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创办于上海，最初名称为《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原为陈独秀担任主撰的一人刊物，后来迁到北京改为“同人刊物”，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915—1927）》里说，这“标志着《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正式形成”。《新青年》最初确定的六位编辑是：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他们都是大学教授，知识渊博，思想敏锐，提倡新文化，批判旧文化，“一树春风千万枝”，深刻影响了中国。这六大编辑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得从“独秀求人办杂志”说起。
陈独秀求人办杂志
陈独秀，安徽安庆人，前清秀才，因进行反清宣传遭清政府通缉而逃亡日本，两年后回国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又因宣传革命思想再遭政府通缉而避难日本，两年后回国任浙江陆军学堂教官，参加辛亥革命，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参加讨袁革命，失败后三到日本避难。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对安徽同乡兼好朋友汪孟邹说：“孟邹兄，大家不是关心我回国做什么吗？我还是想办杂志。我认为，只要十年八年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孟邹兄你要帮我。”汪孟邹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也是一位维新人物，他回答：“我没法独自承接你的重托，但我支持你，明天我去联络几家书店试试。”
经过一番联络，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通俗书店老板汪叔潜、群益书社老板陈子寿，愿意帮助陈独秀创办杂志。他们达成协议，杂志取名《青年杂志》，每月出一本，陈独秀承担组稿编辑，陈子寿提供编辑费、稿费每期200元，汪孟邹、汪叔潜负责筹措资金。
陈独秀那时住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119弄（今太仓路）21号。在两个月时间里，他憋足一股劲，为创刊号写出11篇文章，并找到6个作者写稿。他对他们说：“我为创刊号写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新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而非奴隶、进步而非保守、进取而非退隐、世界而非锁国、实利而非虚文、科学而非想象。”大家拍手叫好。
陈独秀亲自设计了《青年杂志》封面：上方是一群青年学生上课图画，标注法语“青年”二字，正中是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头像，左上方是“中华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出版”，左边是“青年杂志”四个大字，下边是“上海群益书社印行”字样。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问世，但销路不好，出现亏损。群益书社老板陈子寿不想继续出资办杂志，亚东和通俗也有情绪。陈独秀十分着急，建议群益、亚东、通俗三家共同出资，合伙经营。三位老板都不同意。群益老板陈子寿说：“实在要这样也行，那我们就让贤，请亚东和通俗接手吧。”陈独秀又建议：三家出资组建一个新书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通俗老板汪叔潜却说：“且慢，陈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敝人现在正准备结束通俗书局，就别谈合并的事了。”
这时，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来了公函，说他们办《青年》杂志在前，群益书社办《青年杂志》在后，两家刊名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改名，否则诉诸法院。陈独秀无奈，只好将《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
