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掀起关心中国问题、争先到中国来看看的中国热。从1972年年中到1973年年中，来上海访问的美国人就有近千人。美国华人更是竞相争取回国探亲访问。先是楊振宁于1971年7月回到上海探亲，1972年6月再次回国;然后，李政道于1972年9月访问上海;紧接着，吴健雄、袁家骝、顾毓琇、任之恭等诸多美籍华裔科学家、学者、教授及各界人士相继至上海访问。仅1972年一年，就有585名美籍华人来沪访问。1973年以后，来访的美籍华人更是逐年增多，1978年已有2835人。据统计，1973年前后，到上海访问的境外游客年均1.6万人。
这种逐渐开放的态势，比起1972年以前几年的闭关锁国，自是很大改进，但是与改革开放以后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据统计，1995年，上海全年接待境外游客136.79万人次，2001年，这个数字突破200万，之后持续大幅攀升，2013年达到757.4万人次。2017年，上海共接待境外游客873.01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平均每天接待23918人次。2017年的接待数，是1973年的545.6倍;2017年平均一天的接待数，是1973年全年接待数的1.5倍。
数量是如此之悬殊，如果看接待方式、接待流程，以及接待方式、接待流程背后的思想观念，更是让人顿生恍若隔世之慨。笔者最近看到一批“文革”时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与侨务组的档案，对于1972年至1978年之间上海的外事接待工作有了一定了解。现将这些档案的情况做一介绍，为时人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
一、阶级斗争之弦紧绷，高度警惕境外来访
这批档案中，有一些是官方文件，是关于接待来访外国华人华侨的原则性规定。其中，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是阶级斗争之弦紧绷，高度警惕境外来访。
1973年3月印发的《接待零星华侨、港澳同胞、外籍华人注意事项（草稿）》中明确写道：“值班人员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对外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正确执行党的对外方针和政策，不断提高服务接待和对外宣传工作质量。既要热情接待又要掌握原则，做过细的工作。要加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通过与来宾交谈和服务接待，及时了解和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要加强请示汇报。”要根据来访者的具体情况，“适当地组织参观活动，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对外方针、政策，宣传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在组织来访人员参观过程中，“注意收集来宾反映和事项情况，重要问题及时汇报”。注意事项的细则，包括看病、购物、票务、戏票、组织参观、行李委托、行李提取、行李托运、国际邮包、骨灰箱托运、电报电话委托、代办签证委托等。
《接待华侨旅行团工作程序（试行草案）》则写道：
注意访客来访的情况。来宾如委托我寻找亲友，一般人士经公检法政保部门和有关单位领导同意即可安排会见。机关干部按干部分级管理的范围，经由主管单位组织部门同意，市管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统战对象，须经市革会有关组办同意，并报外事组。
《试行草案》第13条要求接待人员：
加强与来宾接触交流。及时了解和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积极地、主动地、有针对性地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做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扩大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配合解放台湾的斗争和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要切实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一系列批示，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对外方针、政策，宣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要区别对象，讲究方式，注意政策。对来宾中有糊涂思想，或对我方针、政策有误解者，应正面阐明我方针、政策和立场，耐心做宣传教育工作。对少数反动分子污蔑、攻击我党方针、政策或有意挑衅者，应坚持原则，予以驳斥顶回，但不予纠缠。
《试行草案》第15条指出：“要加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保卫秘密工作，掌握内紧外松原则。凡涉及我内部情况的，不要随便对外交谈，做到内外有别。”
二、对来访者进行严密的身份调查
对于要求来华来沪访问的，一般都有对来访者进行身份调查的程序，特别是要看其对中国大陆的态度。杨忠道的来访过程，很清楚地显示了这点。
