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

　　

读书与藏书之间

　　藏书，是读书人的梦想。许多人幼年无书可读，后来考上大学，有书可读了，藏书却是从不敢奢望的事。学成之后，事业有成，生活安顿，经济条件也允许购买自己喜欢的图书，才能一圆儿时的梦想，装点了自己的书房，也颇可作为一种雅趣来作炫示，只是已经没有时间来阅读，所以不知不觉间，进入到“藏书家”的行列。另一方面，作为升值最快的资源之一，日益稀缺的古刻旧钞已经成了最佳的投资对象，遂衍生出一批新的“藏书家”，可惜他们的着眼点已经不在于书的内容本身。

　　能在读书与藏书之间找到乐趣的人是幸福的。

　　辛德勇教授的《读书与藏书之间》，写的便是这种乐趣。

　　辛德勇，陕西师大从史地名家史念海读硕士，从版本学名家黄永年读博士，先入社科院，后转入北大历史系教书。他自谦是一个从故纸堆中讨生计的人，不是转贩旧书，而是在古人著述的字缝里找文章做。买书只是为了读书，为了更方便、更多地读书，也为使读书变得更有趣味，更多一分惬意。只是学海无涯，而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毕竟十分有限，买下的很多书，根本顾不上看，有些书甚至终此一生，恐怕也无暇一览。得筌而忘渔，这便与购书的初衷相背离，进入“藏书家”之列。由为读书而购书，却在不知不觉中已向“藏书”的方向偏倾，遂介于读书与藏书之间，故以此为题，集文二十四篇，既从收藏的角度，来谈读书，也从读书的角度，来谈如何收藏。因求雅俗均可欣赏，故令人开卷见喜。

　　书分三辑，第一辑“书肆游记”，谈的是买书故事。其津津乐道的，自是旧书市中“拣漏儿”。既有在津门拣漏得宝，也有在斯堪的纳维亚买旧书，在东京、京都逛旧书店的乐事。因为能识版本，且术有专攻，知文献本身的文化学术价值，故能于鱼目堆中识宝珠，历四海以拣漏。仅是文中似乎平平淡淡地说到其斋中所藏明清人某刻本、某稿本作何，以证冷摊故纸之价值，便令人艳羡不已了。

　　第二辑“书衣题识”，则更多地是从收藏家的角度论旧书版本。这也是本书的重头部分。

　　清人洪亮吉曾将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雠家、鉴赏家、收藏家、掠贩家五类。人多是崇前数者，而鄙后者。但藏书家有理由也有权利只赏玩而不读，或是拿藏书作文章，只是读书人则应发掘书籍的价值和意义。本辑讲的就是著者赏鉴古籍的心得和感想。像其“述石印明万历刻本《观世音感应灵课》”一篇，从一本普通的石印本，探幽钩玄，揭出万历间宫廷后妃间的争斗之一角，读来令人大呼过瘾。愚以为古籍并非死去的故纸，而是有灵之物，只是需要人们用心灵去体味，用文史之学识去还原，在与历史进程的关联之中，寻找到鲜活的一幕。一般人对古籍冷板凳视若畏途，而此中人则乐道津津，原因即在所见有所不同。

　　第三辑“书山问路”。记述著者研习版本、目录之学的体会和认识。这两门知识，看似简单，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微言大义，但一切玄机禅语，对之都难以施展。人们往往将其视之为“小道”，不屑于措意。实际上，这是一片广阔无边的森林沧海，要想掌握好这些内容，很不容易，需要日积月累，博闻多识。

　　当下的文史研究中，能够精通版本目录之学者甚稀，即如所谓的名家，有时也会在这一方面捉襟见肘。而目下的藏书家们，却大多缺少学术的训练。所以像辛德勇这样的颠覆式人物实是另类。不仅令人读此书而顿生赴冷摊淘书之欲望，也因而对版本、目录之学心生向往。另外，此书讲收藏、鉴定，娓娓而道，不免时露得意之色;其叙2005年嘉德拍卖会上的拍品，佳处何在，历历如数家珍，不过却也不免予人作托儿之嫌。辛教授讲读书而知味，读此书而令吾人所见如此，是又一趣也。

