翩翩学者宋云彬

　　宋云彬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学家、杂文家，民主人士，新中国建政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文史馆馆长、文联主席等职务。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撤销了职务。1958年被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参与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我第一次见到宋先生则是在1959年的春节期间，那时我才不到十一岁。

　　宋先生到北京后一度被安排住在东城南小街一带，距离我家也就两三站路的距离。父亲那时也从商务印书馆被调到中华书局，他们在机关单位里肯定是有过不少接触的。但是宋先生来家里，我的印象中，1959年的大年初一是第一次。

　　在我记忆里，宋云彬先生是位极其注重仪表的文化人，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风度翩翩，仪态潇洒。他第一次来二条的时候，好像戴着一顶呢子制服帽，穿一件厚呢子长大衣，大衣里是很漂亮的格子毛围巾，还戴着黑框的眼镜。那时他的年龄大概是六十多一点，比我父亲大将近三十岁。

　　那时，我家每年春节都是要摆供的，也就是从大年三十的下午开始祭祀祖先，直到第二天（即初一）的中午才撤供，恢复常态。与旧日相比，二条的住房已经算得是逼仄窄小了。每年摆供只能利用我父亲的大书桌，那是张菲律宾木的硕大写字台，上面有很厚的玻璃面。摆供时会撤去桌上所有的文具，摆上祖先牌位和五供。年三十晚上是祭祖的菜品，晚饭时撤去，换成果品鲜花;直到初一的中午，再摆上汤圆和茶水，基本到下午就撤供了。这已经比旧时的仪式要简化多了。

　　我家向无守岁的习惯，小孩子又起得早，那天大约十点来钟，我和院里的孩子正在放爆竹，看到从跨院的门外步进一位老者，问我这里是不是赵家。当时来访不可能事先约定，都是不期而至。大年初一宋先生来访，是不是有拜年的意思，还是宋先生不拘俗礼，都未可知。看到来客，我立即到屋里招呼父亲。适逢摆供未撤，父亲显得有些尴尬，只好将宋先生让到书房。宋先生看到家里正摆着供，就操着浓重的浙江海宁口音频频点头，理解地道：“啊，祭祖先，祭祖先。”这个神态，我至今印象深刻。

　　之后，宋先生常来二条，也曾邀请我们去吃饭、看戏。宋先生的爱好广泛，涉猎很广博，除了和父亲谈工作，也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与父亲成了忘年之交。1961年以后，他们都搬到西郊翠微路，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宋先生住在翠微路二号的一区，而我家住在二号院里的西北楼，来往更多了。其实在二条时期，宋先生就已经开始标点《史记》了。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宋云彬日记》里，我发现宋先生在日记中至少有两三处写到给我诊脉开药方。对此，我也有些印象。我小时候爱闹病，尤其是在出麻疹后得了支气管哮喘的毛病，不时就会由感冒引起支气管哮喘。宋云彬先生深通医道，也喜欢给人开方子，从大人到孩子，只要他知道周围的人有谁生病，就会主动给人家诊脉开方子，让人家拿到药铺里去抓药。我记得他在二条和翠微路都给我开过方子，但开的方子到底我后来吃了没有，至今已没有印象。宋先生为人和蔼亲切，他诊脉的时候样子很儒雅，也十分认真，令人感动。

　　说到开药方，令我想起另一位老先生，那就是孙毓棠先生。

　　孙毓棠先生也曾来过二条，但是印象不深了。他也是特别关心我哮喘的一位。孙先生和陈梦家先生一样，早在30年代也是一位新月派现代诗人，后来才成为中国古代史的著名学者。孙先生似乎自己也有哮喘病，他来二条的次数很少，但是却不时让我父亲带回药方子。这些药方子有经方，有验方，甚至也有偏方。在我印象中，宋云彬、孙毓棠和启功三位老先生都对我的病特别关心。

