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1895年8月2日，一位30来岁的中年人兴冲冲地走出了紫禁城。当天上午，他蒙受光绪皇帝召见，畅言练兵自强事宜。皇帝对其主张深为赞赏，命他将设想条陈上奏。20日后，此人递上了洋洋洒洒长达13000多字的《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从十二个方面具体论述了甲午战后清廷军事改革的诸多事项。综合而言，其主张大致涵括：

　　一、眼下湘淮军“承平日久，暮气浸深，今之勇营，亦犹昔之绿兵也”，“为今之计，必经亟设新练军营，另立规制，参用西法，庶可巩边陲。”

　　二、关于练兵方略，建议聘请德国军官为教练，同时“简派明练时务之知兵大员予以督练之任”，而不将大权交由外人，避免军权旁落。

　　三、“兵之有律，犹纲之有纲，决无纪律不明而能制胜者也。”因此军纪必须严格。

　　四、鉴于“旧制将勇，薪饷较少，故弊端丛生，虽峻法不能止之”的现状，故必须优给薪饷，且设立专门机构加以落实。

　　五、从来千军易集，一将难求。清廷“现有诸统帅，大都起身卒伍，素不解书，年壮时欣羡名利，承人指示，恃血气之勇，偶得显宦，甚至有未曾经战以附保钻营并得身膺间帅者。迨逸久年高，精力既衰，即昔时血气之勇已早消磨，所与者惟利欲熏心油滑耳。”培养新式将领迫在眉睫，且必须经由正规军事学堂或国外留学来塑造。

　　六、仿照西方募兵制，对应募兵丁限以一定的条件，“如身长须若干尺，力量需若干大，每时行走需若干里，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为止”，杜绝街市游手好闲之辈和油滑的游兵散勇。

　　七、思想教育也是练兵的重要内容，应大加重视，“宜每日下晚操毕，集将弃另一处，明国卫民亲上死长之义”，以期激扬忠君爱国之士气。

　　八、武器装备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练兵器械必求其精。”并要加大对先进科技的引入，如德律风、照远灯、千里镜等，力求装备整体现代化。

　　手捧此条陈，慈禧、光绪二位最高领导心中甚喜，对这个中年人印象极好，于是派其到督办军务处差委，参与清末军改。

　　通观此文，对于清末军改的设计，堪称全面、周到、新颖，其中大多数主张都在日后开展中予以实施，评价其发清末练兵之先声，似不过分。这位万言书的作者，就是北洋六镇之父：袁世凯。当然，恐怕谁也没料到，两宫的这次任命，不单单改变了清末的军事格局，甚至致使日后的政治版图重组。

“于兵事最为相宜”

　　袁世凯得以参与练兵大计，可不仅仅是讨了太后、皇帝欢心这般简单。仔细梳理，可谓得天时、地利与人和于一体，得其所愿，更如他人所愿。

　　所谓天时，便是甲午后的军事残局。

　　彼时朝野诸人笔下的巨大“槽点”，即湘淮兵勇不可恃，他们“万不可用也，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亲戚，即其子弟，均未经战阵之人。皆以贿成，扣饷早怀积怨，况功名已成，习气已成，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

　　于此大背景下，清廷改制督办军务处，先负责裁撤湘淮兵勇、编练新军，后徐图国防建设、军工企业乃至交通配套等相关规划、产业的发展。按照学者马忠文先生的考察，“督办处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原属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部分职能，扮演了统筹新政的特殊角色。”

　　而总其成者，正是此际得宠的大臣荣禄。荣禄掌控军务，其实隐然秉承皇族扭转平定太平天国以来汉族督抚把持军政、重新收拢军权的意图。这势必会引发央地关系、政治局势的微妙变化。

　　然而，数来数去，能够担当替朝廷练兵之辈，满蒙宗亲中却始终不得人选，所以清廷到头来还是要依仗汉人来创建新军，前有胡燏棻，后便是袁世凯。

　　谈到地利，可分两头讲起，一是袁世凯之阅历，二是袁世凯之处境。

　　对于军事，袁氏并不陌生，且自小“尤好读兵书，乃昼习词章，夜究兵书”，具有一定的天赋。

　　驻扎朝鲜期间，袁世凯在大大小小多次政治风波中锤炼了个人的实战与应变能力，王伯恭在其《蜷庐随笔》中写道：“其为朝鲜练兵，则以战事之后，朝鲜人仍以刀架对敌，慰亭讽国王以讲求武备。于是王以五百人属其督练。慰亭欣然受命，延一王姓，新自德国归国为之教习，终日在大院中排班进退……教练甫半月，慰亭请国王及吴帅阅练，居然可观。国王大悦。吴帅赏战衣人各一袭，于是慰亭有能军名，国王且咨合肥，请其才可独当一面云。”这种独当一面与临阵对敌的丰富经历，恐怕是国内很多高级将领都未必具备的。

