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航

　　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展厅的玻璃书柜里，摆放着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中文译本最多，占据了整整一层，有青少年版，还有新课标版。书柜旁边的墙壁上，张贴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话剧《保尔·柯察金》的海报。

　　置身展馆，你完全无法想象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作家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在中国如何用不同的方式，震荡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直到今天，保尔·柯察金仍然是很多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存在于他们的青春往事之中，被追忆，抑或被忘记。

“钢铁”情缘

　　马建国一直在“寻找保尔”。记者一拨通他的手机，他就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对！我就是建国同志。”这位65岁的退休干部住在乌鲁木齐，他将自己的房子改造成了红色主题记忆珍藏馆，里面摆放了数十年来收集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共1600个版本，排在一起有32米长，重达1.5吨。

　　小时候，马建国的父亲获得了一张奖状，上面是这样表彰他的父亲的：“发扬了保尔一样的冲天劳动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是马建国和保尔的初次“相遇”。九岁那年，母亲在三十公里外的巴扎集市上花了一块二毛钱，给马建国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笔花费在当时堪称“巨款”。

　　从那时候开始，马建国便迷上了这个来自苏联的形象，常常在油灯下抄读或者朗诵书中的文字，幻想着自己也成了英雄。“文革”期间，他辍学下乡，到农村劳动，后来又到印刷厂当工人，印制那些革命小报。不论到哪里，保尔一直伴随着他。他觉得，与“文革”期间那些高大全的“本土”英雄形象相比，保尔的性格特点更加真实。

　　“我们国家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两个高峰，一个是1952年前后，刚刚建国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第二个是从198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马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么多版本中，他最喜欢梅益的译本，这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

　　实际上，早在1937年5月，就第一次出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中文版，这是由段洛夫、陈非璜根据1936 年出版的日译本转译而来的，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但是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版本的确是梅益的译本。

　　据人民网党史频道记述：1938年，梅益在主编《每日译报》期间，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交给他一本书，并嘱咐道：这本书描写了一个苏联青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党组织认为这部作品对我国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一定有教育意义，希望你能够把它作为组织上交办的一项任务翻译出来。这本书就是由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的阿列斯·布朗的英文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梅益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关心和帮助，如孙光英、刘辽逸和姜椿芳等。但梅益因编报与妻小重病，同时他还在参与翻译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因而直至 1941 年冬撤离上海前夕才完成翻译。该书1942 年夏天由上海新知出版社出版，初次發行5000册;同年，上海远方书店再版。书被送到延安大后方后，在解放区青年读者中广为传播。梅益在这本书初版的“译后记”中，强调了这部小说对于正在同日军浴血奋战的革命战士的重要意义。上海新知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随后在解放区被数次再版，在部队中流传很广。

　　文化学者何冬晖认为，1949年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不过是众多翻译小说中的一种，它只在解放区盛行过。但1949年以后，新政权开始向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大力推荐这本“社会—政治学习大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作为“人生的教科书”在中国大量出版，广为普及。20世纪50年代，这本小说被推荐为初中三年级学生的必读书。对于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历史使命的中国青少年来说，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怎样度过一生，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不但做出了榜样，而且是衡量他们成长的尺度。

　　文学批评家凯瑟琳·克拉克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称为“政治化的教育小说”，其特点是主人公“通过对个人意志的控制，达到超自我的境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需要一种注入革命秩序的教育小说，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满足了这种需要，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手册”。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小说的片段被选入中学课本，课堂讲授时，由任课老师按辅导材料进行导读。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则建议学生朗读和背诵小说的重要段落。不仅如此，教育部1955年制定的七至九年级文学课外读物大纲，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定为九年级学生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课外必读书，要求每一个学生从头至尾通读这部小说。这本书还被列为大学生的必读书。

　　其中被引用、朗读、摘抄最多、公认为对现实生活最有指导意义的，是保尔关于生命意义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马建国珍藏了一本1952年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梅益通过自己的子女送给他的。这是50年代最经典的一版，流传甚广。20世纪90年代末，马建国去上海出差，打听到了梅益的住处，但当时早已从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等职位退下来的梅益已经年老体衰，不方便会客，马建国没有见到他，但梅益的子女赠送给了他那本书。

