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是梁思成进入清华学校读书的第4个年头。这所以留美预备学校的形式设立的学校，自诞生起，就呈现出不同于普通新学的气象：它的经费以美国返还的庚款为保证，它的教学，“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学制长达8年，依学科程度分为中等科、高等科，中等科相当于美国的高中，高等科相当于美国的初级学院（即美国两年制短期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生水准与美国大学二年级学生相当;学科设置以英语和科学为主，注重音乐、美术、体育的全面发展;它的教师延揽自欧美。这一切只是为了保证学生毕业后，全部可以送往美国留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是清华第一期学生，胡适、赵元任、竺可桢是第二期学生，姜立夫、陆懋德、杨光弼是第三期学生。不同时期的清华学子，经过8年的清华教育，放洋美国，返国后皆成为时代的精英，和中国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

　　这样一种完全去中国化的教育，在当时，赞誉者有之。1920年，罗素到清华参观，感慨说：“清华学校位于西山之麓，有不少精美而牢固的美式建筑……其氛围同小型的美国大学相似。校长是中国人，但完全是一副美国腔。教员既有美国人，也有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近来后者人数逐渐增多。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我在清华的时间不长，对它的教学无从评价，但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觉到完美。”忧心者亦有之。闻一多在清华生活十载（1922级），离校前夕，撰文批评母校，标题就是《美国化的清华》。闻一多的说法，激起梁实秋（1923级）的共鸣，梁实秋向清华同学疾呼：“做一个东方人，别做一架美国机器。”

　　近代以来的漫天炮火中，西学固然来势汹汹，中学反观自身，也没有停止过找寻出路。冲突之下，西化如清华，亦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1915年，梁思成便是在这样的疑问中进入清华求学，并且在几十年后最终设立了清华自己的建筑学系;也是在這样的疑问中，自1920年起，其父亲梁启超进入清华讲学。此后，梁家后代—— 梁思永、梁思忠相继追随父亲、兄长的脚步，求学清华，然后留学美国。

　　从这个角度，清华之于梁家人，如同缓缓降临的命运。尤其对于梁思成，有生之年，他最亲近的人、看重的事，他命运的轨迹—— 少年时的青涩成长，晚境中的痛苦追问，和林徽因的患难相守，一生的荣辱功过，皆和这所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15年，梁思成在父亲梁启超的敦促下，投考清华，成为清华癸亥级（1915年—1923年）学生。和梁思成同届的学生，有陈植、顾毓琇、施嘉炀、吴文藻、吴景超、梁实秋、黄自、孙立人。之所以如此选择，在梁启超，自然是认可清华美式教育的理念。身为开风气的一代宗师，梁启超平生最大的特点之一，在于他的兴味广泛。他有一句名言：“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梁启超坦言，自己虽因兴趣广博，“不能专积有成”，然而“生活内容异常丰富……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他告诉子女：“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从“趣味主义”到“烂漫向荣”，梁启超的认知，和清华的办学理念不谋而合—— 1911年创校之初的《清华学堂章程》中白纸黑字写着，清华的教育宗旨是“培植全材，增进国力”。再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清华第一期学生梅贻琦说，清华教育，“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在西方科学方法的应用，知识体系的学科化、专门化还没有成为风气的清末民初，这样一种和过往迥异的读书时光、有别于传统的新气象，将梁思成培养成一个多才多艺的少年郎。

　　他是清华管乐队队长，兼第一号手，清华合唱团第二男低音。他同班同寝室的好友陈植说：“（思成）……酷爱音乐，与其弟思永及黄自等四五人向张蔼贞女士（何林一夫人）学钢琴，他还向菲律宾人范鲁索（Veloso）学小提琴。在课余孜孜不倦地学奏两种乐器是相当艰苦的，他则引以为乐。约在1918年，清华成立管乐队，由荷兰人海门斯（Hymens）任指挥，1919年思成兄任队长。他吹第一小号，亦擅长短笛。当时北京学校中设乐队，清华是首屈一指。”乐队里的梁思成在同学少年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说：“他是一位有高度音乐修养的人，能欣赏多种乐曲。”

