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廓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喜欢三国题材的朋友们，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如问谁是汉末三国第二武将，争议会相当大，有人认为是关羽，有人认为是赵云，还有人认为是马超或张飞，甚至连颜良都是候选人。但要问汉末三国第一武将是谁，却几乎没有人有异议，反会异口同声地说出他的名字—— 吕布吕奉先。

　　托小说 《三国演义》 的福，手持方天画戟、胯骑赤兔马的骁将吕布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并成为三国武将中的代表性人物。在历史上，吕布也算得上是汉末军人势力的标志性人物。

　　吕布出自与“凉州军团”齐名的并州军。即便是在当时汉末最精锐的正规军部队 （并、凉州军）中，吕布也是以武力著称的佼佼者。《三国志》 的作者陈寿评价吕布为有“虓虎之勇”。在董卓以武乱国之时，吕布曾是其重要助力。但同时，吕布的性格缺陷在并凉军中也是最突出的。陈寿评价其“轻狡反复，唯利是视”。他先是在董卓的唆使下，杀了对其“大见亲待”的并州军首领丁原，后来在王允的劝说和支持下，杀了对其“甚爱信之，誓为父子”的董卓。

　　然而，在董卓死后的汉末乱世里，已经发展为中小型军阀的吕布，本该凭着其武勇大展身手，结果却一直遭受挫折、颠沛流离，甚至寄人篱下，始终没有一块稳定的基业。最后，吕布更在建安三年 （198年） 的十月，命丧白门楼，被曹操下令缢死枭首。吕布的命运，其实也是原来并凉军队里那些中小军阀命运的缩影。

　　中平六年 （189年） 八月，董卓率凉州军团入洛，可以视作东汉并凉武人“以武乱国”的开始。建安三年 （198年） 四月，李傕的被杀，则标志着凉州军团的覆灭。凉州系主要将领，李傕、郭汜、牛辅、张济、樊稠、杨定、胡轸、徐荣都在战乱和内斗中死于非命，而凉州系王方不知所踪，只有段煨与张济的侄子张绣靠着投降曹操，才存活了下來。同年十月，吕布之死也标志着并州系军阀的消亡，此前并州大将张扬在曹操的攻势下已经死于非命，只有投降了曹操的张辽活了下来。

　　就这样，这些曾经的东汉帝国最强悍武力，在“以武乱国”之后的十年间，就已经败亡一空了。他们既没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也没能成为割据一方的独立势力，仅仅成为汉末三国时代里历史的过客。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还以吕布为例，具体说明一下。

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

　　首先，历史上的吕布真的很能打！据 《三国志·吕布传》 记载，吕布弓马娴熟且气力过人，被人称为“飞将”。

　　吕布射术的精湛，可以从历史上著名的“辕门射戟”中得到验证。“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布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诸将皆惊，言‘将军天威也。”

　　吕布骑术精湛，战马优良，也是公认的。“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

　　而且，吕布还有极强的战场突击肉搏能力。吕布曾经跟董卓的骁将郭汜有过一次单挑作战，结果“布以矛刺中汜”，后者的亲卫拼死上前才将其救回。由此可见，吕布的骑战能力突出。

　　另外，吕布此人还非常机敏，能临危不乱。吕布投奔袁绍后，双方闹了矛盾。于是“绍遣甲士三十人”，打算暗杀吕布。结果吕布玩了一招金蝉脱壳，让人在自己帐中鼓筝，令那些刺客误以为他在帐中，自己则偷偷地跑掉了。结果夜里，袁绍的刺客发动突袭，在一片黑暗的混乱中，吕布的帐篷床被砍得一塌糊涂，以为刺杀成功。而吕布早就脱身去投靠张扬了。

　　这些因素加起来，让吕布成了当时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吕布替袁绍与“黑山贼”张燕进行作战时，“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即靠小部队精锐骑兵连续突袭，就打垮了张燕“精兵万余，骑数千”的大军。

