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飘荡着 《美丽的阿美利加》 动听的旋律。为迎接尼克松访华，乐团正在排练。那些年，外国歌曲在国内几近销声匿迹。大会堂工作人员路过时，都不禁驻足倾听。
周恩来来到排练厅，向乐团问候，乐团领导告诉他：“首长 （指江青） 对奏这首歌有意见，认为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
“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嘛，不要太左了。”周恩来说。
发生在1972年2月20日的这一幕，恰如1972年中国之变局的缩影。
“何必那么僵着呢”
章百家今年71岁，退休前是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美关系走向缓和那几年，他20岁出头，是部队文工团的一名士兵。
他第一次意识到中美关系可能发生变化，是1971年初。他所在的部队下发了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整理稿，那之前，大家担心会爆发中苏战争。中美关系缓和的迹象，让他觉得战争可能性降低，是一件好事。几个月后，他又从部队下发的报纸上看到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
章百家的父母都是中美破冰的直接参与者。1971年初基辛格决定秘密访华，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外交部成立了专门的筹备组。章百家的父亲章文晋时任外交部北美大洋司司长，是筹备组的主要成员，母亲张颖也是这个组的成员。小组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夫妻之间都不能说，章百家当然毫无所闻。
直到后来，他才听母亲讲起一件小事。“文革”开始后，钓鱼台国宾馆里的花木都被当做“资产阶级情调”铲除了，花坛里种着菜。基辛格来访前，张颖等分头到北京各大公园去寻找盆花，几经周折，才在天坛公园附近找到一位姓赵的花工师傅，把他家里偷偷种的七八盆花全部“借”到了钓鱼台。
如今，章百家回看当年中美接近的历程，一个总体感觉是，周恩来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作为中美外交的操盘手，他小心谨慎地寻找着平衡点。
1972年2月21日中午，巨大的轰鸣声中，尼克松总统乘坐的“76年精神号”降落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偌大的机场上，中美两国国旗在寒风中猎猎飘扬。
尼克松走下飞机两个多小时之后，接到毛泽东要会见他的通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他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原定15分钟的会谈，谈了65分钟。
对台湾问题、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等，毛泽东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跟你谈的事。”两人更多在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打破国际惯例的公报
尼克松来访的第4天，双方依然僵持在一个问题上：中美 《联合公报》 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
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达成一个双方认可的 《联合公报》。按惯例，联合公报是表达访问成功、双方达成一致等内容，但中美关系情况特殊：尼克松是在两国没有建交之前来访的，并且是在双方敌对了二十多年后。因此中方本没有打算发表这样的公报。
对美方的草案，周恩来当即表示非常不满意。他参照过去国共合谈在 《双十协定》 中摆明分歧的办法，提出了一个打破国际惯例的写法：既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草案中某些可取之处，体现出双方的共同点。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章文晋和“政治组”（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在美大司保留下来的一个小组）几个成员连夜另起炉灶，拿出了中方的草案。
但毛泽东对方案不满意，他觉得发言权不大，一点“神气”也没有，甚至表示不必再搞什么公报了。
于是，周恩来在草案中加入大量毛泽东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开宗明义写道：“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毛泽东看后表示满意，说“有些神气了”。
张颖回忆，基辛格最初看到中方提出的草案，十分震惊。这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他是否能接受一份开篇便是革命话语的公报？对此，周恩来耐心细致地向他做了说明和分析。
现场翻译唐闻生曾回忆说，会谈一度暂停，基辛格和助手在钓鱼台宾馆的花园散了一会儿步，回来表示同意这一方案。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樊超认为，基辛格能接受这份公报，与他的外交风格有关。
“基辛格的外交风格不是强硬的美式风格，而是善于妥协的欧洲宫廷式外交风格。”樊超说。他看过基辛格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当周恩来讲革命话语时，基辛格不会去反驳，而是采取倾听的态度。
但最重要的台湾问题，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也没能解决。
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继续谈判公报细节，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基辛格直接谈判。乔冠华提出的表述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基辛格觉得这一措辞过于强硬，希望将美方撤军表述为一个目标。
期间，尼克松对周恩来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辞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
会谈期间，周恩来每天深夜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毛泽东的护土长吴旭君说：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 （海容）、唐 （闻生）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
经毛泽東同意，最后的措辞为：“它（美国方面）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或军事设施。”
外交大年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两周之后，中英两国签订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将两国之间自1954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中日关系也在这一年迎来转机。
当年7月，对华友好的田中角荣成为日本新任内阁首相。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周恩来亲自部署、直接指挥了这场重大外交行动。
9月25日，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 《联合声明》 前言中对日本侵华历史如何表述。
9月28日晚10时，中国外长姬鹏飞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底层会议室举行 《联合声明》 签字前最后一次会谈。担任会谈翻译的周斌回忆，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两位外长依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着对方首先表态，而时间已过凌晨一时了。
最后，大平外相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说：“姬部长，这是我方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他念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姬鹏飞思考后，建议双方休息10分钟。后来周斌才知道，他是向周恩来请示去了。当晚，周恩来就坐镇在钓鱼台。
复会后，姬鹏飞表示，接受日方的建议。问题终于解决。
周斌介绍，外交部个别人对此还不大满意，认为在“战争”前该加上“侵略”二字。周恩来知悉后说，就文字表达的思路而言，谁都可以想到 《联合声明》 中的“战争”就是“侵略战争”。因为，如果不是侵略战争，怎么会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如果不是侵略战争，今天的日本政府又怎么会要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这一年，中国还与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相继正式建交，总共与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四三”方案
