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奕明

　　

关于词创作地的不同说法

　　毛泽东 《沁园春·雪》 这首词，到底是在哪里创作的，对这个问题坊间一直争论不休。目前有4种说法：

　　第一种：袁家沟说。1936年2月5日，为了指挥红军抗日先锋队强渡黄河，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带领东征红军总部100多人，行程30多公里，于当天下午到达陕北清涧县袁家沟，毛泽东住在白育才家的5孔窑洞里。那几天一直下雪，6日，毛泽东等踏着积雪，来到毗邻黄河的高家洼察看地形。站在白雪覆盖的黄土高原上，极目远望，白茫茫一片，毛泽东的诗兴油然而生，于是便诞生了千古名篇 《沁园春·雪》。袁家沟义务讲解员白炳池向前去参观的游客介绍说：在红军东征时，自己的父亲任村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当天晚上回到这个窑洞里，坐到书桌前，点起蜡烛，一页纸就把草稿写成”。当年填词的那张小方桌，今天还安放在他居住过的窑洞里。

　　第二种：留村说。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长征纪实》 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 《向毛泽东学习》 等书籍中记载：1936年2月，毛泽东等率领红军东征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突破阎军防线后，踏雪沿官道山行进，顺利到达山西省石楼县留村驻地，并在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 《沁园春·雪》。石楼人还用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王达成回忆的一段话对此进行佐证。王达成这段话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率总部人员到达石楼李家塔 （现西卫） 村，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部署了‘扩红、筹款、赤化三大任务。……这时主席说近日写了一首词让大家传阅，大家看后说‘原驱蜡象一句，认为把‘驱改为‘驰更好，因为‘驱有些被动，而‘驰则更主动、更能放开。主席听后很高兴，说‘改得好嘛！当时，我任山陕 （山西和陕西） 组织科长。”

　　第三种：飞机说。这一说法起源于一个美国人。1946年美国汉学家罗伯特·佩恩到延安访问，根据他的记述，毛泽东与他谈到 《沁园春·雪》 时说：“啊，那是一首好诗。在飞机里写的，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时候的事。我为从空中俯瞰我的国家的壮美而赞叹。—— 而且还有其他事。”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孫果达在 《党史纵横》2012年第八期发表 《〈沁园春·雪〉中的历史谜团》 一文也支持这个说法。他根据词句，认为这首词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鸟瞰”;第二是“巡视”。于是便得出结论：“那就是诗词的真实诞生地是在空中。也就是说，毛泽东创作 《沁园春·雪》 的构思源自飞机上对北国风光的震撼性感受。”

　　第四种：谜团说。孙果达在其发表的 《〈沁园春·雪〉中的历史谜团》 一文中，引用西安事变时任周恩来机要秘书的童小鹏所著的 《军中日记》 记载：1936年2月7日，“一天一天转热起来，平日行军时总冻得手红脚疼的，今天一点也不冷，走路时已穿不住大衣了”。又引用《毛泽东年谱》1936年2月3日记载：毛泽东“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秦邦宪、邓发：‘河冰全解，我军决从上游过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应在东边”。从而得出结论“无论是当年的日记还是电报，都足以证明1936年2月7日前后所谓的‘大雪并不存在。”进而断言：“经过1935年暖冬的陕北，在1936年的早春二月，即使偶尔春寒料峭，也已经完全缺乏创作 《沁园春·雪》 所必需的寒冬腊月气候背景。”

　　针对以上4种说法，笔者查阅了很多资料，现逐一考辨。

　　首先笔者要否定“飞机说”。我们知道，《沁园春·雪》 这首词有10多个版本，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写给柳亚子的两个版本，而在这之前写的一个版本，许多人是没有看到过的。这个版本是横写本，字体结构明显向右下方倾斜，与早年横写的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极其相似。根据石赞、芦白欣编著出版的 《毛泽东诗词书法鉴赏》 一书记述：丁玲于1936年“11月来到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住了12天，便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毛泽东作了这首词，用电报发到前线，“丁玲未能读到。次年春，丁玲陪同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抄录了这首词送给她”。由此看来，这首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最早书写本应是在1937年春。那么，与其字体结构相似的 《沁园春·雪》，也应该是书写在1937年春前后。根据笔者自己对毛泽东书法发展阶段的研究，毛泽东在书写探索中，有一个由“前斜”（即字的纵轴为上左下右的走向） 到“后仰”（字的纵轴变为上右下左，字形向后仰起） 的阶段，分界点时间大约在1941年。即1941年前，他的字是往前斜的，1941年后，他的字是往后仰的。因此，这个版本的 《沁园春·雪》 只能是1941年前写的，不可能是1941年以后写的。从这个版本的词句来看，与现在公开发表的内容已经没有多大变化，只有“一代天娇”这句，那时写的是“绝代姿容”。这说明最迟在1941年前，这首词就已基本定稿，从而可以彻底推翻毛泽东是在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坐在飞机上写这首词的说法。

