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周作人为何骂丰子恺“浮滑肤浅”

　　“丰君（指丰子恺）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1963年4月4日，在给香港作家鲍耀明的信中，周作人对丰子恺极尽挖苦之能事。

　　其实，周作人早年曾撰文称赞丰子恺的漫画，丰子恺成名，源于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报》的最早推重，而周作人正是该会的精神领袖。

　　周作人不满，皆因丰子恺曾为《儿童杂事诗》配图。

　　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汉奸罪被逮捕，初被判死刑，后改为15年，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万分痛苦中，以写《儿童杂事诗》自遣。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周作人重获自由，为解生活困难，将这批诗卖与《亦报》，《亦报》请丰子恺配漫画后刊载，轰动一时。

　　为周作人的诗配图，丰子恺冒了不小的政治风险，本有帮衬之意，为何周作人不感恩，反而恶语相向？丰子恺究竟怎么惹着周作人了？

到上海去“卖野人头”

　　丰子恺，本名丰润，浙江桐乡人，生于1898年，自幼好美术，1914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时李叔同（弘一法师）在此任美术、音乐教师。

　　李叔同是日本著名油画家黑田清辉的弟子，重视西洋素描绘画的严格训练，令丰子恺大开眼界，李叔同极少论人，却称赞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在我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进步这样快速的！”

　　此后两年，丰子恺几乎放弃了其他所有学科，专攻绘画。1919年夏毕业时，因成绩不佳，工作无着，又不愿回故乡小学任教，丰子恺便跟着学长吴梦非、刘质平到上海开了一所美术学校，教西洋画。

　　对这段从教经历，丰子恺自嘲为“卖野人头”（指用假货欺骗别人）。随着大批留日美术生回国，靠劣质翻印品来了解西洋画的丰子恺自觉难再维持。

　　一次，丰子恺布置学生画静物，以青皮橘子为标本，却触发了他的伤感，“我自己犹似一只半生半熟的橘子，现在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家当作习画标本了。”他下决心要当“留洋美术家”。

　　最终，母亲变卖了部分家产，加上岳父资助，1921年春，丰子恺终于来到日本。

　　到了日本，丰子恺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西洋画，才发现自己竟差得这么多，而好不容易搞来的那点钱，只够在日本呆10个月。

　　丰子恺异常灰心，他说：“后来上午的课（指美术课）常常闲却，而把大部分的时光消磨在浅草的opera（歌剧）馆，神田的旧书店，或银座的夜摊里了。”

迷茫中遭遇竹久梦二

　　于迷茫与焦虑中，丰子恺在“神田的旧书店”意外发现了竹久梦二的画集。

　　竹久梦二是一位业余画家，擅长用漫画表达朦胧的伤感，技法洗练，浅白易懂，却别有一番滋味。竹久梦二不被主流接纳，却深受普通民众喜爱。

　　丰子恺看后，感到这是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一方面，竹久梦二式的画重在创意，对技法要求不高;另一方面，放弃油彩与画布，转向纸墨，易被东方人接受。

　　丰子恺原本不太熟悉国画，但清末画家曾衍东给他以启迪，曾衍东一生蹉跎于官场，漂泊困顿，晚年竟以卖画为生。他喜画人物，用笔自由，作品饱含幽默。在中国，曾衍东寂寂无名，在日本却很有名气。从曾衍东的画中，丰子恺发现，笔墨不必恪守前人定则。

　　回国后，丰子恺一边教书，一边尝试竹久梦二式的画风。1925年，经朱自清推荐，丰子恺的画得到《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的重视，《文学周报》辟出专栏，定期发表。1926年，由丰子恺插图的俞平伯诗集《忆》出版，在文化界引起轰动。

　　周作人撰文说：“这种插画在中国也是不常见的……中国有没有这种漫画，我们外行人不能乱说，在我却未曾见到过，因此对于丰君的画不能不感到多大的兴趣了。”文中“多大的兴趣”，即“很大的兴趣”。

周作人率先出刀

　　丰子恺与周作人虽无往来，但二人创作理念相近，都重趣味。1932年，林语堂在上海推出《论语》半月刊，丰子恺不仅配图，还写了很多随笔，时有“论语派”八仙之说，即吕洞宾（林语堂）、张果老（周作人）、蓝采和（俞平伯）、铁拐李（老舍）、曹国舅（大华烈士）、汉钟离（丰子恺）、韩湘子（郁达夫）、何仙姑（姚颖），周、丰被划入一派。