　　他有出色的美术天赋，陈植说他“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用笔或劲炼或潇洒”。梁思成也因此被公认为全校最有才华的小美术家。他曾被美术教师指定，和杨廷宝、闻一多等一起组织了一个研究“艺术及人生关系”的团体——“缪斯”，并担任清华校刊《清华人》的美术编辑。清华的许多同学多年以后都还记得一幅题为《两种假日服务，你喜欢哪一种》的漫画。那是梁思成针对当时校内情况而作。画面左半部，一个姿容端正的学生面对听众作某种宣讲，右半部是一对坐在“公理战胜”语牌下的情侣。不仅线条流畅，绘制精美，构思同样别有新意。

　　他还是闻名的体育健将。清华体育教授马约翰的理念是，“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他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外国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去打、去踢。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人后。”缘此，清华治校，格外注重学生的身强体健。清华校园里流行一种特别的洗澡方式—— 来一遍热水再来一遍凉水，再来一遍热水再来一遍凉水，学生们把它称为“马约翰澡”。马约翰本人还制定了硬性的体育达标规定：在校8年，必须通过“五项测验”，否则不能出国。吴宓跳远只能跳到3.5米，而3.65米是及格线，结果被马约翰扣了半年，体育及格后才得以赴美。梁实秋“跑四百码的成绩是九十六秒，人几乎晕过去。一百码是十九秒。其他如铁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他回忆说：“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游泳不及格的梁实秋，补考前拼命练习，最终游完全程，才得以勉强过关。

　　和吴宓、梁实秋等人相比，梁思成从没有遇到过此类囧事。他是马约翰的好学生，虽然个子不高，但体育功夫极好。他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不仅能爬高，还善于跳高，“个子虽然不高，却能跳过自己眉毛的高度”（梁从诫语），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术也非常了得。马约翰直到晚年还常常提起梁思成：“清华的学生，像施嘉炀、梁思成等，体育都是很好的，施嘉炀尤其长于跳高。梁思成很能爬高，爬绳爬得很好……”

　　从音乐、美术到体育，梁思成样样精通，拿得起，放得下，因而成为同学中明星式的人物。1923年，即将从清华毕业的梁思成，承担了毕业纪念册的美术设计和插图创作工作。纪念册上，梁思成被称作“一位具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满腹经纶但从不缺乏浪漫体验”。评语中，依稀仿佛看得到他父亲梁启超的“烂漫向荣”。

　　清华8年之于梁思成，还是跟随父亲梁启超提升国学修养的8年。这一段“多年父子成师生”的难得经历，缘起于清华向一所大学的转型。作为留美生的预备学校，清华力求培养具有“完全之人格的现代人”的教育理念，固然使清华学生受益匪浅。美国式的教育模式也为清华学子们在转型的文化、社会背景下全面深入地了解美国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课堂上讲课的是外籍教师，采用的是美国教材，图书馆里是最新的西洋书刊，科学馆里有最先进的科学仪器，体育馆里可以游泳、打球，大礼堂里能听到中外名人演说讲学。在这样的氛围里耳濡目染，清华学生大都能做到外语熟练，通晓欧美科学及文化。但是，问题也因此而起。清华学校的美国式教育模式的另一面，是对国文教育的轻视甚至忽略——清华校方规定，外语不及格，不能赴美留学，体育不及格，不能如期毕业，相对比外语和体育，国文课程只是聊备一格，及格与否无关宏旨。这种“倚重西学，不顾国文”的偏颇，使清华在赢得口碑的同时，也深陷舆论的风口浪尖。清华生物学教授邱椿说，攻击清华最猛烈的是北大学生，他们认为清华是“买办学校”，因此漠视中文。闻一多面对清华国学衰弱的现状，曾高声呐喊“新学浸盛而古学浸衰，古学浸衰而国势浸危”，清华出身的王造时也直言：“我们清华上至教职员，下至听差们，莫不惟英文是尊”，“我们既非洋人，此校又非洋校，那么宾主地位，总要分个清楚明白才好。虽说清华含有预备留美的性质，但是抛弃祖国文字，而费全力于西文里面，我们若是不回国做事还可说，我们若是不用中国的钱还有理;既是要回国做事，又要用中国的钱，那么老老实实，对于中文总要并重……”