陈独秀继续动员群益和亚东组建新公司，说自己可去北京募股10万元。汪孟邹和陈子寿便放弃停刊念头，同意组建新公司。于是陈独秀离开上海，来到北京，在街上偶然碰见老熟人、北大教授沈尹默，并经沈尹默介绍，见到北大校长蔡元培，便被北大以诚恳态度和优厚条件，连人带《新青年》一起留了下来。于是陈独秀改组《新青年》编辑部，如前所述，确立了六大编辑。大家拥护陈独秀做主编，陈独秀说：“我不做主编。我们六人各编一期，各负其责。”陈独秀不做主编有一个原因，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了。胡适对文学革命的理解一点不比陈独秀差，还批评过陈独秀的诗评。
胡适批评陈独秀诗评
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缘于汪孟邹的一席话。1916年初，陈独秀想联络海外学子写稿。汪孟邹说：“我有个小老乡在美国读书。我寄《青年杂志》给他，他回信多有赞美，看来是支持我们的。”陈独秀问：“他叫什么名字？啥时去的美国？现在哪个大学读书？”汪孟邹回答：“他叫胡适，24岁，安徽绩溪人，19岁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毕业后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哲学博士。”陈独秀忙说：“好好，你给他写信，代我约稿。我们需要海外稿件。”这是陈独秀与胡适首次间接联系。
半年后，胡适给陈独秀写信说，非常感谢陈先生稿约，一定尽力而为，又说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也。”陈独秀赞同胡适的想法，去信请他来稿。
不久，1916年夏天，胡适的信和稿件到了。胡适说，他曾翻译过法国作家都德的两部短篇小说，1912年9月用白话文翻译《最后一课》，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一号;1914年8月用文言文翻译《柏林之围》，发于《甲寅》第一卷第四期。胡适接着说：“对于白话与文言，我在美国与一些中国留学生有激烈的争论。我的主张是，应当用白话写作。所以给你寄来的这篇译作，用的是白话，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陈独秀急忙看译作，翻译的是俄国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文字流畅，白话功底深厚，十分喜欢，当即决定采用。
胡适寄出《决斗》后，课余时间研读《新青年》，寻找写文章的路数。然其看到谢无量长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和陈独秀的评论，很不以为然，提笔给陈独秀写信说：谢无量的诗用典太多，内容一般，是古典主义作品，不适合刊登于《新青年》，又说陈独秀不但予以刊登，还发评论认为是稀世之作，与《新青年》宣传的新文化思想自相矛盾。胡适进而评论道：“旧文学的典型标志是文胜质，就是形式胜过内容，是很不对的。新文学应当强调内容，提倡质胜文。今日要说文学革命，必须从八件事入手，那就是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这些都是精神上的革命啊。”
陈独秀看了胡适来信喜怒交加，心想，这个年轻人倒是心直口快，一副欧美留学生腔调，可的确说得好，便给胡适复信说：“《青年杂志》是提倡写实主义的杂志，现在却刊登了古典主义的诗作，经过你来信指斥，我感到十分惭愧。你所说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我有不同看法，可以討论，其余六项说得很好，是今日中国文化界的雷音，我完全赞成。”
1916年9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出版，胡适的翻译小说《决斗》刊于其中。这是胡适发表于《新青年》的首篇作品，一经发表，“云外一声鸡”，声名远播。
钱玄同与《狂人日记》
列在胡适之后的编辑是钱玄同。钱玄同是怎样进《新青年》编辑部的呢？
一天，陈独秀在北京箭杆胡同9号宅院《新青年》编辑部翻看来信来稿，一眼看见有个信封上写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字样，心里咯噔一下：又是哪位先生打上门来？前不久，《新青年》发表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编辑部便接到大量读者来信，赞成者少而反对者多，指责陈独秀、胡适数典忘祖。陈独秀裁开信封看，脸色逐渐平和下来，最后竟朗朗笑道：“好文章！好文章！没想到钱老夫子还有这一套！”编辑部庶务问：“钱老夫子是谁？”陈独秀说：“复古大师钱玄同。”胡适看了来信说：“钱教授是古文大家，居然也同情我们，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这便是钱玄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信，随后发表在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上。钱玄同因此被吸收为《新青年》编辑。