　　然而，昔年在朝鲜风光无限的袁世凯，终因甲午战事失去了驰骋的平台。所以他潜回国内，四处奔走，谋求新的机会。

　　袁世凯的交际能力令人叹服，其很快便与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熟络起来，另外接通天线。比如时任督办军务大臣的翁同龢，初见小袁，颇感其“开展而欠诚实”。顶不住袁世凯三天两头串门汇报，翁师傅很快就改变了观点，认为他“家世将才、娴习兵略”，“此人不滑，可任也”。

　　于是长袖善舞的袁项城在官场的名气飙升，人和已成。此时正是荣禄、李鸿藻诸位大佬为练兵人选踌躇发愁之际，各路神仙纷纷致函密保袁世凯。

　　先是湘军魁首刘坤一举荐小袁，“查北洋前敌营务处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名家之子，于军务及时务均肯留心讲求，前在朝鲜多年，声绩懋著，早在朝廷洞鉴之中。臣抵关津后，与该道时常接晤，见其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条理，为各方面中出色人員……际此时局艰难，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伏愿皇上擢以不次，俾展所长。”

　　接着湖广总督张之洞给出了更高的褒奖：本任浙江温处道袁世凯，该员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虽其任气稍近于亢，办事稍偏于猛，然较之世俗因循怯懦之流，固远胜之。今日武备方亟，储才为先，文员知兵者尤少，若使该员专意练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局。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抵达小站，正式接练新军，时年36岁。

“只有练兵大臣袁世凯肖影而已”

　　一个好汉三个帮，我的小站我的兵，自津门练兵始，袁氏左右，项城周围，不断聚集了大量各色人才，为其日后于清末民初叱咤风云奠定了骨干力量。那么探究其小站班底构成与用人之道，便可从一个侧面管窥北洋六镇崛起之原因。

　　小站班底由文武两部分干部组成，以武为主，以文为辅。

　　文职干部主要有：徐世昌、田文烈、阮忠樞、吴仲贤、尹铭绶、路孝允等。

　　武职人员主要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陆建章、李纯、段芝贵、陈光远、王占元、何宗莲、张怀芝、杨善德、田中玉、鲍贵卿、雷震春、姜桂题、刘永庆、赵国贤、吴长纯、张勋等。

　　如此阵容的构成，绝非一朝一夕所致，更非一招一术而就，而是多策并举，软硬兼施。

　　其吸纳人才方式，分为四类。

　　第一类，援引昔日老乡、同学、朋友及部下，组成幕府性质的智囊团。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血缘和地缘是最为可靠的关系，袁世凯用人自然不会例外。

　　老乡关系中著名者非徐世昌莫属。二人相识于早年，一见如故，袁世凯还曾慷慨解囊资助徐世昌赴京赶考。之后徐氏丁忧闲居，受袁之邀辅佐军务。徐之到来，袁世凯如虎添翼。

　　二人性格与气质迥然不同，袁刚烈，处事果断，讲求实际，锐意进取，不惧风险;徐则“学问丰姿俊伟，性质温和，询询如儒者，最合达官风格”。不过其貌似谨厚，内多机变，极适合袁用人眼光。因此两人一刚一柔，刚柔相济，有很大的互补性。

　　在袁身边，徐世昌起到了谋士和粘合剂的作用，他带领同仁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使得练兵活动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同时在协调小站军官内部关系上，徐也有不可替代的影响。

　　故而袁世凯在后来向朝廷举荐徐老哥时写道：“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公正笃诚，才识明练。前在臣军办理营务，遇事能持大体，不避劳怨，调和将士，抚驭得宜，全军翕然悦服。”此非溢美之词。

　　利用在朝鲜的十二年光阴，袁氏积累了自己的心腹力量，他们构成了小站的最初基石。比如刘永庆，此人既是袁世凯的老乡、少年同学，后来他协助袁氏料理朝鲜事务，成为得力助手，直到甲午战前随袁归国，刘始终是其驻朝期间最亲近的心腹。

　　正是依托此平台，刘平步青云，几年内历任武卫右军稽查全军参谋营务处、直隶军政司兵备处总办、练兵处军政司正使并授予镶白旗汉军副都统衔等职务。1905年他更是荣升江北提督并赏加兵部侍郎衔，兼管地方民政，成为小站班底中第一位出任地方大吏的人物。

