政的权力。用皇后去限制富有野心的那拉氏，那不是黄粱美梦？

　　咸丰遗诏的结果就是半路杀出了慈禧太后这匹黑马，最终打破与推翻了中央高层权力的分配格局。肃顺和慈禧，性格上都属鹰派，俗话所谓“硬碰硬”，原是难以共存。咸丰一死，慈禧便以肃顺专权事联合慈安，并力主两人一同垂帘听政。因为此举不符合清室祖制及咸丰的临终遗命，被八大臣坚决顶回。慈禧于是起而联合在京师有势力亦想有作为的奕訢，共同对付一致的政敌——肃顺集团。这为奕訢的第二次辅政提供了珍贵的机会。

　　1861年11月，慈禧在奕訢的安排下，发动了辛酉政变，载垣、端华、肃顺被杀，其他赞襄大臣或贬或放，“祺祥”年号改为“同治”，最终确立了两宫太后的垂帘听政，改变了大清国最高权力的体制。

　　咸丰之死与肃顺集团的消灭，也标志着奕訢一生权力与事业顶峰时期的到来。从此，他内掌军机、外操总理衙门，为他洋务事业的启动，铺平了道路。

洋务运动

　　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訢著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加上原已主持的总理衙门，内政外务大权集于一身。这样，军机处便成为奕訢的天下。

　　这一时期的慈禧，对政治业务还不熟悉，加上自己的羽翼与地位还不稳固，凡事都要依赖奕訢作主。这一时期是奕訢一生事业的黄金时代。奕訢独揽朝政，大权在握，可以大刀阔斧地去推行他的政治抱负了。

　　奕訢首先巩固与扩大他的实力基地—— 总理衙门的事务与规模，把它作为推行大清国近代化的中枢与窗口。奕訢将总理衙门建设成为一个总揽“新政”的包罗万象的洋务衙门，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火车头。从此，总理衙门成为军机处之外的清政府又一中枢机关。在晚清，外国人将之视为清“帝国政府的内阁”，今世学者则称之为“洋务内阁”。奕訢在洋务运动方面功不可没。奕訢推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步骤，大体经历了练兵、制器和培育人才三个方面。

　　练兵是奕訢首先要抓的洋务。以刀矛弓箭装备起来的旧式军队，无论如何敌不过洋枪洋炮的新式军队，这是奕訢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中获得的血的教训。奕訢倡导在沿海口岸练兵，先在天津调足一营兵力，交由外国武官以西式训练方法教演。天津练兵初见成效后，便向上海、福州、广州、营口等地推广。口岸练兵的开展，为大清国军队提高战斗素质，适应西式作战的方法，开辟了新途径。在奕訢的倡导下，练兵工作得以逐步推行，旧式军队获得初步改造，奠定了军事近代化的初步基础。

　　练兵必先制器，没有洋枪洋炮和兵轮，练兵无从着手。奕訢因急于练兵，决定先向外国购买武器，并委托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兵轮8艘。不料李泰国擅自和英海军大佐阿思本订立合同，有损中国主权，这批兵轮被迫退回。这一事件激发了奕訢设厂自制的决心，同时，在练兵过程中，他也逐步认识到自制船炮的重要性。1864年5月，奕訢正式提出“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命题，并且主张：“宜乘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这一主张，很快获得地方实力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响应与实施。在以后几年间，陆续出现的大型制造船炮的近代军用工厂，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等，都是在奕訢的倡导、鼓励与支持下创建起来的。

　　奕訢培育人才的活动，是从1862年创建同文馆开始的，最初只限于培养翻译人才。随着练兵、制器等工作的逐步开展，以及对西学认识的逐步加深，奕訢深感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他说“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得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于是，他在1866年奏请于同文馆中新添一馆，教授天文算学。后来陆续增开化学、格致等馆，把同文馆扩建成中国第一个培养科技人才的近代教育机构。在同文馆的带动下，上海、广东、天津、福州等地也先后开展近代化教育活動，为晚清和民国造就了一大批翻译、外交和科技人才。与此同时，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还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科技书籍，传播了近代科技知识。

　　1874年，因日军入侵台湾，海防空虚，奕訢主持的总理衙门，提出切实建议，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等六条，由军机处密寄各督抚切实筹议。筹议结果，加强了海防，推进了洋务运动。1875年4月26日，清廷批准了总理衙门的海防经费一折，从此可以逐年添购船炮。后来北洋舰队的成军，便是以这笔经费为基础的。

　　奕訢从1861年初负责总理衙门起，到1884年上半年被慈禧赶下台为止的整整25年间，主持和总管了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工业、军事和文化近代化的初步基础。尽管洋务运动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而且结局也归于失败，但万事开头难，奕訢主持的洋务运动，毕竟是在中国古老落后的大地上，破天荒地第一次绽放出近代化的奇葩。从这一意义上说，应该为奕訢在中国近代化的里程碑上记一个头功。

甲申易枢

　　在慈禧重用奕訢的背后，潜伏着限制其权势的用心。可以说，两宫对奕訢的封赏确实是十分慷慨，但是在分配清王朝最高权力这个问题上，慈禧则毫不含糊、决不让步。精明强干的奕訢对慈禧的心理清楚明白，却置若罔闻。在奕訢看来，北京是他的天下，是他苦心经营的势力范围。况且，是他的精心策划和强大势力打败了肃顺，如今大功告成，他就应该执掌大权。