　　既然如此，罗伯特·佩恩为什么要制造一个“飞机说”呢？笔者的理解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一起谈话是很不方便的，中间必须有个翻译，这个翻译水平高不高，会直接影响听译句的人的理解。如果翻译人员因不懂或偷懒，在翻译中省略句子或者译错句子，听译句的人就有可能猜测甚至胡乱嫁接，把原意理解错了。即使罗伯特·佩恩懂得一点汉语，也不能保证他在古诗词上与毛泽东交流就很顺畅。这一点，我们从罗伯特·佩恩所引述的毛泽东的话即可佐证。他先是说毛泽东赞扬自己写的 《沁园春·雪》：“啊，那是一首好诗。”后面又说：“我的诗很粗糙，你可别上当哟！”这不前后矛盾吗？由此可以大致推断翻译或者他本人汉语水平不高，导致罗伯特·佩恩把话听拧了。至于根据词中描写的场景只有“鸟瞰”“巡视”才能得到而断定毛泽东的“构思源于飞机上”的说法，更是不值一驳。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伟大诗人，他的诗充满了革命激情，想象力极其丰富。难道毛泽东写“寂寞嫦娥舒广袖”“吴刚捧出桂花酒”，一定要到月亮上看一看实景才能写出来？

　　此外，笔者认为“谜团说”也是没有道理的。童小鹏在其 《军中日记》 中，只提到1936年2月7日，天气转热起来，并没有讲下没下雪;毛泽东等人发给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也只提到“河冰全解”，并没有讲河水有多大动静，怎么就得出“1936年2月7日前后所谓的‘大雪并不存在”，“完全缺乏创作 《沁园春·雪》 所必需的寒冬腊月气候背景”的结论呢？常识告诉我们，2月初，即使在中原地区也属于最冷的时段，何况在纬度更高的陕北。童小鹏说天气转热，可能是他在沟谷里行军的感觉;即使没有下雪真的有点闷热，也可能是在焐雪。总之，那个时段，天随时都可能下雪，即使雪停了，覆盖在黄土高原上的雪，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化了。虽然“河冰全解”，但冬天的黄河是枯水季节，河面本来就窄，流水也是缓慢的，站在高原上远看刚刚解冻的黄河，能和结冰的黄河有多大区别？

　　至于“袁家沟说”和“留村说”，需要做点具体分析。

　　最早提出的是“袁家沟说”。《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记载：1936年“2月上旬遇大雪，作 《沁园春·雪》词。”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2002年8月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再版。这本书应该是中共党史的补充史料，编撰和出版均由权威部门完成，书中记述的事件和时间应该都经过严格考证，是可信的。但这个记载中并没有点明 《沁园春·雪》 创作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我们这里可以推想一下：毛泽东1936年2月6日站在黄河边的高地上，看着被白雪覆盖的黄土高原，触景生情，引发诗兴，是完全可能的。但硬要说 《沁园春·雪》 就是在袁家沟窑洞里那张小方桌上点着油灯写的，证据不足。白炳池的父亲当时只是一个支部书记，不可能晚上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里，看到毛泽东“一页纸就把草稿写成”的情景。