毛彦文与吴宓：不能不说的《往事》

　　知道毛彥文（1898年—1999年）的人，已经很少了。近些年来吴宓的日记遗稿不断刊出，多种吴宓传记或文章风行，作为雨僧情史中一位香艳的角色，她才又进入人们的视野。

　　毛彦文九十岁（1987年）时，写了一本《往事》，“虽然其中有几件突出的记载，乃事过境迁，也成为平凡了。”“这似乎是一本流水帐，谈不上格局，也没有文采的，故本书将仅赠少数亲友作为纪念。”这话说得很淡，所记录的文字也很淡。对这位耄耋老人来说，世事真已淡如云烟。浮华已去，仅剩鸿爪雪印，止水微澜。而正是这淡淡的、流水账式的记述之背后，我们仍可以看到涌动不止的浪涛，只是作者已无意直接掀开波澜而已。

　　毛彦文，浙江江山人，北大著名教授毛子水同族。1914年，因慕表兄朱君毅而逃婚，轰动江山。后朱留学美国，彦文苦候多年。

　　1924年，朱君毅归国，不意六年痴情等待，换来的却是朱的负心背弃。1929年，彦文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获教育学硕士，期间与吴宓有一段因缘。吴宓与朱君毅同学，早岁从朱处得读彦文往复之信，殊为艳羡，目为女神海伦。值朱弃彦文，遂求之，并有诗公开发表，劈头便说：“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人曾一度到谈婚论嫁的地步。1935年，毛彦文忽然下嫁给年过花甲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病逝于香港，吴31日得知此消息，“深为彦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于枕上得诗‘忏情已醒浮生梦。”“未晓，梦见彦，情形甚为悲凄，醒后犹泪涔涔也。”更因求而不得，吴宓心中的“海伦”，愈发完美，更令后世的好事者想象无限。

　　然而毛彦文早已心如死水矣！虽时年不过四十，而终身不复嫁人。

　　毛彦文与吴宓的交往，是“几件突出”的必须予以交代的“往事”之一：

　　吴心目中有一不可捉摸的理想女子，不幸他离婚后将这理想错放在海伦身上，想系他往时看过太多海伦少时与朱君毅的信，以致发生憧憬。其实吴并不了解海伦，他们性格完全不同。海伦平凡而有个性，对于中英文学一无根基，且尝过失恋苦果，对于男人失去信心。纵令海伦与吴宓教授勉强结合，也不会幸福，说不定会再闹仳离。

　　自海伦与朱解除婚约后，她想尽办法，避免与朱有关的事或人接触，这是心理上一种无法解说的情绪。吴为朱之挚友，如何能令海伦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

　　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

　　毛彦文显然否认了他们之间曾有过爱情。但也有人认为毛彦文是“完全否认他们之间有过恋爱”，这恐怕是出于误解。毛彦文并不讳饰吴的追求，也不讳言两人私信频仍，这里只是说他们并无志投意合之趣，也不曾有过刻骨铭心的爱。虽然两人也一度讨论结婚，但这并不是爱情。结婚与爱情毕竟是两回事。所以毛彦文在1963年闻朱君毅逝世时，仍可畅抒其思念之意，而于吴宓，则所说的仅能如此而已。

　　当年吴宓教授并无真心迎娶彦文，为的是方便他继续周旋于众多女友之间。他在日记中写道：“宓此时心中实不爱彦，故有种种忧虑及愤慨;若问宓此刻心情，宁直书曰：‘我不爱彦，就不肯婚彦。”（《吴宓日记》第5册 P289）只是葡萄未曾吃到，后来不免后悔，遂独厢情愿地作幻化，更显其美而已。所以，这一点上，吴宓毕竟是浪漫的诗人。但毛彦文心中也并不恨吴，心底里仍多关心与惋惜：

