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丹

　　蔡公期一路颠沛流离抵达成都的那天，刚好是1942年的农历八月十五。

　　他提着脸盆、网兜，一路打听，找到了燕京大学男生宿舍所在的何公巷1号，即成都文庙。文庙前有两棵参天的大桂花树，其时开得正好，浓香飘逸。从此，他一生都对桂花有特殊的感情。

　　几天之后的10月1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侵华日军封闭的北平燕京大学正式在成都复学。这所大学与在成都复学的另外四所教会大学一起，被称为华西坝“ Big Five”，成就了类似西南联大的战时教育奇迹。

燕园“孤岛”

　　1941年的燕京大学，如华北沦陷区中的“孤岛”。

　　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立大学纷纷内迁。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日本和美国尚未直接冲突，司徒雷登选择在北平继续办学，“为华北的广大青年提供一片自由求学的净土”。以往挂着中华民国国旗或燕大校旗的高高旗杆上，升起了美国国旗。

　　1941年秋，不满18岁的新闻系新生张澍智第一次置身当时有“贵族学校”之称的燕园，只见周围湖光塔影，小径蜿蜒，绿杨垂柳，草坪如茵，感觉无比震撼。

　　9月2日傍晚，入学第二天，399名新生在临湖轩草坪上集合，与校长司徒雷登及各学院院长握手。今年97岁的张澍智告诉记者，觉得这一刻像签了一份“契约”，让她终身对燕大有了归属感。

　　开学不久，一张“新生十诫”赫然贴出：“不许昂首阔步，不许出言不逊，不许说方言，不许男生穿西装打领带，不许奇装异服，不许左顾右盼，不许搔首弄姿，不许趾高气扬，不许胡拉关系，不許顾影自怜，不许面目可憎，不许语言乏味。”如有违者，会被“拖尸”（toss）。

　　这是老生给新生的下马威。违反“十诫”的新生会被抡三下，当众扔进西校门附近一个齐腰深的水池。拖人者都是过去的被拖者，多为“闹将”。后成为耶鲁大学教授的费景汉就曾被扔进湖中。老生们“拖尸”时会事先广播，引人围观，锣鼓喧天而来，心满意足而去。张澍智唯恐有犯，只敢穿蓝布褂，走路低头，目不斜视。

　　第二周，所有一年级女生都被女体育老师召集到女生体育馆，脱光衣服，依次站在一面大镜前，每人拍一张单人全身侧面像。女生们满心惶恐，却不敢提出异议。两天后，体育馆门口公布了一张名单，每个人的形体都被打出分数，根据分数分班上体育课，如斜肩驼背者上矫形课。张澍智被分在Rhythm（韵律舞蹈） 班。

　　除了国文课，其他科的参考书都是英文原版书。经济学概论、地质、室内装饰、心理卫生、音乐欣赏、中国戏剧小说等选修课都让张澍智大开眼界。按燕大校规，体育不及格就被开除，没人敢旷课，时间久了，她也喜欢上了体育。

　　每天清晨，她抱着书本，踏着两排松柏间的小路走向教室，幸福而充实。她没想到，这样的时光只持续了三个月。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晨，张澍智的地质课刚开始十几分钟，教室门被几个日本兵推开，所有人被命令去礼堂集合。

　　白发苍苍的美国老教授没有理会，继续讲课。讲完后，他卷起那幅挂在黑板上的地图，说：“同学们，多保重， 再见了！”他站在讲台上，静静目送每一个学生走出教室。

　　全部美籍教职员都作为战俘被捕，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等十余名中国师生也先后被逮捕。司徒雷登当时出差天津，也随即被捕。

　　学校被封，校园被征作日军疗养院，学生们四处流散。

　　张澍智被日本人和伪派出所强迫转学到伪“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该校已于1937年西迁，参与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学习音乐，非常不情愿地去报了到。

华西坝

　　燕大被封的消息传来，后方群情激愤。

　　燕大文学院院长梅贻宝 （梅贻琦之弟） 在回忆录中记述，1942年2月，燕大临时校董会一致决议在后方复校，他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

　　一开始，临时校董会考虑在重庆或兰州复校。举棋不定时，汇集在成都的四所基督教大学联名向燕大发出了邀请。

　　全面抗战开始后，华西协和大学陆续接纳了西迁而来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齐鲁大学。1939年4月，全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在香港召开校长联席会议，决定战时实行联合办学。这四校“虽分四校，实则合作为一”。

　　梅贻宝闻讯前往接洽，当地礼遇有加。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尤为支持，校址最终定在成都。

　　东道主华西协和大学 （华西医科大学的前身） 位于成都锦江南岸，占地广阔，面积千亩，被称为“华西坝”。英国建筑大师弗烈特·荣杜易设计了贵格建筑风格、中西合璧的华西坝建筑群。

