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一与人为善的朋友，基于弟子对志摩多年来单纯而热烈的挚爱，转让了弟子一套 《徐志摩全集》“丁集”的纸型。此物原为小曼女士与赵家璧先生编订后所遗留的故物，在小曼生前托陈从周先生转交志摩的堂弟媳冯婉珍老人，“文革”期间被查抄走，归还后又转赠国家图書馆，1982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将其借出，得以发行迟来数十年的全集，这便是1983年商务版的 《徐志摩全集》，不知何故得以流出，经友人之手，又转赠到了敝书斋。
同时附一图，是错开成扇面排列的纸型照片。第一页上有毛笔写的书名 《志摩文集·丁集》。此外还有序页、正文页版面的墨字标识，多用阿拉伯数字，夹杂着旧时记数用的苏州码子。比如“目次丄3”（竖排），什么意思呢，知道苏州码子的，就知道那个“丄”是六，连在一起极有可能是裁切时，上面空六字下面空三字，或左边空六字右边空三字。这是我的推测，对不对另说，版面标识，则是敢肯定的。
我给志东的回复是，非常珍贵，好生收藏。
陆小曼编 ?《志摩全集》
以上只能叫引子。要说 《徐志摩全集》前世，不能不说到志东提及的赵家璧先生 （1908—1997）。此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是个值得铭记的人物，后世备受推崇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10卷），就是他一手策划、编辑并出版的。他是徐志摩的学生，徐初到光华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光华中学的学生，已引起志摩的关注。上了大学，志摩也教过他，对志摩很有感情。从学校出来，赵家璧进了上海的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刚入职，编辑“一角丛书”，将志摩的一篇演讲稿收入，书名叫 《秋》。志摩去世的第二年，他就想着给老师出一套全集，且给陆小曼说了。小曼心境欠佳，身体也不好，无力操持，就搁下了。到了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 的事了结，赵家璧腾出手，又提起给志摩出全集的事，小曼心境好转，已振作起来，两人协同，没用多长时间就编好了。共八卷，分别为诗集、小说集、散文甲乙丙丁四集、戏剧集、书信集。
书名呢，不叫 《徐志摩全集》，叫 《志摩全集》。推测原委，一来是以小曼的名义编的，叫成这个，显得亲切些。再就是，当时市面上，作家出全集的不多，名作家里，也就两部，一是 《达夫全集》，一是 《冰心全集》，都不带姓，也算是从了俗。
此时已是1936年初秋。全集编起，谁来写个序呢，家璧和小曼，不谋而合，一想就想到了志摩的胡大哥—— 胡适先生。正好这年10月，胡适有事来到上海，便由小曼出面，家璧作东，在上海一家酒店宴请胡适。席间说起作序的事，胡适哼哼哈哈搪塞过去，家璧还奇怪，志摩跟你这么好，怎么连这么个面子都不给。四天后，小曼来了电话，才揭开此中蹊跷。小曼说，事后胡适给她来电话，说良友是小社，不适宜做此事，志摩的全集，还是应当由商务印书馆出，他已与商务总经理王云五谈妥，只要小曼把编好的稿子送过去，马上就可以预支一大笔稿酬。说过情由，小曼要家璧将编好的稿本送过来。生气归生气，家璧还是遵从了。小曼没进项，生计困窘，良友是小社，就是出了书，也给不了多少钱。
胡适和王云五是老朋友，有总经理调度，八卷本的全集，一半年内出版，不是难事。世事难料，转年抗战爆发，八·一三战事随之而起，涵芬楼被炸，商务印书馆先迁香港，再迁重庆。抗战胜利，重庆馆迁回上海，出版仍遥遥无期。连稿子存放在哪里，一时间也弄不清楚。到了1946年，王云五从政，离开商务，朱经农接任总经理。经农是志摩的好朋友，与小曼也相熟。小曼亲自去找经农，要求寻找文稿下落并尽快安排出版。经农很在心，查出文稿在香港旧馆，很快调到上海并安排出版事宜。1948年11月，朱经农去美国出席国际会议，赴美后没有回来。转年5月，上海解放。从现有资料看，解放后 《志摩全集》 的编辑事项，没有停下来，进度嘛，自然慢了许多。到1954年商务印书馆迁往北京前，《志摩全集》 已校对完毕，打出纸型，只等开机印制。商务迁京前，许多事该了断的必须了断，便将清样一份、纸型一套，全部退还给了陆小曼。