　　到目前为止，马建国已经走过了全国2000多个县市，陆续收集到了所有能找到的版本，从20世纪40年代的一直到现在的。

革命与爱情

　　在建国初期，不但阅读苏联文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新社会风尚，而且阅读苏联文学的方式也别开生面。20世纪50年代校园生活的一道具有时代特色的风景线，就是集体阅读讨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对此，作家王蒙也深受影响。50年代初，王蒙二十出头，是年轻的共青团干部，他当时的女友是北京市女二中的学生会主席。女二中当时成立了“保尔班”，写《青春万岁》的时候，王蒙就结合了这个班的真实情况。

　　班上有集体的日记，学生们轮流记，写学习的感悟，也记录对自己的批评。徐德琳是当年女二中“保尔班”的学生，她向记者描述说，当时每天都要背诵保尔的名言。还有人专门计算了北京到莫斯科的距离，然后每天坚持跑步，将里程的总距离加起来，终于“抵达”了苏联的首都。

　　“我们这一代人的所有道德品质，都跟这所学校的教育有关。”徐德琳说。她后来成为了一名妇产科医生，2019年满76岁，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但仍然在坚持工作。当年保尔班的同学现在还经常在微信群里联系。

　　1957年1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遗孀赖莎来中国访问，在北京和上海多个学校进行演讲，许多保尔班的学生也在现场。赖莎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国立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也被认为是保尔妻子达雅的现实原型。熟悉这部小说的人都知道，保尔经历了三段感情经历，第一个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冬妮娅，两人最终形同陌路，最后一个是达雅，她冲出了家庭的束缚，后来一直陪在保尔身边。

　　当达雅的原型来到中国，在各大中小学校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那时候的宣传教育，不太强调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赖莎在演讲时也提到，小说里的冬妮娅其实同样有原型。现实里的冬妮娅已经完成了改造，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教师，这让台下的中国学生感到振奋。

　　王蒙曾经在小说里描述过20世纪50年代中学里的场景。小学教师团支部的读书会上，在场者讨论保尔·柯察金的爱情问题。为什么保尔一定要跟小资产阶级背景的冬妮娅分手，最终跟达雅结合？结论是这体现了保尔的克制和牺牲。最后大家深受感动，“流着眼泪齐声朗诵保尔的名言”。

　　那时候，恋爱是关系到革命斗争的问题。作家陈冲当时还是一位17岁的文学青年，因为私下表示冬妮娅这个人物形象“写得很活”，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句文学层面的判断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在“作怪”。陈冲承认了错误，认真研读一些分析文章，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不以革命为目的的爱情是没有前途的。

　　然而，到了“文革”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许多人后来回忆起那个充满禁区的年代，依然会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偏爱。当时没有什么书可以读，有也是高大全的英雄之书。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不仅有革命，还有爱欲，天真烂漫的少女冬妮娅给那些懵懂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情感的秘密通道。

　　作家毛喻原就有过深深的“冬妮娅情结”。不仅如此，他在生活里也遇到过一位冬妮娅，并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保尔的角色。那是在1972年，毛喻原读高一，是年级的模范标兵，脑子里想的都是革命和人类的解放事业。而那位女同学是高干子女，驻地部队的大院里长大，性格活泼外向。

　　这位女生主动请毛喻原看电影，经常到他家里玩，还将自己的照片送给他。毛喻原以为这些是北方人的社交礼仪，直到女生在纸条上写明爱意，才明白那些举动背后的情感。

　　此后，毛喻原仍然无法摆脱某种矛盾的情绪。一方面，女生给他唱歌，他在她家里过周末，看她梳妆打扮，这让他觉得美好。另一方面，他把这些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和生活方式，与学校和社会所提倡的理念相互抵牾。而且，成长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差异让出身普通家庭的他很是惊讶。

　　毛喻原感到心虚，不敢让其他人知道。这样的状态保尔也经历过，他曾在出逃的前夜和冬妮娅抱在一起，热吻像是电流，击中他的心。后来，那名女生跟随换防的父亲到北方居住，毛喻原也经历了短暂的插队、待业，最后与他的冬妮娅渐行渐远。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学者刘小枫高小时读的第一本小说。他还记得，那是1965年的冬天，他躲在被窝看保尔的连环画。母亲收缴了小人书，让他读小说，而且是繁体字版的。

