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迪

　　启功先生喜欢动物，“尤爱大耳兔”。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动物世界》，还有动画片《鼹鼠的故事》《蓝精灵》《猫和老鼠》。

　　1983年，启功赴香港大学讲学后，准备回北京。当时时兴带回“几大件”，海关的人见他什么都没带，非常诧异，再三盘问。启功从行李包里拿出一个小玩具，是个打鼓的小白兔，在小摊上买的。

　　住在北师大小红楼的时候，他家里有一个立柜，装满了动物公仔。启功亲自写了一张纸条，贴在显眼处：“只许看，不许拿！”这些公仔，都是他的宝贝。

　　2004年，他92岁生日那天，学生们送给他一只超大的维尼熊。他抚摸着小熊，心满意足。一年后，启功先生逝世，素衣白纸中，一只红黄相间的维尼熊，在他脚边憨笑。

　　家人整理遗物时，在床底下发现两个箱子，装满金石碑帖、法书影本。一册册翻开，几乎都有启功先生亲笔书写的记录、考订、研判、心得，密密麻麻，细致入微。

　　这些，也是他的宝贝，从青年到晚年，天天翻，日日看，搜罗了一辈子、珍藏了一辈子，也研究了一辈子。早前，啟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及法书影本672种，在嘉德秋拍中以一个标的形式整体拍卖，最终以2250万元落槌。

　　如此庞大的体量，整体上拍而不拆散，就像把一个完整的馆藏、一部详尽的中国书法史，交付予后人。一段段或长或短的题跋，从书法的优劣、名实的真伪到摹、临、刻、拓种种问题，如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连起所说，“不仅是书法精美的墨宝，更是先生的临池心得和鉴定判断，可谓拆骨见髓，字字精金。”

陋室吟

　　明拓《张猛龙碑》，是启功最为珍爱的碑帖之一。

　　启功26岁那年，就想得到一件《张猛龙碑》的好拓本。1961年，他在琉璃厂发现了这本明拓本，墨色浓淡，燥湿适中，神完气足，字字毫芒可见，于是和店家反复商榷，来回跑了一年多，终于达成协议—— 用7种家藏善拓，换这件《张猛龙碑》。

　　拿回家后，他用炭末蘸白芨水，以响拓之法补配了碑中的几处残缺，补好的效果相当完美，通篇浑然。他很是得意，常言，就算现在有人拿完好的来换，他也不换，他的“补作”就像蔡邕从火里救出的“焦尾琴”，虽尾焦，然音色极佳。遇到懂碑帖的客人来访，他最爱拿这件出来考试，问，哪里是我描的？客人看不出来，他便哈哈大笑。

　　这一年，启功50岁，在北师大中文系教书，头上还戴着右派的“帽子”。5年前，他和妻子从黑芝麻胡同的老房子搬到了西城小乘巷，寄居妻弟家。他们住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南房，泥土地，纸糊的顶棚布满窟窿，除了一张床、一张书桌，几无余隙。主人倒是很开朗，称这里白天可以听麻雀叫，夜里可以看耗子跑，比维摩诘的方丈室宽敞多了，只是怕邻居摇煤球，一摇起来就天旋地转。他还为此写过一首诗：“东墙雨后朝西鼓，我床正靠墙之肚。袒腹多年学右军，如今将作王夷甫。”发愁自己有天会像西晋那位玄学大师王夷甫那样，被快塌的房子给压死。

　　就在这个到处漏风的小厢房里，启功继续着他侍弄碑帖的清冷生涯。闲暇时，他喜欢逛书铺，但不一定要珍籍孤本，有用就买，影印的也可以，不一定求原版。

　　他讲书法，一曰出自自然，一曰破除迷信。有人问“练什么帖合适”，他说，你喜欢什么字体就临什么，只要别临柳公权就非把笔画写成“拐棒儿骨”，临颜真卿非把捺脚写成“三尾蛐蛐”就行。有人问“如何执笔才最有古意”，他说，千万别信什么“龙眼法”“凤眼法”“平腕”“回腕”之类的唬人之说，如此故意模仿，最后只能成为“猪蹄法”。有人临帖故意学拓残的断笔，他说这是“断骨体”;有人故意学帖上出现的麻刺，他说这是“海参体”;有人学魏碑，故意将字写成外方内圆的形状，他说这是“烟灰缸体”。

