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德宁

　　

一、最初印象

　　我与林老的缘分，是在《北京文学》结下的。

　　初去林老家，是70年代末，小说组长周雁如带我一起去的。其时，被迫封笔整整十二年的林老又有权利写作了。从此，我作为林老在《北京文学》的责任编辑，与之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交往。林老先后在《北京文学》发表30余篇作品，包括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头像》，最有代表性、人称林老最高艺术成就之一的小说《门》，以及唯一的中篇小说《满城飞花》，都由我任责任编辑。我喜欢林老的小说有嚼头，新锐且深刻，并以能认出他手稿中那些难认的“怪字”而自得。我曾说过，“在各个时期，林斤澜的短篇小说艺术，总是在中国作家前列。”今天，我仍会这么说。

　　最初的交往却并不轻松。我年轻，本又内向、羞怯，林老虽和善，毕竟是我敬畏的名家。每每组稿，临登门前，内心发怵，常提前写好谈话要点，到得林家，并不敲门，先掏出纸条默念一番。有时，明明是来找人，却又暗自希望对方不在。及至林老高声应答着开门，才又松下一口气。

　　林老曾数度搬家。最初的住房位于幸福大街，一座三层的楼房，长长的楼道，上半截不封闭，看上去像简易楼。林老住的301室位于三层，是个两居室，林老和夫人住大间，不过十四五平方米，女儿布谷住小间，只九平方米。听说，原来住的是三居室，“文革”中被强行安排给了区领导，后来一个楼住着，领导见面尴尬，表示歉意。林老只是淡淡回应：“已经过去了，不提了。”

　　去的多了，少不得要讨论作家、作品。那个时代，文学日新月异，引人注目的变化每天上演。林老说得多，也注意询问我的意见。谈及作家、作品，自然有褒有贬。他眼光雪亮，时而兴奋，时而不以为然，微微摇头。一次，正说到尽兴处，林老忽然罕见地严肃起来，正色道：“你们做编辑的，接触人多，一定记住，不要传话，不要把作家之间的话互相传。”我自是唯唯。从此，将此番教诲谨记心中，作为做人、做编辑工作的座右铭，一生遵从。

　　林老历经数十年政治坎坷、文坛风波，当有太多切肤之痛。他严谨、稳健，且具宽厚、善良品性。他与人为善，是大家共同的看法，当然，也有人说他机智，甚至说他世故、圆滑，听到这些，他总是宽厚地“哈哈哈”。

　　但后来，及至程绍国的《林斤澜说》问世，我逐渐对他有了新了解。彼时他还在世，竟一反好好先生、不惹事生非的处事风格，不顾个别当事者的不快甚至诘难，不避记述者个别地方表述不尽准确的瑕疵，一概以“文责自负”应对之。其时，我作为《北京文学》杂志社长，正主持《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工作。《林斤澜说》出版前，曾由《当代》杂志陆续首发，林老亦嘱我看看这组文章。我们杂志连续多期选载其中文章，他是乐见的;书出版后，杂志社购买了数十册馈赠作家，他是高兴的。我们请他在书上签名，他以“又不是我写的”谢绝，但同意在扉页的下一页—— 印有他整幅照片的地方，盖上了有“林斤澜”三字的个人名章。至今，我悉心珍藏着这本由作者和传主联袂签名、盖章的书。我理解林老苦心，他爱护后生晚辈，也是为文学留下一段本真、本原记忆，更是为留下独立观察、诚实、沉重、融当代史于其中的文学历史。为此，放下了个人毁誉、荣辱得失，包容瑕疵，甚至改变毕生秉持的不传话、不臧否之道。我想，在他看来，个人与历史，历史为大;损失个人羽毛和留下一段历史，留下一段历史为大。

二、主編任上

　　自20世纪50年代始，林老大半生为专业作家，可谓无职无权。除了曾任北京作协副主席，若论算得上职权的，也许莫过于《北京文学》主编。

　　《北京文学》（前身为《北京文艺》）创办之初，主编是老舍，在任16年，直至1966年，主编不幸殒命，杂志停办。1971年复刊，未设主编，著名诗人张志民、编辑家李清泉等，虽行主编实责，却无主编名分，只称“主要负责人”。直至1981年末，才有第二任主编 ? ?—《青春之歌》作者杨沫。副主编是王蒙。1986年3月，林斤澜走马上任，成为《北京文学》第三任主编。