　　多年以后，刘小枫在《记恋冬妮娅》一文中这样追忆自己的青春岁月：“我很不安，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冬妮娅身上缭绕着蔚蓝的贵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爱上了她在存属自己的爱欲中尽管脆弱但无可掂量的奉献。她曾经爱过保尔‘这一个人，而保尔把自己并不打算拒绝爱欲的‘这一个抽身出来，投身‘人民的怀抱。这固然是保尔的个人自由，但人没有理由和权利粗鲁地轻薄冬妮娅仅要求相惜相携的平凡人生观。”

　　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坦承：“不管（冬妮娅）是好是坏，这位小姐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她很美。她穿着类似海魂衫的上衣，短裙飘动，灵巧的奔跑，闪闪发光的笑声在林间回荡。在1973年或1974年的一个中国男孩的心里，这是永难磨灭的印象。”

　　究竟是冬妮娅唤醒了这些青少年对异性的爱情，还是这些青少年把自己的爱情之梦寄托到了冬妮娅身上，这个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他们没有像保尔那样，弃冬妮娅而去;第二，同50年代的那些读者不一样，他们不需要克服或压抑自己的感情。

英雄“变形”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开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其他从苏联进口的英雄形象一起，重塑了中国青年的思想观念和情感认知。为了增强传播效果，除了小说本身， 还有大量针对青少年的改写本和漫画问世。而且，早在1950年初春北京甫一解放不久，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就編排了话剧《保尔·柯察金》。

　　不仅如此，小说还催生出许多本土的“保尔”。例如，与这位主人公有着相似经历的劳动模范吴运铎，将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也迅速成为青年偶像。当时他在组织的安排下去莫斯科接受疗养，曾到当时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参观。博物馆还专门为这位“中国保尔”开辟了一个展柜。

　　然而，苏联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因中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阅读影响是逐渐的、微妙的。小说的出版和发行没有因两党之间的论战立即停止，只是宣传的力度没有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大了。50年代初的朗诵会，到了50年代末期已不多见了。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出版了10部由中国作家创作的小说，这些中国制造的政治化的教育小说，成为读者和评论家的新宠。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两个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直在出版，而且印数可观。

　　“文化大革命”破坏性地冲击了文化生产，出版社在1966—1976年之间属于非常规运作，致使这部小说一册难求。当除了浩然的《艳阳天》外所有的小说都成了禁书的时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仅不再被奉为“生活的教科书”，而且在书店和图书馆都销声匿迹了。

　　尽管如此，无论是通过公开的途径还是私人的途径，比其他书更容易获得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于其特殊身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1949年之后外国文学作品中印数最高的。

　　根据何冬晖的研究，从1952年直到“文化大革命”（1960年除外），这部小说一直在不间断地出版。在中苏两党称兄道弟的50年代，这本书一般每年都要印刷一次以上。比如，1952年印刷6次，1954年8次，1955年9次，1958年虽然只印刷了1次，但这次印数高达60万册。即使到1965年7月，“文革”之前的最后一次印刷，印数仍然高达6.5万册。

　　从1952年到1965年的13年中，这本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了25次，总印数高达100万册（其他出版社1952年以前的版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缩写本和少儿版本，没有计算在内）。所以，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停止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出版，但它仍然是相对比较容易找到的一本书。不过在其停止发行、停止借阅的时期，究竟有多少人通过“私下流通”看到这本书，可能不会有确切的统计数字。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气候的转变更加明显，许多俄语专业的学生发现自己失去了用武之地，毕业后只能寻找别的出路。王蒙的心情尤为复杂。到了1962年，《青春万岁》还是无法出版，年轻时受苏联文艺影响太深，如今成为了王蒙的“原罪”。许多人都预感到了风暴的来临，但没有人能够准确描绘出它究竟来自何处。

　　这一年，雷锋去世，很快成为全国性的青年偶像和精神符号，他的日记成为很多年轻人的人生指南。《小兵张嘎》出版，并被拍成电影，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小英雄形象。还是在这一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展开。那些苏联小说里的青年形象已经成为过去。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始终是一本“身份暧昧”的书。事实上，这本小说从来没有被明文规定成禁书。它虽然从公共场合消失了，但因为没有明确的定性，所以这本书很容易通过家长这一关。当时，不少家长为了保护孩子不受“坏影响”，政治上不惹麻烦，会把禁书或者扔掉，或者焚毁，或者锁起来，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多不在此列。

