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我被外交部和新华社联合派到日本当记者。1971年初，我正在北京休假，一天，突然接到外交部的通知，让我到国家体委作报告介绍日本情况。我一开始有点纳闷，经问外交部亚洲司刘春司长才知道，这是為我乒乓球代表团出席3月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作准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原本很活跃的中国体育界与国外的交流停摆，蜚声国际乒坛的中国男女乒乓球队也收起球拍。几年过去，中国体坛与国际体坛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进入20世纪70年代，“文革”虽未结束，但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方针下，各领域的对外交流有所恢复，中央即抓住第31届世乒赛的时机，作出了派团参赛的决定。消息传到国家体委，上下为之振奋，并立即着手准备，请我去作报告是其中的一环。
我本以为只是给去日本的代表团成员介绍一下情况，但那天一到会场，便吃了一惊。但见体委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许多运动员还挤站在窗外候听。睹此情景，我的心情很复杂，不禁意识到“文革”造成的与世隔绝有多么严重，我们的体育健儿又是多么渴望恢复与外界的交流。为了不辜负大家，我一口气讲了两个钟头，至于讲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会场内外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到最后。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前，我回到东京。比赛期间，我作为记者和联系人，在名古屋会场和东京之间往来穿梭。1971年3月28日下午5时，31届世乒赛在名古屋开幕。中国代表团在开幕式的入场顺序是第30队。当中国队入场时，观众热情鼓掌、欢呼，气氛格外热烈。日本各大报报道开幕式消息时，把中国队放到突出位置，很多报纸还刊登了中国运动员的照片，并且评论称：中国运动员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风格完全变了，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日本媒体并不了解，“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是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代表团来日本前亲自制定的。
“乒乓外交”打破中美关系坚冰
中国乒乓球队出师名古屋，带来的一个始料未及的成果，是引出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第31届世乒赛举行期间，中国头牌运动员庄则栋在来往驻地和赛场间的交通车上，主动与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交谈。接着，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并提出了访华要求，表示美国人民是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美国乒乓球队还表示，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时，加拿大去了，美国没有去，以后如有机会，美国队也想去北京，也欢迎中国队到美国来。到3月31日，美国乒乓球队首席代表、代表和美国记者在名古屋已同中方就此问题接触了6次。
中国代表团团长赵正洪、副团长王晓云很重视上述一系列动向，立即报告国内。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名将这一情况写成报告呈报周恩来总理，并提出看法，认为时机不成熟。主要是考虑到1960年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及以后的几次会谈中，美方都企图绕开核心的台湾问题，而提出讨论互派记者等民间交流问题。第100次大使级会谈时，中方提出一个原则，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免谈。此后11年里，中方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再说，美国当时还在侵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威胁我国安全，中美处于敌对状态。不少人认为，美国要来，应先派高级人物来，而不是乒乓球队。
4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这份上呈报告上画圈后批示：送（毛）主席审批。
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份报告后反复斟酌，压了几天后，在报告上也画了圈。然而，在报告退回外交部后，他作出了新的决断，并马上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吴旭君通知外交部，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
4月7日，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决定，嘱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是日上午9时15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接到国内指示：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来华一事，考虑到该队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先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中国进行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及时报回。
中国代表团接到国内指示后，立即由参加国际乒联大会的中国代表宋中向参加国际乒联大会的美国代表哈里逊发出了访华邀请。哈里逊听后十分高兴，说非常感谢中国方面的邀请，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做了不少不好的事，但是我们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还是友好的，表示今后愿为改进美中关系和发展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作出努力。他还说，美国乒乓球队能作为美国的第一个运动队、第一批人去中国访问，感到非常荣幸。
由于国内已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邀请，4月7日晚7时半，中国代表团成员在驻地与美国乒乓球队见面。美方来访者有美乒协主席、2名副主席、哈里逊、1名队长、5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2名美乒协负责人的夫人和1名体育报记者Dick Miles，共16人。他们的情绪很高，一再表示感谢，尤其是队员们纷纷表示非常渴望去中国访问。
在此前后，中国还邀请了加拿大等国乒乓球队访华。