钱玄同，浙江湖州人，时年30岁，早年与友共办《湖州白话报》，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同盟会员，曾任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教授。
钱玄同做了编辑便四处联系稿子。1917年8月9日下午，钱玄同来到北京绍兴会馆补树书屋拜访周作人，见到一起居住的鲁迅，便和他们谈起《新青年》写稿的事，还在那里吃了晚饭。不久周作人的译稿出来了，题目叫《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5000多字。钱玄同看了译稿说：“很好。我们很需要介绍世界著名作家的文章，中国新文学要向世界学习。你的文章我会交给下一期编辑。你放心。”此文后来被发表在第四卷第一期《新青年》上。
又一天，钱玄同来见周作人、鲁迅。得知鲁迅正热衷抄古碑，钱玄同便问他：“你抄这些有什么用？”鲁迅答：“没什么用。”钱玄同又问：“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鲁迅答：“没什么意思。”钱玄同说：“你可以做点文章。”这么一番交谈后，鲁迅答应做点文章。此后，钱玄同多次前来绍兴会馆与二人谈写稿之事。据鲁迅1918年2、3、4月的日记，钱玄同共造访周氏兄弟10次，为的是向周氏兄弟求稿。
在钱玄同督促下，1918年4月2日，鲁迅用白话写完短篇小说《狂人日记》，4700多字，第一人称自述，按狂人心理意识活动，写成13则不标年月的日记，揭露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病。
4月5日，钱玄同来了，是与刘半农一起来的，进门就问：“大先生，文章写好了吗？”鲁迅说：“别急别急，坐下喝口茶。”钱玄同以为鲁迅还没写文章，脸色严肃地说：“下一期杂志还差稿件，能不急吗？”鲁迅其实是害怕钱玄同看不上自己的文章。周作人则急忙说道：“钱君、刘君你们来得正好，家兄正等着你们来收稿呢。”钱玄同说：“写……写好啦？快拿出来看看。”刘半农说：“藏着掖着干吗？”鲁迅嘿嘿笑说：“不成熟得很，还请钱君、刘君不吝赐教。”说罢起身去里屋取来文章，双手递给钱玄同。
钱玄同接过稿子看起来，刘半农移凳过去围观，鲁迅在一旁忐忑不安，周作人则起身给大家续水。院里的大槐树在风中嗖嗖作响，黄狗在院里游荡，钱玄同突然一声大喊：“好文章！”刘半农亦说：“不错不错。”鲁迅心里悬着的石头这才落了下来，掉头冲周作人一笑。
第二天，钱玄同去北大讲课，顺便去陈独秀办公室，将鲁迅的《狂人日记》稿子交给陈独秀：“仲甫兄，给您弄来一篇好文章。”陈独秀看了说：“果然不错！可以用！”又指着落款“鲁迅”二字问：“谁是鲁迅？”钱玄同说：“周作人的哥哥周树人的笔名。”陈独秀说：“我们正需要这样尖锐的反封建的白话小说。下期稿子再挤也要想法登出来。我来协调。”
《狂人日记》不久即在《新青年》上被刊登，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热捧。鲁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借着《狂人日记》的东风，相继写作发表了《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和大批随感录、译作，洋洋洒洒，“直挂云帆”，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主将。
刘半农“四大台柱”说
与钱玄同并列的编辑是刘半农。刘半农原来在上海写小说，1917年被北京大学破格聘为预科国文教授，讲授模范文和文法通论。刘半农参加《新青年》的编辑会议，点子多，爱发言，常在会上慷慨激昂。有一次，他给钱玄同写信说“《新青年》有四大台柱”，言下之意，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是《新青年》的主要编辑。这话犯忌，有挑战陈独秀一人编辑地位之嫌。胡适不敢说，怕陈独秀怀疑他争权。钱玄同城府深，不愿得罪陈独秀。刘半农口无遮拦，挑破这层窗户纸。
刘半农，江苏江阴人，时年25岁，常州府中学堂肄业，做过江阴翰墨林小学教师、《江阴杂志》编辑、清江革命军文牍、开明剧社编辑、中华书局编译，发表了40多篇翻译作品和创作小说，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刘半农爱好打扮，头戴大绒帽，身披马夫式大衣，足蹬鱼皮皮鞋，浓眉长脸上挂着眼镜，蓄着浓髯，神色严肃，俨然俄国英雄。