　　当年，翻译家孙越无意中在他母亲的木箱里发现了有精美插图的外文书，便在本子上照着涂涂画画。邻居家的一位老高中生为了逃避插队装病在家，跟孙越说，“那都是苏联的东西”，其中就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孙越读了这本小说，是竖排本，还是1952年版，梅益翻译的，但是那本书没头没尾，都撕烂了。

　　到了70年代，孙越上高中，没日没夜地临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原版插图和小人书漫画。有一次，他在数学课上画保尔的时候，被班主任发现。班主任指着画问孙越，为什么英雄要喷毒水。孙越向她解释说，那些线条是为了呈现保尔脸上的明暗关系。班主任说不对，就是毒水，然后报到了年级办公室，还威胁要报到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吓得孙越再也不敢乱画了。

　　可以说，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在“文革”中长大、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那批人的共同经历。孙越后来才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创作的过程中，就经历过修改。“我们最后看到的这个版本，应该修改了不下十次。”孙越对记者说。

　　作为一部来自异域的文学作品，中国人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进行的翻译和改写，也扭曲了保尔从人到英雄的形象转变。有人专门研究过苏联成长小说在中国的“变形”，当时出现了大量的改写本、缩写本和小人书，便于青少年接受，但良莠不齐。小说原著常常会展现从不成熟的少年到英雄的成长过程。比如保尔的脾气暴躁，非常敏感，还曾试图自杀。不过，这些真实的侧面在被“本土化”改编之后，常常被省略。

　　1972年，“文革”已经进行了6年，为了重振出版业，缓解书荒，中宣部责成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印行高尔基的《母亲》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人民美术出版社于当年率先出版了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连环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64开本，分上下两册。这本改编而来的小人书在导言中表示，旗帜鲜明地反对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苏联，重新树立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并强调，读者“通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套连环画，可以看出，伟大的苏联人民是不可侮的。”

　　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标准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却迟至四年以后才问世。译者梅益因身居广播事业局局长的要职，“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遣送农场劳动，1972年还在改造。因为他的政治身份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得不放弃梅益的译本，而组织一个全新的译本。由黑龙江大学俄语系1972级工农兵学员组成的翻译小组（由教师黄树南主笔，但不署名）承担了这次重新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任务。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革”新译本于1976年面世。序言是由“大慶油田采油第三部部分工人、黑龙江大学中文系73级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经过座谈、讨论”集体完成的。这一版的序言称，苏联当局歪曲了保尔的面目，所以给中国读者加上了一项新的任务，这就是端正视听，强调中国读者有责任还苏联英雄以真实的面目。

　　“文革”后的1980年，梅益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终于再版。他在《再版后记》中指出：7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几次要求重印，由于“四人帮”诬陷译者，一再阻挠，未能印行。

　　梅益在讨论保尔形象的时候表示，作者也不想把保尔写成一个完美的英雄，他有很多缺点，也犯过错误。有些是因为保尔的年轻，有些则是十月革命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那些“左”的倾向的反映。但与此同时，梅益也强调，正是党和共青团的培养，造就了作为革命战士的保尔，进入中国后，同样出现了许多保尔式的榜样，到了80年代，也需要保尔的精神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从英雄到“具体的人”

　　实际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仍有本土的“英雄模范人物”拿保尔来做参照。1983年，《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对张海迪进行报道，并称之为“当代保尔”。按照报道的描述，张海迪克服了身体的残疾，通过自学，掌握了四门语言，还有医学和针灸知识，给乡亲们看病。

　　很快，种种荣誉和称号接踵而至，全国的青年被号召起来，向这位人生之路越走越宽的道德模范学习。

　　张海迪很早就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过，她后来对媒体表示，自己其实一直不太接受“当代保尔”的称呼，也担不起。这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青年偶像喜欢长发和卷发，但有一段时间，她被要求剪成短发，因为这样更符合外界的期待。