回到前面徐志东的微信。他说此物原为小曼女士与赵家璧先生编订后所遗留的故物，笼统地说，不能说不对，但这个说法有歧义，就是让人以为此纸型是赵家璧的良友出版公司留下的。确切地说，应当是解放后的商务印书馆，由沪迁京前，退给陆小曼的。志东又说，在小曼生前托陈从周先生转交志摩堂弟媳冯婉珍老人，“文革”期间被查抄走，归还后又转赠国家图书馆，也不确切。还是看陈从周的说法吧。
陈有 《记徐志摩》 一文，说到这件事。说是1965年春，小曼弥留之际，嘱咐她的侄女陆宗麟，说离世后将志摩的一些遗物交陈从周保存，其中有她编的 《志摩全集》 的排印样本及纸版 （纸型），梁启超的集宋词长联，以及她与志摩的手稿，还有小曼自己画的一幅山水长卷，志摩坠机时未毁的纪念品。到第二年春天，顾虑到这些东西的安危，陈从周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先将 《志摩全集》 排印样本，校阅了一遍，写下一段小跋，交给了北京图书馆。同时交去的，还有 《西湖记》 《眉轩琐记》 及小曼手稿，梁联及陆卷归浙江图书馆收藏。难办的是 《志摩全集》 的纸版。“纸版本来何其芳与俞平伯想要由文学研究所保存，因为东西已在志摩堂侄徐炎炎处，他因循未寄，如今十包中已缺去一包。”九包就九包，就近交给了上海图书馆。
现在的难处是，《志摩全集》的纸型，是陈从周先拿到手，要交给国家时，托徐炎炎去办邮寄，徐炎炎“因循未寄”且丢了一包。还是说，这套纸版，一直就在徐炎炎家放着，待陈从周要处理此事时去取，却少了一包。我想，商务退回的清样和纸版，应当在一起放着。小曼让侄女转交时，当一并转交给了陈从周。邮寄这么多东西，陈托付给徐炎炎去办，徐将清样等物，如数寄给了北京图书馆。纸版是要交给北京的文学研究所的，存在着联系地址、经手人等事，就拖了下来。到了1966年春天，北京那边又没有消息，只好就近交给上海图书馆。此时再到徐炎炎家去取，或是让徐炎炎送去，已少了一包。
志东说的冯婉珍老人是志摩堂弟媳，怕是堂侄徐炎炎的妻子，该说堂侄媳才对。这一包纸板如何流出，也就不难推测了。
台湾版 ?《徐志摩全集》
且放下上海商务的 《志摩全集》，说说后来出版的几种 《徐志摩全集》。
最早出来的，是台湾版的 《徐志摩全集》。大陆这边，对志摩全集，操心最多的是陆小曼。海外还有一个对志摩全集上心的，是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女士。其上心，一点也不亚于小曼，只能说小曼的努力中道遇阻，幼仪的努力功德完满。台版全集前面，有志摩儿子积锴先生写的 《前言》，说了成书的经过。说是1976年初，家母游台，遇蒋复璁及梁实秋两位老伯，谈起坊间先父遗作，因翻印关系，错误百出，家母商得两位老伯同意，为先父编辑全集，由锴在美向各大学图书馆，搜集先父著作，务必以上海出版者，始可采用。费时一年半，陆续向各大学借到各种书籍，影印寄台。
这套全集的主编是蒋复璁和梁实秋，由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69年印行。全书六辑。第一辑为图片、函札墨迹、未刊稿手迹、纪念文、挽联挽诗祭文、年谱;第二辑至第五辑，系影印徐志摩过去出版的单本著作，每种后面附有 《勘误表》;第六辑为新编诗集、新编文集、新编翻译集。
这部全集最大的好处是，买下这么一部全集，等于买下了志摩全部著作的单行本。从保存志摩已出版著作的完整上说，此全集的功劳最大。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当时在台湾收集志摩遗文，甚为不易，也就难以齐全。比如 《新月月刊》，起初只找到十余册，后来还是驻日大使陈之迈鼎力协助，在日本访得三十余册摄影寄来。