　　因这里已汇集了四所大学，人满为患，燕大只能在步行20分钟的陕西街，以月租2000元租用了华美中学以及与之毗连的启华小学 （当时成都市中小学生都疏散到了外县） 作为校舍。华美中学成为了燕大的办公和教学用房以及女生宿舍，启华小学用作教员宿舍，附近的文庙则用作男生宿舍和单身男教员的宿舍。

　　当时教育部下发一部分战时教育经费，但远远不够。梅贻宝发起了千万基金募捐运动，将募得资金的一部分最终兑换了3万多美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经费了。燕大还有一部分资金来源于英、美等国的教育文化机构。

　　燕大董事会推举孔祥熙为校长，司徒雷登为校务长，梅贻宝为代理校长和代理校务长。决定学校中文名为“成都燕京大学”，英文名为“Yenching University in Chengtu”。

　　美籍教授包贵思和英国教授赖普吾也回归学校，他们在珍珠港事变时刚好回国休假而未遭日军逮捕。

　　复校消息传出，身在沦陷区的燕大师生纷纷冒着风险通过敌伪封锁线，涌入成都。

　　1942年6月，蔡公期收到好友祝寿嵩的来信，获悉母校复建，马上从北平奔赴成都。

　　蔡公期告诉记者，他到成都时，已有66位燕大老生从北平和沪港等地赶到，他是复课日前最后一个来报到的。到年末，到校老生已有256人。

　　华美中学前院的篮球场上堆着几根大树干，准备用以加工宿舍板床。阅览室只有空书架，早到的学生被派到大街小巷去逛书摊，寻觅图书。

　　限于校舍与资金的规模，在招生数量上有严格控制。按照老生的意见，新生人数不宜超过老生，以便燕大精神的保全和传承。

　　入学考试在成都和重庆两地举行，报名者超过3000人，远超预料。最终录取230人，注册入学201人。

　　10月1日，成都燕大举行了开学典礼。梅贻宝讲话说：“现在外界对搬到成都的这几所教会大学评价很多，有什么‘洋气‘神气‘土气等等之說。对燕京，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正气！”

　　第二天，燕大正式复课。这天恰逢美国总统特使温德尔·威尔基来华西坝，向五所基督教大学师生发表演讲。燕大学生唱着校歌，栾汝甸在前高举着绣有燕大校徽的紫色丝绒旗帜，走向华西协和大学。沿途市民纷纷为他们鼓掌。

　　梅贻宝为威尔基担任翻译。燕大学生的笑声掌声都比翻译提前一拍，令其他学校的学生瞩目。

　　12月8日是校难日，这一天也被定为复校纪念日。学校操场旁贴着一副对联：“北雁南飞，此来聊作避秦计;王师北定，他日勿忘入蜀艰。”

“经过苦难的支撑，今身重见光明”

　　1943年春，国民党“战干团”秘密招募流亡学生去西安受训。“战干团”招募的两个来自燕大的学员联络了张澍智。从他们嘴里，她才得知，燕京大学已经在成都复学。

　　张澍智带着妹妹和表妹，跟七个男生搭伴，一行十人悄悄离开了北平。路上，他们被土匪抢劫一空，只好沿街乞讨，又碰到日本兵搜村，在机关枪下幸运逃脱，到了西安。“战干团”想留下张澍智姐妹，张澍智想起临走时母亲的嘱咐“你们一定要读到大学毕业”，庆幸没有因一念之差成为国民党特务。

　　历经艰辛，张澍智终于抵达成都。眼前的成都燕大，和记忆中的燕园有天壤之别。简易楼宿舍的楼梯只能容一人通过，踩上去吱吱作响。房间里放了一张上下铺、一张小书桌和一把椅子，就只能侧身进出了。

　　燕大女部主任建议张澍智去读设有音乐系的金陵女大。金女大条件比燕大好很多，但她还是第二次选择了燕大。

　　华美女中的两层小楼里，分布着六七间教室、一间小型礼堂、一间阅览室。包括阳台和过道在内，所有能用的空间都被改成了办公室。前院有小型女生用篮球场，后院有女生运动场。院里一角搭了一个席棚，是家政系为学生实习而办的托儿所。

　　停电是家常便饭，没有肥皂就用皂荚洗衣服。因为玻璃昂贵，男生宿舍只有窗框，连窗纸也没有，“风雨无阻”。大米质量差，吃饭泥沙俱下。大家对空袭警报和空中盘旋的日本飞机逐渐习以为常，谈笑依旧。

　　这期间，蔡公期肺结核复发，又患上大叶性肺炎。理学院代院长、英国人赖朴吾邀请他每天到自己家中早餐，可以吃到黄油面包、牛奶鸡蛋和火腿。赖朴吾的大儿子3岁，小女儿才几个月大，有被传染的危险，但赖朴吾并没考虑这些。蔡公期就这样在他家吃了半年，才把身体补养好。