　　正是凭借着这种极强的骑兵战能力，当袁绍发现刺杀失败，继续派兵追赶时，追兵都非常畏惧吕布，“莫敢逼近者”。

　　而对于自己的骑兵战能力，吕布也是很自傲的。白门楼上，当吕布被曹操擒获即将处死的最后一刻，他还希望靠为曹操指挥骑兵换取生路，“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对此，曹操还真有点犹豫，“太祖有疑色。”要知道，对曹操来说，杀人这事几乎就没有踌躇过。这也说明了吕布的军事能力强到曹操都有点舍不得杀的程度。当然，最后在刘备的神补刀之下，曹操还是决定痛下杀手。

　　而让曹操决定一定要杀死吕布的两个关键词是“丁原”与“董卓”，当时刘备是这么说的，“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一句话，就定了吕布生死。

为什么杀了董卓还不被接受？

　　说到这里就要说一下吕布除了骁勇善战外的另一个特点了。那就是反复无常和唯利是图。因此，在 《三国演义》 中，游侠气十足的张飞最看不起吕布，骂其三姓家奴。这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观点。历史上，很多人都对吕布的这种品行有过异议。比如南朝梁萧介说“臣闻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恶一也。昔吕布杀丁原以事董卓， 终诛董而为贼”。又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豪苏辙也以吕布杀丁原、董卓之事比附吕慧卿之奸：“昔吕布事丁原则杀丁原，事董卓则杀董卓。”

　　说到这里，有个事情要具体说说。吕布杀害丁原，绝对是其人生中最大的黑点之一，洗都洗不掉。可诛杀暴虐凶残的董卓这事，明明有功于汉室和国家，为什么还不被大家所接受，甚至被敌视呢？对于这个问题，吕布自己也没想明白。他曾经很委屈地问过刘备，关东群雄都曾起兵讨伐董卓，可为什么我杀掉董卓后，出奔到关东，关东诸将却不肯接受我？甚至“皆欲杀布耳”。

　　这个问题或许可从下面这个角度进行分析，俗话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吕布杀掉董卓，其出发点既不是匡扶汉室的大义，也不是出于对董卓残民以逞的义愤。吕布杀掉董卓，其实就是出于自保之心而已。

　　虽说董卓对吕布“甚爱信之，誓为父子”，但暴虐成性、喜怒无常的董卓经常拿吕布当出气筒。或者是因为小过错，就拿手戟 （汉代的一种短戟，可以随身携带） 向吕布扔过去。多亏吕布身手好，躲过去了。然后吕布还得努力向董卓道歉，董卓才没继续下死手。或者是喝醉了酒就骂吕布，甚至“以刀剑击之”，最后也是因为吕布身手好才没被真干掉。

　　而且，作为并州人的吕布跟凉州军团的那些人也是矛盾重重。比如吕布跟凉州大将胡轸“不相能”，董卓以胡轸为大督护，以吕布为骑督去跟孙坚作战。领兵的胡轸表示“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按照汉制，吏秩比中两千石的官员，“皆银印青绶”。而当时吕布的职位是中郎将，正好是吏秩比中两千石。所以胡轸到底想针对谁，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了。

　　再加上吕布还利用职务之便，跟董卓的侍婢私通。这三个情况加起来，吕布肯定是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的。而从心理学上讲，当一个人的恐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愤怒的形式爆发出来！所以，吕布弑董卓，其实就是为了自保而已。这种行为在关东诸将眼中，不过是并州人与凉州人的火拼，甚至是“狗咬狗”而已。在当时人眼中，吕布的行为也最多是“事出有因”，但未必是“情有可原”。

　　当然，自然也有关东那些士人出身的军阀们对吕布“寡于学术”的习惯性鄙视。同为并州人的王允，在与吕布共同诛杀董卓之后，依然看不起吕布，“素轻布，以剑客遇之”，也就是把他当成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除此之外，从吕布被凉州军团击败，从自长安出奔到关东后的一系列遭遇来看。吕布在与人交往上确实成问题。