　　“抗战”爆发，周作人附逆，舆论哗然，携家南逃的丰子恺却认为：“周先生附逆不见得确实，不过因为他是个文人，易受攻击罢了。”

　　1939年12月30日，看到丰子恺出版的《漫画阿Q正传》，周作人感到很不满意，认为远不如蒋兆和画的阿Q好，便在媒体上发文批评，说：“丰君的画从前似出于竹久梦二，后来渐益浮滑。”

　　说“浮滑”，因知名度提高后，丰子恺也开始卖画，为满足用户需求，不得不在画面上添加他并不擅长的山水，且多设色，与早期相比，此时作品创造力下降，偏向甜俗。

　　周作人的批评有些道理，但文章发在敌占区的媒体上，丰子恺可能没看到。

想帮忙却结了仇

　　1950年2月，《亦报》发表了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署名为“东郭生”，丰子恺此时已甚少作画，碍于旧情，勉力为之，但他的配图常背离原诗。

　　比如“荸荠甘蔗一筐盛，梅子樱桃赤间青。更有杨梅夸紫艳，输它娇美水红菱”，丰子恺画的却是豌豆与樱桃，并自配白朴诗句“樱桃豌豆分儿女，草草春风又一年”。

　　再比如“瓜皮满地绿沉沉，桂树中庭有午荫。蹑足低头忙奔走，捉来几许活苍蝇”，诗中明明说的是“桂树”，丰子恺却画成芭蕉。

　　如事先沟通，这本是小问题，但这个“合作”事先未征求周作人意见，周成名早，长年以文坛领袖自居，此时山穷水尽，对人情冷暖极敏感。《亦报》发表《儿童杂事诗》时，丰子恺配图所占面积大，周作人的诗占面积很小，俨然成了周作人在给丰子恺的画配诗。周作人一直瞧不起“海派”文人，对此难免耿耿于怀。

　　1950年后，周作人埋頭翻译，全靠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支200元稿费生活，因家中开销大，四处哭穷，后预支稿费提到400元，仍不够用，1962年，甚至将个人日记作价1800元卖给鲁迅博物馆。而1952年后，丰子恺先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要职，风光一时。在落差面前，周作人心态有些失衡。

　　

和曹聚仁结下梁子

　　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周作人措辞激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二人通信多由曹聚仁代转，而曹与丰子恺有矛盾。

　　曹、丰同为李叔同弟子，原本关系不错，抗战时丰子恺一家逃难经浙江兰溪，遇到曹聚仁，曹请丰子恺吃了一顿饭，聊了些时事。1938年3月5日，曹聚仁发表《数月来的繁感》，提到了这次相会。

　　丰子恺到汉口后，有人对他说“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丰子恺是居士，《护生画集》体现了他的佛教思想，李叔同在世时，丰以此作为给恩师的寿礼，李叔同圆寂后，丰则以此来纪念恩师。

　　《护生画集》本是艺术创作，却被误读为反对战争，与“抗战”大背景不协调，饱受各方“炮轰”，丰子恺觉得很委屈，听说曹聚仁也反对，便找来《数月来的繁感》细读。

　　其实，曹的文章只是隐约地表达了不同意见，但丰子恺却发现文中有多处误记，认为曹是故意的，便写了措辞激烈的《一饭之恩》，挖苦道：“因为一般浅见的人，向来误解‘艺术，把它看作消闲物，奢侈品。甚至身为大学教授，名为文学作家，而担任许多大报的战地通讯员的曹聚仁先生，亦复如是。”

　　打丰子恺是为拉曹聚仁

　　丰子恺的文章中，也有一些误记，曹聚仁向来锋芒毕露，读后立刻写了《一饭之仇》反击，称“子恺先生若要虚构这些话，找些帮手来骂我，那我只能佩服他的‘说谎艺术了”。并宣布，如丰子恺不向他公开道歉，便从此一刀两断。

　　本是一个小误会，可二人都欠冷静，终于成了陌路。

　　1956年，蛰居香港6年的曹聚仁以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员身份回大陆采访，先后见了溥仪、周作人、齐白石、沈从文等。