杨忠道（1923年—2005年），浙江平阳人， 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 1949年留学美国，1954年获数学博士学位， 1956年起长期担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教授，1968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专长为代数拓扑和拓扑变换群，有“杨忠道定理”闻名于世。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杨忠道备感振奋，努力谋求回国访问。1972年4月，他与友人到联合国常驻代表团，拜访陈楚大使等，提出回国访问之事，陈楚表示欢迎，并嘱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申请。但是，杨忠道将申请递上去以后，没有任何回音。4月底，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杨应邀参加，见到陈楚大使，再次询问回国访问之事。陈楚告知，“申请后须再三催请”。后杨忠道遇到杨振宁，杨振宁告知，“需国内有人帮忙方可早日成行”。杨忠道遂于5月2日写信给他在浙江大学的恩师苏步青。杨在信中介绍了自己在美国的研究与工作情况，请苏步青帮助促成此事，还附了自己的详细履历，包括自己单位变动、历年工作与研究的情况，介绍了自己与台湾的联系，还详细介绍了自己在平阳的父亲、弟弟等人的情况。
苏步青接信以后，于5月15日给复旦大学组织组写了一份题为《汇报》的报告，以及杨忠道的生平、求学经历、学术成就，介绍了自己与杨的关系，认为杨“还是爱国的”。《汇报》最后，苏步青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我个人对于杨忠道回国探亲有如下的一点意见，就是可以考虑他的申请，因为回国一次，使他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欣欣向荣，就有可能接受到教育，改变他过去的看法。同时，由于我对杨忠道近二十年来的情况很不了解，所以上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还请领导上指正。”苏步青将杨所寄履历也一道附在了汇报后面。复旦大学组织组将苏步青的信呈了上去。此信打印稿的上引“可以考虑他的申请”那段文字边上，有铅笔打的一个钩号，估计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做的记号，突显了苏步青的意见。有了苏步青的肯定性意见，有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跟进，杨忠道的申请最后才获批准。
三、摸清受访对象政治表现，确定是否适合与外宾会面
对于来宾要求访问的对象，有关单位都要进行调查、了解，看其是否适合接受访问。
周以苍是美国宾州理海大學教授， 1973年1月2日至16日在上海访问。当初，周以苍提出回国访问时，有关方面也对他在国内的亲属进行了调查，包括其父、兄、妹的政治表现。周以苍的父亲周志宏是上海著名教授，“文革”中受过冲击，是需要了解的重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就此写了具体报告，介绍了周志宏的工作与表现，特别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周的历史进行了审查，除其本人交代的以外，未发现其他重大问题。1969年对周宣布解放，工资照发，已落实党的有关政策。目前，周在学校表现较好，曾表示要为党和人民做好工作。”有关部门对周以苍兄妹的情况也进行了调查，并出具了书面意见。周妹是上海科技大学教师，调查结论是“政历上未发现问题，但思想较落后，不求进步，工作表现一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总的表态是：“根据上述情况，拟同意美籍华人周以苍来沪探亲。”
周以苍事先拟定的在沪访问安排中，有一项是会见老同学何国森。何国森当时是上海机械学院教师。对于何国森是否适合与周以苍见面，并不是何国森本人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何国森所在单位上海机械学院能决定的。于是，上海机械学院特地派人持介绍信，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侨务组，听取上级有关意见，表示周提出来去上海机械学院参观冶金系，“院革委会认为参观有困难”，但又称何的爱人周碧珍在上海音乐学院，是个党员，何的哥哥也在美国，比较进步，杨振宁回到美国，曾去看过何的哥哥，意思似乎是赞成周何见面，但不赞成访问学校。最后，市革会侨务组安排了他们的见面。
但是，也有调查了拟定受访对象政治表现以后，有关部门拒绝来宾访问要求的。美籍华人周贻囷，1972年5月11日至30日在上海访问，在上海拟会见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李梅。中国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答复周贻囷：“你不能自己去找谁，去要通过组织手续。”中国国际旅行社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提供意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要上海外国语学院提供意见。上海外国语学院经调查后觉得不拟让他们见面。于是，有关方面答复：“据查，李梅个人经历复杂，国民党时期曾从事过报纸工作，担任过外事记者，与美国人有联系，又参加过伪国民党新闻界特务外围组织，丈夫是摘帽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审查，现在表现一般，该校考虑不予见面。”结果，周贻囷与李梅便没能见面。
四、了解拟访地方与单位情况，有时会婉言谢绝
其时，上海和内地正式对外宾开放的地方相当有限，对于来宾所提出的拟访问地方与单位，假如不在对外开放范围之列的，有关方面多会婉言谢绝。