　　1943年12月8日，是复校一周年纪念日。

　　早晨九点钟，纪念仪式准时开始。礼堂中摆放着鲜花，放鞭炮，唱国歌。成都燕大首席副董事长张群致辞说：“燕大的南迁，与中国的命运一样，经过苦难的支撑，今身重见光明。”

　　十点半，男女生宿舍开放，供来宾参观。这是从北平燕园时期就有的传统。男女同学平时互相爱慕者，可借机了解意中人的幕后生活。据说，一男生与一女生本来投契，女生参观时在男生铺盖中发现多双未洗的臭袜子，二人告吹。

“成都文风为之一振”

　　复校初期，从北平先后到达成都的原燕大教师约30人。因为师资力量缺乏，燕大原来“夫妇不得同校供职”的不成文规定被暂时取消。

　　燕大还引进了诸多名家，如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吴宓、徐中舒、赵人隽、曾远荣等，其中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燕大将这些特约教授的底薪定为450元，燕大校长和教授的月薪则是360元。

　　梅贻宝后来回忆：“若干知名大师的到来，非但燕大教师阵容充实可观，成都文风亦且为之一振。”

　　1943年，陈寅恪一家从香港逃出，辗转来到成都，应聘于燕大。

　　陈寅恪有“教授之教授”之称。他身体瘦弱，穿一件中式长衫，每次上课都夹着一个蓝布包袱装书。一进教室就先写板书，密密麻麻写满一大黑板，然后坐下来慢慢讲，到下课铃响，刚好最后一个字讲完。他声音不高，稍带长沙口音，每次讲课必有新内容。在他的课堂上，听课的不仅是燕大学生，还有华西坝其他大学的教师，如金陵大学的讲师程千帆和沈祖棻，每次必到。

　　1944年，陈寅恪突然双目失明，在学校对面的存仁医院住院，学生自发轮流看护，男生值夜班，女生值白班。本来对教会学校心存偏见的陈寅恪对梅贻宝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晚年梅贻宝回忆，这一评语是对他办学的最高褒奖。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吴宓接到知友陈寅恪的来信，知道他将去燕大任教，于是决心也到成都，“与寅恪、公权共事共学”。

　　吴宓常身着一领蓝色长衫，手抱一叠书卷，在文庙和陕西街之间来去匆匆。他记忆力很强，会十几种外语，是研究《红楼梦》 的专家，能一回一回地背诵，被戏称为“燕园贾宝玉”。张澍智上过吴宓的18世纪英国文学课，对他的英文水平印象极深。

　　吴宓曾记述对成都燕大的印象：学生共四百人，三分之二为平津来者，悉操北京语，清脆悦耳;地方极小，然洗刷洁净，地无微尘;学生热心听讲，且整洁而有礼貌。“宓颇羡燕京师生亲洽，作事敏密，及男女交际自然之风气，为他校所不及。”

　　五大学共用的实验设备和图书馆都依靠华西协和大学，于是商定给图书馆增添灯光等设施，由五大学均摊费用。但改造完成结算时，项目负责人找到梅贻宝请他支付全额，说去图书馆的学生都是燕大的。

　　每天课间，华西坝上人来人往，行色匆匆。

　　张澍智选修了最喜欢的家政系室内装潢课，学习颜色搭配、插花、家具摆设等等。这是一门很难拿高分的课程。一次考试，她设计的室内装潢方案得了第一名，系主任力荐她转到家政系。但家政系对数理化成绩要求很高，张澍智不擅长理科，只好放弃了转系。

　　燕大设有礼节类课程，还有专门为女生设置的选修课，讲授坐姿、走姿、衣着。体育课不再是在燕园时的网球、太极拳、篮球和射箭，而是改成了排球、土风舞、垒球、踢踏舞。

　　新闻系是燕京大学的王牌专业。41级新闻系学生钱辛波（燕大求学时名钱家瑞）选修了华西协和大学的经济学概论、金陵大學的实用心理学、金女大的近代世界史、燕大和齐鲁大学合开的元白诗。

　　钱辛波回忆，实用心理学的第一节课上，老师问一个学生穿的衣服上有几颗纽扣，学生没答出来;又问刚才上楼时共有多少台阶，也没答出来。日后他上楼梯时，一直习惯性数台阶。

　　让钱辛波最难忘的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元白诗课，在他看来那是一种精神享受。他不太喜欢记笔记，但听陈寅恪的课恨不得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民主堡垒

　　抗战后期的燕大，很多团契已全然没有了宗教色彩，变成了年轻人切磋时事之地。有国民党的党团组织，也有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组织，还有主张不偏不倚走中间道路的团体。凡此种种，校方从不干预。历次学生运动、罢课声援、上街游行，都是学生全体讨论，表决通过。