　　曹聚仁当年曾撰文挖苦过周作人，但门庭冷落多年的周对曹的到来极兴奋，此时周作人因脑血管硬化已不甚见客，见也只见10分钟，可他和曹却聊了1个多小时，1959年，经周恩来同意，曹聚仁请一批老文人为自己在海外办的报纸撰稿，其中就有周作人。

　　1960年，周作人将《知堂回忆录》交曹聚仁连载，该书出版时，周作人特别写道：“对他（指曹聚仁）那种久要不忘的待人的热心，办事的毅力，那是不能不表示感佩的。”对晚辈如此揄扬，可见周作人对这一交往的重视程度，表明自己也反丰子恺，应能拉近彼此的亲近感。

带着隔阂告别尘世

　　1961年12月，丰子恺开始翻译《源氏物语》，这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工程，先是交给钱稻孙译，但钱太慢，只好换成丰子恺，却让周作人校记。

　　对这一安排，周作人当然不服气，在《源氏物语》上，周曾下过苦功夫，学了古日语，在他看来，只在日本“游学”10个月的丰子恺没有译此书的资格。拿到丰的译稿后，发现用的是明清小说式的语言，而非文言，周作人表示应彻底扔掉，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周作人甚至说：“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

　　为翻译《源氏物语》，丰子恺曾登门拜访周作人，双方一生中直接接触，似乎只有这一次，显然未能消除周的偏见。

　　“文革”开始后，原本暗中照顾周作人的章士钊自顾不暇，周作人自知难免一死，致书派出所，请求服安眠药自杀，未获批准，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因病去世。

　　在“文革”中，丰子恺也遭冲击，多次挨斗，工资停发，一度从事体力劳动，但丰子恺从容以对，不论怎样搅扰，每日必抽烟一包，饮啤酒两瓶。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因癌症去世。

　　不论周作人丰子恺二人有多少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晚年不得不以翻译为主，创作基本荒废。

胡适为何要“黑”熊式一

　　“他（胡适）叫我的内子告诉我，教我从此以后千万不可以再把我的文章给英国人看……我收到内子的信后，真想从此停笔，再不可冒冒失失地写英文出丑。”在《八十回忆》中，熊式一写下这段话，当时他刚到英国不久，正准备用英文写作。

　　对于熊式一，今人多感陌生，然其实，他当年轰动海外，是极少数赢得国际声誉的中国作家，陈寅恪曾写诗称“海外林熊各擅场”，林即林语堂，熊即熊式一。

　　幸亏熊式一没听胡适的话，否则便不会有后来风靡欧美的《王宝川》《天桥》等作品，而胡适为何会对熊式一抱如此大的成见，值得玩味。

套瓷套上了萧伯纳

　　熊式一生于1902年，江西南昌人，本名熊适逸，因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十一，故谐其音为笔名。

　　熊式一3岁丧父，寡母将其拉扯成人，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后曾在私立大学任教，翻译了哈代、萧伯纳、巴雷等人的作品，被徐志摩赞为“中国研究英国戏剧第一人”。

　　1931年，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登门拜访，欲请熊式一去教歐美近代戏剧，闲聊中，得知熊没有留学经历，依当时教育部规定，无洋文凭，便不能在国立大学当正教授。

　　经此刺激，熊式一下决心出洋，此时他与夫人蔡岱梅已有5个孩子。熊式一卖掉刚译完的《萧伯纳全集》《巴雷全集》版权，得8千大洋，留一半给夫人，自带一半赴伦敦，瞄准了伦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并没拿到）。

　　据熊式一的好友谭旦冏说，熊出国前特意在江西定制了一批瓷器，上面精绘萧伯纳、巴雷等人肖像及赞美之辞，到英国后，以中文译者名义，登门馈赠，由此和大作家们建立了联系。谭旦冏说：“不能不说他（熊式一）是有计划的，至少是心机很灵活的一个人。”

　　熊式一与萧伯纳交情甚深，桂永清（后曾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访英时，熊式一带他去拜访萧伯纳，当时萧伯纳年事已高，桂永清却反复赞其身体好，并称赞其牙齿，萧伯纳马上从嘴中掏出假牙，递给桂永清，说：“你真赞赏我的牙齿吗？好吧，你可以接过手去仔细欣赏欣赏。”