　　至于“留村说”，至少2005年以前是没有的，或者说即使有也没有被社会甚至石楼本地人承认。曾任山西石楼县东征纪念馆筹建小组办公室主任的田补旺，在 《文史月刊》2005年第九期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 《红军东征与毛泽东在石楼县住过的村庄》。文中说：“我用了4个月的时间，查资料，并走访了陕西省清涧县、延川县和山西省石楼县、永和县、隰县、交口县等地的有关老红军及老农，最后写成了毛泽东四到石楼所住村庄及住户姓名一文。”文中列出毛泽东到达山西石楼后住过的所有村庄：1936年2月21日，毛泽东东渡黄河后，“晚上住在石楼县东辛关村地下党支部书记、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白玉光院内”。“2月22日早晨没有吃饭，毛主席骑着黑马……由辛关出发，经关道山、冯家咀、白家庄、东庄、义牒、留村，下午到达张家塌村，住在景凤祥院内。”“23日下午到达西卫村，住在张兴财四合大院，共住了9天，召开了重要会议，并和农民开了座谈会……”根据这个记述，毛泽东只经过了留村，并没有在留村留宿。“留村说”是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发行的 《长征纪实》 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发行的 《向毛泽东学习》 这两本书面世后才出现的。但 《长征纪实》 仅是一般的纪实、史料作品，《向毛泽东学习》 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从这两本书的出版单位、作者身份、作品表达用意来看，没有义务对引用的材料进行专业考证，其文中涉及的“留村说”内容，并不具备权威性。

　　那么，毛泽东这首 《沁园春·雪》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创作的呢？其实毛泽东早就告诉过我们了。他在谈到长征时所作诗词时，曾经说过：“许多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东征和长征有相似之处，毛泽东一直处在运动中，所以 《沁园春·雪》 这首词和他在长征中作的其他诗词一样，很难找出确切的创作地点。同时，虽然“袁家沟说”“留村说”实据不足，但也事出有因。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第一，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1936年2月5日到达袁家沟，第二天冒雪出门察看渡河地形，已经被证实;第二，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王达成的回忆材料，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有材料显示：东征出发前，中央组织部从中央党校抽调60余名县级干部组成工作队，由王达成负责，跟随毛泽东率领的总部机关转战晋西南。这就是说，毛泽东过黄河到达山西后，王达成是一直跟在毛泽东身边的。他说在西卫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说前几天写了一首词让大家传阅，不可能是编的。大家看后，提出要把“原驱蜡象”改成“原驰蜡象”也是可能的，因为王达成本人就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有词句推敲能力。請注意，这段话里提到“传阅”两字，说明毛泽东是把自己作的词写在纸上的 （当时的环境不可能油印）。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推测：毛泽东写 《沁园春·雪》 一定与看到雪景有关，而且一定与2月6日站在黄土高原上察看地形有关。这之前，陕北就下过雪。1935年11月底，红军到达陕北打直罗镇战役的时候，就有材料记述红军冒雪追击敌人。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于1935年12月13日率部到达瓦窑堡。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率领红军东征。在这个时间段，陕北都有可能下过雪，但那时红军刚到陕北，毛泽东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即使有雪，他也无暇欣赏，吟诗作赋。到了东征的时候，红军已经站住脚跟，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决策已定，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出现了新的转机。毛泽东此时的心情应该轻松了许多。试想一下，当他1936年2月6日站在黄河边的高原上，把“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宽广景象尽收眼底的时候，是不是极有可能引发诗兴，产生要“吟哦”几句的冲动？一首好诗不是一下子就能写成的，从产生灵感，反复吟哦，到落纸成稿，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毛泽东年谱》 把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定为1936年2月，那极有可能指的就是2月6号至2月28号前在石楼西卫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这段时间。也就是说：毛泽东2月6号站在高原看雪景就产生了创作冲动，就开始酝酿 《沁园春·雪》 这首词了，不论在野外还是在室内，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吟哦几句。一直到半个月后过了黄河，进入山西，还在创作他的这首词。直到在西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时，毛泽东才觉得这首词基本成篇，可以拿出来让大家看了，于是便抄出一份 （可惜原稿丢了） 让大家传阅。

　　现在，陕西和山西两地都在争这首词的创作地权，其实大可不必。笔者以为两家都有份：陕西的袁家沟是创作“起稿地”，山西的西卫 （或者留村） 是创作“成稿地”。

关于重庆赠柳亚子两幅作品的具体书写时间

　　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为柳亚子两次书写 《沁园春·雪》，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两幅作品，一幅题写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信笺上，一幅题写在柳亚子带来的纪念册上，可两幅都没有注明题写的日期。目前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柳亚子收到毛泽东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信笺书写的 《沁园春·雪》 作品 （以下称信笺作品） 后，注意到毛泽东没有题下款，于是他带着自己准备的纪念册，请毛泽东再次题写一遍。毛泽东慨然在纪念册上把这首词重写了一遍 （以下称纪念册作品），落款时加上“沁园春一首亚子先生教正毛泽东”。柳亚子又提出请毛泽东盖章，毛泽东说没有，柳亚子许诺送给毛泽东一枚。柳亚子返回后，请青年篆刻家曹立庵连夜为毛泽东刻了两方印章，盖在毛泽东题写的咏雪词上。