　　时代在变，社会生活中原有的坚固的部分也开始消散。保尔的形象在政治环境中不断浮动，在中国是这样，在俄罗斯也是如此。

　　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是俄罗斯著名的当代作家，从90年代开始，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作品，记录了俄罗斯社会的种种变化。他2018年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作，叫做《保尔是我的灵魂》。故事发生在80年代初，主人公是一位有些天真的共青团员，从偏远的外省来到莫斯科上学，但是学校里的主要活动却是组织学生挖土豆。那时候，许多人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这位保尔仍然酷爱苏联革命小说，周围的人不理解，把他视作异类和傻子。

　　任光宣是研究和翻译俄罗斯文学的专家，经常待在莫斯科，跟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前任馆长加琳娜很熟。20世纪90年代初的社会变革，引发了一系列的应激反应，许多人急于否定苏联时代的一切，博物馆也一度面临着关闭的危机。

　　在莫斯科，现任馆长奥尔迦对记者回忆说，那段时间，加琳娜四处奔波，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继续留守，不拿薪水。最后，经历了坚持和妥协，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居住的房间得以保留，但博物馆的功能有所转变，主要做一些针对残障人群的展览，名字也变成了“征服者”博物馆和人道主义中心。

　　不过这并没有改变大局。199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八辑“名著重读”系列，其中并没有收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来，这本小说从俄罗斯的教科书里隐退。

　　在中国，人们对这本书的态度出现了分化，否定和诋毁者有之，支持和肯定者亦有之。任光宣回忆起当年跟另一位学者的“论战”。那是在1997年秋天，他和南京大学的余一中在香山开会，路上聊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对于它究竟是不是一本好书，两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余一中觉得，这是一本坏书，属于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保尔这个形象也是苏联官方编造的红色神话，“就像受钴60的照射使昆虫丧失生育能力一样，能使读者失去独立思考，丧失正常恋爱、交友、与友人相处和做有益工作的能力”。

　　任光宣不太能接受这个观点，同行的一位杂志主编听了很有兴趣，当即约定两位学者各写一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你只能说一本书没有那么高的艺术价值，但达不到坏书的地步。至于保尔这个形象，我觉得那种身残志不残的精神具有一种普世的价值，现在还在鼓舞着我，每一天都不白过。”任光宣对记者说。

　　任光宣与余一中的论争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也包括小说的译者梅益。当时，梅益面对社会上纷杂的声音，觉得有必要进行回应。他托出版社的人搜集相关的文章。在2003年，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年近九十的梅益专门写了文章，言辞激烈，认为余一中的观点是造谣和污蔑。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积极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为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个别崇尚资产阶级道德标准、奉行霸权主義的势力，从没有放弃并不遗余力地向我国灌输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以及生活方式，图谋腐蚀改变我们的下一代，以达到他们很早就预期过的目的。”梅益在文章里表示。

　　任光宣还是觉得，梅益误解了他和余一中的初衷，这种论争仍然只是学术观点的碰撞。他托出版社的人，希望转达一下自己的想法，不过，梅益很快就去世了。

　　无可否认的是，进入新世纪，商业社会的气息越来越浓，相比之下，革命年代的英雄已经被淡忘，或是变成了对比的符号。当时有人提出，保尔和比尔，谁才是青年的榜样？比尔，指的是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人们对于英雄的理解已经发生转变，经济人物同样可以成为年轻人的榜样。

　　2000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拍成了电视剧。有意思的是，演员全部来自乌克兰，但其实是中国投资的，也是拍给中国人看的，编剧是曾经的知青文学代表作家梁晓声。梁晓声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希望能够凸显英雄人性化的一面，而片方则希望能回到原著，因此并没有严格按照梁晓声的剧本进行拍摄。毕竟，怀旧也是一门生意，中老年观众期待看到的，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个革命英雄。

　　“保尔对于冬妮娅的态度，对于亲情的态度，让人觉得无法接近。我这个修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保尔的革命英雄主义进行了解构和否定，是依据老俄罗斯文学对我的影响，来重新审视苏联革命文学。”梁晓声对记者说。

　　如今，喧嚣已经成为过去，新一代年轻人有了更丰富的选择。对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而言，附着其上的意识形态硬壳终于被剥离，在狂热被冷静代替之后，曾经面目模糊的英雄却反而清晰起来，重新变成了那个具体的人。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