　　“这都是对古人的生吞活剥。还是苏东坡说得好：‘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1965年，启功在琉璃厂庆云堂，见到一本旧拓《玄秘塔碑》，便将之买了回来。原帖是粘贴本，受过潮，有的地方已经发霉，他便用手把拓本焐湿，再慢慢揭开，继而又花了几天时间，把揭下的拓片重新粘贴在新纸上，装订成册，然后题写书签，名为《柳公权书僧端甫塔铭》。原帖有缺失的字，他又找了《唐文粹》对照原文，把字补上，还对疑问之处做了考证，提出自己的见解，批注在帖上。

　　此帖是启功临写最勤的一通碑帖，他时不时会将之拿出来翻看、临习、考证。而此时，在冷寂的小乘巷外，已是山雨欲来。

痛心篇

　　一年后，抄家的人问启功，有什么“封资修”？他老实回答，没有“资”，也没有“修”，只有“封”。学生们于是网开一面，“那就给你封了吧”。此后，这些碑帖，连同图书、文稿不能再随便翻阅，却也逃过了扫地出门、片纸皆无的劫难。

　　无法再在纸上临习，时势却给了启功另一个在“墙”上精进的机会。运动中，他和几个同事自告奋勇，每人花30元，买了一大桶红油漆，到周口店的周口村去刷革命标语，晚上就住在农民家里。

　　后来，疾风骤雨过去，教师和同学都按班、排、连混合编在一起，主要的活动之一是抄大字报。写字是启功的强项，“不用刻意地挑好纸、好笔，也不用讲那么多的排场，一支秃笔、几张彩纸，甚至报纸，边抄边聊即可。越是这样，越没有负担，越可以挥洒自如”。后来有人问他的书法算什么体，他就回答“大字报体”。

　　1971年，启功被调到中华书局，负责《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一直干到1977年。工作之余，写写画画的积习复燃，随便抻一张纸，信笔挥洒，谁有兴趣谁拿走。此时的启功，心绪稍宁，不由想起苏东坡的遭遇：在乌台受审时，苏轼已写下“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的绝命诗，但被贬黄州时，境遇稍有改善，就又高唱“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了。

　　谁知暂时的喘息后，降临的是老伴的病与死。

　　1932年，20岁的启功奉母命，娶23岁的章宝琛为妻。婚后，二人相濡以沫，置身斗室，不改其乐。“文革”中，启功写作，章宝琛就坐在门口望风。被抄家时，她将丈夫的旧作封面撕下，卷成一卷，和其他东西裹在一起，藏在箱底，躲过浩劫。

　　1975年，章宝琛病重。启功白天到中华书局上班，晚上就在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身边。3个多月后，章宝琛病逝。彼时，“破四旧”轰轰烈烈，启功关紧房门，绕着妻子的遗体，念了好多遍“往生咒”。

　　“文革”后，启功打开箱底，底稿重见天日，恍若隔世。他写下《痛心篇》20首，“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枯骨八宝山，孤魂小乘巷。你再待两年，咱俩一处葬。”“梦里分明笑语长，醒来号痛卧空床。鳏鱼岂爱常开眼，为怕深宵出睡乡。”……性情中人读此，无不潸然。

　　当年，章宝琛病中戏言，说她死后，一定会有人给启功张罗找对象，不信可以赌输赢。果然，章宝琛逝后，说客如云，踏破门槛。启功感叹：“现如今讨字的已没有红娘多了。”后来索性把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断了“红娘”的念想。

　　1989年冬，启功因心脏病发作，住进北大医院。彼时，他忽然想起当年和老伴的赌局，写下一首《赌赢歌》，“郑重宣称前赌今赢”，“足使老妻亲笔勾销当年自诩铁固山坚的军令状”。

猪跑学

　　一部《清史稿》，48大本之多。由于清代的人名、地名、官職和历朝不同，许多人拿不准，不好点校。但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对启功而言，满人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就跟说家常一样”。