　　第二类，接纳旧式淮系将领，充实小站实战派团队。

　　小站练兵虽然属于一次近代化意义上的新式军事改革，但其所面临的一大短板是缺乏具备丰富实战经验的军官。无老派将帅，军中不足以立威，无实战人物，练兵流于纸上空谈。

　　正鉴于此，恰如王伯恭所述，“项城初不知兵，一旦居督练之名，虽广用教习，终虑军心不服，于是访求赋闲之老将，聘为全军翼长，庶可以震慑军队。”

　　其所延揽的淮军故旧，比如因旅顺溃败被免职的姜桂题，“正无处投效，闻小站新军成立，径谒军门。项城见而大喜，遂以翼长畀之。”袁对其很是敬重，多次称赞姜“勇谋兼优，晓畅戎机，中日之役，以新进之勇，当日人锐进之师”。

　　再如张勋，早年参加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屡立战功，也是由于甲午一役的挫折陷于落魄赋闲之中，其投靠小站，令袁格外欣喜，委以中军官之重任。此后张勋成为追随袁世凯一生的一员虎将。

　　第三类，招引天津武备学堂的优秀毕业生，构成小站班底的枢纽力量。

　　所谓新军，“新”就新在军官要接受新思想，具备新本领，了解新局势，胜任新战争，而当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为袁氏提供了现成的人员储备。

　　该学堂自1885年成立以来，其实一直处于较为尴尬的境遇，“但有新教育而无新编制军队，故学生卒业后仅分派在淮军各军中为教习，教练新操，指挥军队之权，仍操诸旧将帅之手。”故小站的出现，激活了学堂的诸多学生，像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等都是毕业于该地，悉数被袁世凯收入彀中。

　　段祺瑞是第一位加盟小站的，负责训练新建陆军炮兵，他与德国教官一道，培育出中国第一支炮兵部队，自己亦成为中国第一个炮兵司令。由此可见袁世凯给予段足够的施展空间，无怪乎袁世凯之亲信张一麟说，“世凯治兵小站，教练之事，专任之祺瑞。”

　　王士珍当年赴小站求职时，经历颇有趣，据掌故载，“公（王士珍）方丁内艰，摄敝衣冠，口呐无华，袁公未之奇也。”就当袁世凯欲下逐客令之际，王士珍开始评述各国兵制之优劣，一时间令袁佩服不已，立即予以重任。

　　王之角色，更多类似于参谋，“军中事无洪纤，不咨公（王士珍）者，袁辄不画诺。小知大受，檄一出，上下悚然，服其当。群目袁公以当代奇才，实则帷幄发纵，由公本谋者为多。”

　　至于被李鸿章誉为“武校文生”的冯国璋，彼时在日本以随员身份执行公务，袁世凯求贤若渴，径直用奏折形式以朝廷命令征调冯氏归国加入小站。冯国璋后来回忆自己“以候补知县投效新建陆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督操营务处，由此追随历二十载”。

　　正是这一拨接受过西式军事教育的年轻人们，襄助袁世凯在小站从零开始。新建陆军气象果然与众不同，1900年，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观操，看到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三人指挥新军操练精娴，对袁世凯说：“此三人者，北洋三杰也。”自此，“北洋三杰”威名远播。

　　第四类，通过设立随营学堂，为小站持续发展培育后备人才。

　　袁世凯深知练兵不仅为了救济一时，更需谋划长远，选材甚急，储才亦是关键。所以小站练兵初期，他便设立了随营学堂，并强调“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毕竟“千军易集，一将难求，本军添设学堂，专为造就将才起见”。学生的基本条件“必须质敏体健，相貌魁梧，性情忠实，兼能粗通文字”。学制两年，所学课程为“兵法、枪炮、算学、测绘、地理及战阵攻守各法”。

　　经过系统学习，这批学生便成为预备军官，遇缺即补。民国年间曾炫耀一时的靳云鹏、贾耀德、傅良佐、吴广新等人，都是毕业于该学堂，构成了北洋的新生力量。

　　不难看出，小站班底的人员构成，以袁世凯在朝鲜驻扎时的旧部为基础，吸纳部分淮系老将以弥补新军经验不足，不断招聘天津武备学堂新式学生作为核心力量，同时自办学堂培育未来人才。毫无疑问，创设初期，这是一支新旧杂糅的军队，然而随着编练工作的推进，新人陆续脱颖而出，新军整体上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精神面貌都日新月异、为之一变了。