王宝钏成了“珍贵河流夫人”

　　为练习英语，熊式一写了一出喜剧，名为《财神》，请萧伯纳等人指正，萧伯纳说：“你的英文可喜之至，英国人绝对写不出这样好，它比英国人写的英文高多了，他们的英文常常是笨得糟透了！我们将来一定把你这种英文列为特别一类，应该叫它做中国的英文。”

　　熊搞不清萧伯纳的话是赞美还是讽刺，只好不了了之。

　　当时伦敦有位洛克哈德爵士，曾在中国任职40多年，官至香港辅政司（仅次于总督），年已70多岁，为打发寂寞，常约熊式一、谭旦冏喝下午茶，洛克哈德热爱中国文化，尤喜京剧，在闲谈中，反复怂恿熊式一将《红鬃烈马》译成英文。

　　熊式一不愿承揽此事，说到英国是来研究外国戏剧的，不是来介绍中国戏剧的，但谭旦冏劝他说：剑走偏锋，也许能闯出一条路，不妨试试。

　　熊式一更喜欢《玉堂春》，可转念一想，玉堂春是妓女，剧中有奸情和谋杀亲夫等情节，怕别人骂他辱国，且《玉堂春》情节近似《灰阑记》，后者被英国导演搬上舞台，反响极差。于是，熊用6个星期将《红鬃烈马》改写成一个喜剧，名为《王宝川》，不用“钏”，因剧本英文名为《Lady Precious Stream》（《珍贵河流夫人》），而钏字很难译成英文。

　　第一个为该剧点赞的，是帮熊式一誊稿的打字员，在她的鼓励下，熊将稿子交给剧本代理人，很快便有人对此产生兴趣，但要求大量修改，熊式一不同意，只好收回原稿，一家家剧院去碰，看谁愿意演出，结果碰了一圈钉子，毫无成果。

一身长袍镇住了女主角

　　就在熊式一绝望时，濒临倒闭的麦勋书局表示愿意出版《王宝川》，并一口气签下熊今后5本书的版权。

　　为舞台表演而写的剧本，未必适合阅读，熊式一请英国著名诗人亚柏康贝作序，出乎意料的是，《王宝川》轰动一时，很快便有一家小剧院老板来信，表示愿将其搬上舞台。

　　初排《王宝川》时遇到意外情况，女主角来了一天，便辞职而去，另换一人，也是一天就走，一连四天，都是如此。剧院老板对熊式一说：“这些情形，你都看到了，明天我们再试一次，假如第五位女主角仍然如此，我们只好停演，你也不能怪我。”

　　原来，当时英人颇歧视东方人，女主角不愿听命于熊式一的导演，加上熊式一身材矮小，略高于1.5米，穿上西装后，更显袖珍，无法镇住演员。

　　恰在此时，有高人问熊式一，是否有中式长袍，因当年李鸿章访英，一身长袍极为威风，让英人肃然起敬，此法可以一试。熊第二天换了长袍，果然留住了第五位女主角。自此以后，熊在海外一直以长袍示人。

　　《王宝川》上演后，引起巨大轰动，连演3年，计900余场，当时英国皇后先后8次到场观看，该剧还被搬上荷兰、匈牙利等国舞台，但荷兰人将“珍贵河流夫人”改名为“珍珠河”，因珍珠更贵，捷克人则改为“王春泉”，匈牙利人则改为“王钻川”。

墙外开花墙内挨骂

　　影星蝴蝶在伦敦曾看过《王宝川》，让她惊讶的是，演员着装古怪、不中不西，建议熊式一从中国订购京剧服装，熊无可奈何地说：洋人迷信，必须穿初次演出时的服装，否则视为不吉。

　　1935年10月30日，熊式一受邀到美国纽约，准备将《王宝川》搬上百老汇，他请名媛唐瑛来演女主角，唐英语极佳，在上海曾演过《王宝川》，被认为优于伦敦版，但唐瑛正患病，错过此机会。当时中国媒体极感遗憾，说：唐瑛若去，作用不下于20位大使。

