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丹

　　

　　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全如瑊经常思考“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9字校训的含义。

　　当时他从字面理解，认为这就是“掌握知识以服务社会”之意，但还是感觉理解不透“自由”的含义。有人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来解释，认为自由即不受无知的束缚，但他觉得不完全是。

　　全如瑊是燕京大学生物系医学预科生。1948年，这个专业共录取了72名新生。这是天之骄子中的骄子，面前是一条通向“黄金职业”的最精英之路。然而，时代的暴风骤雨来了。

　　直到因“反革命集团成员”服刑20年、其间在新疆戈壁滩劳改10年，尤其还有半年是被铐住手脚单独关在一个抬不起头、伸不直腿、四周都是冰碴的地坑中，在无尽的黑暗中经历了几乎超越常人耐受极限的磨难和痛苦之后，全如瑊对“得自由”才有了新的理解。

　　他认为，与基督教义有联系的“得自由”原意是“免于沦为罪的奴仆”，这是取其道德含义，可以阐释为听从良知、远离罪恶。他觉得，即便人生能重来一次，得自由之途也舍此无他。

汇聚燕园

　　全如瑊是在燕园长大的。他的父亲全希贤是燕大初创时期的庶务主任，他家就住在燕大对面的军机处。

　　1928年1月的一天早晨，全如瑊的母亲在路边等车去医院，坐着小汽车上班的司徒雷登恰好经过，亲自把她送到协和医院。全如瑊就在那天降生。他是八旗子弟，家谱上的名字为爱新觉罗·溥瑊，和末代皇帝溥仪同辈。

　　从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的育英学校毕业时，全如瑊本没想考教会学校，但一位请他替考英语的同学给他报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几个燕大毕业的姐姐也一再劝说，他就去参加了考试。

　　这是面向全国中学毕业生的公开考试，考试科目包括国文、英文、数学、智力测验。英语考试要求远高于其他大学，1948年的英语考题只有一题：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译成英语，并且不提供中文原文。

　　全如瑊被录取了，经不住几个燕大毕业的姐姐一再劝说，就去燕大新闻系报了到。读了几天兴致缺缺，一番周折后转到了名气很大的生物系医学预科。

　　全如瑊的同班同学朱元珏从天津天主教学校圣功女中毕业后，报考了燕大生物系医学预科、辅仁大学生物系、北大医学院。

　　朱元珏同时被三所学校录取。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学校，北大学生运动太频繁，而且哥哥也在燕大读书，她因此选择了燕大。

　　袁玫的父亲袁敦礼曾任北师大校长，是中国现代体育奠基人之一，重视体育锻炼，提倡预防医学理念。受父亲影响，袁玫从小就喜欢体育活动，在师大女附中读高中时，就立志做一名医生。

　　她记得，一上午时间考完自然常识、地理历史、物理化学，试题包罗万象，考察思考能力，题目多到做不完。

　　与全如瑊和朱元珏参加的考试不同，袁玫参加的是保送生考试。

　　20世纪20年代初，燕京大学承认的具有保送资格的中学共有29所，多为具有较高办学水平的教会中学。20年代末以后，一些教学质量高的非教会中学也获得了承认，数量增加到38所。其应届毕业生在高中3年内各科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品德端正的才具有保送资格。

“特别生物系”

　　1910年，美国医学教育鼻祖弗莱克斯纳的一份报告开启了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风潮。他在报告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医预科”概念，指出一所杰出的医学院应该与综合性大学结合，学生在入学前至少要有两年的大学基础。

　　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的“中华医学基金会”购买了由五个英美教会团体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个联合教会医学校—— 协和医学堂，在此基础上筹建起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由于当时中国各综合大学的水平尚不足，协和决定自办预科，学制由美国的四年缩减为三年。协和在自办预科期间培养了205名学生，有100人被协和录取。

　　自1917年起，中华医学基金会每年资助中国13所综合性大学，使其达到培养医预生的水平，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学院、南京大学、湘雅医学院、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8年后，协和开始停止自办医预科，改从这些学校招生。

　　1925年秋季，协和医学院与燕京大学签订《协和医学校、燕京大学关于医预科及看护预科之协定》，两校正式开始合作，所有协和医预科学生转入燕大。协和医预科的大部分教学设备都送给了燕大，一部分教师陆续调往燕大任教，如美国医学家爱丽丝·波琳转任燕大生物系主任。

　　燕大与协和合作后，中华医学基金会将原本给协和医预科的经费投入燕大。1936年至1937年，这笔资助占燕大总资金的11%，达到该年度学校预算的21%，直接促进燕大自然与人文学科迅速崛起，吸引了更多优秀考生报考医预科。

　　燕大预科学制三年，最早设于生物系下，没有正式名称，燕大档案将医预学生记录为“Yenching Students in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1930年前后，教育部仍不同意為医预科设单独专业，所以燕大只设课程不另设系，30年代后期才有“医预科”之说。由于设在生物系下，又不同于普通生物专业，到三四十年代以后一般被称为“特别生物系”。

　　入读协和本科要参加协和举办的全国医预生统一招考，但燕大医预生如果三年里各门功课合格，又有系主任的推荐信，可免试进协和。燕大医预生逐步占到协和每年招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且成绩突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日军解散占领（后在成都复校），医预科也因此停办。1945年秋，抗战胜利，燕大在北平复校，医预科恢复办学。

　　1946年，刘力生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她听从协和毕业的父亲建议，报考了燕大医预科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医预科，被两所学校同时录取，选择了燕大医预科。