　　明显感到林老不意仅仅挂名，每每过问编辑具体工作，亲与作者约稿、谈稿。刘庆邦等很多作家都曾得到他的提掖。他希望在《北京文学》这方天地实施自己的文学祈望。

　　1986年底，编辑部部分成员在林老家聚会，展望、谋划《北京文学》的新气象、新格局。吃着热气腾腾的涮羊肉，气氛也是热腾腾的。那次热议的结果，体现在1987年第一期开篇的《新年告白》上，虽未署名，《林斤澜文集》中也未见收入，但字里行间风格明晰，无人怀疑出自林老手笔。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融洽和谐”，“活泼宽松”，是春光，是百花齐放必需的气氛。到哪里去讨这气氛去？原来这气氛是要自己创造出来的。

　　希望《北京文学》更加百花齐放的热切溢于言表：“不过是仰望春风拂面，有一些飘忽如柳丝的想法。”这想法包括准备开辟5个专栏、多发几千字的短篇、中篇小说不宜多、评论上也有些想法……未料，不久有了流言，该文遭到指责，据说错在只说“双百”，不提“二为”。我未听林老谈及此事，只是见他对杂志的热心和关注从无削减。

　　上任伊始，他就重申了“出作者、出人才”的办刊路子。首先，他参与并组织了颐和园的清明踏青活动，聚拢作家队伍，牵手文学和友情。汪曾祺、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刘心武、冯骥才等当时最具创作实力的作家悉数莅临。

　　林老任主编的短短几年，《北京文学》数次举办作家笔会、青年小说作者改稿班;连续发表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古典爱情》《往事与刑罚》，刘恒的《杀》《力气》《伏羲伏羲》《连环套》，刘震云的《单位》，朱晓平的《私刑》，王安忆的《神圣祭坛》，刘庆邦的《家属房》，王刚的《博格达童话》，李锐的《厚土》，曹乃谦的《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还有高晓声、莫言、马原、陈忠实、张承志、苏童、潘军、王祥夫等作家的小说。这些作品，经受了时间考验，至今艺术魅力不减，或可视作作为主编的林老思想与艺术的又一践行。

　　林老还数次主持了“北京青年文学批评家座谈会”和作家笔会、作品研讨会，讨论文学现状，呼唤切近创作实践的批评。林老曾在文章中说，“20世纪80年代，我利用主编刊物的方便，组织过两拨座谈，一拨是开放涌现的先进作家，一拨是改革蜂起的新潮评论家。”会上，他反复引导大家都来讨论一个基本问题：“作家是干什么的？”变着法儿提出问题：医生管看病，会计管钱财，作家管什么？但应者寥寥。多年后，他仍耿耿于此问遭到冷落，终于自己道出谜底：“目的是套出这么个意思：归根结底，真情实感。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林老想用主编“职权”，吁请人们将过分纠缠于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向艺术规律上引。可惜，林老苦心，当时少有人领悟，用他的话说是“惨败”。但同时，他也肯定地说：小说家的追求，“共分两路：求真和求美。求真的求深刻，求美的求和谐”。并明确提出，汪曾祺是求和谐，而自己，是求真求深刻。在求真求深刻的路上，他义无反顾，步履坚定，一路踉跄，一路铿锵。

　　关于“伪现代派”的争论，也发生在那一时期。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现代派文学大量译介过来，中国文学开始广为借鉴现代主义技法，“现代派”成为中国文学的常见语汇。与此同时，关于“真伪”现代派的论争随之而起。《北京文学》是最早关注并介入这一讨论的，自1988年第2期始，更连续在其后的第4、6、8期开辟专栏，发表了黄子平、李陀、吴方等多人的文章。今天看来，这场讨论中的观点仍有价值。

　　林老其时65岁，虽已进入老年，但力主去因循以利创作，对新的思潮、流派、理论从来博纳广收，坚持多元、开放、民主，故始终兀立文学潮头。他任主编时期，亦是《北京文学》史上又一高峰。“百花齐放”之于林老，不仅是对艺术主张的宣示，更有对内的“艺术民主”作保障。作为主编，他从不一言九鼎，从不以职权压人，从不强迫我们发什么、不发什么。他亲自推荐的作品，就曾被时任小说组长的我退过多次，却从未心生芥蒂。即便他自己的小说，也是先让大家挑选。一次，他拿来了《十年十癔》中的三篇：《哆嗦》《黄瑶》和《白儿》，最终《北京文学》只挑中了《哆嗦》，《黄瑶》和《白儿》修改后在《上海文学》和《人民文学》发出。