　　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书写这两幅作品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9月6日下午，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到沙坪坝南开中学访柳亚子、张伯苓，以 《沁园春·雪》 词书赠柳亚子;另一说法为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为柳亚子书 《沁园春·雪》 词，有毛泽东给柳亚子的信为证。这两种说法都没有说明指的是“信笺作品”还是“纪念册作品”。因此一些人便据此推测：9月6日写的是“信笺作品”，10月7日写的是“纪念册作品”。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到目前为止，笔者没有查到一篇记述毛泽东1945年9月6日看望柳亚子时，“以《沁园春·雪》 词书赠柳亚子”的实名文章或考证资料。更多的文章描述的情况是：9月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到重庆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看望柳亚子。在其寓所，柳亚子正着手编纂一本 《民国诗选》，拟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 选编入册。当时柳亚子使用的是民间传抄版本，一见毛泽东的面，就向他索要亲笔书稿，以便校正传抄中的错误。毛泽东非常爽快地答应，过几天后就抄了一份寄给他。令柳亚子意外惊喜的是，10月7日，当他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后，拆开一看，发现并不是 《七律·长征》 的手写稿，而是写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信笺上的一首咏雪词。与此同时，毛泽东又附信说：“亚子先生吾兄道席：……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毛泽东在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1949年4月19日） 一诗中的“索句渝州叶正黄”，写的就是他和柳亚子在重庆会晤的情景。之后，柳亚子也曾在《索句后记》 中说：“1945年重晤渝州，握手惘然，不胜凌谷沧桑之感。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行陕北看大雪 《沁园春》 一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作。高如苏犹未能抗耳，况余子乎，效颦技痒，辙复成此。”（赵乐《〈沁园春·雪〉与重庆谈判的缘源》）

　　由此看来，柳亚子在重庆得到毛泽东第一次书写的“信笺作品”是10月7日书写的那篇，而不是9月6日。那么，毛泽东应柳亚子请求，再次书写的“纪念册作品”又是哪天呢？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汪建新撰文称，柳亚子注意到毛泽东赠给他的 《沁园春·雪》 手稿，使用了标点，词末书有“沁园春”词牌，但没有署名。然后他特意购置了一个纪念册，赶在谈判代表团离开重庆前夕，请毛泽东再次题写了一遍咏雪词。汪建新的这一表述与许多文章的表述是一致的。据此，我推测：毛泽东把“信笺作品”和给柳亚子的信写好的时间是10月7日。红岩革命纪念馆编研部主任刘立群进一步明确说信和“信笺作品”是10月7号晚上写的。从10月7日到毛泽东10月11日离开重庆，只有3天时间。在这3天里，毛泽东是哪天给柳亚子题书“纪念册作品”的呢？柳亚子收到毛泽东的“信笺作品”和信最快是8日，当天柳亚子已来不及去找毛泽东重新题书，他要准备纪念册，还要事先和毛泽东约定见面时间，因此8日是不可能的。10日和11日也是不可能的。10日毛泽东和蒋介石要会谈签订“双十协定”，毛泽东没有时间会见任何人。会谈结束至毛泽东11日登机回延安前，毛泽东的安全是最大的事情，即使毛泽东同意会见柳亚子，周恩来也会极力劝阻。那么只剩下一天，就是10月9日，毛泽东有可能会见柳亚子。

　　王春龙在 《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保护》 一文中说：8日下午“张治中就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先送毛泽东回延安，再飞往兰州。毛泽东回延安的日期也随即商定：10月11日乘机返回”。

　　“毛泽东返程日期敲定的当天晚上，即10月8日晚，张治中在軍委会大礼堂设宴为毛泽东及其率领的中共代表团饯行。此次宴会沿袭了中共代表团抵渝后历次酒会的传统—— 热闹、盛大”。10月8日下午确定毛泽东返回时间，并在当天晚上举行盛大饯行宴会，柳亚子是否应邀出席不得而知，即使他没有出席，也会很快得到毛泽东即将离渝的消息。这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得赶快趁毛泽东离开之前，找他把作品重写一遍。于是10月9日准备好纪念册，就要去见毛泽东了。毛泽东的日程已经安排好，10日后不可能再见他，只能同意他9日来见，这种推断是比较合理的。

