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后，第三野战军主力乘胜追击，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麾下的5个军8万余人全歼于安徽的郎溪、广德山区，随后兵锋直指上海，准备夺取国民党重兵把守的这座东方大都市。
“文进” 和 “武进” 的艰难抉择
一
郎 （溪） 广 （德） 围歼战之后，汤恩伯集团一部分逃往福建，主力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退守上海。当时的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但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抓住军权不放。这时候，他也知道上海形势紧张，赶紧离开溪口老家坐军舰驶往上海，亲自指挥 “保卫大上海”战役。
1949年“五一”节刚过，邓小平、陈毅等从南京转到江苏丹阳，筹划接管上海的工作，并会同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等谋划解放上海的作战。此时第三野战军的指挥机关已进抵苏州。上海近在眼前，连战连捷的指战员士气高昂，摩拳擦掌。在很多人眼里，打上海就等于是抓俘虏，所以都急切地盼望着迅速拿下上海。
就在三野大军扑向大上海的时候，在苏州前线指挥部里调兵遣将的粟裕、张震等人，突然接到了身在北平的毛泽东下达的命令。毛泽东指示：“三野暂时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至于“何时占领上海，要等我们的命令”。军令如山，近20万大军紧急刹车，就地转入战前准备。官兵们很快就知道了原因所在。原来，中共中央考虑的是上海在中国所有城市中的特殊地位。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时，上海全市共有500多万人口，有1.2万多家工厂，6万多家商店，工业总产值和贸易额各占全国一半。陈毅指出，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作战，好比“瓷器店里打老鼠”，如果打烂上海，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就会蒙受重大损失。而一旦解放军接管工作做得不好，导致上海停工停电，发生混乱，变成一座“死城”，解放军就可能在上海立不住脚。更为重要的是，上海是帝国主义利益最为集中的地方，外国资本占在华总投资额的80%以上，列强也轻易不会放弃上海。
西方列强为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上海常年驻有舰队等武装力量。中央军委决定，要估计到美国出兵占领中国若干个城市的可能，要先有思想准备。但是，毛泽东也看出了美国人的犹豫，他说：“如果我们力量越强大，作战越坚决，相反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越小。”
早在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对是否会发生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这一问题作出了布置：第一，在兵力部署上要有所准备;第二，要尽可能避免直接的武装冲突。但是如果对方先打第一枪、第一炮，就要坚决还击。虽然没有同美国人交手，解放军的确先和英国人打起来了，就在解放军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紧张时刻，发生了“紫石英号事件”。
二
4月20日，长江上突然开来了两艘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和“伴侣”号，横在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中间。英方对解放军的警告信号置若罔闻，最终爆发了双方的炮战，被解放军击中的“紫石英”号后来在双方谈判期间趁夜逃走。丢掉了长江防线后，此时的上海成为了蒋介石全部的希望。他妄图凭借汤恩伯集团的20余万兵力在上海坚守6个月，以便利用这段时间，继续抢运储存在上海的黄金、白银和其他重要物资到台湾。同时，寻机挑起国际事件，促成美英出兵干涉。
汤恩伯是浙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老乡关系盛行的国民党军队里，汤恩伯颇受蒋介石的赏识，从一个连长开始，直至升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并与陈诚、胡宗南分掌重兵，独当一面，成为军事三巨头之一。汤恩伯与中共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率军“围剿”革命根据地时，执行蒋介石的旨意最坚决，在双手沾满红军的鲜血后，一次次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毛泽东紧急叫停大军前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解放军在打下上海后，能不能管好上海，这对当时的中共来说是一道极其复杂的难题。解放军在占领南京之后，发生了士兵擅闯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宅的外交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解放军指战员长期战斗生活在农村，对城市生活不习惯，对市民多有阶级偏见，闹出了不少笑话。因此，毛泽东要求全军各部队利用进攻上海前的“十天内”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不想让胜利之师重演明末李自成骄兵必败的悲剧。江南小城丹阳突然热闹起来，数千干部从解放区、北平、香港日夜兼程赶过来，投入接管上海的集中整训。