中美关系这把钥匙，也打开了中国与西方的经贸之门。
差不多在尼克松来华那段时间，中国有两个考察组陆续出发，分别前往西欧和日本考察。他们此行，是要去引进西方的化纤设备。
彼時，国内棉花产量紧缺，石油产量过剩。新任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提出，利用中国自己的油气资源，建设几个化纤基地，所需技术设备，则可从国外引进。国家计委支持这一计划，起草了 《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上报国务院。1972年2月初，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批示同意。
其中化纤方面，初步确定四大化纤项目，分别放在上海、辽宁、四川和天津。拟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装置，约需2.7亿美元。
时为国家计委领导班子成员的顾秀莲作为特别顾问，参加了赴西欧考察组，历时一个多月，考察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欧多国。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考察让她大开眼界，触动很大。“看完以后就觉得，国外的经济这么发达，这么先进，我们自己必须急起直追。”
5月，考察组陆续归国。四大化纤项目进入谈判阶段。最先开始谈判的是上海项目，其后是四川、辽宁和天津项目，6月开始，至次年9月结束，历时一年多。
引进化纤、化肥项目的消息传开后，各部委都跑到计委来，纷纷提出，要派团出国考察，开展引进工作。顾秀莲回忆，1972年，位于北京市月坛南街38号的国家计委大楼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尤其是主任办公的二楼，全都是部长们在转悠，每人手里拿着个黑皮包。
分管副总理李先念积极支持，先后批准了几十批考察团出国。各考察团回来后，相继提出多个技术设备引进项目。周恩来感到很零碎，同时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一点。他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计委1973年初提出的总体方案，计划引进技术项目26个，共需资金43亿美元，被称为“四三方案”（这一方案后来经过追加，总投资为51.8亿美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学术委员陈东林在一篇文章中称，“四三方案”引进规模大、引进设备技术水平较高，催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对外引进经验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堪称对外开放的前奏。
“解放”老干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把握机会、精心安排，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进程。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出席陈毅的追悼会。他对陈毅的亲属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又指着周恩来、叶剑英等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他还提到了邓小平，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立即嘱咐陈毅家人将这些话传出去。
受到鼓舞的老干部纷纷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请求出来工作，或结束审查与家人团聚。毛泽东对一些来信作了批复，给予支持。
4月24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一篇由周恩来亲自修改过的社论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提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
中央明确了解放老干部的四条原则：结束审查、恢复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分配工作。其中，中直和地方的干部由中组部负责，国家机关干部由国务院业务组负责，军队干部由总政治部负责，要求分别整理材料上报。
据此，中组部专门成立了“落实干部政策小组”。这个小组的牵头人高奇回忆，因为解放老干部的任务重，工作量大，时间要求很紧 （在党的十大之前），小组成员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
在办理过程中，周恩来指示：从上到下，先易后难。还说：“有的人不要因为是我批过的就不动了，要看情况到底如何。”
1973年初，周恩來连续三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中组部等三个系统的汇报，逐人进行讨论。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负责牵头军队干部的落实政策工作。在他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他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他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常用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
随着落实干部政策的推进，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革”错误的力量，从一个重要方面为最终结束“文革”准备了条件。
批极“左”的斗争
在抓紧解放老干部的同时，周恩来也在勉力做出纠“左”的努力。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发表长篇讲话。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他说，这种思潮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10月，根据周恩来关于对极左思潮要批透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 组织了一版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如署名“龙岩”的文章以尖锐的语言批判了“打倒一切”“砸烂一切”以及“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观点，可谓是对“文革”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变相否定。
11月间，《文汇报》 内部刊物 《文汇情况》 连续两期登载批驳龙岩等的文章，大搞“反右倾回潮”。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安建设说，至此，两种力量的对立变得明朗化、公开化了。
12月5日，人民日报社一位负责人上书毛泽东：“现在报纸宣传面临一个困惑的问题，就是反‘左还是反右，我想向您汇报并请示。”他说，不相信 《文汇报》 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12月17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谈话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此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便从各种宣传中消失了。
1973年1月13日清晨，通宵批阅文件后，周恩来出现全程血尿。
周恩来1972年5月尿常规中第一次检验出4个红细胞，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遵照指示，医疗组没有将确诊结果告诉周恩来。
“总理心里很清楚病情，我们也清楚。总理知道我们很清楚，我们也知道总理很清楚。但谁都没有捅破。”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曾说。
1973年3月10日，经中央批准，周恩来终于在确诊后进行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治疗效果并不理想，且因工作繁重，后续治疗断断续续。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令人欣慰的是，也是在3月1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复出大局已定。
“如果说，邓小平等领导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十年‘文革中党和人民斗争的一次高潮的话，那么，周恩来等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则是这一高潮的先导。”安建设如是说。
而这一波又一波潮头的冲击，终将导致“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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