香港商务版 ?《徐志摩全集》
1983年，香港商务印书馆，根据上海图书馆保存的纸型，参考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清样，舍弃原来 《志摩全集》的名字，仍保留诗歌、小说各一卷，将散文甲乙两卷合为一卷，丙丁两卷合为一卷，戏剧集和书信集合为一卷，出版了五卷本的《徐志摩文集》。
随即组织人力，着手编辑 《徐志摩文集补编》。由武汉大学陆耀东、吴宏聪、胡从经三教授任主编，并请陈从周、赵家璧、徐承烈诸先生协助校审。历时八载，1992年始竣其功，出版了四卷本的 《徐志摩文集补编》。为了让两种本子在名字上协调起来，在“徐志摩全集补编”的“集”字与“补”字之间，加了个隔离号。
香港出了，大陆及时跟进。上海书店出版社将五卷本的 《徐志摩文集》与四卷本的 《徐志摩全集补编》，合在一起出版了九卷本的 《徐志摩全集》。
这是一部以作品体裁分类的全集。应当说，是当年最好的一个版本，无论编校质量，还是印刷质量，都相当高，出版后很长一个时期，是研究者使用最多的一个版本。缺点是，陆小曼编的五卷本100万字，后来编的四卷补编本80万字，几乎是将徐志摩的几类作品，全部分作了两部分，查找不便。再就是，由几个老学者担负其事，遗漏作品太多。
顺便说一下，对徐志摩作品的收集整理，早期居功甚伟的，当数邵华强先生。改革开放之后，据说是国家相关部门出面操持，组织人力，协调好几家出版社，编辑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 甲乙丙三种丛书，乙种中列有 《徐志摩研究资料》。全书多达788页，在当时出版的几个非革命作家中，算是最厚的。我写 《徐志摩传》 时，此书市面上已买不到，是托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位朋友，从责编处索来的。没有此书，我的 《徐志摩传》写不了那么好，再后来编 《徐志摩全集》，也编不了那么全。
再一个对徐志摩作品收集整理有大功的人，是海宁的顾永棣先生，最早的 《徐志摩诗全编》，是他独自完成的，后来又编了 《徐志摩散文全编》。再后来，在这两个全编的基础上，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徐志摩全集》 六卷本，这已是2015年1月的事了。我见过顾先生，20世纪90年代为写 《徐志摩传》，赴海宁收集资料时见的。顾先生高高大大的，很是精神，听说已过世了。
还有一种全集，也该说一下，就是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 《徐志摩全集》五卷本，编者署名三人：赵遐秋、曾庆瑞、潘百生。排名第一的赵遐秋女士，可说是徐志摩研究的先行者，早在1989年就写出 《徐志摩传》，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三人同编，想来主要还是赵遐秋在操持。其编法，也是将志摩作品分作几类，单行本后面附上佚文。此书初版，编校质量，不敢恭维，鲁鱼亥豕，颠倒错乱，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后来见出了新版本，有前面的恶感，连动一下的念头都不敢生。
韩石山编 ?《徐志摩全集》
说起我编的这套全集，不免有点小小的激动。
志摩在教诲赵家璧读书时，说他自己念书，从没有一定的步骤，找到了一本好书，这本书就会告诉你许多别的好书。读书如此，做事也是如此。一件事做好了，接下来的好事会寻到你头上。我进入徐志摩研究领域，写了 《徐志摩传》，进而编了《徐志摩全集》，恰似这样一个情形。