这次进驻上海不仅是对共产党的生死大考，也是对中国革命的生死考验。陈毅在丹阳提醒接管干部时强调：“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为确保上海能够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高瞻远瞩，为上海战役制定了指导方針：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保持市区完整;既要攻占上海，又要接管好上海;既要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又要扩大我党解放军的政治影响，打一个军事政治全胜的漂亮仗。“文戏武仗”成为了上海战役典型的特征。
三
此时上海的国共双方兵力旗鼓相当，但是在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拥有数十艘舰艇和上百架飞机。上海周围历史上多次遭遇战火，修筑了大量的防守工事，仅一般炮火和炸药包奈何不了的钢筋水泥碉堡就有4000多座。这些工事，抗战前是美国人、德国人修，后来是日本人修。此时的国民党军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修筑了大量钢筋混凝土的地堡，构成了围绕上海地上和地下相结合的子母堡式交叉火力网。上海四周的要塞工事是由国内专家设计，并参考斯大林格勒塔基卡原理，用最坚固的材料，择最有利的地形修筑的。汤恩伯断言，上海郊外“必为共军之坟墓”。
汤恩伯在防御计划中把上海分为三道防御阵地。第一道为外围阵地，分为浦西和浦东两大块，主要为上海市远郊一线。在浏河、罗店、嘉定等地构筑浦西外围阵地，川沙到北蔡之间构筑浦东外围阵地。第二道阵地为主阵地，也分为浦东和浦西这两大块，主要为上海近郊一线。在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龙华直到黄浦江边构筑了浦西第二道防线主阵地，在高桥、高行、洋泾、塘桥线构筑了浦东第二道防线主阵地。第三道为核心阵地，利用上海市内多高大坚固建筑的特点，作为最后的防线。为了扫清射击区，国民党军将阵地前1000米范围内的所有建筑、坟包、农作物一律拆除或夷平，命令对阻拦者一律格杀勿论，强制赶走的百姓就达80万人。
面对眼前的上海，三野指挥部曾制订了三个方案：一是围困，这是在战争中不费枪弹，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摧垮对手的有效战法，但是上海有近600万的市民，又是国际上关注的焦点，国民党军又控制了海上通道，此方案弊多利少。二是选择敌人防守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展开主攻，攻其不备。这符合兵法，但是会把国民党军主力吸引过来，使市区成为主战场，市民的生命财产也将遭受损失。三是从两翼迂回，重兵钳击吴淞口，从而封锁敌人正在紧锣密鼓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攻其所必救”。毛泽东的看法与粟裕相同，选择了第三种方案，他起草了命令：“封锁吴淞江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并迫使用和平方式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
粟裕、张震等三野领导按照上海地下党转出来的上海守敌防御部署图，将部队分为两个主攻方向。以叶飞、韦国清指挥的第10兵团从苏州、常州由西向东突击，目的是攻占吴淞、宝山，封锁江口。以宋时轮、郭化若指挥的第9兵团，从硖石、桐乡向北突击，协同第10兵团封锁江口，断敌海上退路。随后共同从四面向市区突击，解放上海。5月12日上午10时，战斗首先由进抵王家市、牌楼市的第10兵团第29军打响，国民党军第一道外围防线被解放军顺利突破。
5月14日凌晨，第29军从三个方面包围了淞沪守敌第二道防线上的重要据点月浦镇。然而麻烦终于来了。位于上海北面的月浦镇，被国民党守军视为吴淞、宝山防御阵地的西大门，要想拿下吴淞口首先必须从这里下手。从渡江战役开始，解放军官兵只看到国民党军拼命逃窜，部队上下洋溢着“打着背包进上海”的乐观情绪。一些指挥员甚至连上海守军是否有工事都不知道，在“文进”还是“武进”问题的判断上，从中央到部队，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
东西对进歼灭外围顽敌
一
此时在月浦担任防守任务的是辽沈战役中从营口撤回来的国民党第52军，该军在抗战中因军长关麟征在台儿庄战役中被誉为“关铁拳”而闻名。第52军由于没有经过大战的直接消耗，装备与人员都相当完整，又曾与东北野战军多次作战，有战场经验。该部进驻上海后，扬言要打出个样子来看看。