　　“五四”纪念会上，华西坝的绿茵场上站满了人，大家围着篝火放声高歌，高举火把，一条火龙围着华西坝游行了一圈。一些同情民主运动的外国友人在场外远远地注视。

　　在燕大校内，《大公报》 《新民报》 等民办报纸，以及美国新闻处发布的太平洋战事新闻随处可见。街上也可以买到中共在重庆出版的 《新华日报》。谈抗战、论时局是师生间的家常便饭，毫无禁忌。也有一些与抗战精神违和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比如孔二小姐坐飞机去上海（或香港）买螃蟹之类。

　　墙报上，各种政治意见、学术意见均可自由发表。其中，“燕京文摘社”是一个较为激进的组织，以新闻系学生为主，经常传阅一些中共秘密文件。文摘社办的墙报政治倾向非常突出，内容多是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

　　1944年9月，通过民主选举，燕大进步学生卫永清当选为主席，李中 （李慎之）为秘书。从那时起，燕大历届学生自治会领导权都为进步学生所掌握。

　　10月15日，成都跨校际的中共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成立，负责人是与中共重庆办事处有联系的燕大学生王晶尧。

　　当时，发生了警察局迫害市立中学学生事件。在“民协”领导下，四川爆发学生运动。周恩来盛赞了这次活动，燕京大学由此被誉为成都的“民主堡垒”。

　　蔡公期是学生运动的全程参与者之一。由于患病，他在北平、成都燕大本科整整读了6年，也因此结交了不同系不同年级的同学，参加了“甘霖”团契等进步社团，后来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1947年，他考取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的研究生回到北平时，已经是一个革命者。

复员北上

　　1945年7月初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华西坝上钟声敲响八下，头戴方冠、身着博士黑氅的院长、系主任、教授率领着一群群学生汇集在华西协和大学。五大学的联合毕业典礼在华大赫斐院礼堂举行，男生一律着白色西装，女生着白色旗袍，庄重之极。

　　受邀而来的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在讲话中把五大学称作“Big Five”，比作“五大国”，博得了全场长久的掌声。那时，“二战”接近尾声，美、苏、英、法、中五大国领导的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战事全胜在望。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城沸腾，人们在街上彻夜狂欢。燕大“校花”许维馨穿着用白色窗帘改做的裙子，扮成自由女神。

　　校领导告诉大家，司徒雷登已从日本监狱获得自由，要到成都来看望大家。为了迎接他，学校在校门口放了一张约二三尺大的司徒雷登画像，并告诉看门的大爷，一看见这个人来就敲锣。

　　几天后，一片锣声响起，全校师生立刻到教学楼前集合。司徒雷登用中文对师生发表了讲话。劫后重逢，很多人热泪盈眶。

　　1945年春夏之交，燕大师生开始分批回到北平复校。

　　1947年，25岁的张澍智大学毕业，到天津一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新中国成立后，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教授英语多年。

　　1983年，张澍智自费公派到美国留学，去北京大学图书馆调取学历证明。一位图书管理员把她带到图书馆后面一间破旧的档案室。窄窄的楼梯吱嘎吱嘎地响，斗室内结着蛛网，灰尘飞扬。但他只用了五分钟，就找出了张澍智的成绩总表原件。上面清楚标明了她在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四年期间每门功课的学习成绩和总平均分数。成绩表用毛笔书写，一笔蝇头小楷，字迹工整美观，令人敬畏。她因此获得了美国大学提供的全额奖学金。

　　1991年是燕大41级入学50周年，校友会编辑了纪念刊，钱辛波是主编之一。钱辛波之子、后来出任 《人民日报》 海外版副总编辑的钱江协助父亲编辑校审了所有文稿。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完整地了解父辈的燕大时光。

　　“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代表团中就有7名燕大人，其中谭文瑞、彭迪、李慎之、卫永清都来自成都燕大，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成都燕大的战时教育贡献。当时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也是同期燕大人。”钱江告诉记者。

　　2008年，钱辛波去世。去世前，他给燕大同学留下了一封告别书：“行将别去，回顾一生，我始终铭记了母校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我为自己作为一个燕京人而感到骄傲。”

　　如今，97岁的张澍智独自居住在北京香山一家养老院里，每天在房间里弹奏赞美诗钢琴曲，坚持为每一个她关心的人做祷告。偶尔，她会想打电话给燕大时期的老姐妹，现在最后一位能接她电话的陶凤娟也已经失聪了。

　　接受完记者采访，她弹了一首钢琴曲，一手拉着记者，一手拉着养老院工作人员，闭上眼睛，做了一场祷告后，说：“愿主保佑你们。”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