　　记忆之中，有一件事感铭至今。那天，林老和我同乘编辑部的212吉普车外出，途中问我最近有什么重要稿子。我说有一名家的中篇小说，写得厚重，但有一点敏感，有些拿不准。林老坐在副驾驶座上，回过头来，面带笑容，却字字掷地有声：“以后，你们有拿不准的稿子，就交给我，我来拍板，我来承担责任。如果因此主编当不成了，还可以当作家嘛！”

　　此言从此嵌入心底，彻底颠覆了世人眼中“随和”、遇事“哈哈哈”的好好先生形象。一个怀道义、藏风骨、有担当的良知文人，不动声色，稳稳站立，令我肃然起敬。

　　一语成谶。留给林老作为主编自由驰骋的时间不多了。80年代末，夏秋之交的某一天，上头来人，到编辑部临时办公地点铁二中，宣布了任免决定：林老不再担任主编，浩然为新任主编。林老在主编任上仅有三年半，是《北京文学》史上卓有建树而又任期最短的主编。

　　林老语调平和地发表了离任讲话。他说，这些年，编辑部同志做了很多努力，刊物成绩是主要的。如果说有什么缺点错误，责任都在他，与别人无关，他承担全部责任。他揽下全部责任的同时，还要我们不要学他。我听之，声声含痛，字字泣血。会场气氛紧张、压抑、凝重，有编辑泪洒当场，绝非一时悲壮。担当，需要实实在在的付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林老不能在媒体露面。刊物与前主编，一度沉寂。

三、鼎力相扶

　　时与年去，倏忽到了1996年，没有任何先兆和思想准备，我被任命为社长兼执行副主编，主持《北京文学》工作。此时，主编仍是浩然，但已不再主动过问编辑工作。

　　世逢90年代，文学期刊日益萧条。荒寒入山骨，草林知有无。由于市场以及凌驾其上的双重合力挤压，杂志处境艰窘，编辑纷纷调离，十余人的杂志社，除去行政人员，文字编辑连我仅余四五人。

　　林老去职时，曾经叮嘱我们：不要学他。

　　我则无数次想过：有林老在前，办一本无愧于时代和未来的文学刊物，不仅应是我的职责所在，更应成为一种生命信仰。

　　于是，那几年的《北京文学》，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举动，求真求美，以对文学律动和现实问题的敏锐感知，敢于揭示时弊的勇气，及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受到社会各界普遍赞赏，被誉为“最有良知的文学期刊”。

　　林老最是内心坦荡、博大、宽仁、洁净，对这本曾深挚付出而又使他蒙屈的刊物，很快关注到了其中的每一微小变化，由衷欣喜，对我这个晚辈后学，极尽关怀、爱护。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大家知道现在文学刊物难办，物质与精神的压力都不轻松。刊物（指《北京文学》）居然在两难之中，有了起色，岂可等闲！若不趁热打铁，岂非罪过！”“纯文学刊物普遍生存艰难，但《北京文学》愿意拼其有限的人力物力，开阔‘短篇小说公开赛，从去年（指1996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吸引读者注意，得到同行表扬，各种选刊的选载，报刊的评选……最有意义的，还是陆续出现新人。”林老还不避高龄，不厌其烦，或频繁电话，或亲自出面，帮助我们“寻访作家、学者、教授，征求意见，邀请讨论，组织笔谈。”他甚至“游说”到汪曾祺面前：“我知道这几年他不看《北京文学》，我说现在是小章主事。今年搞了个短篇小说大奖赛，出了些好作品，特别是出了新人，刊物有了起色。”林老请汪老挑个头，约几个人谈谈短篇小说。汪老当即答应，说：“好吧，等从四川回来。”遗憾的是，四川回来不足半月，汪老遽然辞世。《北京文学》当年的短篇小说首次讨论会上，林老捧来了汪老50年前的文章《短篇小说的本质》，与会者无不肃然受教。钱理群先生则介绍了沈从文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的一次讲演，谈到短篇小说的命运与作家的选择：“一个长篇如安排得法，即可得到歷史的意义，历史的价值，它且更容易从旧小说读者中吸取那个多数读者，它的成功伟大性是极显明的。……唯有短篇小说，费力而不容易讨好，……无出路是命定了的。”沈从文的这番描述，90年代乃至今天的读者并不陌生，仿佛在说今天的文坛现实。然而，沈从文同时认定，短篇小说的转机，也正存在于这“无出路”里，因为“从事此道的，既难成名，又难牟利，且绝不能讨个小官做做”，坚持下来的短篇小说作家，必是自觉的艺术探索者。此番识见，何尝不是林老执著短篇小说的写照。