5月的上海提前进入梅雨季节，没完没了的雨水将大战前的阵地搅成了一片泥泞。许多天来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士兵在成百上千个水泥地堡中，扣着各种武器的扳机等待着。由于很多前线战士没想到国民党军会有如此坚固的工事，以至当夜晚进入对方的地堡阵中，还以为是进入了坟场，而霎时各种“坟头”喷出的密集枪弹，将毫无准备的指战员们卷入了一个个死亡的漩涡。
解放军一开始采用的还是运动战的传统战法，以突击队为先导的集团式冲击、穿插、分割、歼灭，但在对方坚固设防的阵地面前，这种打法显得力不从心，陷入了国民党军交叉火力网中。在蒙蒙的细雨里，冒着浓密炮火发起冲击的战士们前仆后继，很难冲破对手纵深达3000米的防线。夺取一座地堡要伤亡近百人，消滅对手一个营竟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一天的战斗下来，进攻部队中一个上千人的战斗团只剩下120人，许多人都带伤挂彩。
在那几天中，攻势受挫的还不止月浦一个方向。西线第10兵团第28军另外两支主攻杨行、刘行方向的部队先后撞在了对手严密设防的阵地上。按照汤恩伯的“大上海保卫战”计划，月浦是抵御解放军进占吴淞的门户，而刘行则是抵抗解放军直插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的门户。国民党守军在充分利用本地的水沟、河流等自然屏障，修筑大量地堡的同时，又层层设置了密密麻麻的鹿寨、竹扦、陷坑、高低铁丝网、地雷区等复杂的副防御设施，让人无法下脚。进攻部队官兵暴露在敌炮火和飞机的扫射轰炸之下，只能借助稻田、垄埂、河坝藏身，在对方优势炮火的覆盖下，一次就伤亡几十名甚至数百名官兵。
解放军攻击部队不断和对方反击部队扭绞在一起。在飞机和坦克配合、一次又一次的反冲击下，敌方一些阵地失而复得。三天下来，西线兵团伤亡已达8000多人。这时的三野指挥部里气氛越来越沉重。事先的计划与现实的差距让粟裕、张震等陷入了对破敌之策的苦苦思索中。总前委发来了“应做充分准备”的电报，要求转告每一名前线的军师团首长“攻沪战役不要急”。这个时候上上下下都看出，上海战役将成为继济南战役后的又一场攻坚战。
5月15日，粟裕命令东线兵团加快作战节奏，连续突击，攻占吴淞口东岸，为对岸的西线兵团减压。同时改变了原先猛插猛打的作战方式，改为“小群动作为主，火炮抵近直瞄，夺取一点，巩固一点，逐步推进，相机出击”的新战法。5月16日以后，前线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终于使血火中的战场出现了转机。
1949年5月初，上海战役打响前几天，国民党上海守军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开至浦东奉贤县柘林地段的海堤边，这是汤恩伯在“大上海保卫战”中走的一步狠棋。在解放军上海战役的地图上，画着一个被称为钳形攻势的作战计划，位于黄浦江东岸的是三野伸出的另一个刀口—— 第9兵团。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领受的任务是打开浦东战场，与钳子的另一头正大战浦西的第10兵团共同夹击吴淞口。宋时轮在大部队急行军的途中接到了三野前委要其加快行动的电报，他对正在急行军的部队下达了命令，必须于5月16日24时前攻占位于上海浦东的江岸城镇川沙、白龙港。
二
浦东位于纵贯上海市的黄浦江东面，西临黄浦江，东濒大海，北接长江口。今天的浦东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片繁荣景象，但当年的浦东还只是一片河流交错水网纵横的平原。为了挡住汹涌的海潮，当地筑有海堤。汤恩伯估计到5月18日将有一次大的海潮，即提前部署工兵计划到时爆堤，给解放军来个“水漫金山”。这对于既没有飞机，又缺少船只的解放军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15日，三野命令第9、第10兵团截断敌人一切逃路，同时为避免敌人提前逃走，正面各军不要向上海逼得太紧。而这个逃路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黄浦江航道和吴淞口。此时在黄浦江上的8艘美国军舰已经全部撤走，国民党军舰正在大肆搬运金银物资准备外逃。汤恩伯为了保障吴淞口出海航道，从市区抽调了第51军增防浦东。当他得知解放军东线兵团正在日夜兼程挺进，又急令第54军军长阙汉骞赶到高桥组成浦东兵团。同时命令第75军增援高桥，又命令第21军以及第99师自市区增援月浦、杨行和刘行防线。
被调到浦东防守川沙的国民党第51军预计解放军赶到还有两三天的路程，认为他们还有时间防御。谁知道他们刚到川沙，解放军就从天而降，几个小时就攻占了县城，迅速包围了仓促应战的第51军及暂编第8师。缓过神来的国民党军发现对面的解放军因急行军炮兵并没有跟上，在进攻中没有重武器，攻击部署也没来得及就绪，于是组织起3个团在重炮掩护下发动反击，计划一举突破包围，与相隔不远的国民党第12军会合。一拨一拨的冲锋部队扑向立足未稳的解放军阵地。
解放军则一面抗击对手的攻击，一面使出巧计，派部队绕过国民党守军的阵地，大规模向前穿插迂回。深知解放军厉害的第51军军长王秉钺为保存实力，急召两位师长下令临阵后撤。5月14日，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已经安放了炸药的奉贤，汤恩伯原定18日爆堤的计划随之破产，那满满一车的炸药也成了战利品。解放军向北一路猛进，直抵浦东腹地。然而，与西线兵团同样没有思想准备的东线兵团，很快就陷入星罗棋布的碉堡防线中，被阻在了高桥以南的守军防线前。