　　宋云彬先生生活很讲究，印象中无论是早年来二条，还是后来在翠微路大院，他永远都是穿白色的衬衫。北京的尘土大，白色的衬衫穿上两天就会脏，但是他的衬衫领子和袖口永远没有任何污垢。那时他理发都要到全国政协的理发室去，再不就是去新开的四联理发馆。住在西郊翠微路的時候，也不顾路途遥远，必须去这两处理发。无论何时，都不会看到宋先生衣着不整或是头发过长。我想，这也是宋先生自爱和对别人尊重的一种表现。

　　宋先生也喜欢戏曲，他曾主持过浙江省文联的工作，对于昆曲很有研究，对江浙昆曲的发展起到过推动作用。

　　那时，四川省的川剧多次晋京演出，像陈书舫、袁玉堃、许倩云、竞华、杨淑英、张巧凤、李笑非、戴雪如等还属于风华正茂的中年演员，而像曾荣华、周企何、周裕祥等老一辈演员也都还活跃在舞台上，晓艇、晓舫等才崭露头角，真可谓是花团锦簇，人才辈出。

　　宋云彬先生对川剧情有独钟，每有川剧来京演出，宋先生几乎是场场必看。

　　我家看川剧大约也都是受陈梦家和宋云彬两位的影响。我虽年幼，也对川剧很迷恋，像《玉簪记》、《绣襦记》、《御河桥》、《铁笼山》、《评雪辨踪》、《萧方杀船》等都是看了多次的剧目。宋先生经常自己买好票送来，他知道我也喜欢川剧，后来居然也多给我买一张票。

　　我记得他对《玉簪记》里陈书舫和袁玉堃饰演的陈妙常和潘必正有许多评论，演得好在哪里，他都会给我讲出道理。例如“琴挑”一折的细腻，“追舟”一折中艄公的诙谐，经他指点，更能看出其中的门道。川剧的“帮腔”是京剧里从来没有的，其实对人物的内心独白和气氛的烘托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宋先生对此有过很多评论。还说后来许多剧种的《秋江》一折，都是从川剧的“追舟”移植的。

　　从严格意义上说，宋云彬先生算不得收藏家，他收藏的字画多是当年比较时兴的国画家作品，再就是他在张宗祥先生的鼓动下购买的清代书画，这些在50年代用不了太多花费。张宗祥与宋云彬是海宁同乡，并且都是硖石镇人。张宗祥在1949年以后曾任西泠印社社长、浙江图书馆馆长，与宋先生往来密切。

　　宋先生在我家经常谈到张宗祥先生，从他的言谈话语中，能感受到他对张宗祥先生的服膺。宋先生还多次提到张宗祥晚年改编昆剧《十五贯》的许多细节。

　　60年代初，宋先生和父亲先后迁居到西郊翠微路二号院，一方面是邻居，另一方面因为二十四史的标点整理工作，来往更加密切。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健走者楊善荃

　　母亲毕业于辅仁大学教育系，但是在辅仁就读时师从的老师很多，她也曾听心理学专业和西语系的课。杨善荃就是她在辅仁上西语课的老师。

　　今天，可能知道杨善荃先生的人并不太多，我想大概是他留下的译著不是太多的缘故。其实，杨先生在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方面的资格很老，他和著名翻译家李霁野、张谷若都是同辈。

　　杨善荃先生的主要成就是在外语教学方面，他早年任教的学校很多，曾在山东大学做过助教，后来任教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并任西语系的系主任。20世纪30年代也任教于南开大学、辅仁大学。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西语系任教，据说晚年还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他经常来二条的时期大约是在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也就是在1957年到1959年。

　　杨先生从年轻时就开始谢顶，因此许多辅仁的学生在背后都戏称他“杨秃子”，他那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不过，我见到他时他头上依然还有些稀疏的头发。