　　在我的极力邀请下，林老以编者身份，为嗣后一组怀念汪曾祺、笔谈短篇小说的文章写了长长的“编者的话”，称这一组笔谈短篇小说的文字，是对汪老“不同一般的纪念”。后来，这篇“编者的话”，以《纪念》为题，收入林老文集。

　　半年时间，刊物开了三次短篇小说研讨会，林老三次都临场坐镇，呐喊助威。国内最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学者悉数到场。参与者既有如王蒙、莫言、刘恒、刘震云、余华、刘庆邦等实力作家，又有唐达成、叶廷芳、李陀、钱理群、李敬泽等著名学者和批评家。一年之内，笔谈短篇小说的论文发表了三十余篇，撰稿者包括钱理群、雷达、谢冕、马原、李锐、刘庆邦、童道明、李洁非、何士光、蒋原伦、李敬泽等。更多的短篇小说，机趣盎然，各尽意势，各领其形其质、其妙其涵，可谓星辉璀璨，百象俱呈。短篇小说公开赛的一年半内，收到参赛作品数千，发表数百，作者几乎囊括国内所有名家，也有不少未名新人。其间，林老贡献了《短篇短篇》等三篇关于短篇小说的重要文论，探讨了短篇小说的独立性、现代形态等问题，还有他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门》。《门》毫无悬念地成为这次短篇小说公开赛获奖作品。林老对中国短篇小说的贡献，无人能及，是为珍贵遗产。

　　《北京文学》锐意求新、求变的风貌，受到文坛瞩目;倡导短篇小说的努力，也产生了持续影响。操持这一切，甘苦自知。而林老最是隔代知音，知我、懂我、疼惜我，听我各种既如抱怨又似得意炫耀的讲述，不时笑得咧嘴仰头。后来，见他谈编辑工作的一篇文章，有“不是烈士又是牺牲”的一段感叹。这种理解，可谓深极至骨。

　　锋芒引起不安，麻烦接踵而至。爆发是在1999年，距离林老离任恰有10年，因为一期刚刚印出、尚未發行的杂志，我被严责，遂萌生辞职之意，亦想以此平息事态，减少杂志损失。我就此请教林老。林老沉吟，神色严峻，力主绝对不要辞职，字字句句，掷地有声而又语重心长：“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来坚持的。时间不够会半途而废。”

　　林老早年革命，半世坎坷，人生阅历丰富，睿智过人，我极敬重、信服。

　　我听从了林老的话。

　　及至读到林老怀念自己父亲的文章，说他父亲在一所学校任校长，长达三十五年，“三十五年也就是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只做了一件事，办一个学校，也属罕见。”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了他话的分量。

　　如今，我在文学编辑岗位整整42年，从步出大学校门到退休，始终坚守在《北京文学》这一个岗位上，一待就是33年。风风雨雨，艰辛备尝，但我坚持了—— 一生一世，只做这一件事。我感铭林老，在我人生关键时刻予以的点拨、指引和勉励。

　　林老一生，与《北京文学》渊源甚深，故布谷希望，林老的几篇小说遗作亦能在《北京文学》发表。其时，我已从《北京文学》退休，转交后，作品没有发表。我再转给《收获》，全数刊发后，《小说选刊》也转载数篇。

　　林老去世数年、我也离开《北京文学》之后，有位当年领导与我闲谈，问及浩然是否看过那篇曾引起轩然大波的长篇文化随笔。我如实回答，浩然没有看过。这位当年“处理”此事的领导脱口而出：那浩然当时为什么说他全都看过啊！我愕然，震惊不已！浩然早已作古，更从未与我言及此事。如前略陈，浩然早已不过问《北京文学》具体编辑工作，而这期杂志刚刚印完，墨迹未干，尚在印刷厂，未及发行，即遭追责，并令全部销毁，专人监督执行，一时情境肃森。浩然确未看过该期文稿一字，追责时刻，却说“全都看过”，帮我担责，且至死未曾表明于我。尤值一说的是，我与浩然很多政治观点、办刊理念，大不一致啊！每念及此，我都感慨万千。