在战场之外的能力基本为零

　　吕布第一个投奔的是南阳袁术。一开始袁术“待之甚厚”，结果吕布就此开始得意忘形，“恣兵钞掠”。于是两人闹掰。

　　吕布第二个投奔的是袁绍。两者合作击败了张燕。结果吕布再次得意忘形起来，“轻傲绍下诸将”。他又要求袁绍给自己增兵，继续“将士钞掠”，结果使得袁绍“患忌之”，导致后者暗杀和追杀吕布。两人也就此翻脸。

　　吕布第三个投奔的是刘备。结果吕布在袁术资助军粮的诱惑下，偷袭下邳，玩了一招“反客为主”，夺取了刘备的徐州。

　　之后，吕布与袁术盟，却又多次打乱袁术吞并刘备的计划;答应袁术的政治婚姻，却又反悔，更出卖前来联姻的使者。他接受了东汉朝廷的“左将军”，结果不久后又复归谋逆的袁术。

　　这种在乱世里只看眼前利益、得志便猖狂、寄希望于左右逢源且反复无常的品行，只怕在其他诸侯心里早就对他的下了一个“只能利用，不能重用，更不能合作”的评语了。

　　另外还要说的是，呂布在战场之外的御下能力也是有问题的。比如长安之战中，是吕布部下内反，“引 （李） 傕众入城”，导致长安失守。而长安失守后，作为实际上的并州军指挥者，吕布只“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出走”，也就是大多数并州军在危难的时候并不想跟随他。再之后，吕布部将郝萌在袁术的指使下发动了叛变，结果逼得吕布这位大名鼎鼎的“飞将”，衣冠不整（“科头袒衣”）地翻厕所墙去逃命。

　　也就是说，无论是跟上级、同事还是合作者、部下，吕布都没处好。一句话，吕布在战场之外的能力基本为零。其实这个特点，也是那些由东汉正规军直接转化为军阀的并凉武人的共性。

　　这个共性的形成还要从其从军一开始说起。如前面所说，东汉时代的军制已改为募兵制。当时的军人以从军为职业，作战是为了军功财富。当“不值赏值”时，他们就会怨恨甚至发动叛乱和兵变。所以这些职业军人不同于之前出于责任与义务，怀有保家卫国心理征募而来的士兵，“唯利是视”是他们的共同潜在意识。而“寡于学术”这点，又容易让其缺乏足够的家国情怀和道德约束。对此，历史学者方诗铭曾评价，吕布属于“轻侠之士”，是游侠中低层次的存在。他们骁勇、尚力气，喜欢攻劫，但同时又有勇无谋、容易被人利用。而其他那些并凉军阀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当然也有东汉朝廷故意为之的潜在原因。朝廷只是需要他们作为纯粹的军人，所要考虑的只是是否足够勇武，以及战场上的战术问题，战略问题和政治问题都是由国家委派的高级将领所考虑的。毕竟刀不需要思考。

　　当乱世来临，这些军人由于长于军事，自然很容易确立优势很快脱颖而出，但长期在军中所形成的直线思维，又让他们很难适应乱世中错综复杂的军政环境。特别是当首领董卓死后，他们更陷入了一种迷茫和盲目的状态。他们不会思考复杂的战略问题，也理不清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更不可能去思考如何建设基业。由于缺乏世家大族那样的积淀，他们身边也缺乏能够帮助他们思考这些问题的谋士。同时，他们也本能地排斥和不信任那些饱读诗书的士人。

　　总之，他们大都是靠着本能在汉末乱世中生存，所以也就表现得唯利是图和反复无常。以上那些短板，也让他们常常后继无力。比如吕布的军队就时常困顿于粮草，“无蓄积”。士兵也越打越少。建安二年 （197年） 袁术出动步骑数万，分七路攻击而来时，曾经在兴平二年 （195年），也就是两年前还有军万余的吕布，却只能拿出“兵三千，马四百匹”来抵御了。

　　因此，诸如吕布这样的军人军阀，自然无法避免被拥有根基与政治目标的士族类新型军阀所取代。于是，在仅仅十年时间里，这些曾经的利刃就已经沦为历史的尘埃……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