　　最令我难忘的是，他住在北大，可每次到二条都无一例外是步行前来，从来不乘公共汽车。这是我家里人都不可理解的事。从北大燕园步行走到东四二条至少有二十多里路，完全靠两条腿步行，大概需要三个多小时。那时他大约每个月都会来二条一次，我一见到他，就会好奇地问：“杨爷爷今天是怎么来的？”他总会轻描淡写地回答一句：“当然是走着来的。”他的个子不算高，小眼睛，很瘦，但人很精神。他之所以每次都是从北大步行到二条，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当时他已经五十出头，据说还洗冷水澡。

　　杨先生每次到二条的时间大约都是下午两点多。据他说每天仅吃两餐，早饭过后出发，有时在我家吃过晚饭才启程回去，那就不可能再步行回北大。他说，要早些坐上32路汽车，才不至于回不了家。

　　杨先生在翻译和教学方面，是个不讲情面的人，他经常会慷慨激昂地对某些翻译作品提出批评意见，有时甚至非常犀利尖锐。他主张学习外国文学必须要阅读原著，而且要精读原著，如此才能理解原著，达到精准地翻译。他对莎士比亚的作品非常熟悉，我曾几次看到他在我母亲的书房里举着原著，大声朗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虽然我一句也听不懂，但却深深被那种气氛所震撼。那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声音回荡在整个西厢房内，其中的感染力难以言表，于听者而言，真是种莫大的享受。

　　杨先生来主要是和母亲聊天，而且谈的都是些关于翻译方面的话题。母亲那时在朝内大街九爷府的科学院情报所上半天班。那时来二条的著名翻译家除了杨善荃之外，还有北大西语系教授，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赵萝蕤很少和陈梦家一起来，多是自己一个人来。这两位都是母亲的师长，因此母亲在翻译问题上向他们请益之处很多。不久前，商务印书馆送来母亲翻译的《女权辩护》一书，该书已被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这又令我想起当年母亲向赵、杨两位师长字斟句酌地请教翻译问题的情景。

面如重枣贺次君

　　平日父亲上班，贺次君似乎不便去中华找他，因此每次贺次君来二条都是在星期天。由于长期的政治压力，贺次君处世极为谨慎，走路小心翼翼，说话亦轻声轻语。他来找父亲，谈的都是工作中的问题，很少说闲话。他的样子我也记得十分清楚，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春秋天穿一件深色的斜纹布中山装，冬天是厚呢子的制服，但是领子上的扣子永远扣得严严实实的。我想，平时他在工厂里是不会穿戴如此整洁的，只是到我家才刻意修饰一番。他的脸很有特征，永远像是喝醉了酒似的，说是面如重枣也不过分，其实并非喝了酒，只是天生如此罢了。

　　二条总是人来客往，就是父母这边也经常会有人来。每遇到家里有人，贺次君都会静静地一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好像屋里就没有这个人似的。每当这种时候，只要我在场，他都会把我拉过去，找些话题和我聊天，说些我也听不太懂的四川话，无非是嘘寒问暖之类。如果旁边有些小人书或是其他书籍，他也会找出一本拉着给我讲，态度非常和蔼。不过，我总有些怕他，认为他是喝醉了的人。

　　后来时间长了，和我父母也熟悉了，在谈完工作之余也会说些其他的话，不过他从来没有在二条吃过饭。他带来的稿子都是装在一个蓝布口袋里，怎么带来，怎么拎走。贺次君人非常老实本分，只是到了四十多岁还没有结婚，估计一是政治压力，二是收入窘迫。

　　说来也是机缘巧合，外公家与同仁医院的耳鼻喉科专家徐荫祥大夫交谊甚笃，我母亲与徐荫祥也非常熟络。徐大夫开私人诊所时，有位护士跟了他多年，名叫凤淑琴，后又跟随他到了同仁医院耳鼻喉科。这位凤淑琴也是四十岁上下，一直没有结婚。于是我母亲介绍她和贺次君认识，没想到一拍即合，两人很快就结婚了。婚后生活美满，因为都过了生育的年龄，后来就领养了一个女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很好。

