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估”“足下”的钱穆

　　“书估”者，售书人也，另有美名曰“书友”。《荛圃藏书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失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余对售书人，无尊之之意，亦无恨之之心，故而本篇通用“书估”者也。

　　“足下”者，称谓也。“足下”战国时已见，多用于称君主，后来才用于平辈。另有同类称谓“阁下”。古时作为尊称并用，但有区别。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说：“古人称呼简质，如足下之称，率施于尊贵者。盖不能自达，因其足下执事之人以上达耳。后世遂定以天子称陛下，诸王称殿下，宰相称阁下。今平交相谓亦称阁下，闻人称足下则不喜矣。”本篇“书估”“足下”连用，非称谓也，乃实指“书估”之“足”也。

　　兜了半天圈子，绕了一大弯儿，其实，本篇要叙述的是十几年前，我在一个书估的脚下发现了一封钱穆先生写给商务印书馆的钢笔信的故事。

　　那天，我正在上班，呼机上显示了一个不熟悉的电话号码。我马上回电，原来是时常卖给我旧书的书估传呼的。我问他又踅摸到什么好东西了。书估告诉我，几天前他们从南城的一个回收站那里收到几公斤某出版社丢出来的书稿，北大的程先生和许川都看过了，他们都给不上价。如果我感兴趣，他和他的合伙人包租了一台小面包车，可到我的单位来接我，到他们的住地去看货。

　　那时我的身体好，有精力，经常下班后到那些书估住地看东西，几天不去，心里还挺闹腾的。一听说有好东西自然很兴奋，当即同意下班同往。

　　车行进到去往书估住地的窄小石子马路，开始颠簸起来。坐在凳子上，低首翻弄车厢里的书，身体总往前蹿，我干脆蹲下来翻看。这时，我发现对面打着瞌睡的书估脚下，结结实实踩着一份用曲别针别住的文稿，最上边儿的是个发文单，仔细打量，原来是商务印书馆出来的东西，受文者栏有“钱穆”字样。我试图从书估的脚下抻出这份文稿，但没有成功。

　　那一年，我刚刚翻阅过一套叫《百年国士》的书，钱穆位列书中50名国士的第27位，在林语堂后，冯友兰前。那时，我已集藏有书中所列的50名国士中大半的文人手迹。缺少的，而且最不容易搞到的就是林语堂、赵元任、梁实秋、钱穆等在海外定居的几位的。今天能看到有关钱穆的东西，我怎能罢休。

　　看到这里，读者会说，拍拍书估的腿，让他抬脚，取出来看看，不就得了吗。圈儿外的朋友有所不知，这一行素有“卖的没有买的精”的说法，原因是这些流动的书估，大都来自于穷僻的山区，没有上过几天学，都是在做中学。而那些买家往往是做学问的，当然也有特别懂行的书商。这些书估进到一批货，往往不急着出手，而是要通知许多买家来看，一圈儿下来，书估对自己的货及价都弄明白了，才开始出手，自然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

　　既然东西被书估踩在脚下，说明书估并不清楚此物的价值。但是，你一拍他的腿，要看他脚下踩着的东西，你关注的东西，就被书估发现了，如果恰好这件东西，正是你渴求的，你越想买，书估就越不卖给你，不是干着急吗？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要绷得住劲儿，等到机会再出手。

　　我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因此，今天看见书估脚下有关钱穆的东西，依然不露声色，继续翻弄那些旧书烂画一类的东西。

　　颠簸了几公里后，到了书估的住处。书估和坐在司机旁的另一书估，开始捡拾车厢内的东西，那一沓文稿连同曾被书估踩在脚下的文稿，也被收拾到一个尼龙口袋里。

　　到了书估的屋里，他们把那口袋顺手扔到一个破旧的沙发上，袋子里的东西顺势掉下来一些，落在了地上。我一瞥，掉下来的就有一沓文稿。我坐在另一只沙发上，趁着书估拿取书稿的工夫，探身伸手捡起落在地下的文稿翻了翻，见被书估踩过的那份里边有一封钱穆的亲笔信和信封，心里有数了，就又把它扔回到原处。

　　兩个书估提溜过来三四个纸袋子，放在我面前，我一袋子，一袋子地过了一遍。这批东西整体价值不高，书估开头说的，某某、某某看过却给不上价的话，是虚张声势。我不太喜欢，也就没出价。看到书估很是扫兴，我看机会来了。就说，在车上翻看那些旧书等物，有的还有点儿用，别白跑一趟，买一点儿吧。书估说，车上的那些东西，是星期天在潘家园卖剩下的，你如果要就“一枪打”，便宜卖给你。我问价，书估开了个我意想不到的低价，我又还了个价，皆大欢喜。书估住地离我家很远，不可久留。我提溜着那个装有钱穆先生信的尼龙口袋，出门就打了个“面的”往家赶。