周以苍在沪期间，曾提出要到上海近郊或安徽黄山参加农场劳动，便被婉拒。杨忠道回国访问，一个主要目的地是其故乡温州平阳，但由于温州平阳不在对外宾开放范围之内，再加上其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就没有同意他回老家的请求。浙江统战办公室表示：“经向平阳县了解，杨忠道的父亲是官僚地主，表现不太好，弟弟也是地主，表现也不好，帽子已摘掉。妹妹是小土地出租者。”地方政府担心让一个美国人去访问这样一个家庭，影响不好。所以，有关部门便拒绝了杨忠道的回乡要求，而是改让他的父亲、妹妹等到上海与他见面。对此，杨内心颇为怏怏，杨的父亲也颇为不悦。温州政工组反映：
杨父的表现不好。他说：这次儿子主要来探亲，为什么不让他来平阳？为什么只让四人去上海？是哪里批准的，还是我儿子提出来的？并提出要增加两个人去上海。我们劝说他从经济上节约考虑，且正值农忙期间，少去几个人为好，但他们仍坚持要孙子孙女去上海，说孙子孙女不去，我也不去。他开始要坐船去，告诉他有台风，他说等台风过后再去。经做工作后，他才决定今天上午乘火车去上海。至于扣发侨汇问题，确有其事，当时群众组织因为他是地主，又怀疑那是他的特务经费，所以扣留了下来，现在未发还。
当然，有关方面拒绝杨忠道回乡，其托词还是冠冕堂皇的：“我们现在答复他们不去平阳的口径是最近温州接待任务忙，农村又是大忙期间，也无法接待。杨到农村生活不一定习惯，所以到上海会面。”
同样要求回到老家看一看，平湖与温州同样是不对外宾开放的地方，但是，周贻囷要求回老家看一看，得到了批准。其间的原因，很可能是家庭出身及亲属在家乡的表现。平阳地方政府对杨忠道父亲等人评价不好，但平湖方面对周贻囷的家属没有类似的评价。这可能是一个被放行、一个被拒绝的根本原因。
五、密切关注、记录来宾的言行
接待单位按照上级要求，对于来访主体的行为、言论，均注意观察、搜集，然后上报。
相关简报中，对于杨忠道、周以苍等人的言论都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与汇报。比如，简报记述杨忠道在上海的各项活动，特别注意介绍杨对中国的态度：
杨来沪后表示，自己虽然拿的是美籍护照，但仍不忘是中国人，这次带子女回祖国探亲也是为了要子女不忘自己是中国人。在参观中一再赞扬祖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参观复旦时说：“中国教育工作有计划，联系实际做得好，比美国先进”，“现在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是重视数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过去认为革命就是杀人，这几天经过参观后才知道‘革命两字在美国是被歪曲了”。参观工人新村听老工人回忆对比，康润芳（杨的妻子）含泪向自己的子女作了翻译。杨说工人生活提高得这样快，“真是不可想象”。
《简报》特别记述了杨忠道夫妇对于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的态度：
杨是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曾三次去台湾，自称因不愿再去台湾，才入了美国籍。康润芳的父亲康瀚也是伪中央研究院院士，现在台湾。康润芳说，过去台湾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极为不满，对蒋帮还有幻想，但现在连出身于反动官僚家庭的子女也起来反对蒋帮，保卫钓鱼岛运动委员会五个负责人中就有一个是出身不好的人。她还说蒋帮正加紧对青少年进行毒化教育;起用台湾籍人员，这样可能增加解放台湾的阻力和搞台独的可能。她表示希望台湾早日解放，实现祖国统一。
杨还认为尼克松进行的侵越战争是不得人心的，说“尼克松是一个十分聪明的赌棍”，美国的社会是一个自私的社会，金钱万能。他怕子女受美国日益堕落腐败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想把他们送回祖国来。
简报对于周以苍的言行记述得更为详细。
周以苍一行在上海先后访问上钢一厂、上海工业展览馆、交通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等单位，有关单位与陪同人员对他的行踪与言论都有记录、汇报，总体评价很正面：“周在沪活动期间，表现还好。在参观过程中，能以较现实的态度来看待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的发展。他说，‘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我记忆犹新，现在完全变了，大变了，你只要稍注意一下大街上的情况就知道了。城市繁荣，马路清洁，没有人穿破衣服。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世界上能有几个像这样的国家？实在是了不起。 ”周在参观上钢一厂后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上海还有这么大的钢铁厂（而且像这样的工厂上海还不止一个）。这里一天的产量相当于解放前一年的。这个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回去要（向）美国人进行宣传。”周在工业展览馆看到展示的各种各样具有一定水平的产品时，很是吃惊，说：“都有了么？我所想到的东西，你们都有了，我所看到的，你们在生产了。这个工业的发展变化，外国人是不能想象的。国外传说什么中国这也没有，那也缺乏，这不是明显的胡说吗？”在参观交通大学时，周说：“我们搞教育的最感兴趣的是学校。我这次回来能参观我父亲就职的学校是我最大的满足。今天看到学校较齐全的教学设备，可以进一步说明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汇报稿对周的表现还有总结性评价：