　　贺次君结婚后，人随和多了，每次他们两口子来二条看望我们，也不都是谈工作了。记得在父母搬到西郊翠微路后，我还在西北楼见他们夫妇来过。至于他们在“文革”中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前几年听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说，贺次君的女儿曾因她父亲的事来中华书局找过他。我想，这个孩子今年也应该有五十多岁了。

　　多年后我听父亲说过，贺次君不但精于古代史地考据，他的经学基础也是很好的，并且熟悉《山海经》、《水经注》等，在古籍整理方面是个人才。我想，如果不是那些年被埋没，他也许能做更多的工作。这里，就算给不为人知的贺次君先生的生平做个注脚罢。

八爷溥佐

　　溥佐是赵家的女婿，他的夫人是我曾祖的堂房侄女，名韫华，从小在赵尔巽身边长大，小时候也经常住在北兵马司赵尔巽的宅邸里。

　　溥佐是爱新觉罗宗室，父亲是载瀛。载瀛的长子即是著名画家溥伒（雪斋），也是溥佐同父异母的大哥，而毅斋溥僩、松窗溥佺都是他的兄长。按照大排行，溥佐行八，因此家里下人都以“溥八爷”或“佐八爷”呼之。

　　我曾在前几年写过一篇《松风画会旧事》，较为全面地叙述了松风画会的始末。

　　不久前，在北京恭王府举办了“松风画会作品展”，并出版了《松风画会纪事》大型画册，收录了松风画会成员1949年以前的百余幅作品，也收录了我的《松风画会旧事》全文。这个画会是由松风溥伒先生首创，集合了逊清皇室子弟多人参加，当时，溥佐和启功先生都是其中年龄较小的成员。

　　溥佐有良好的绘画功底，幼时临摹古人绘画，尤擅画马，也擅山水翎毛花卉。我在《松风画会纪事》画册中见到他早年作品多幅，大抵是二十岁左右的作品，虽然还不算成熟，但可见幼时是有很好基础的。

　　画册里有一幅他和兄长们的合影，他戴着深度的大圆框眼镜，相貌颇为清秀，与我在50年代见到时几乎判若两人。

　　溥佐生于1918年，比我父亲大七岁，但是按照辈分，父亲称他为“小姑夫”，而我称他作“小姑爷”。他在40年代中期结婚后，孩子众多，后来在北京大学出版部有了份小差事，收入甚微，50年代又没有正式工作，所以生活十分拮据。什方院时代和二条时代，他经常来我家，亦常常留下来吃饭，饭后祖母总是塞给他两块钱，让他回去买粮食。

　　溥佐的长子满文名字叫“淖勒斡勒哥”，我们家叫他“小淖子”，大名应该是“毓”字辈。那时他仅带这个儿子来过二条。至于他钟爱的小女儿毓紫薇，到我家来时已经是80年代初了，那就是后话了。

　　我初见溥佐时，他还不到四十岁，但是已经很胖，脑袋显得特别大，似乎超出常人，谢顶，只有后部有些头发。溥佐不大修边幅，不打理头发，所以脑袋后面的头发总会支起两撮，因为深度近视，他看东西总是眯着眼睛。

　　溥佐的脾气特别好，人憨厚，说话也诙谐。我每次一见到他，叫他一句“小姑爷”后，就开始和他闹，叫他“大老猫”，他从来不恼。两位祖母有时说他什么，他也不会有任何不高兴，只是一个劲地憨笑。

　　老祖母和他关系最好，只要他一来，就叫他画画，说是画好了给他包饺子吃。

　　溥佐特别馋，好吃而不能常得，因此对一顿好饭是很期待的，画画的时候总是问：“饺子得了没有？”老祖母就会说：“你先好好画，画好了就得了。”溥佐无奈，只好乖乖伏案作画，不再言语。