　　曾看到一本英文的大陆杂志，登载许多在大陆有名学者的坦白书，内有吴的一篇，大意说：他教莎士比亚戏剧，一向用纯文学的观点教，现在知道错了，应该用马克斯观点教才正确。当时海伦气得为之发竖！人间何世，文人竟被侮辱一至于此！吴君的痛苦，可想而知。

　　传闻吴君已于数年前逝世，默默以没，悲夫！

　　此诚知吴宓者！枯淡的文字后面，何尝不是无限的关切！今人责备毛彦文在与吴宓相恋一事上撒谎，其实是没有读懂毛彦文的话。

一入深宫里， 无由得见春

　　汉代的兰台石室，魏朝的秘书阁，晋代的秘阁，隋代的嘉则殿、丽正殿，唐代的乾元殿、集贤院，元代的宏文院、秘书省，宋代的崇文院、咸平馆，明代文渊阁等，都是皇家藏书之处。皇家图书文献的收藏，是帝室最重要的文化财富构成部分，也是历朝灿烂文明的最重要构成部分。而清代宫廷所藏，则集历代之大成，最為丰富。这些图书文献的收藏、荟集，流散、佚存，其实也是一部中华文明变迁史的重要内容。由齐秀梅等所撰《清宫藏书》，可以窥见一斑。

　　清室各宫殿里的旧藏，究其来源，一是“天禄琳琅”为代表的清秘府旧藏。主要是明以前历代刊印之书籍、名家稿本、钞本、批校本，从中可见中国图书发展演变的概貌，又因其校勘精审，镌刻考究，年代久远，既具学术之价值，也是珍稀之文物。二是清代历朝内府纂修刊刻的图书。如武英殿刻本、扬州书局刻本和六部、院、监刊印之书，纸墨、写刻、刷印和装潢，精美绝伦。三是清宫存藏的抄本书籍。以明抄本《永乐大典》及清抄本《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为代表，兼及历朝实录、玉牒、本纪等，修书各馆在纂修过程中所形成的稿本、呈览本及付刻底本，未及刊印的进呈抄本，宫廷娱乐所用的升平署剧本，等等。四是所存满、蒙、藏等文种之图书，以及方志、禁毁书等。

　　一部《永乐大典》，为世界最大的类书，内收明初以前秘籍惊人，颇有久佚之书。其正本原佚，唯有副本从前明传于清，在此后二百余年间，散失殆尽。当明清易代之际，即已损十分之一。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全书馆修书，从中辑录佚书，点检所存，尚存9677册。此后近百年间续有丢失。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大典更是损失惨重，仅余不到900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洋兵入城，至取《永乐大典》代砖，以支垫军用。当时译学馆总办刘可毅于乱兵马槽下拾得大典数十册。经此浩劫，今可知残存世界各地的大典数量，不过607册。

　　当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库垣大坏，剔出远年破损档案书册，达8000麻袋之多，露积于库外拟焚，学部参事罗振玉见后，求之以归学部图书馆。溥仪逊位，仍居故宫，时时以宫中珍贵书画图籍，作赏赐之物，故国之宝物，大量流出宫外。1923年，西花园建福宫失火，殃及其余，数万册书籍文献，付之一炬。

　　故清后期九十年内，由于战乱、水火、无知，所藏书籍文献损失惨重。而历代皇室之许多珍贵遗存，也在这个过程中化为乌有。

　　而今清宫藏书之遗存，尚有50万册，其中最珍贵的15万册，随国民党政府迁至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余30余万册，存于北京故宫图书馆。而其流出之书册文献，也仍多散见于各家图书馆。

　　《清宫藏书》一书，于此类历历如数家珍，欲使人知故宫藏物之丰富，殊属难得。但皇室珍籍，原属帝王珍玩，秘不视人。或随战争水火而去，如同向来不曾存在过。如今散于民间者，虽一故宫旧册，在拍卖会上，动辄价至千万。而居于故宫图书馆者，外人也仍难以一见，欲求阅览，犹如登天之难。忆念至此，令人掷笔浩叹。

　　（选自《书的诱惑》/黄仕忠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