此时，西线的月浦、杨行、刘行一线仍在血战之中。同以往的多次作战一样，国民党军把士气与经济挂上了钩。在汤恩伯签发的作战赏罚条令中明码标价，注明了守住阵地和缴获大到大炮、小到手枪以及抓获解放军军长到士兵的详细赏金，其中还特别注明如抓住解放军一级司令员价格面议，而凡被认为是作战不力者均交到军事法庭审判或就地正法。在月浦的21.7高地上，敌军用坦克撞开了解放军防线并向纵深冲击。眼看着那么多人牺牲才夺来的阵地就要复失，战士们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用上了刺刀、铁锹甚至木棍。在近乎原始的肉搏战中，那些用惯了美式武器的国民党军碰上了更强硬的对手。
在此之前，守卫月浦的国民党军从街区败退后，就一直据守在镇东南的25.32高地上。凸立在江南水网上的这一高地，作为控制该地区和屏障吴淞、宝山的最后一个支撑点，成为解放军向前突进的巨大障碍。解放军夺取高地后，这里立即成为国民党军反扑的重点，纵深的远程炮、近处的坦克炮，天上的飞机、江面上的军舰，都把射击锁定在了这个高地。25.32高地直到上海战役结束时一直在解放军手中。
解放军上海攻坚的胶着战况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他从北平发来电报催促：“攻城的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西线正在苦战，东线也步步艰难。在浦东作战的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拾了国民党第51军之后，将攻势逐步推进到位临吴淞出海口的高桥。
三
高桥是国民党军浦东防御体系中最重要的核心，与黄浦江西岸的吴淞隔江相对，据守进出上海的门户。这里早就修筑了一道道永久性防御阵地，以确保上海物资和守军的撤退。对攻方来说，这一地区面积狭小，水网交叉，部队很难运动展开。而且国民党军先前已经破坏了公路桥梁，解放軍的火炮和弹药都很难跟上。当时又逢阴雨连绵，水位升高，开挖的工事很快就被水淹没，成为一片沼泽。武器经常因堵塞而无法打响，壕沟里的水到了膝盖以上，战士跑来跑去，水就和成了泥汤，每个人都像泥人一样。那些日子里，解放军官兵因每天卧泡在泥水里，不仅手脚变了形，而且不能睡觉，一睡觉就有被淹死的危险，头上还有时时尖啸而过的炮弹。
国民党军躲在水泥地堡里，周围设置了大量的防御障碍，火器配备齐全，并能得到大炮和军舰炮火以及飞机、坦克的支持。战场情况对解放军相当不利，国民党军的不断反击，解放军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而这一过程每轮回一次，都会有一批士兵永远倒在那里。战至5月23日，解放军还没有攻下高桥外围，三野指挥部令第31军军长周志坚统一指挥两个军，沿海岸、江岸夺取高桥，切断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部队连续几天在恶劣环境下作战，伤亡很大。于是部队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做法，集中兵力从中央突破。5月25日，已在敌人眼皮底下的稻田泥水中泡了4天的解放军官兵向高桥之敌发起总攻。由于攻击发起点距敌很近，对手几乎没有反应时间，在解放军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中，对手的防线很快被突破。随着一个个碉堡被炸上了天，解放军全线攻入了高桥。高桥一垮，浦东国民党守军全线崩溃。
眼看大势已去，汤恩伯于5月24日将司令部从市区搬到了吴淞口外，以便随时能登上军舰拔锚起航。就在两天前，三野司令部收到了毛泽东“你们即可总攻上海”的电报。随后，一道向上海攻击的命令从指挥部随着电波飞向各级指挥所，在这份作战命令的第七条写着“进入市区作战的部队须严格遵守与维持城市政策纪律”。
军政共济赢得全胜
在10天的外围战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一直指向国民党军撤退的必经之路吴淞口和高桥。汤恩伯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市区防守的兵力大大减少，而围绕出海口的战斗却日趋激烈。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等鉴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就绪和攻城战况，指示三野“多面攻击，才能分敌之势”。三野复电，准备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但前提是应不再受原计划规定的“只能先打吴淞”的限制。身在北平的毛泽东下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他明确指示对吴淞阵地可放弃部分不攻，让守敌留有一条海上退路。至此，解放军的上海战役计划发生了重大变化。
战斗开始后，乘火车从丹阳抵达苏州的陈毅本欲在当地宿营，但听说国民党军在闸北的守将刘昌义可能有变，当即命令列车直驶上海。
1949年5月23日，三野于夜间发起总攻，四路大军同时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打入市内。天亮时浦东已被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军且战且退，战斗逐步进入市中心。到晚上路灯放亮时，解放军官兵已行进在南京路上。街区激战的枪声震荡在城市的上空，总攻发起两夜一天之后，占上海总面积一半的苏州河以南街区已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