钱玄同支持刘半农的意见，将他的来信转寄给陳独秀、胡适。陈独秀看了愕然一惊，什么意思？哪来“四大台柱”？他一时不能接受“四大台柱”说，因为刘半农是他发掘培养的。1916年夏，陈独秀在上海发现刘半农的小说大受欢迎，心想，《新青年》如果刊登这样的文章，是不是会吸引更多青年读者呢？他请刘半农上南京路茶楼喝茶，并道出心中所想：“刘先生，我想请你为《新青年》‘外国情况专栏写翻译稿。”刘半农擅长翻译，一口答应。很快，他的作品便陆续出现在《新青年》“灵霞馆笔记”栏目，且大获好评。
陈独秀把刘半农的信拿到编辑会上征求意见。刘半农解释说：“在下只是打个比喻。办《新青年》好比唱戏，仲甫兄挂头牌，胡兄、钱兄和在下挂二牌三牌。”钱玄同说：“我们四个把《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如何？”胡适说：“在欧美国家，这叫组成编辑部，一名主编，多名编辑。我赞同刘兄、钱兄的意见，请仲甫兄挂帅，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吧。”听罢众人发言，陈独秀当即表示：“好的，那就组建《新青年》编辑部。我们四个参加，也不要设什么主编了，总思路大家一起商定，定下来后一人编一期，各负其责。”其余三人齐声说好。
陈独秀又说：“须得再找两三个人做编辑。沈尹默如何？他的白话诗做得好，擅长纵横捭阖，对新文学热忱有加。”三人亦表赞同。陈独秀又问：“胡适君，你夹带有什么人？”胡适回答：“在下来北大不久，不太熟悉，只是觉得研究社会学的陶孟和君学问极好，肯为新文学出力，不知仲甫兄以为如何？”陈独秀说：“行啊，陶孟和君参加进来好。钱君刘君有何高见？有没有合适人选推荐？”钱玄同和刘半农都说没有，表示赞同沈尹默、陶孟和加入编辑部。于是大家便决定，《新青年》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六人组成。这便是《新青年》六大编辑的由来。
沈尹默引荐陈独秀进北大
沈尹默，陕西安康人，时年35岁，留学日本一年，1913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新文化学者，著名书法家，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会长。陈独秀推荐沈尹默做编辑，一个原因是感谢沈尹默穿针引线，促使陈独秀和《新青年》留在了北京。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16年底，蔡元培从法国回来，被聘为北大校长。他不了解北大情况，不敢贸然接任，就去拜访北大教授沈尹默等人，最后应聘做了北大校长。做了校长后，蔡元培请沈尹默推荐北大文科学长。沈尹默便把这事记在了心上。1917年1月一个风雪天，沈尹默坐黄包车出门办事，途经琉璃厂，见游人依旧不少，大雪天还是生意兴隆，索性临时改主意下车游玩。走着走着，一个人影从身边晃过，沈尹默觉得眼熟，回眸一看，恰好与那人打个照面：浓眉，大眼，直鼻梁，一字分头，不正是陈独秀吗？便招呼道：“仲甫兄，怎么是你？”陈独秀似乎也有些愕然：“君墨兄，怎么是你？”二人走近握手问好。
陈独秀这时刚从上海来到北京，是来为组建新书局招股的，入住前门外西河沿中西旅馆。西河沿靠近火车站，外地人客多，有22家小旅馆小客栈。中西旅馆是其中一家，住着南来北往的中小客商。
一番寒暄后，沈尹默问：“什么时候来的？”陈独秀回答：“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想组建一家大一点的图书社，专程到北京募款来了。”二人一番摆谈后，沈尹默得知陈独秀在上海遇到困难，心里想，正好劝他来北京发展啊，也许蔡元培正需要他这样的人做文科学长，于是便多了个心眼，打听了陈独秀所住旅馆地址，然后说：“我这会儿有事瞎忙乎，明日一定登门拜访。仲甫兄请暂时不要回上海，我找你有事。”陈独秀问：“什么事？”沈尹默说：“给你看看我的书法，是否还是其俗入骨？”陈独秀愕然不解。沈尹默说：“贵人多忘事。十年前，杭州陆军小学，教员刘三家……”陈独秀突然哈哈大笑说：“还记得我批评你的书法其俗入骨？好好，那我就看看，要是还跟当初一样，哼，看我怎么批你。”言毕，二人忍不住哈哈大笑。
沈尹默告别离去，预备办的事也不办了，坐了黄包车赶去北大，把见到陈独秀的事说给蔡元培听，还没说推荐的话，即被蔡元培打断。蔡元培大声说：“什么什么？仲甫兄来北京啦？住哪里？住多久？我得马上去见他，您带我去见他。我有重要事找他。”沈尹默说：“瞧窗外黑得厉害，还是明早去吧。孑民兄，您准备聘仲甫兄吗？我也是这个意思。您一定得留住仲甫兄，有仲甫兄主持北大文科，谁还敢说闲话？”蔡元培看看窗外天色，嘿嘿笑说：“看我猴急的。那这样，明天我还有个会要开，请您代我去一趟。君墨兄，务必帮我留住仲甫兄。”
蔡元培之所以如此着急，事出有因，眼下北大文科的教授们多是前清留下的旧学先生，与北大提倡的新学有些格格不入，新学处处受制，实在窝囊得很。所以，蔡元培急于聘一位新学大师做北大文科学长。