20世纪90年代初，觉得自己在写小说上不会有大出息，便自觉地转入现代文学研究，又割舍不了写作，便选定李健吾作为研究的对象，先编 《李健吾年谱》，接着写了 《李健吾传》。此传刚出版，北京文艺出版社就邀我写一部传记。他们出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到了收尾阶段，还有三个拟定的人物没有着落。责编之一的丁宁女士，通过他的哥哥丁东先生，问我可愿意选一个写写。三个人是冯雪峰、何其芳、徐志摩。幾乎没有多想，就选了徐志摩。我的办法，跟写 《李健吾传》时一样，先编年谱再写传记。年谱编完了，正要写传，1998年春天吧，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成其圣先生，让编辑藏策先生跟我联系，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社编一套 《徐志摩全集》。后来才知道，成先生曾找过他的一个同学做，这个同学在大学教书，找全了志摩的书，复印下来交上去，但未能通过。听说我在写传，这才找的我。
还用说吗，当然愿意！
我心里清楚，这是名山事业，值得全力以赴去做。
于是放下正要开笔写的传记，先做这个。一边收集原文，一边考虑编法。
其时人们给作家编全集，多用 《鲁迅全集》 的编法。即将作家过去的书，一本一本编起，再编一本补遗就成了。赵遐秋等人编的全集，就是这个编法。这个编法对那些名气大、死得早的作家，是合适的。因为名气大，生前著作大都成书，一本一本编起来，再弄个补遗，确实是个好办法。志摩活的岁数不大，名气也大，死得也早，用这种编法本没有错。问题在于，徐的作品，未入集的太多，用了这个办法，势必将之全部割裂开来。
思之再三，觉得还是用“分类编年体”来编，才是正途。在这上头，鲁迅有独到的见识，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若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鲁迅 《且介亭杂文·序》） 分类而又编年，可说是两全其美。
写传时，已买了大量的书，台湾版的 《徐志摩全集》，就是那时买下的。要编新的全集，就不够了。写传，有文章就行，不会考虑版本。编全集，非重视版本不可。我给自己定的宗旨是，凡是志摩的文章，一定要找到最初发表的报刊，复印下来，细细校对。实在不行的，也要依据最好的选本。那一段时间确实忙，但也颇兴奋。记得在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胶片室里，摇着投影机的手柄，眼睛贴在窥视孔上，一页一页察看 《时事新报》 《学灯》 副刊，寻找那篇 《雨后虹》 时，心里有一种神圣而又亲切的感觉，觉得自己都高大了。
复印下来的，常是一整版，连带着其他的文字，回到太原家中，再仔细剪裁，为了整齐好看，全都贴在山西作家协会的稿纸上。用起电脑后，这种稿纸没用处了，家里存下许多，正好派了用场。这是单篇，分开放着，只能说是分了类。待到要编年了，那场面可就大了。不能说全家动员，真正动员了的是老伴与女儿。那些日子，不能算小的家里，成了真正的作坊。贴在稿纸上的复印件，稍稍错开一点排开，一个分类，就是一大片，床上有，地板上也有。为了标清序号，还买了橡皮刻的数码图章，一页一页地盖上。待这些全弄好了，怕寄出后有闪失，又去复印社，全部复印了备份。
2005年5月，天津版的 《徐志摩全集》 出版。
北京商务版 ?《徐志摩全集》
约摸在2016年春天，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公司，跟我商量，可不可以重新出版我编的 《徐志摩全集》，问我与别家的出版合同是不是到期了。我说已过了合同期限，只是需要增订，我现在腾不出手来。他们说，好办，这个事他们来做，又说要我推荐一个特邀编辑，参加增订与编校。想来想去，只有我的老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室的岳洪治先生最为合适。我知道他前两年已退休，能不能请得动，则不敢肯定。托人问了，听说是这个事，痛快地答应了。后来在校对书信卷的时候，又请了另一个老朋友龚明德先生做特邀编辑。
新版全集，采集佚文最多的，是陈建军、徐志东两位编的那本 《远山—— 徐志摩佚作集》。最难办的英文，天津人民版的译注，当时就请了复旦大学英文教授谈峥先生，笔名谈瀛洲，也是我的老朋友。出书后谈先生通读一遍，又搞了个 《全集英文错误》 交我保存，这次正好用上。几经考量，最后定下，出成十卷本。