三野于夜间发起进攻。与以往攻打的城市不同，在夜间的市区追击战中，弹雨中上海市内的灯光依旧大放光明。街道两旁的路灯成为解放军的路标，这也要归功于“第二战场”中的地下党。为了落实上级“不停电、不停水、不停交通”的要求，许多人都日夜奋战在反拆迁、反破坏的第一线。
为了在战斗中真正做到战前动员中说的，使上海完好地保存下来，交回人民手中，部队规定，市区攻击只准使用轻武器，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现场的实际情况证明：不用火炮，对面的火力点就难以摧毁;而火力点不消灭，要想过河过桥则是难上加难。情绪激动的官兵请求军长聂凤智：“就让我们开炮吧，哪怕只打一炮，就让我们用炸药吧！”
看着流泪的战士，聂凤智左右为难：“大楼塌了可以重盖，人牺牲了，纵有回天之力也无法让他们复生，可是只要有一炮在苏州河北岸炸开，普通市民就不可避免在炮火中丧生。”聂凤智思前想后作出了决定：炮弹仍一发也不准打。事后他讲，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后来指挥部决定天黑后将主力拉出市区，在西郊涉水过河，再绕到敌人背后攻击。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解放军绕道找到两只小船，架起一座船桥，解放军冲过岸打乱了对手的阵脚，夺取了高桥。
军事进攻的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正按计划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活动。汤恩伯眼看着亲手打造的防御体系不日就被瓦解，只能被迫从吳淞口撤退。临走前，汤恩伯将指挥权交给了临时任命的淞沪警备部副司令刘昌义，却不知这位国民党军中将心中另有打算。
刘昌义出身西北军，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暂15军中将军长和第19集团军副司令、第一绥靖区副司令，抗战后手中一直没有实际兵权，在国民党中一直是个闲人。他心里明白：汤恩伯要逃，让自己来当这个替死鬼。
临危受命的刘昌义迅速行使了刚到手的权力，但上任仅一天的他成为这次战役中最短命的司令。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攻势，刘昌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争取下，25日与解放军接洽后，于第二天率手下4万余人宣布战场投诚。在解放军的全线猛攻之下，对手精心部署的苏州河防线土崩瓦解。27日拂晓，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军淞沪警备司令部。随后，解放军迅速肃清了其他拒不放下武器的守军残部。上海最终获得完全解放。
上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除汤恩伯及从海上逃脱的5万人外，约15.3万人被歼。16个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在解放军官兵的共同努力下，全市水、电、煤气、通信一刻未停，交通基本正常，大多数工厂机器照常运转，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社会秩序井然。
毛泽东曾指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而且要做到政治进城。”解放军在战役发起之初提出的“打得好”的目标已经完成，剩下的是如何“进得好”。在上海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下，攻占市区的部队，严格遵守入城纪律，露宿街头，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年轻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原本准备从上海迁往香港，当解放军进城后的第二天凌晨，荣毅仁推开家门一看，只见马路上疲惫的解放军战士和衣躺在马路上睡觉，没有一个进民房的。他感叹：这样的部队真是古今未见！后来，荣毅仁曾担任国家副主席。他回忆说：“正是从这一刻起，我认定共产党定能坐稳天下，自己也就决心站在新政权的一边。”
新中国首任上海市长陈毅领导军管会日夜紧张工作，对原有的市政、财政、文化、军事等单位进行全面接收。面对上海旧经济势力的顽固抵抗，党领导人民先后打赢了“银圆之战”“棉花之战”“粮食之战”“煤炭之战”，实现了对上海市的完全有效接管。上海回归人民的怀抱，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宣判了蒋家王朝的灭亡，为继续肃清华东、华南、西南国民党军残部和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保卫东南沿海国防，以及恢复国民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
（选自《党史博览》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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