　　激烈的争议声中，清华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模式。1920年，清华校方设立“中文改良委员会”，调整中文部的课程，谋求转型。

　　梁启超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登上了清华的讲台。

　　说起来，梁启超和清华早有渊源。甚至于，清华的校训也和梁启超直接相关。清华学校自成立以来，曾多次邀请梁启超赴校演讲。1914年清华建校三周年之际，梁启超以“君子”为题，亲赴清华演讲。讲词以《周易》关于君子乾坤二卦的卦辞引申发挥，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虽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此篇演讲在清华师生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此被写进清华校规，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1917年修建大礼堂时，清华校委会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正式镌刻在了巨型校徽上，以激励后学。

　　所以梁启超说：“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

　　1920年12月2日起，梁启超应清华校方邀请，正式开始在清华系统讲学，讲题初定为“中国学术小史”，开课后，改为“国学小史”。1922年2月，梁启超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国文部特别讲师，讲授“五千年史势鸟瞰”（后辑成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之第二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感情”（共14篇）以及“中国学术史”（后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1925年起，他又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直至1929年1月离世。至此，梁启超在清华前后近10年。他用执教清华的方式，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0年。

　　对于梁启超而言，之所以在晚境中选择讲学清华，和他这一时期思想的转变密不可分。1918年年底至1920年年初，梁启超以参加巴黎和会为契机，赴欧洲游历，见一战后的欧洲各国，国力衰微、百业凋零、满目疮痍，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对文明造成深重的毁灭。他的思想受到极大冲击，开始反思科学与人文、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重新认识本土文化的价值。对于这一转变，他的学生、笔名素痴的张荫麟曾这样解释：

　　及欧战甫终，西方智识阶级经此空前之大破坏后，正心惊目眩，彷徨不知所措;物极必反，乃移其视线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实未尝了解之东方，以为其中或有无限宝藏焉。先生适以此时游欧，受其说之熏陶，遂确信中国古纸堆中有可医西方而自医之药。既归，力以昌明中国文化为己任。而自揆所长，尤专力于史。盖欲以余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

　　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中，梁启超一直是传播西学的急先锋。他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引进中国;他第一个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他向国人介绍宣传托尔斯泰、哥白尼、瓦特、笛卡尔等文化与科学领域的西方名人。在那个转型前的暗夜，他的文章，“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唤醒了无数国人。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彻底放弃了“科学万能”的迷梦，主张批判性地对待西方文化，同时在中国文化上“站稳脚跟”，“拿西洋文明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也就是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奉行的“整理国故科学化，与西洋文化相沟通”。执鞭清华，就是他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之下的选择。如同清华需要通过梁启超进行教育的转型，梁启超同样也需要清华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去整理、激发他自己对于本土文化新的发现，“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需要清华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享受自己理想中开门授徒、著书立说的晚年，“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用他自己的话：“武士当死于战场，学者当死于讲坛。”曾经，以政治论学，变法图强为宗旨，意图醒世、觉世的梁启超期望彻底回归书斋，皈依学问，重新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在这样的心境中，清华由清华学校至清华大学的蜕变和转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设立，对于他，就成为人生行至晚年时恰如其分的成全。