通过参观和座谈，周以苍对我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路线有了正确认识。他说：“这几天的参观，使我受益不少，学到不少新东西。看来，你们的制度是好的，方向是对头的。如果继续按这个方向前进，世界工业的骏马将由你们驾驭。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还赶不上人家，不要紧，只要方向对头，不断努力，总有一天会赶上去。就好比在旧中国漫长的黑夜里看到了你们解放的黎明曙光的影子，光明总有一天会到来一样。现在我们是在打基础的阶段，这个基础打得很好嘛！基础打好了，我们就可以大踏步地前进了。还有，就是你们每个人都对胜利充满信心，这是中国大有希望的所在。”
大多数汇报材料对于来宾赞扬中国的言论都有反映。不过，有关部门与陪同人员对于来宾的一些负面行为（当时看来）也有汇报。比如，1975年8月4日至16日，美国医学教授阮郇标一家五人访问上海。其子女在参观途中拍了一些属于暴露负面情况的照片，包括在去彭浦公社途中拍了赤膊在草房上玩耍的小孩和在烈日下赤膊坐在地上吃饭的老人，在参观蕃瓜弄途中拍了拾荒小孩和穿破衣服砌砖头的老人。陪同的旅行社人员随即向其指出这是不友好的表现，后来其有所改正。阮郇标一家离开上海以后去无锡参观，上海华侨旅行社便将他们在上海的表现打电话告知无锡华侨旅行社，特别告知他们在沪“拍摄了些不好的照片，经我们指出稍有改变，希抵锡后适当注意”。
从相关单位与陪同人员所记述的来访人员的言行，很能看出那个时代特有的风采。
比如，周贻囷在上海会见原在美国留学的同学、长期在上海工商联工作的丁忱（1919年—2011年），讲述他这次回中国访问的情形，甚有价值。他说：“这次来中国，我妻子（也是华侨）怕得不得了，开始不让我来，我决定要来时，又要我写遗嘱，怕我回不去，送我上飞机时，还大哭一顿。”周对国内情况很隔阂。一次，他到里弄找人，遭到群众询问，周就很紧张，他问丁忱：“这是不是同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一样对人监视？”丁答：“我们的国家很巩固，但对反革命破坏活动当然还要警惕。群众看你这身打扮（周穿美式服装），一个人到处乱跑，对你查问是很自然的，何况美国与我们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这同FBI完全是两回事。”周于是买了一套普通服装，到浙江乡下时便一直穿这套衣服。
这些信息，对于了解那时候美国人对于中国形象的想象、中国普通百姓的对外观念，都极有价值。
六、抓住时机做对外宣传
如前所述，抓住时机向来宾“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对外方针、政策，宣传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外事部门的一项政治任务。所以，在相关档案中，有很多对外宣传的资料与记录。
比如，周贻囷在会晤老同学丁忱以后，表示回美国要宣传中国的进步情况，向老同学索要一些资料。丁不能自作主张，便请示有关部门，结果，有关部门要求丁忱送给周贻囷的宣传资料是：四卷英文版《毛选》《中国建设》《北京周报》以及介绍大庆、大寨、治河等小册子（均英文版）。周一再表示感谢，“他指着毛主席著作说：‘这是行之有效的哲学，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在飞机上就开始阅读。”
再如，美籍华人、加州幼儿教育学教授周美凤，1972年12月下旬偕两个女儿访问上海，在参观上海对外开放的思南路幼儿园时，测试儿童对于打架问题的反应。她出示了三张图片，一张是一个儿童在推另外一个儿童，被推的将要倒下;一张是小孩子踢大人;第三张是两个小孩在打架。
周指着两个小孩打架的图片，问一个姓刘的小朋友：“这两个小朋友为什么打架？”答：“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问：“你看到小朋友打架怎么办？”答：“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
周大女儿问：“如果你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不听怎么办？”答：“我把他们拉开。”
周大女儿继续问：“假如他们再不听，并且还要打，你怎么办？”答：“告诉老师。”
这所幼儿园是政府批准的正式对外的幼儿园，幼儿园的领导、老师也都是经过挑选、政治上过硬的人员，儿童的回答，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
美籍华人家属对于中国情况的隔閡，对于来华回国以后可能遭遇风险的担忧，有关部门赠送毛选让来宾回美国宣传的举动，幼儿园小朋友对于那些问题的回答方式，如此等等，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人看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放到那个时代，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注意与维护国家安全，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高度重视并努力实践的事情，但是，如果对一切来宾都疑字当头，都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审视，那就势必草木皆兵，不利于对外交往，也不利于国家正常发展。
外交在一定意义上是内政的延续，那么，开放也是改革。如果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如果不是实行改革开放，集中进行经济建设，那么，如今上海每年接待数百万境外来访者的盛况是难以想象的。
（选自《世纪》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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