　　在车上，我迫不及待地找出那份与钱穆有关的文稿。文稿被别在一起，共六页，第一页是商务印书馆编审出版部收发文的批审单，因被书估踩在脚下，脚印深深地印在了上边，后来经过装裱师的处理才弄掉。批审单第一栏受文者写：钱穆香港九龙嘉林边道二十八号B地下。事由栏写：《先秦诸子系年》版权退还作者。发文日期栏写：1955年5月26日。拟办栏后附给钱穆的回信草稿：

　　钱穆先生：

　　五月四日来信已经收到。大著《先秦诸子系年》由先生在港自印新版发行，我馆可以同意。覆致

　　敬礼

　　商务印书馆编审出版部 启

　　第二页是工具书组就钱穆来信写给社长的报告：

　　钱穆（宾四）所作在我馆出版，种数甚多：

　　《先秦诸子系年》（原列“大学丛书”）、《国学概论》、《论语要略》。此次来函要求收回第一种版权。

　　《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过去曾拟重版，但以著者政治面目不明，所以未曾进行。是否可以退还，请批示。

　　此致

　　史经理转社长工具书组

　　1955年5月19日

　　时任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史久芸的批示意见：

　　《先秦诸子系年》是版税书，我的意见，可以同意钱穆在香港自印新版发行。

　　1954年，商务印书馆总管处迁京，实行公私合营，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武剑西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他的批示是：可予同意。

　　钱穆先生的信和信封是附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收发文签收单和登记单后边的，信之原文如下：

　　敬启者：

　　拙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廿年前承贵馆承印出版。惟此书十年以来久经绝版，而鄙人对此稿亦迭有增订。兹拟在香港自印新版发行。特此函闻。敬希惠予同意并赐复为盼。

　　专此，顺颂

　　公祺。

　　钱穆 启

　　五月四日

　　复示请写：香港九龙嘉林边道28号B地下鄙人收。

　　信封为空邮，贴香港一角邮票。收信地址为：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此地址为原商馆地址。

　　“面的”从现在的奥运村（那时还是朝阳区的村庄）到西城区百万庄大街我家，大概行进了一个小时。到了大院，我在院子里一个乒乓球案子上，把那口袋旧书倒出来，挑出有用的，剩下的就都丢在了楼道放杂物的木箱里。

　　叙述完买得钱穆先生手札的过程，再来说说钱穆先生和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

　　钱穆（1895年—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正如商务印书馆编审出版部工具书组就钱穆来信写给社长的报告中所说，“钱穆（宾四）所作在我馆出版，种数甚多”：1925年，《论语要略》（又名《孔子研究》，列入“国学小丛书”）;1930年，《墨子》（列入“万有文库”）和《王守仁》;1931年，《周公》《国学概论》和《惠施公孙龙》;1935年，《先秦诸子系年》;1937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即便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动荡不已的岁月，钱穆与商务印书馆的交往仍未中断。1940年，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国史大纲》（当时被列为部定大学用书）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印行。1945年11月，《政学私言》（列入“人人丛书”）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钱穆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中国学术思想史之分期》《选举与考试》《神會与坛经》《学统与治统》《人治与法治》等文。可以说，钱穆前半生的几乎所有重要著作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949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钱穆与20世纪50年代初从上海搬迁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总部断了联系，但与由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发展起来的台湾商务印书馆仍维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在那里出版了一些著作。

　　《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可以说是钱穆的成名作，也是他着力最多的著作之一。钱穆一生著述甚丰，但其著作，包括那些最有影响的著作，大多是课堂讲义或演讲稿，如早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等，晚年的《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都是如此。《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则不然。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作者为撰写此书下了很大功夫，考证也非常细致。全书包括考辨专文四卷，计160余篇，通表四篇，附表三张。

　　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然《六国年表》颇多缺失。钱穆通过研究得而复失的汲冢之《竹书纪年》，厘订其今传世本的错讹，然后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遍考诸子之书，参证诸子之行谊及六国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参伍以变，错综以验，定世排年，疏证细密。

　　本书原名《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考辨》四卷与《通表》四篇一一相应，第一卷考订孔子行迹与相关人物，第二卷考墨子、子思、吴起等，并辨老子其人其书，第三卷考晋、楚、魏、齐列国诸子，第四卷考春申、平原二君和荀子，至韩非、吕不韦。作者依次将先秦学术思想发展分为“初萌”“酝酿”“磅礴”“归宿”四期。

　　全书自孔子至吕氏，各家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对先秦诸子的生平事迹、学术渊源、各家思想流变辙迹一一加以考定，持论有据，资料翔实。

