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记得在大学时代的一门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模型：

　　由于轮船触礁，10个船员被迫来到荒岛上，没有通讯设备，大家只能被动等待救援。绝望和枯燥笼罩着每个人，所有人都有精神崩溃而自杀的可能性。

　　假设，10个人中最文弱的是杰克，于是其他9个人开始尝试虐待杰克，获得发泄，从而度过绝望。在这里，问题来了，虐待杰克是应该的吗？

　　在原教旨主义的功利主义者看来，虐待杰克是应该的，虐待他可以让其他9个人避免精神崩溃而自杀，即增加的社会总幸福（9个人精神正常并活下去）大于损失的总幸福（杰克被折磨的痛苦），所以虐待是应该的。换句话说，倒霉的杰克是“必要的牺牲”。

　　以上，是关于功利主义的极简模型。这个案例之生动，让十多年以后的我依然记得。功利主义是18世纪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思潮，横跨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等领域。在今天看来，它颇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

　　乾隆十三年（1784年），英国经济学家兼政治哲学家杰米·边沁（Jeremy Bentham）出生，他是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在之前，治理者们的“厚黑学”词典中，肯定少不了“必要的牺牲”之类的东西，但缺乏一个足够精炼的理论框架和价值体系。而边沁提出了所谓“社会总幸福”概念，立即将体系串联起来。

　　边沁的学说显然很有市场，特别是受到治理者、国王们的欢迎。因为，按照他的理论，如果政府采取的一个措施，只要能够增加社会的总幸福，即使损害一部分人的幸福（掠夺财富、消灭肉体）也在所不惜。

　　在发展经济上，功利主义的确听上去非常不错，允许那些“必要的牺牲”，从而换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让大多数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普通民众也欢迎它，他们本身就容易对强力统治充满崇拜，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会过度自信，即自信“牺牲”不会落到自己头上。

　　在18世纪后半叶，功利主义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彼时，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腾飞，社会分化日益严重，一方面是劳工权益尚无保障，下层生活依然贫困，但另一方面，贵族、资本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上流社会，则开始享用社会进步的福利。

　　显然，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的确在发展，最终无论穷人、富人都将受益。比如童工问题，在一些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如果爱尔兰穷苦人家的未成年孩子不去挖矿（不是比特币，是下到矿井那种），那么可能连土豆都没得吃，会营养不良，甚至饿死。因此，童工其实拯救了这些孩子和家庭，而且也增加了社会的总福利。

　　实际上，边沁这样的精英提出了功利主义未可厚非，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而且，功利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还是有一定“指导意義”的。但功利主义也存在明显缺陷，特别是在权益意识勃兴，人们更追求公正的当代，它的局限就会暴露。

　　因为，福利的衡量根本就无法量化，到底增加了多少总福利，损耗了多少福利，都无法判断。增加的福利“净值”，到底正还是负，只能是政策制定者说了算。很多时候，损失的“小部分福利”或“必要的牺牲”往往故意被低估。最终，却可能触发意想不到的福利损失，比如社会共识的崩溃、信赖和信心的瓦解。

　　比如，在那个荒岛的极简模型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杰克是唯一一个能组装无线电，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的人。

　　但是，他已经死了。

　　（选自《南风窗》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