　　近二十年了，借此机会，向世人昭示这一事情。

　　从此，我更相信，不要一味以“观点”识人，不要过分看重“政治正确”，人的善恶、品行高下，才是根本。

四、天职

　　某年春节前夕，我们夫妇和作家潘军相约看望林老，聊得尽兴，又到附近小馆吃饭喝酒，话题说到那个特殊年代种种，林老突然垂下头来，一手扶额，一手推开酒杯，久久沉默不语，再抬头时，以杯击桌，迸出一句话来：

　　“那些年里，中国作家太屈辱了，是想当狗而不得啊！”

　　林老一向温和的眼睛，此刻布满血丝，声音嘶哑得似在嘶吼，不顾酒水洒出，再又以杯击桌，不断嘶声重复此话。此情此景，与人们熟悉的林老——“哈哈哈”的笑面佛，判若两人。他的沉重，他的思考，都已流入笔尖，融进小说，融进《阳台》《头像》《问号》《十年十癔》，包括《门》，以及其他作品。

　　2002年，林老病危的那一晚，大夫为林老上呼吸机，我不忍且不敢看。等候的漫长时间里，有与布谷深入交谈的机会。我问布谷，林老对外人都亲切、和善，一定是慈父吧？布谷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让我大吃一惊。她说，童年留在心中的父亲形象，永远是伏案的背影：之前是忙着伏案写小说，之后是天天伏案写检查和交代材料，很少见到正面。“文革”中，林老下放，她小小年纪就被送到亲戚家中。而这伏案却不能写作的时间，竟长达12年。林老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文革”中，他“到了先前劳改的地方，后来叫做团河农场”，再又被发配去平谷。估计那一段时间，林老是连伏案枯坐也不能了。

　　个人、家庭、民族的惨痛经历，遂使之有了“天职”的想法。1998年，我和几个同代人主编了一本书——《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记述普通人在“文革”中的遭遇。我们请到了王蒙、林老为该书作序。我也是王蒙在《北京文学》的责任编辑。王蒙找出发表在我刊的一篇旧作（1979年第10期），以之代序，并附言说：

　　三十多年过去了，终于有这样几个年轻人，把我们民族和人民经历的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用普通老百姓回忆的方式记录下来，用这些真实故事串起的历史，来告诉未来，告诉后人。我们，中国人民再也不应当受这种摧残和磨难了。我们，中华民族再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了。……这是一种诚挚善良的心，这是一种直面人生、直面历史的道德勇气，是一种爱护中华民族的行为。

　　找到林老时，他毫不推辞，痛快答应了。事后，林老告诉我，一位老友劝他不要再为别人作序，这么大年纪了，应该抓紧时间写自己的东西。说时，他笑着，微微摇头，表明并不认同。他的这篇序，题目为《天职》。文中有这样的话：

　　我们吃了大亏，常说一声交学费，就心安理得。如果交了费没有学到什么，并不打算真学，这交学费的话就是阿Q言语了。若真学，先要不忘记。忘记又分自然的和人为的抹、扔、瞒、骗。人血不是水，可也会当作水一样“逝者如斯夫”。

　　不可以等待的是先做记录，再做道理。录下那可能忘却的几句话来，可能消逝的一两件事来，立此存照。……有幸亲身经历的人们，这才是天职。

　　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不再忘却。

　　林老将这视作写作者的天职，更当作自己的天职——

　　在他十卷本的文集中，不论是小說，还是随笔、杂感，具有反思意义的作品，占了他全部作品的大半。林老踩着刀尖前行—— 专事记忆、反思的系列小说《十年十癔》《续十癔》，字字如血滴，就连《九梦》《门》，都写满了那个年代生命的痛彻。他还写《逗人》，记述“红八月”中荀慧生、侯喜瑞的遭遇，含悲忍愤;他写《臭虫奇迹》，以臭虫与人作比，述说连臭虫虱子那样恶心肮脏的角色、众人鄙视的家伙，尚且不会自相残杀，不咬同类或同难。而在特殊年代，那些告密者、揭发者，残害同类的人，远不如臭虫、虱子这些吸血虫！这是何等怵目惊心、振聋发聩的言说！他人眼中的衣食住行，林老可以洞察历史的衍化更迭;他人眼中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寻常小事，林老皆可联想到大义微言！如此追求真实、深刻，如此探入个人、群体精神流变中最丰厚、复杂、深隐的部分，捕捉历史瞬间抑或久远，小中谋大，以微见著，融入富有洞见、智识、忧痛的思考而又不动声色，谁人可比，几人能及！