　　我母亲小时候，家里请了徐北汀教她画画。住在什方院的后期，母亲大病初愈，又开始画画。她学的是四王山水，但是功力遠不如溥佐，因此在什方院的后期和搬到二条以后，溥佐来了常指导她作画。在溥佐的精心指导下，母亲完成了一幅仿李龙眠的人马图，与溥佐的风格极其相似，目前还挂在我儿子的卧室里。溥佐为我祖父寿诞画的水墨山水，也被我保留至今。

　　溥八爷嘴馋是出了名的，只是那时生活拮据，不能随心所欲地吃好东西。但是他很讲究，外面买的辣酱油多是上海梅林公司出产，他觉得既贵也不很中意，于是自己动手做辣酱油，味道确实很好，超过了梅林的出品。母亲问他是怎么做的，配方如何，他总是笑着不答，只说，“那不能告诉你，想吃，我给你做。”他定居天津以后来北京，还常会拎两瓶自制的辣酱油来。

　　溥佐来二条，有时赶上祖母那边人多，他就到我父母的西厢房去。他不喜欢和不熟悉的人寒暄应酬。到了西厢房不是和我父亲聊天，就是指导母亲作画。溥佐喜欢说笑，说了笑话逗得别人发笑后，他自己也跟着乐。每次他来，我就特别开心，喜欢缠着他闹。

　　溥佐没有架子，更不以宗室炫耀，他与长兄溥伒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他的绘画技艺多是得到了这位长兄指导。他们虽然不同母，但是关系不错。

　　溥佐多才多艺，以他们旗人的生活习惯，每个人都会些大鼓、单弦、子弟书之类，溥佐也颇精通此道，只是因为我家没人懂，在此无法施展。不过，偶尔谈起这些，他总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60年代初，是他人生命运发生巨大转折的时期。溥佐被聘到天津美术学院任教，举家迁往天津，从此告别了生活的艰难，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在天津美院很受重视，也获得了各种荣誉。

　　平心而论，溥佐的画作虽谈不上性灵与才气，但是他的基本功深厚，工笔花鸟、鞍马等皆取法宋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相比今天画风的浮躁，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溥八爷是1976年的秋天，他还是老样子，朴实憨厚，不修边幅。他是个本色的人，从不矫饰造作，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80年代紫薇来家中看望我祖母时，我也常问及他的近况。

　　溥佐是我非常怀念的一位长者。

朱海北、张学铭郎舅

　　朱海北是北洋时代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的第二个儿子，小名唤作“老铁”（因为出生在辽宁铁岭，故而叫老铁）。在我家，家人都叫他朱老铁，社会上则称他“朱二爷”。

　　朱启钤字桂辛，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僚属，与袁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北洋政府时代曾代理国务总理，后创办营造学社。曾伯祖赵尔巽领修《清史稿》时，一应清史馆的支出用度等，都是找他联系。

　　朱启钤有二子，长子居住在天津，我没有见过。次子朱海北倒是二条的常客。我们家搬到二条不久，就与朱家有了更多的来往。那时，朱海北和朱老太爷住在一起，宅子在东四八条路北，原来曾是朱五小姐的房子。朱启钤先生搬到那里大约是在1953年，比我们搬到二条早两年。周恩来总理也曾几次去那里拜访朱启钤先生。周总理几乎每次去都由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章文晋的母亲即是朱家二小姐朱淇筠，章是朱启钤先生的外孙，在其身边长大，后来赴德国留学）陪同下，朱海北也是章文晋的舅舅。

　　我的祖母与朱老铁很熟，当他面也称他“朱老铁”，两家时常走动。他没事常来我家，我祖母也去过东四八条。那时，朱海北的夫人是徐恭如，而他的另一位夫人就是曾为天津雍鼎臣第一位夫人的周氏。当时这位周氏夫人还没有到八条来居住。