碎纸屑里找出的陈寅恪手稿——陈氏一门三代手迹奇遇记

　　周越然先生的《书的回忆》中有一段话说：“做官有幸运，就是连升;经商有幸运，就是赚钱。购古书者，也有幸运，就是：（一）我要什么书，马上买到什么书，并且价钱不大。（二）或者在冷摊上偶然拾得一种毫不相干的破书，归来审察，发现某名士的印记，某名士的批校。（三）又或者书贾拿了奇僻的古本来售，索价不高，故留之。后来细作考查，知是海内外孤本。”周先生谈到的三个方面的幸运，我都经历过。别的不必说了，就拿2003年年末我偶得陈寅恪先生手迹的故事来说吧，那简直就是想要什么，就会有人送上门来。

　　那年岁末的一个下午，快到下班的时间了，我接到经营旧书的朋友杜先生的来电，他说带来一包手稿，已经到了我办公室的楼下，请我下楼看看，如果我喜欢，可以卖给我，因他准备回老家过春节了。我马上下楼，钻进他的小轿车里，打开包书稿的旧报纸一看，原来是几年前与我擦肩而过的冯承钧先生所译《蒙古与教廷》手稿。

　　《蒙古与教廷》是冯承钧先生20世纪30年代所译，撰者是法国的伯希和先生。由于各种原因，这部译著直到1990年才出版。冯承钧先生生于1887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通英、法、梵及蒙古文和比利时文，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对历史地理学有深入研究，尤长于中西交通史和元史。壮岁即患风瘫症，1946年卒于北京。冯氏著译甚丰，主要有《中国南洋交通史》《马可·波罗行纪》《多桑蒙古史》《西突厥史料》《郑和下西洋考》《帖木儿帝国》《吐火罗语考》等，《蒙古与教廷》亦是他的重要译著。

　　冯先生所译的《蒙古与教廷》这部手稿，和我真是有缘分。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大概是1995年或1996年，我和几个倒腾旧书的朋友在一位赵姓书贩的家里小聚。赵先生听说我开始积攒名家手稿，告诉我说，他认识一个安徽籍的旧书贩，手里有一部冯承钧先生用毛笔书写的手稿，如果我感兴趣，可以叫他把书稿带过来谈谈。我说，好啊，价格合适，冯先生的手稿我肯定会留下的。当即，赵先生约那个书贩马上到他家来。大概二十分钟后，那个安徽人背着一个大布袋子来到了赵家。寒暄之后，知道他姓刘，因身材高大，圈内人称他“大刘”。大刘带来的书稿正是冯先生所译的《蒙古与教廷》手稿。这部书稿共三册，非常完整，确为冯先生亲笔，于是开始谈价格。那个时候，名人书札、手稿的价位都不高，我依照当时旧书市场通行的手稿价格，给冯先生的这部手稿出了个价，每册1000元，三册3000元（人民币）。结果这个家伙脑袋摇了好几下，嫌太少。我让他开价，他“狮子大开口”，每册2000元，三册6000元（人民币），并说已经有人给过这个价了。还说少于他开出的价，就不谈了。我又提高了1000元，总共4000元，他依然不卖。老赵出来打圆场儿，我出价到三册5000元，可这小子就是不给面儿。我也恼了，告诉他，不卖算了。

　　这件事儿，我早就给忘了。谁曾想，事隔几年之后，这部书稿居然辗转到了杜先生的手里。书稿原样没动，价格却翻了个跟斗，杜先生一口价：人民币10000元，没商量。我没犹豫，上楼取钱，下楼付款，取货。为什么我会这么痛快地接受了小杜开出的万元价格呢？时过境迁，进入到21世纪以后，名家书札、手稿的价格已是今非昔比了。杜先生给我开的价，其实是个朋友价，假如书稿依然在安徽大刘的手里，现在他开出的价格绝对要比小杜的一万块高出很多。

　　除了冯先生所译《蒙古与教廷》手稿，杜先生还把随稿带来的几封书信、残稿等送给了我。晚上，我整理那些书信、残稿时，有一页发旧并有水渍的文稿引起了我的注意，字迹很像陈寅恪先生的手迹。我小心地拿起这张陈旧泛黄的稿纸，轻轻地把它放在写字台上，并小心翼翼地用镇纸压住，然后一字一字地往下读：

　　冯先生译文正确（译文时有删节，但无害于大意），又间附注自己所发明者于原文后，甚有益于读者。惟外国字原文之有符号者，仍多未移写正确，将来付印时，似必须悉照原文一点一画皆不讹误方妥。又如伯君原文注五十七云：“此文（指《册府元龟》原文）不言王玄策的实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颇奇（伯君原文自谓不解‘道王友之语）。”殊不知“王友”乃唐时之实在官名，并非朋友之泛称，如《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云：“王府官属：友一人，从五品下”之类，若一一悉为考订改正，则限于目力，想有所不能也。