　　为了让美国观众看懂剧情，《王宝川》上演时特意设置了“报告人”角色，此法为当年梅兰芳访美时首创，即每一幕前安排解说员用英语介绍剧情、艺术特色等，熊请当时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的女儿施美美来担纲。

　　《王宝川》在美国取得巨大成功，连演一百多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亦到场观看，熊式一忙让夫人到华人街买点心赠送，但夫人蔡岱梅匆忙间忘了包装，闭幕接见时，罗斯福夫人只好用手托着那些点心。

　　1936年，熊式一短期回国，却遭田汉、洪深等人围攻，在《辱国的王宝川》中，洪深斥责《王宝川》并非一出中国戏，而是一部模仿外国人所写的恶劣中国戏，在当时中国水深火热的情况下，文艺应反映现实，不应翻译古戏。后来张恨水在《日本人数典忘祖》中，在讽刺日本人时，也顺手痛斥《王宝川》取悦外国观众，有损中国文化形象。

为讽刺凌叔华而写小说

　　“抗战”爆发后，熊式一与郭沫若、宋庆龄等被推举为“全国战地文人工作团”主席团成员，并被派回英国宣传抗战。

　　因名气大，熊式一被邀请到英国广播电台讲座，并为《观察家报》、《纽约时报》、BBC等撰稿，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镇。

　　1943年，熊式一的讽刺小说《天桥》问世，再度引发轰动，被译成法、德、西班牙、瑞典、捷克、荷兰等多国文字，与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齐名。

　　在《天桥》中文版的序中，熊式一写下这段话：“近来还有一位老牌的女作家，用了她同行冤家的笔名，为一部英文的自传，除以杀头为开场之外，还说她父亲有六个姨太太，她自己便是姨太太生的。”

　　熊式一民族情结强烈，非常反感华人作家自曝中国丑陋的一面，但这位“老牌的女作家”究竟是谁？考当时背景，只有凌叔华用英语出了自传小说《古韵》，且署名“SuHua”，与她死敌苏雪林的原名苏梅近似。

　　出于对凌叔华的不满，熊式一决定“要写一本以历史事实、社会背景为重的小说，把中国人表现得入情入理”。

　　鉴于熊式一在英语世界的影响，蒋介石派人找到他，请他为蒋写一本英语传记，熊长期在海外，不了解国内情况，加上他内心确实崇拜蒋，便答应了下来，而此前蒋也找过老舍，老舍予以拒绝。

　　熊式一拖拖拉拉，《蒋介石传》直到1948年才出版，可第二年蒋便败走大陆。

还有多少熊式一被我们埋没

　　新中国成立后，熊式一给正在美国的老舍寫了一封长信，请他到英国来，老舍却写信要他一起回大陆，晚年熊式一提起这件事，曾开玩笑说：“差点被老舍给骗了。”

　　20世纪50年代，熊式一曾想回大陆，却因写过《蒋介石传》而被拒，只好辗转于港台等地教书，据舒乙说，熊晚年极富，在富人区的山上有别墅，海景尽收眼底，一只手上戴三个玉镯，抬手时响声清脆，但很寂寞。

　　1991年8月，89岁的熊式一回到北京，9月15日，因白血病在京去世。

　　熊式一走向了世界，却失去了故乡，他为中国文化赢得国际荣誉，可几乎所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都没提到他的名字。究其原因，当西方将东方视为“他者”时，东方也将西方视为“他者”，在不自觉中对西方文化采取仰视态度，从而在判断上丧失了平常心。

　　熊式一的英语确实不太标准，台湾学者蔡永琪指出，《天桥》虽是英语写作，却有明显的中译英痕迹。

　　胡适曾当面对熊式一说，“他的学生所作的《还乡》，十全十美，我（熊式一）的文笔，百无一是。”熊式一出国前，母校英文系主任沈步洲得知熊翻译了巴雷的《可敬的克莱登》，便劝告说：只翻译这一部已足够了，再也不可多翻下去，以免后来受人指摘。

　　与此相反，萧伯纳、巴雷、亚柏康贝等大家却都称赞熊式一英语好。

　　一边是怕丢面子、严防差错，而另一边是包容异己、鼓励创造，这或者就决定了，熊式一这样的人才在本土被忽略，在异域却焕发光彩。

　　（选自《名士·斯文风雅》/蔡辉 著/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