　　当然，对这支军队付出极大心血的袁世凯，并没有仅仅将自己的任务看作替朝廷练兵，他其实处心积虑要把这支队伍打造成“袁家军”。难怪时人评价袁氏“先用假仁假义沦浃此辈肌髓，然后又继以严厉的峻法，使之怀德而畏威，军队坠其术中，其脑海内不知所谓君主，所谓国家，但只有练兵大臣袁世凯肖影而已”。

　　当年清廷启动军改，关键初衷即于各地督抚之外单独编练一支听命于中央的铁军，亦收号令地方之效。孰料却为袁世凯日后崛起铺平了道路，这或是历史的悖论。

　　有了军队，袁世凯所觊觎的，便不再是小站一军、津门一地了。

“如沛泗之萧曹，宛洛之冯邓”

　　美国学者拉尔夫·尔·鲍威尔曾指出，“义和团叛乱和德国人对山东的侵略，使袁世凯获得了增加他的军队实力的责任和机会。这一力量的增长，又成为北洋集团起握大权的重要一步。”诚哉斯言，小站新军能够从单纯的军事力量在短短数年内膨胀为一股左右清末政局的军政集团，与袁世凯的仕途轨迹密切相关。

　　戊戌政变后，荣禄打算将各地新军连为一体，于是奏请设置武卫军，袁世凯一支被编为武卫右军，原来资助编练新军的经费也挪作他用。这势必大大影响袁氏扩张自身的意图。

　　然而德国对山东的侵略和义和团的出现，使得局面峰回路转，袁世凯外派巡抚山东，北洋军事集团迈入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两年。

　　此期间，武卫右军避开了正面对阵八国联军的锋芒，正如史学家李剑农先生所言，“假使袁果提兵北上，一定是义民的大敌;联军到了，恐怕也不认得他吧。他是打义民呢，还是打联军。他和新建陆军的末路，一定是和聂士成与武毅军一样。所以他带兵出抚山东，与这次屯兵不进，又是幸运照临他的一点。”

　　之后，他曾建了武卫右军先锋队，后扩充为第五镇;他又乘势接管了本属张之洞的江南自强军，这支队伍实际是第六镇的前身。

　　1905年，北洋六镇宣告正式成军，而反观此时南方还没有一个完整的镇，只有张之洞的第八镇才初具规模，北洋在新军中的地位处于绝对碾压态势。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奠定了他在新式陆军中的领袖地位，是彼时任何人也无法取代的。

　　更让人慨叹的一组数据是，至清廷覆亡，清政府总共才编练了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和一支禁卫军，新军总数约为14万人，北洋六镇就约有7.5万人，其始终是新军的主体，其编制之完整，武器装备之先进，纪律之严明，皆是翘楚一方，无可比拟的。就连张之洞也承认，“如兵备一层，我老实言之，北洋似较鄂为优。”

　　此时的袁世凯，也是风光无两。除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他还身兼中央的八项要差，即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事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并会办商约大臣、督办京汉铁路大臣、办理京旗练兵大臣。

　　凭借这等显要的位置，袁世凯不断将小站班底心腹部下纷纷举荐到中央、地方关键岗位上，如徐世昌被安插在练兵处，赵秉钧执掌巡警部与民政部，陳璧染指邮传部，唐绍仪坐镇外务部。朝堂之上，半数袁氏嫡系。地方亦是如此，天津、山东、直隶、河南以致东三省皆为北洋地盘。

　　乘清末新政与机构改革之东风，袁世凯将自己的朋友、部下、幕友等推荐到中央的重要部门和地方，加紧扩张自己的势力，一个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同时深度渗透中央、地方政治的北洋集团隐然崛起，且成为当时各种政治势力中实力最大的集团。当时报刊认为“北洋一系，项城为首，而群策群力，如沛泗之萧曹，宛洛之冯邓，各受股肱心膂之寄，先后三十余年”，殆非虚言也！

　　也正因北洋集团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的扩张与膨胀，实际上不仅破坏了甲午之后清政府编练中央新军的计划，还引发各方政治力量的整体逆转，如同养虎为患，甚至时刻有被反噬之虞。于是如何让袁世凯失去北洋六镇，便成为清廷首脑们的一大心病。1906年，借官职改革之机，清廷免去袁世凯所有兼职，专任军机大臣与外务部尚书。

　　看似“齐天大圣”离开了花果山，然而猴子猴孙们依然听命于美猴王。是故发生在1906年秋天的彰德秋操，便额外承担了剥脱老袁军权、为清廷夺取军改果实的使命。只是，究系轻松摘桃，还是冒险火中取栗？这恐怕非当政者所能预料也。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