　　所以，议政王我行我素，气势熏天。他小看了慈禧，在两宫和皇上面前慢慢地就少了一份尊敬。慈禧开始对奕訢的行为不满起来，而奕訢又毫无收敛之意，竟发展到当面表示不服。一次，两人为不同的政见争吵起来，慈禧责备奕訢尽用汉人，“你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的职！”奕訢也不示弱，回敬道：“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我皇子！”边说边不耐烦地站了起来，气得慈禧大呼恭王要打她，还是太监将奕訢劝出。奕訢竟敢这样公开与慈禧争吵，这是大逆不道，当然很让慈禧气愤，这更让她感到深深的不安，尤其是慈禧重用的汉族大员们反而与奕訢的关系更为密切，慈禧感受到了威胁。

　　慈禧现在已非垂帘之初，对处理国事、驾驭官僚积累了一定经验。奕訢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慈禧又连发两道上谕直指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明确指令奕訢自今往后不得为发展自己的势力而滥保官员升迁。翦除胜保使奕訢失去武力支持后，慈禧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奕訢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搞在一起，威胁自己的权力，于是决心甩开奕訢，结束两人在对等地位上互相监视的历史，要让文武百官包括奕訢在内，明白她才是这个王朝的最高主宰。

　　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慈安太后突然身亡。慈安之死加速了整个统治中心内部关系的分化，在慈安生前，慈禧对奕訢尽管屡次予以打击折辱，使奕訢“晃荡不能立足”，时时如履薄冰，但慈禧还不敢做得太过分，奕訢有慈安的“倚任”，还能继续在军机处执掌大权。慈安死后，奕訢失去了朝中一个重要的支持者，这使他非但不会贸然对抗，而且其地位恐已岌岌可危。慈禧开始下决心彻底解决奕訢问题，建立完全听命于自己的领导班子。

　　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发生了朝局之变。这一变动与中法战争关系密切。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当时，清朝与越南之间保持着宗藩关系。12月，法国进攻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对法是战是和，慈禧态度游移，迁延不决。恭亲王奕訢在中央、李鸿章在地方，对法国和战举棋不定。山西一战，清军失败。接着，清军又相继失去北宁、太原、兴化。在边境连连告警之际，军机处拿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应敌办法，而奕訢不在抵抗法军进犯与办理对外交涉上努力，却在为半年后慈禧寿典一事煞费苦心，意图以此讨好慈禧。但奕訢此举丝毫没有博得慈禧的好感。慈禧对前方军事失利非常不满，她要借此事大做文章。

　　1884年4月8日，慈禧没有像往常一样召见军机大臣，而只单独召见领班军机章京，按她的意思御前拟旨，下发全国。谕旨将奕訢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并将军机处全班人马罢斥，组成了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的军机处。4月9日，慈禧又发一道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这就是说醇亲王奕譞成了幕后首席军机大臣。

　　军机处改组完成后，慈禧又对部院大臣、总理衙门、八旗都统做了重大的变更与调整。慈禧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大规模改组政府，完成了清廷最高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因为这次变动发生在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这是辛酉政变之后慈禧同奕訢之间20多年明争暗斗的一次决战，结果奕訢被彻底击败，被强迫“家居养疾”，从此整整赋闲10年。

　　奕訢入主军机处24年，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至于彻底罢斥。及至懿旨公布，举朝愕然。新军机处的人员组成，在能力、威望、识见和人品上都与原来的军机处相差甚远。有人认为，这次易枢是“易中枢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真是一语中的。从此，新组成的军机处从某种程度上讲真正成了慈禧任意摆布朝政的装饰品。甲申易枢后，慈禧有了不受任何制约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惟我独尊的政治地位至此完全确立。

终结

　　对于奕訢的才干，慈禧是清楚的，奕訢集团的壮大也使慈禧心中隐隐不安。肃顺的跋扈犹在目前，慈禧亦怕奕訢成为第二个与她对抗的不听话的肃顺。对于这一点，晚年赋闲在家的奕訢心中也是清楚的。不过，在与这个皇嫂合作共事的20余年中，他深深了解了这位皇嫂嗜权如命、胸怀狭窄、对人苦辣的性格，看到了大清国将会亡在这位无所政见、唯知嗜权的婦人手中的隐患，发出了我大清要亡于方家园的惊呼。

　　1889年5月29日，奕訢走完了人生的67载春秋。弥留之际，他把前来探视的光绪帝叫到床前，郑重叮嘱：“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

　　在遗嘱中，他对光绪帝的前程与举措充满了忧虑：“伏愿我皇上敬天法祖，保泰持盈，首重尊养慈闱，以隆圣治，况值强邻环伺，诸切隐忧，尤宜经武整军;力图自强之策。至于用人行政，伏望恪遵成宪，维系人心，与二三大臣，维怀永图。”只是，奕訢用自己一生坎坷经历总结出来的谋国之策却并未被光绪帝所采纳。

　　晚清帝国的一个重要支柱就这样坍塌了。

　　在奕訢死后的第13天，光绪帝采纳康有为的变法建议，正式诏告天下，宣布维新变法。之后，奕訢担心的事一件一件地发生。母子相争，光绪帝一变成为阶下囚。慈禧一手遮天，朝政更加昏暗。再过两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华，大清王朝经奕訢整治与挽救振作起来的一丝国脉又重新沉息了下去。庚子之变后，清王朝气数已尽，在奕訢死后，它又苟延残喘了13年，终于淹没在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之中。

　　（选自《同舟共进》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