　　梁启超也将最值得纪念的影像留给了清华。他大声呼吁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1923年，他和胡适应邀为清华学生各开出一份“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不录《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却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列入其中。梁启超见到胡适的书目，当即撰文批驳说，自己偏偏就没读过这两本书，“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这样的争论，不论胜负，已然给洋化的清华带来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再加上他极富影响力、感染力的课堂，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清华，无疑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曾经为清华学生的梁实秋后来撰文回忆：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 ”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洪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这四句十六字，经他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詩。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关于“公无渡河”，梁实秋在清华的同窗好友闻一多也留下回忆的文字：

　　梁任公先生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公、竟—— 渡、河”，“好”！“渡河—— 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

　　梁启超就这样通过清华的三尺讲台，留给后世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坐标，一个永远值得追念的文化身影。

　　梁启超的传道授业，是对着清华的众多学子，也是对着他的长子梁思成。梁家家学，中西学并重，读西书，明西学，了解世界潮流的同时，仁义礼智、温良恭俭，也是常念的道理。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梁思成身上既有现代知识人的品格，内心深处也充满了来自传统的价值观照。这里有一件事可以为说明。

　　1923年5月7日，北平的大学生举行“国耻日”纪念活动。约上午11时，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驾驶着大姐梁思顺从菲律宾给他们买回来的哈里·戴维逊牌摩托车，从梁家住的南长街去追赶游行队伍。摩托车刚驶入长安街，便被军阀金永炎的轿车撞翻，摩托车把梁思成重重地压在下面，梁思永也被撞倒在地。坐在轿车里的金永炎命令司机继续往前开。梁思永站起来，发现哥哥梁思成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便满面流血地飞跑回家叫人。梁家仆人曹五匆忙赶到出事地点，背回了梁思成。

　　当梁思成被背回家时，已经面无血色，眼珠也停止了转动，一家人吓得大哭小叫。梁启超勉强把心镇定了下来，赶紧让人请医生。大约过了20分钟，梁思成才渐渐醒过来，脸上也出现了血色。他使劲地握着梁启超的手，并亲他的脸，说：“爹爹啊，你的不孝顺的儿子，爹爹妈妈还没有完全把这身体交给我，我便把他毁坏了，你别要想我吧。”梁启超强忍心痛，忙加以宽慰。

　　这个细节，充分体现出梁思成身上兼具中西的特质，20岁出头，已经成年的梁思成，握着父亲的手，亲父亲的脸，如此亲密的举动，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礼仪形成鲜明的对照，和传统社会含蓄内敛的亲情表达也大有不同。而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梁思成车祸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关心自己的伤处，而是不假思索地自责不孝，“爹爹妈妈还没有完全把这身体交给我，我便把他毁坏了，你别要想我吧”—— 这一番真情流露，却是出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天经地义。

　　儒家的伦理规范，在梁思成身上，同样深入血液。

　　这也是梁启超对于梁思成最大的期望。1927年梁思成在加拿大举行婚礼时，梁启超郑重叮嘱：“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这样一种颇具神圣性的西方仪式，它的内里传达的，是中西之间互不偏废的文化的承继，家族传统的延续。

　　身为父亲的梁启超就是以这样的理念，化育出梁家下一代的满门俊秀。

　　1915年，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梁启超虽则欢喜，却也担心清华的西化色彩影响梁思成研习国学的进度。于是，1920年—1922年，梁启超每年夏天在家中开设国学课堂，亲自为梁氏兄妹讲授国学，从“国学源流”《孟子》《墨子》到“前清一代学术”，都在学习之列。梁思成因腿伤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梁启超劝导他利用住院的空闲补习国学：“父示思成：吾欲汝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各书可向二叔处求取。《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梁思成困惑于中国文化价值是否可以经世致用，梁启超反问：“试问唐代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

　　一问一答间，他们成为血缘里的师生。

　　于是，清华师生便见到这样的场景：梁启超在讲台上讲得认真、卖力，渴了便喝一口热水，热了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每讲完一段，就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

　　清华园里的梁氏父子，以他们的方式，进行着两代人之间的薪火相传。这一幕，也成为他们父子之于清华最生动的印象。

　　（选自《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陈新华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