第二天，沈尹默去找陈独秀，说了蔡元培的意思，请陈独秀留在北大做事，别回上海了。陈独秀一口回绝，理由是他的事业在上海。陈独秀说：“我这次来北京就是为募股，要与亚东和群益共组新书局，把《新青年》办得更好。我说过，十年八年工夫，《新青年》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不会留在北京的。谢谢您和孑民兄的美意。”陈独秀性情执拗，既然这么说了，“百啭无人能解”，沈尹默见无论如何也劝说不动陈独秀，只好悻悻而去。
第三天，蔡元培听到出师不利的消息，亲自前往旅馆找陈独秀，热情邀请他到北大做文科学长，请他到北大编辑《新青年》，并答应提供办公场所、办公费用。陈独秀深受感动，又因解决了办《新青年》的困难，思考再三，答应了蔡元培的邀请，去北大就职，并把《新青年》编辑部迁来北大。
陶孟和的“一字师”
再说六大编辑之陶孟和。陶孟和，天津人，曾就读于天津南开学校、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经济学博士，1913年归国，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北大《社会科学季刊》编辑、《北京大学月刊》顾问。
胡适推荐陶孟和做编辑，除了表面所说“研究社会学的陶孟和君学问极好，肯为新文学出力”，还有一个原因，即陶孟和支持胡适“不谈政治”的观点。当然，他们“不谈政治”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梁永佳在其文章《陶孟和：五四运动里的社会学家》中评论陶孟和说，“主办《新青年》的时候，他就跟胡适约定不谈政治。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人类文化的起源、女子问题、自杀、欧美劳工、贫困、人口等广泛的社会学问题，他甚至开辟过‘社会调查专栏，但这些文章全部追求以学术见解引导读者，很少评论时局。”
陶孟和做了编辑后，负责编辑《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专门与鲁迅、周作人商量，定下了主要内容，还一起构思了由胡适轮值编辑的第四卷第六号的大致内容。不久，陶孟和收到周作人的一篇翻译稿件，文章题目叫《小的一个人》，是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陶孟和看了题目觉得别扭，问周作人：“周先生，请问原著题目什么意思？”周作人回答：“一个普通人的意思。”陶孟和说：“可这题目是小人的意思，不是普通人的意思啊，能改一改吗？”周作人说：“我也觉得别扭，可就是改不了，请陶兄给改一个吧。”陶孟和想想说：“这简单，改为《小小的一个人》怎么样？”周作人听后拍手称好。事后，周作人在1918年10月5日的日记里记到：“我特别记得是陶孟和主编的这一回。我送去一篇译稿，是日本江马修的小说，题目是《小的一个人》，无论怎么都总是译不好，陶君给我添了一个字，改作《小小的一个人》，这个我至今不能忘记，真可以说是‘一字师了。”
陶孟和做編辑不久即去欧洲考察，在英国见到中国留学生李四光和丁西林，发觉到他们的才华所在，立即写信推荐给胡适和蔡元培。蔡元培将他们聘到北大，后来两人果然成绩卓著。
1919年底，因种种原因，陈独秀带着《新青年》杂志社离开北京重返上海。1920年9月《新青年》改为中共公开理论刊物，胡适与《新青年》分手。1926年，《新青年》停刊。1915年9月至1926年7月，《新青年》共计出版九卷五十四号。
六大编辑离开《新青年》后，“百分桃花千分柳”，各有一番精彩：陈独秀组建中国共产党，曾出任负责人，1942年病逝于重庆江津，享年63岁。胡适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出任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病逝于台北，享年71岁。钱玄同创办《国语周刊》，出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中国大辞典》总编纂之一，1939年1月病逝于北京，享年52岁。刘半农1920年至1925年去英国、法国留学，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34年在北平病逝，年仅44岁。沈尹默1949年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委员，1971年病逝于上海，享年88岁。陶孟和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60年病逝于上海，享年73岁。
（选自《文史春秋》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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