　　《北京文学》前主编老舍的死，是一个大事件。除林老的《“红八月”的“八二三”》外，我不知还有哪篇文章记述过这个事件。这一篇，则始终以一冷静旁观者的视角、小说意势，记录历史重要时点，深切体悟人情冷暖，工笔描摹细水微澜，由肢体动作，写到个性语言，并直抵人物灵魂特质，可谓形神兼具。一场人间惨剧，写得惊天地，泣鬼神，真真令人拍案叫绝，不知可否为国内非虚构作品之典范？

　　该作既有事件主角、翌日即沉尸太平湖的老舍;又有配角——“一整天都在人群里串”，“不张扬，只和这个那个交头接耳、微露笑容，神色也是‘忍俊不禁的的”“一个红头红脑的工人作家”;还有事件的推波助澜者—— 揭发老舍拿美金的女作家——“身轻如燕，跃上花坛。声带亦单薄”;也有名为将老舍交给专政机关，暗为保护的“农民小说家”;更有“欢呼打倒，欢态可掬”的女红卫兵。

　　林老坦承那天经过：老舍惨遭批斗，从国子监回来，脸上渗着血，头上包裹水袖，面色苍白，皮肉搭拉。在他自己的文联主席办公室里——

　　没有勒令，没有规定，他自己不去坐办公椅，也不坐沙发。在沙发前边，背靠沙发扶手蹲下，蹲到地上。腿脚不便，是先背靠再屁股出溜落地的蹲法。

　　林老笔下，还原当晚再次批斗老舍的情境，寥寥数语，更将细节推向极致—— 一场残酷施暴后，老舍“立刻锉下去，非跪，非蹲，成团堆在地上。”一个“锉”字，一个“堆”字，何等神来之笔，何等触目惊心，带着艺术的法力，将此惨不忍睹的历史场面，镂刻般地永远留给了后人！

　　2002年那次病危又痊愈之后，林老见到我，说插呼吸机当晚，接到文联那位大大咧咧女同志的电话，说：“听说你报病危了？我很高兴，你早就该死了！”他很困惑：“对方为什么这么说？”我表示这绝不可能。那晚，他已是半昏迷状态，完全没有能力接听电话，再说病房没有电话，一定是幻觉。林老仍然半信半疑，重复问了两次。

　　我问林老，插呼吸机是不是特别难受？我自己是不忍目睹的。他说，挺难受，但不一定有你想的难受，人已经迷迷糊糊了。

　　后来，林老将这种半昏迷状态下的潜意识，写入了小说《隧道》。

　　病危时刻，生死一线，潜意识的活动，可认作生命最深痛至切、最困惑莫解的刻痕。这是一位濒死复生的老人最心心念念的心结，是此生过不去的坎儿，是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发问和最后衷告，可有多少人真正领悟了呢？

　　记得我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某一日，遇见林老，他问我，对于年龄的日长，可有恐慌？他告诉我，近日见到几位作家，有年老的，也有正值壮年的，都说感到了年岁的压迫。说到他自己的状态，我以为可用淡看日月，从容写作来概括。我欣然于他的心态年轻、健康。我相信他是可以写到最后的人。后来，“文坛双璧”的半边汪老去了。渐渐地，他的很多老朋友也去了。再见他时，看出了他的落寞。

　　林老生前少有鲜花，掌声零落，很多人为他抱憾，觉得他的文学成就被严重低估。对此，我是同意的。但我又想，何必要用别人来同林老作比呢？他与别人，完全没有可比性。在中国文坛，还有几人像他一样，毕其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写小说，写短篇小说。一顶“短篇小说圣手”的桂冠，根本不能概括林老对短篇小说的贡献。林老不仅有近二百篇短篇小说存世，更撰写了大量谈短篇小说技巧的文论，是终生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林老谈虚实，谈取舍，谈重复，谈情节，谈叙述……充满真知卓见，引人穷究，丰富了文学最高殿堂。

　　在中国文坛，还有几人像他一样，任沧桑变历，万壑风回，抑或时运无常，百难逆料，林老从未阿谀逢迎、损人牙眼、落井下石;无论文学人格如何弱化、痞化、腐化和畸化，林老始终一尘不染洁到骨;无论公义或私德，节高、守义、端方，心系博大爱愿。

　　尤其重要者—— 还有几人像他一样，以求真求深刻、反思民族劫难为文学自觉，为神圣天职，为大仁大义大美，不诱于欲，不恐于诽，不让于师。

　　时光似水，过客如云，人们终会读懂林老，进而明白，林老是最珍贵的唯一。

　　（选自《2019中国随笔年选》/朱航满 编选/花城出版社/ 202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