这几年，我在北京城南赁居，出版社在王府井那边，岳洪治先生在城北，见面不易，我俩、还有涵芬楼文化负责人及责编，四个人组成个微信小群，有了事，群里通报一下就办了。我老了，有口音，不愿用语音转换，手机上写字，错了改，改了错，太麻烦，多是用一种日式信笺，写了信拍照发过去。几年下来，竟存了厚厚的一大叠。
我知道，这是我一生的名山事业，对之非常的重视。编校过程中，任何一个小小环节，都慎重对待，不敢等闲视之。且举个例子。编校中，责编转述一位学者的话，说徐志摩1924年2月21日致英国作家魏雷的英文信中，夹了一段中文话语，很有可能是初版编辑过程中窜入的，让我核实一下。此信题解中说，初收梁锡华1979年台湾联经版 《徐志摩英文书信集》，又载1982年 《新文学史料》 第三期。我寓居北京，所有藏书都在太原，要查只能去国图或首图借这两种书刊看看。后来想，就是真的看到，仍是这样，也还是化解不了这位学者的疑惑。只能靠判断了。
想起写 《徐志摩传》 时，为了翻译 《胡适日记》上抄录的一段徐志摩的日记，曾找过山西大学外语系一位老教授郭先生，郭先生看了原文，摇摇头，说徐的英文实在不高明。再看这封信，不算短，前面三分之二是英文，后面是中文，谈的是唐代诗人温飞卿 （庭筠） 的某些词，说作者传上谓之“侧辞艳曲”，可能是指他的“金笺词”。想想，魏雷让他搜集 《温飞卿诗集》 跟元人的短篇小说集子，当是懂得汉语的，对于懂汉语的外国人来说，与其翻译不好，还不如用汉语表述，意思上不会出差错，于是便来了这么一段汉语。定然如此，不必再核实了。于是对责编说，请查一下上海书店版的 《徐志摩全集》，看是不是这样，若是，就不必疑惑，照原文校对就是了。
到了2019年7月，全集的校印，一下子提速了。原来8月下旬，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于殿利先生要率团去英国，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商谈，办一个商务印书馆海外编辑部，还要去徐志摩就学的国王学院图书馆拜访。去的时候，想带上几套 《徐志摩全集》，分赠这两家图书馆。这是大事，各方面加紧进行。终于在总经理行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赶印出几套全集带上出国。
与此同时，全集的印制，也全面铺开。为了利于宣传，还让我去了一次发行部，在一个小会议室做了一个58秒钟的小视频，面前是新版的全集，我坐在后面说了这么几句：
这一套 《徐志摩全集》，可以说是当今编得最全、最完美的一套全集。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说是了了徐志摩家人和徐志摩朋友的多年的心愿。徐志摩是中国新文化运動以来最重要的一位诗人、一位作家，世人对他的认识现在还远远不够。我相信，随着这部全集的出版，人们对徐志摩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并同时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会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回到家里，老伴和孩子看了视频，笑话我的晋南普通话，徐与许不分，志与自不分。不管这些，我高兴的是，一部收文最全，印制精美的 《徐志摩全集》，经过这么多的波折，总算是出版了。真应了胡适早年说的那句话，志摩的全集还是应当在商务出版的。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9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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