关于一幅作品多个版本

　　笔者所看到的毛泽东书写的 《沁园春·雪》书法作品至少有10幅。不少资料记述，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不仅为柳亚子书写了两幅该词的作品，也给孙俍工、于右任写了;1956年在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书法展时，毛泽东送了一幅《沁园春·雪》 参展;后来还给汪东兴赠送过这首词的书法作品。遗憾的是，这些书法作品我们目前都无法看到。这里我们不讨论毛泽东究竟写过多少幅 《沁园春·雪》，只讨论同一幅作品的不同制作版本问题。有的人从实用主义出发，在发表、展示毛泽东书法作品时，任意对毛泽东的原作增删、修改，这是一种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时间长了，谬种流传，贻误后人，必须尽早正本清源。

　　在毛泽东书写 《沁园春·雪》 的诸多作品中，有两幅曝光率很高也即大家常见的作品;一幅是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为柳亚子书写的“纪念册作品”，另一幅是20世纪50年代初写的。这两幅作品各有多个版本。“纪念册”版本有3个，都是在制作时，在落款上进行了删节。完整的版本落款是：“沁园春一首亚子先生教正毛泽东”。第二个版本删去了“亚子先生教正”一行字，落款成了“沁园春一首毛泽东”。第三个版本删去了“沁园春一首亚子先生教正”，落款只剩下“毛泽东”3个字。

　　至于另一幅作品，毛泽东没有注明书写日期，也查不到相关资料，那为什么说是20世纪50年代初写的呢？这是笔者根据作品落款“毛泽东”3个字的写法判定的。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簽名风格差异很大，且有规律可循。翻遍毛泽东诗词、书信、题词、文稿等墨迹，只有1950年和1951年的笔迹与这幅作品中“毛泽东”3个字的写法相同，而1950年之前、1952年之后的笔迹与此有明显的区别。进一步分析，到底是1950年还是1951年？通过比对，重点看“毛”字起笔那一撇，一是弧形头部起笔，接着一撇拉得很长，我认为1951年书写的可能性更大些。

　　这幅作品的开头书有“沁园春”3个字，落款也只有“毛泽东”3个字。笔者一直以为毛泽东原本就是这么写的。后来我陆续发现，其实还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也是在落款上的区别，有两幅增加了时间，还有一幅没有增加时间，却把落款“毛泽东”3字的笔迹变了。改变毛泽东落款笔迹的作品，一看就是假的，没有辨别的必要，这里只谈两幅增加了落款时间的作品。

　　笔者最先看到的一幅是在紧挨落款“毛泽东”3字的左下方，加有一行“一九三六年二月”的作品，当时笔者似乎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啊，原来这幅作品有落款时间的呀！”直到又看到另一幅作品后，笔者才开始有所怀疑。因为这幅作品跟前幅作品主体部分是相同的，只是落款处在“毛泽东”3字左边，书写的时间由“一九三六年二月”变成了“二月七日”。这就奇怪了，同一幅作品，怎么会有两个落款时间呢？如果这幅作品毛泽东确有写落款时间，那么这两个版本必有一假。经过反复比较，笔者认为落款“一九三六年二月”的这个版本是假的，理由是这行字写得太小，与整幅作品不协调。这幅作品与毛泽东其他作品一样，是书写在多张纸上拼接制作的，从拼接的宽行距看，一共用了3张纸，前两张纸每张都写着竖六行字，而第三张纸上算上“毛泽东”的落款也只有4行字，应该还有许多空白处可供书写，毛泽东不可能留着空白不用，却故意把落款日期写得这么小，挤得这么紧。这行字一定是有人制作时故意加上去的。

　　那么“二月七日”这幅字是真的吗？“二月七日”这行字书写的大小、高度与作品是协调的，字的写法与作品也是同期的，很像原版。但仔细琢磨，还是不对！毛泽东书写自己的诗词，有不落时间款的，有落词创作年份款的，也有落书写年月日款的，唯独没有只落不明不白的月日款的。更大的一个疑点在于，这幅作品落款的下方竟然盖了一枚印章。这枚印章盖得模糊，找了多人都无法识别。我们知道，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只有在重庆给柳亚子写的那幅“纪念册作品”，是盖了章的，而且是柳亚子帮毛泽东找人刻章盖上去的。这幅作品的印章是哪里来的？画蛇添足，恰恰暴露了制作人的作假意图。

　　（选自《党史纵览》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