消息传出? ?震撼全球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在名古屋宣布后，不胫而走，立即引起爆炸性反响，震动了全世界。正如周恩来总理4月8日晨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的批注：“（邀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世乒赛的消息。”
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第31届世乒赛承办人后藤钾二闻讯后马上说，在锦标赛结束时，传来这一消息，给本届锦标赛增添了光辉，令人高兴。
4月8日，日本各大报大多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
《中部日本新闻》在头版发表了题为《响应美国缓和的措施—— 夺目的外交快攻》的评论，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第二次划时代的举措（第一次是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中国对美国缓和政策的一种回答，将给美国国民留下强烈的印象。评论指出，中国的这种外交政策是符合“除了敌人，都是朋友”的这种统一战线策略的。这种灵活的外交政策是对美国国民采取的，更说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有其重大意义。评论最后指出，中国乒乓球队虽到名古屋来打球，但中国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反对各国反动派、支持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原则丝毫没有改变。这种软硬兼施的做法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变化自如的快攻和削球同样出色。
《每日新闻》评称，中国邀请美乒乓球队访华，是中国灵活外交路线的回头球，这是以争取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为背景的。《每日新闻》还说，这是尼克松上台以来，中国第一次出色地打出回头球。
日本官方也迅速作出反應。内阁官房长官保利茂被记者问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说，详细情况尚不了解，但这是很好的事情。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发表非正式见解，认为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从增进美中相互理解的角度来看，日本政府是应表示欢迎的。日本外务省预感到，这次邀请不仅是美中之间体育、文化交流进一步活跃的一个突破口，还将对今后的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奉命到机场照料美国球队
美国乒乓球队接到邀请后，欣喜万分。他们在得到美国国务院批准后，一俟比赛结束，便于4月9日从名古屋取道东京，前往中国访问。
奉国内指示，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代表赵自瑞和我前往羽田机场，照料和迎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并为他们租用了休息室。
他们来后，我们代表中国政府对他们表示欢迎。开始，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有些拘谨，尤其是美国队的负责人言语谨慎。可是，过了一会儿，年轻的队员们憋不住了，不拘小节地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从中国的天气、交通、饭店，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购物等。
后来，他们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不停地回答他们的提问，迎送变成了“答记者问”。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我们把他们送上去香港的飞机时，已近黄昏。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新鲜，对我们的回答感到满意。实际上，我们等于在他们跨进中国国门之前，给他们上了一堂中国知识课。
小球推动大球
美国乒乓球队4月10日抵达北京后，与中国队进行了友谊比赛，参观了清华大学、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广场和万里长城。
4月14日，周恩来总理会见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语，对他们表示欢迎，并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周恩来总理还回答了美国乒乓球队队员格伦·科恩的提问，谈了他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运动的看法。最后，周恩来总理请美国客人回去后，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
4月17日，美国乒乓球队高兴地离开中国。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美国人民很高兴，尼克松总统也很高兴。球队回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尼克松就在白宫召见了团长，夸奖他们做了一件好事，还说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访问中国。尼克松有两个女儿，都准备在1971年结婚。尼克松对她们说，你们结婚后，最好到中国度蜜月。尼克松夫人也不甘示弱，参加了两次华盛顿妇女集会，讨论组织妇女代表团去中国访问的事。她在会上说，你们组织代表团，千万不要忘记我。
就在美国乒乓球队离开北京4天之后，即4月21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巴基斯坦叶海亚·汗总统传递口信给白宫，表示愿意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特使或总统本人，以讨论美国从台湾撤军这个根本问题。口信称：“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美国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24日，叶海亚·汗总统将此口信转达给尼克松总统。4月29日，尼克松总统口头表示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后，又于5月17日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表示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尼克松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5月29日，周恩来总理向尼克松总统传递口信，表示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工作。
6月2日，尼克松总统获悉该口信后，高兴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并于6月4日复信周恩来总理，表示感谢中方欢迎他访华，并建议基辛格于7月9日经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飞抵北京。6月11日，周恩来总理回信表示同意。