　　说起来，朱海北和雍鼎臣经常在京津两地一起玩乐。雍鼎臣为人很颟顸，对太太周氏并不在意，有时和朱海北一起去舞厅跳舞，径自去与别的女孩子周旋，把自己的太太丢在一边，还对朱海北道：“你陪陪三妹（周氏名季藏，小名三妹）。”这样时间长了，周氏与朱海北就有了恋情，最终雍鼎臣只得自让徐州，与周氏离婚。

　　说来奇怪，后来雍鼎臣与朱家、李家都照常来往，也真是匪夷所思。朱海北与周氏结合后，并没有将之接回家中，直到1956年他的前一位夫人去世后，他才将周氏接到东四八条院内。

　　与我祖母有接触的是朱海北前面的太太徐恭如，也称“朱二奶奶”，和我祖母的关系不错。

　　50年代，这位徐氏夫人为了排遣寂寞，也想为社会做点事，就在八条她家附近开了一间锦星毛衣社，用机器织毛衣，可以加工定做。1956年夏季的一天，徐氏夫人派人给我祖母送来一件织好的毛衣，我至今记得毛衣的样式，是浅灰色的开身毛衣，袖口和对襟两侧上沿是灰色和紫红色相间的小格子花边。这件毛衣我祖母穿了很多年，因此我印象深刻。但是就在第二天的下午，听说徐氏夫人自杀了。徐恭如自杀的原因是多重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此后不久，朱海北将周氏接到八条照顾朱老太爷和朱海北父子。

　　朱海北比我祖母小一岁，那时也已经五十岁了。我印象中的朱海北是高个子，小眼睛，略有些驼背，最突出的是一张大白脸，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穿衣服喜欢别出心裁，衬衫的颜色有时很鲜艳，还经常穿件美军夹克，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他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时来得较勤，但坐得不久，聊聊天就走了。

　　我在《老饕漫笔》中曾写过他和张学铭带我去隆福寺喝豆汁，那大概是1959年前后的事了。

　　張学铭和朱海北是郎舅关系，他是张学良的同胞弟弟，行二。那时张学铭在天津，也常来北京。我家与张家是儿女亲家关系，张学良的三妹嫁到赵家，也是我的叔祖母。1949年以后，张学铭在天津先任人民公园园长，后来又得了个天津建设局副局长的虚衔，其实并不做什么具体工作。张家兄弟中学良、学铭和学思的年龄接近，因此关系也密切些。学思和我的叔祖母怀瞳是同胞，与学良和学铭并不同母。

　　我对张学铭的印象极深，虽然接触并不太多，但是他的样子却犹在眼前。他是朱家的女婿，夫人是朱家的六小姐朱洛筠。他们是自由恋爱，后来一同去了法国。没想到到了法国不久就赶上二战爆发，希特勒进攻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巴黎沦陷，他们只好逃到布列塔尼，再辗转到马赛，然后乘船回国。朱六小姐我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来过二条，倒是这位张二爷和舅子朱海北一起来过。张学铭很胖，一点也不像张学良，坐在上房的沙发里能把整个沙发都撑满。

　　朱海北曾当过张学良的少校副官（张学良身边的几位副官都是出名的贵公子，其中有曹汝霖的儿子曹璞、东北保安司令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香港富商何东的儿子何世礼、朱启钤的儿子朱海北四位），他这辈子最风光的事就是曾陪同张学良第一次谒见蒋介石，并负责接待过“国联”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考察。后来离开东北军界经商，实际多是挂名而已。晚年还算顺遂，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朱海北与周氏夫人的儿子朱文相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学习文学，70年代末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了研究生，后来成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朱文相青年时代就喜欢戏曲，后来与四小名旦之一宋德珠的女儿宋丹菊结婚，我们之间接触得比较多。我也去过东四八条，那时他们夫妇住在外院的南房里。可惜文相2006年去世了。前几年，在故宫举办的朱家溍先生的纪念会上，宋丹菊又将他们的儿子朱天领到我座位旁介绍给我。这样算来，我家与朱家的关系已历经四代人了。

　　（选自《二条十年（1955—1964）》/赵珩 著/中华书局/ 201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