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煤炭开采在我国历史悠久，早在辽金时期就已有开采煤炭的记载，然而，清朝却有一些迂腐的官僚以“风水之说”竭力禁止开矿。

　　他们认为各地有各地的风水和地脉，是各地兴衰福祸的依托，如果掘地挖煤就会伤到地脉、毁掉风水，其祸无穷。这些说辞虽然是无稽之谈，但却成了一些官员禁止开采煤炭的依据，并在全国大行其道，各地都有禁止采煤的规定。这些禁采令致使全国的煤炭生产滞后，其中北京地区的采煤也大大受到制约，影响了京城百姓用煤。

　　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时刻关心着百姓冷暖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学士赵国麟，经过大量调查之后写出了一份解除煤禁的奏折，上给了乾隆皇帝。

　　本来就对煤炭生产很支持的乾隆皇帝，看到赵国麟的奏折后，立即下令全国各省一律取消不准采煤的禁令，要求“凡產煤之处，悉听民间开采”。乾隆要求各省督抚详细勘察本省煤炭资源情况，制订出具体的煤炭开采计划和措施，向朝廷汇报。

　　乾隆对各地的采煤奏折也进行了认真研究，及时处理批复。一个全国范围的煤炭开采活动就此普遍发动起来。此后，全国的煤窑数量、煤炭产量都增长很快。据档案资料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的西山、宛平、房山一带，煤窑就多达近千个，有效地保障了北京居民的用煤需求。

　　（选自《廉政瞭望》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