　　再往下读，紧靠纸边有几个并不起眼的字：“寅恪谨注。六月七日。”

　　果然不出所料，这页文稿确为寅恪先生亲笔所书！这真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老话。陈寅恪先生写下的这段文字，是在伯希和的文章《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中，收入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该文注五十七，写有，“此文不言王玄策的实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颇奇”云云。那时，陈寅恪先生是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是胡廷。由此推断，这页文稿是陳寅恪先生在审读《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时记下的。

　　陈寅恪先生的手迹，连同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和其兄陈衡恪，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可以说是我集藏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手迹的重中之重。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开始了陈寅恪及其乃祖、乃父和其兄衡恪（即陈师曾先生）手迹的寻觅活动。之后，我曾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过陈宝箴先生的手迹，但拿捏不准真赝，没敢举牌;陈三立先生的书札、对联我见过几件，但都“不开门儿”。后来在琉璃厂一个旧书铺里看到陈三立先生的一副尺幅很小的对联，价格不高，便买下了。一个朋友到我家里玩儿，看了这副对联后，说“不好”。我的收藏习惯是，家藏的书画、信札及其杂项等，凡是圈内人不看好的，我也拿不准的，就一定会送人或转让。既然朋友不看好这副小对联，我也不是十分喜欢，于是我便把它送到一家拍卖公司卖掉了。据说竞拍到这副小对联的是上海的一个书商，他放出的口风是：经专家鉴定，这副对联是真迹。直到我准备写《旧墨三记》了，才在北京一家拍卖公司举办的古籍拍卖会上买到了陈三立先生的两页诗稿。说起我能竞拍到这两页诗稿，还真要感谢收藏大家和宏明先生。那天的拍卖会我和他挨着坐，我举牌的几通书札，和先生也都举牌参拍。对于那些书札，我并不十分在意，当价位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也就不举了。结果和先生一连气拍到了好几通。到了陈三立先生的诗稿开拍的时候，场上举牌者不下十几个，当然和先生亦为之一。一般拍卖会我很少去现场，大多是办委托。我这次来拍场，主要是为了请回陈三立先生的诗稿。开始拍的时候，我并没有上手，直到竞争者仅剩二个人的时候，我才始举第一牌。这剩下的二个人，其中的一个，就是和先生。他看我开始举牌，便问我：这个你要啊？我说，我有用。于是他不再举牌。和先生的实力，我是清楚的，他这是在成全我。一件拍品，最后只剩下两个人时，也就是到了决战的时候了，这时拍品的价格也自然超出了物品的实际价格。最终我竞拍到了陈三立先生的两页诗稿，将之收录到我的《旧墨三记》的开篇。

　　实际上，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我得到的第一件正是陈寅恪先生的手迹。那是21世纪初，与人合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一书的时候，我和一个经营书画的徐姓朋友聊天，他说家里藏有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大师的诗稿，并提出我可以拿书画和他交换。我并不怎么收藏书画，可家里也还有几张不错的画。于是约好时间，我带上那位徐先生指名要的几张画，到他家进行交换。遗憾的是，他翻来找去仅找到了陈寅恪的诗稿，而吴宓先生的手迹则不知被他的夫人藏到哪里去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将带去的书画全部给了他。诗是陈寅恪先生执教于西南联大时，于1940年年初赴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议之后所作，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据说，陈氏与会时，见到了蒋介石，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后来，我把这件诗稿收录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中。书出版之后，沪上有个藏友提出拿一件我更加需要的藏品与我交换陈氏的诗稿，我同意了。我当时想，偌大的北京城，再找一件陈寅恪先生的手迹应不是件难事儿。谁曾想，之后的几年，尽管我费了不少心思，也没有再见到第二件陈寅恪先生的手迹。直到我得到了前文所述的陈寅恪先生在审读《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时记下的文稿，才了却了我的心愿。

　　我得到陈师曾先生的画作，是我与友人徐先生交换到陈寅恪先生的那件诗稿后不久的事儿。那是陈师曾先生所绘的一幅国画，画幅不大，但却蕴含着汉高祖刘邦醉斩白蛇和刘邦创作《大风歌》的故事。画面上的草泽之中，一条红蛇昂首向前，有所向披靡之势，笔简意饶，形态逼真，颇有意境，耐人寻味，显露出典型的陈氏水墨画风格。画面配诗一首，曰：“赤帝白帝谁英雄，同是盘旋草泽中。夜深提剑偶然行，气盖山河歌大风。”虽然落款书“师曾戏笔”，并钤有一“游戏”之印，但我们可从其题材的选择中看到他独特的笔墨趣味以及他对现实的思考，并对其所谓“文人画”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选自《笺墨记缘—— 方继孝的收藏三十年》/方继孝 著/文津出版社/ 202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