　　启功是雍正皇帝的九代孙，在辛亥革命第二年出生，周岁丧父，由寡母和一生未出嫁的姑姑养大，虽“贵”为帝胄，却没做过一天大清国的富贵王孙。他自称“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有人来信，写“爱新觉罗·启功”收，他给退回去，标明“查无此人”。

　　因经济困难，中学未毕业，启功便辍学了，靠写字、画画养家糊口。虽然没有文凭，却与几位老先生相交，曾师从贾羲民、吴镜汀两位画坛名宿学画，对故宫的珍品了然于胸，《溪山行旅图》树丛的什么位置有“范宽”两个小字，《早春图》什么地方有一个“郭熙笔”的图章，他都清楚地印在脑中;也曾跟着“末代王孙”溥心畬先生学诗，见识过那些年恭王府翠锦园的文人雅集;后来又结识了齐白石，亲眼见他画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才知晓其中的窍门。

　　辅仁大学老校长、史学家陈垣，不看重学历而爱惜启功的才学，1938年安排他进入辅仁大学中文系教国文。启功自此拜陈垣为师，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

　　1952年，辅仁大学与师范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师范大学。此时，各行各业唯苏联马首是瞻，教育战线也不例外。按照苏联的教研室构制，中文系下设文艺理论、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现代文学等专业，教学大纲也要改。

　　在这种体制下，杂家如启功，有力使不出来。一段中国文学史，被剁成一节节的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讲《左传》的不会讲《史记》，讲杂剧的不会讲传奇，更不用说古代、现代、声韵、语法的交叉了。对此，启功打了个比方：“一部文学史就像老和尚手里拿的念珠，那是用绳子穿着的一整串儿，他得挨着个儿扒拉，哪能专门揪出一个？”

　　20世纪50年代，启功为《红楼梦》程乙本做过注释，倒给了他一个发挥“杂学”的空间。他特别重视考订文本中的俗语、名物和礼仪制度，这是很多“红学家”做不到的。刘姥姥骂女婿的一句话、贾母出门坐的轿子、妙玉烹茶时取出的茶器、宝玉挨打后想吃的莲叶羹，经他的注释，才让人恍悟其中的文化内涵。50多年里，《红楼梦》印刷近百万册，启功却从未以“红学家”自居，笑说自己“不过是注些桌椅板凳”。

　　在北师大从教70余年，启功专攻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也擅长小学、史学、鉴定学、宗教学，又写旧体诗。他带研究生，常年开设一门“猪跑学”。所谓“猪跑学”，出自老北京的一句俗话：“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门课，旨在普及常识。在他看来，即使读到博士，再精再专，也要掌握语言文字、历史文献、民间习俗、宗教文化、艺术修养等等广泛而实用的基础性文化知识。

　　启功去世后，有人感慨：好多问题没人可问了。启功常说：“教书匠的肚子应该和相声演员的肚子一样，是杂货铺。”启功就像一本活词典，稗官野史、笔记丛谈、三教九流、方术占卜无不涉猎，登台授课、与人聊天，常常信手拈来，说出独出心裁的卓见。

　　他讲历朝诗歌，说“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熟虑深思，行以有意耳”。

　　他讲“四声”，竟是从“驴叫”入题。《世说新语》有一条，王粲喜欢听驴叫，死后魏文帝令吊唁者“各作一声以送之”。“为什么魏晋人喜欢听驴叫呢？我发现，驴叫有四声。”说完拉长音，亲自演示一遍，“驴‘嗯啊，嗯啊地叫，‘嗯就是平声，‘啊就是上声，叫到最后的‘啊就是去声，‘特，特打两个喷嚏，就是入声。”

　　他讲字体结构的“黄金分割律”，有人听不懂，他就打了个比方：“字的结构就像一个小乌龟，身体中间带壳的部分必须坚固紧凑;中间紧凑了，头尾四肢就可以尽量伸展了。伸开了，就是黄金分割律。”