　　194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学生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学生运动中，医预科学生由于课业格外繁重，最为保守。刘力生和同学去上课时，碰到过进步学生拦路号召罢课，有时只能走到半路就返回宿舍。

　　这年夏天，刘力生回南京过暑假。家人担心北平局势动荡，让她退学重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医预科。她考取后，不习惯一些南方老师英文授课的口音和方式，成绩下滑，非常懊恼，遂致信燕大生物系主任波琳，请求重回燕大，获得准许。1948年，她结束在上海短暂的一学期，重返燕大。

燕京殿堂

　　燕京大学有四个学院，分别为理学院、工学院、文学院和只招研究生的宗教学院。学校里有众多学术组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燕京—哈佛学社。在新生们眼里，这是一个开阔、自由、平等的学术殿堂。

　　按照与协和签订的协议内容，燕大给医预科开设了生物、数学、化学、物理、中文、英文等专业必修课，植物学、生物标本制作、组织学、动物生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昆虫学、有机分析、电磁学等选修课。除国文外，其他课程都是英文教学。

　　医预科教师中约40%是外国人，多来自欧美和日本。理科基础课程均由名师讲授，很多来自协和，如波琳、韦尔巽、窦维廉等，也有胡经甫、李汝祺等燕大老教师。

　　系主任波琳教生物课，每次上课前五分钟会测验上节课内容，考试题目灵活发散。她会把供解剖的小狗尸体抱在怀里，要求学生尊重实验动物。她还亲自批阅学生的实验绘图和报告，如果发现有学生篡改实验记录，就会给予处罚。医预科中途因成绩转系的学生，大多是因为波琳的课没及格。

　　波琳要求学生每月看完一本厚厚的英文小说，然后去她家进行一次personal talk，喝茶吃点心，问是哪里人，家里做什么，为什么要来燕大学医学等等。

　　讲授无脊椎动物学的胡经甫是中国昆虫学奠基人之一。他强调自学，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上再全覆盖式地密集提问。学生们称他是“苏格拉底教学法”，对他的课又爱又怕。

　　无脊椎动物学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十分庞杂，但胡经甫不准学生记笔记，要求集中精力听课。他的英文发音清晰端正，慢条斯里。他喜欢喝酒，上课时经常处于微醺状态，有时整节课讲下来，只有一两句与书本相关的。他擅长绘画，尤其是昆虫，大手一挥就在黑板上画出一只昆虫翅膀。

　　化学老师上课一只手在黑板上疾书，写完马上用另一只手擦掉，边擦边对学生讲：“谁要是盯着窗外的姑娘看，就看不见我写什么了。”

　　燕大规定医预生至少选修一门人文科学课程，如燕大教务长洪业的历史课、邓之诚的断代史课、郑振铎的文学史课、陆志韦的心理学课、夏仁德的心理卫生课等名家课程。后来又规定医预科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课程，其中社會学很受欢迎。

　　刘力生选修了心理卫生课。授课老师夏仁德1930年起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来燕大任教，喜欢穿一身中国长衫，对学生总是持保护态度。刘力生至今记得他在课上说：“要懂得接受他人的馈赠，接受馈赠就是对他人的尊重，是在与他人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

　　医预科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系主任波琳掌握着每年的淘汰权，学生进入协和还要有她的推荐信。被淘汰者多转入兄弟院校继续学医，部分转入本校其他院系学习。刚进校的72人，到了第一学年末已淘汰了一半。

政治教育

　　1948年下半年，内战的炮声逐渐接近北平，燕大课堂上有时都能听到京西的炮声。

　　12月初，国共开始谈判、南北分治的传闻甚嚣尘上。解放军即将包围北平，平静的燕大进入半停课状态。学生们纷纷回家，燕大800多名学生只有100多人留校。

　　由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校是近邻，所以联合活动很多。12月12日晚，燕京、清华两校交响乐队在燕京礼堂联合演出《未完成交响乐》。

　　全如瑊报名参加了燕大等校地下党支部组织的学生带路队，准备带解放军进城。带路队的10名学生到驻扎在颐和园的解放军部队住了3天，过了春节，没想到北平和平解放了。

　　战争时期，现金上午交付，下午可能就会贬值，因此燕大一学期的学费是一袋50斤的面粉。南方解放前，交通中断，袁玫等很多学生失去经济来源。学校宣布，无力支付学费的学生，由校方提供奖学金，食宿学费统统免收。

　　担任燕大团总支宣传干事的袁玫是医预科少数对共产党早有了解的学生之一。她中学就读的师大女附中，地下党比较活跃，她还在读中学时就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进入燕大后，她参加了理学院读书会。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团契，课余时间同学们一起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1949年9月，袁玫在燕大入党。

　　解放后，燕大学生开始接受政治教育，学习马列主义世界观。政治课上，同学间议论纷纷，就“抗战谁是主导”等问题看法不一。

　　过去从不过问政治的朱元珏开始渐渐有了政治观念。在大礼堂上新开设的政治课时，她第一次知道了“人是由猴子变的，猴子通过劳动才变成了人”。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她接受的教育是“人是上帝创造的”。她还知道了“三座大山”，和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不再回家，与父母划清界线，要抛弃旧观念，投向光明。

　　1950年，葛洪从育英学校被保送燕大。保送入学资格考试的国文试卷有一题，要求解释一首现代诗，他记得其中几句：“一进地主门，饭汤一大盆，勺子舀三舀，浪头打死人。”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