这样，便实现了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中国之行铺平了道路。7月9日至10日，基辛格来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同他进行了共20个小时的会谈。基辛格表示，尼克松愿意访华。周恩来总理很快就表示同意。因为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只要他（尼克松）愿意来，我们就欢迎。
于是，北京时间7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同时发表了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公告。尼克松亲自到洛杉矶电视台发表了广播谈话，而这份公告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下角只登了三行半。此后，中方未再发表任何言论。
可是，此事却震动了全世界，人们哪想到小球竟推动了大球。日本最具战略头脑的政治家中曾根康弘惊愕地说：“这是一个晴天霹雳越过日本的头顶，中美携起手来了！”
有智者评论称，这个“小球推动大球”的举措，表现了伟人毛泽东善抓时机、小中见大、小题大做的战略谋划艺术，堪称一个大手笔，是一个改变了历史的外交杰作。
向朝鲜球队转达周恩来的话
奉国内指示，4月13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符志行、秘书长金恕与中国驻东京联络处代表赵自瑞、驻日记者刘德有和我一起，到东京羽田空港为参赛的朝鲜乒乓球代表团送行。当时，朝日间无航线，他们需取道莫斯科回国。
12时15分，我们在空港候机楼阳台上欢送朝鲜乒乓球代表团时，听见大厅里的广播呼喊我的名字，让我立即就近接电话。我赶忙离开人群去大厅里接电话，电话是外交部亚洲司一位同志打来的。他说：“周恩来总理有指示，请立即告诉朝鲜乒乓球代表团团长，说我们回北京的两个同志已向中央汇报了。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有些事情做得不对，已经受到批评了。在此不便多谈，回去后我们派人到平壤道歉。”
我撂下电话时，朝鲜乒乓球代表团一行已经走下一楼进了隔离区，正在乘空港摆渡巴士。符志行副团长等与朝鲜侨民在阳台上，没有戴进空港停机坪的标志。为了抢时间完成任务，我只好只身奔向朝鲜团乘坐的那辆巴士，找到朝鲜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执行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场的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总联）国际局的负责人帮助翻译。朝鲜乒乓球代表团团长听后很感动，表示感谢周恩来总理，说回国后立即向上级报告。
符志行等同志同朝侨们一起在阳台上，一直等到飞机起飞。送走朝鲜团后，我向符志行副团长转达了国内电话指示的内容。他即于当天下午从东京赶往大阪，向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进行了传达。代表团领导非常重视，立即开会，领会指示的精神，检查工作，总结教训。
原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征名古屋之前，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强调拿不拿冠军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通过比赛多交朋友，传播友谊。
周恩来总理考虑到朝日关系不好，说朝鲜这次只派了少数几名队员参赛，要取得名次很难，中国队员遇上他们，就让一让。他有些担心地特别交代说：对朝鲜同志，不能把比赛成绩放在第一位，而要充分体谅他们的难处，不要使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是后来，周恩来总理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比赛打到第四轮时，中国队员郗恩庭与朝鲜队唯一未被淘汰的选手朴信一相遇。中国代表团领导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精神，让郗输给朴。郗是中国队新手中最拔尖的，他认为即使让了，朴在下一轮也会被淘汰，不如自己拼一拼，还可能拿个冠亚军，为国争光。队里几个小哥儿们也认为这个想法有道理，鼓励他狠打。于是，郗以3∶0的绝对优势击败了朴。
消息传到北京后，周恩来总理觉得对不起朝鲜，立即指示外交部给我或中国代表团打电话，先向朝鲜同志做个表示。
后来得知，周恩来总理点名让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带领乒乓球代表团团长赵正洪、乒协秘书长宋中和郗恩庭专程去平壤道歉。 6月1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时，要求全体赴朝人员对朝方战友应光明磊落，态度诚恳，要尊重人家，承认错误。他还说：我们往往说成绩时夸夸其谈，说缺点时只有原则，不谈实际。护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说错误，有什么“羞愧难言”？
在此前后，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在有关文件上批示，并亲自与朝方人员谈话，指出中方人员所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存在的大国主义倾向。如周恩来总理4月17日接见朝鲜驻华大使和5月1日接见朝鲜羽毛球代表团时，都谈到中方犯了错误，表示将派外交部有关人员前往平壤承认错误，表示道歉。
韩念龙一行到达平壤后受到朝方的热情接待。金日成主席亲自会见他们，再三表示这是件小事，以后不要再提了。金日成还说，在朝鲜，即使父子一起下棋，也不会主动相让的，何况是世界级大赛。他请韩念龙副部长转达对周恩来总理的问候和谢意。
传达周恩来关于邀请对象的指示
1971年4月23日上午9时30分，我接到外交部亚洲司颜万荣打来的电话。电话称，周恩来总理看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活动的《情况简报》（第52期）中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4月28日在东京举行告别酒会，对四类人能否邀请的问题，指示如下：
第一类，对于不同意我们批判斯坦尼（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体系）的人，这是思想认识问题，他们跟不上，可以请。
第二类，对于参加拍摄宣传军国主义影片的人，要加以区分。有些人过去对中国是友好的。要看什么人，要是導演、编辑等就不能请。那些为了生计、非主要人员、对我友好的可以请。
第三类，赞美三岛由纪夫的人，绝对不能请。
第四类，日修和同日修有关系的人，也要分清。采取分化的方针，团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与日修有联系、对我友好的人也可以请。
颜万荣告诉我，上述指示可以用电话公开答复在东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
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具体而明确，体现了“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的思想理念，令我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选自《湘潮》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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