　　这些论述，虽然没形成大部头的学术专著，但只言片语，亦如零圭断璧，光彩夺目。

墓志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朱家溍、王世襄、启功等人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熟知。他们都是博通之人，在“玩”和“趣”中常怀素心。在壁垒分明的现代学科体制下，“专家”易得，“通家”难遇，他们前半生跌宕波折，及至晚年，“国宝”“泰斗”之誉纷纷而来。

　　用启功自己的话讲，这叫“贼星”发亮。自从搬到北师大红六楼，前来造访的人络绎不绝，常常有早晨6点多就抢占地形，在门口恭候的，也有到晚上九十点钟还不肯劝退的。有时实在应付不了，他就“落荒而逃”，狡兔三窟地找地方躲着。有感于此，老朋友黄苗子写了一首《保护稀有活人歌》，劝大家给“国宝”一点清静。

　　书名大振后，启功从来不吝惜自己的笔墨，机关、学校、商店、风景区，随处可见他的题字，连北师大的老司机，每人也有一两件启先生的东西。假冒之作也随之而来，地摊上到处可见一摞摞的“启功书法”。琉璃厂的买卖人说，启功这个老头儿人很好，从来不和我们捣乱，不像有些人那样，老要打假。有人拿出收购的字请启功鉴定，看到确是自己的真迹，他便说：“这张是劣而不伪。”看到确属伪冒但写得不错的，便说：“这属于伪而不劣。”或顾左右而言他：“墨真黑。”又总结道：“凡是写得差的，都是真的;凡是写得好的，都是伪的。”

　　对求字者，他大多有求必应，但也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人让他就题“长江”两个字，他不答应：“谁知道它是‘长江赌场还是‘长江妓院呢？”有想请他题“难得糊涂”四个字的，他一定拒绝：“郑板桥有现成的，复印一份就可以挂了，何必要再写？我看这样的人已经够糊涂了，这是什么年代？还要装‘糊涂？”

　　文房四宝，他一概不讲究名贵，喜欢用衡水一个小笔厂生产的毛笔，7分钱一支，一次订200支。也不择纸，随便一个纸头拿过来就写。砚台在他那儿叫“压狗石”，别人送的好砚，随手转送，说我这楼受不了，压塌了。

　　他的名片，只写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个职衔，其余的“长”“席”“家”，一律没有。20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想采访启功，与他联系时，说栏目邀请的都是专家学者、社会精英。启功听毕谢绝道：“我顶多是‘东方之孙。”后经好友游说，方才同意参加。录制现场，节目组一上来就列举了众多头衔，他说，这叫“此地无砂，紅土为贵”，语出《闲情偶寄》，没有朱砂做颜料，红土才成了好的。

　　“老先生平时跟开心果似的，逗笑的话张口就来，但他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很孤独。”启功的弟子赵仁珪说。有一回一个记者来，拿着录音机，让启功回忆小时候的事，他一边讲一边掉泪，最后说：“你关上吧，我不能再损害我的细胞了。”

　　人们常见他的“笑脸弥勒”，少见他的“怒目金刚”，不见的，是他圆脸下的心绪起伏。晚年的启功常说：“抚养我成人的母亲和姑姑都不在了，提携我的陈垣校长不在了，与我共患难而没能同享福的妻子不在了。我现在都不敢吃好吃的东西，不敢看好看的风景。有人邀请我去哪儿玩，我都没法去，我觉得自己应该过一种更苦的生活，才对得起他们。”

　　最终陪伴在侧的，惟有那些金石碑帖、法书影本。到了80多岁，启功还在临各种帖。他喜欢临柳公权的《玄秘塔》，还有黄庭坚、苏东坡的。最常临的就是智永的《千字文》和《唐人写经》，拿小学生写大字的那种本子，临了好多本，还写上这是“第九遍”“第十遍”。

　　2005年，启功去世，与妻子合葬于万安公墓。墓碑的形状是一方砚台，上面刻着那篇广为人知的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墓碑背面，刻着他生前所爱的一则砚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他自号“坚净翁”，书房为“坚净居”——坚，故无畏苦痛;净，方存赤子之心。

　　（选自《环球人物》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