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发展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总体上继续“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只做局部的调整。二是认为“文化大革命”错了，不能再搞，应该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路子上去。很多人抱有这樣一种想法。三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顺应历史的潮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经历了两年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后，1978年，中国做出了第三种选择，拨乱反正、开创新局，踏上新的航程。那么，新的航程究竟为什么要开启，又是怎样开启和前行的呢？

回答一道哲学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变。读书成了青年人最有兴趣的选择，像 《安娜·卡列尼娜》 《高老头》 《西厢记》 这样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禁读的作品解禁了;被取消11年的大学招生考试也恢复了;科学家们开始受到特别的尊重。有了一种解放感的人们，迸发出很大的创造热情，对社会变革有了一种强烈的期待。

　　但这毕竟还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人们心头的禁锢和沉重并没有远去。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报告中依然还有这样的语言：“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文化大革命”的惯性，仍然封冻着已经苏醒了的时代心灵。

　　影响人们前行步伐的症结在哪里呢？

　　1977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 杂志、《解放军报》 联合发表题为 《学好文件抓住纲》 的社论。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曾经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两个凡是”。正是这个主张，使人们在长期动乱后急迫要求澄清是非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并形成新的思想禁锢，捆住了历史前进的脚步，使中国无法从根本上走出“文化大革命”深重灾难的阴影。

　　率先看到“两个凡是”危害的，是邓小平。1977年4月，还没有复出的他就给中央写信说，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在这以后，他反复讲“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率先表态，拉开了当代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序幕。

　　1977年冬天，几百名中高级干部在中共中央党校讨论“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问题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二是要用实践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正是这个实践标准，演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命题，成了同“两个凡是”交锋的思想利剑，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今天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一个非常简单的哲学命题，一种已经被前人咀嚼过千百遍的思想，竟能在1978年的中国，把几亿人搞得沸沸扬扬，并由此促进历史新时期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有人统计过，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1978年5月11日到这年年底，全国省级以上的报刊发表讨论文章650多篇。光是理论界的关注倒也罢了，更奇特的是，从这年8月到11月，30多位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纷纷就这个本来不属于他们专业范围的话题表示了政治态度。再往上去，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在这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纷纷表示：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

　　最后，邓小平一锤定音：“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话说到这份上，真理标准讨论拥有的超出人们想象的“政治含量”，已经尽现无遗。

在转折关头

　　当时中国的境况是，社会管理体制僵化，与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拉大。老百姓的生活，是国家发展水平的反映。在各地农村，遇到荒年农民外出讨饭是寻常事情。1978年底决心搞包产到户改革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就是一遇荒年农民便外出讨饭的村庄。

　　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又如何呢？重庆炼钢厂有两台清朝末年从英国引进的蒸汽式轧钢机。1978年，一位日本记者访问重庆炼钢厂时，看到这两台100多年前生产的设备居然还在使用，还以为标签的年代写错了。

　　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些管经济工作的，看看国际的形势，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觉得我们不发展得快一点不行。我们应当下决心干了。我单独给小平同志去汇报。小平同志说，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要抓紧行动起来。

　　怎样才算是行动起来？就是要尽快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邓小平先后去了广东、四川和东北，“点了三把火”。他走一路，说一路，反复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政治运动搞得过久，人们就厌倦了。正确的政治领导，归根到底，应该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面，表现在人民生活的改善上面。他甚至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

　　邓小平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提议，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认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一下。

　　1978年11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要他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工作人员，去京西宾馆报到，负责编写会议简报。胡丹后来回忆，他带着20斤粮票和一些现金去报到。按当时规定，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和每天1斤的粮票。没想到，原定会期20天的会议，从11月10日一直开到了12月15日，开了36天。他不得不中途又回家去取了粮票。

　　会期延长，是因为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大弯。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宣布的议程是：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一下结束大规模揭批“四人帮”运动，以便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后主要讨論农业和经济计划等问题。

　　前两天的讨论，波澜不惊。11月12日是讨论工作重心转移问题的最后一天。这天，一向谨言慎行、话语不多的老共产党人陈云放了一“炮”。他说，他完全赞成中央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意见。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他对能否安定团结有顾虑，主要是因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随后，他一口气点出好几个应该平反的冤假错案，触及了当时政治生活中的敏感话题。

　　陈云的发言可谓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在当时，如果不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人心就不顺，也不能很好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来搞经济建设。

　　思想一放开，代表们的发言就像冲破了闸门的潮水。“文化大革命”到底对不对的问题提了出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到底对不对的问题提了出来，一些人阻碍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也提了出来。为1976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更是代表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一个本来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就这样变成了全面拨乱反正、促进历史转折的会议。与会者们的发言，事实上揭示出在历史转折关头，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些问题。比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民主集中制”的运行原则极端重要，然而要真正做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工作重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去“继续革命”，还是搞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通过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解决一些问题对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体制机制，是否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特别是民主法制建设是否得到重视，按法律办事的原则是否得到落实？还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确实功不可没，但它本身是不是越来越僵化而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需要对它进行改革？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根据与会者提出的问题和会议讨论的情况，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篇讲话统一了思想，明确了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被认为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一份宣言书。这个讲话虽然不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的，实际上却成为接下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由于有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只开了5天。会议进程出奇顺利，再没有其他的花絮，也没有更多的细节。举手是每一次会议都必不可少的程序，然而这一次的举手却非同寻常，人们托举起来的，是一个新的航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折。同时，提出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正确处理政治上的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经济上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的原则。

　　对这一历史转折的内涵，一般认为它实现了三个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关于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新航程的意义，人们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是和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并列的三大“里程碑”之一。

经济改革是怎样突破的

　　新的航程启动以后，沿途写满了4个字——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首先是在经济体制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得出一个结论：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于是，一个大胆的决策出台了：尽量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

　　人们把这个决策叫做“开放”。这个今天的人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词汇，在当时却是一个风险十足的决策。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向他们借钱来搞建设，必须克服历史因素造成的巨大的心理障碍。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到日本谈判借款的时候，甚至遭到他的老母亲的反对。老母亲说：你到那个地方去干什么，日本侵略过我们，怎么能够向他们借钱呢？

　　不仅是借钱，更大的开放举措还在后头。1979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发言中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香港、澳门，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广东特殊政策。几天后，他当面向邓小平汇报了具体设想。邓小平作出了今天已为人们熟知的决断：“我看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把创办经济特区，从西方国家引进资金、技术甚至是经济管理办法，比作“杀出一条血路”，可见这一举措沉甸甸的历史分量。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不负众望。如今的深圳，已成为一座GDP总量超过香港的现代化大城市。

　　经济特区是开放的窗口，更是改革的试验田和排头兵。当时人们的思路是，以开放促改革。

　　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整体上又是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的呢？几十年来的实践很明确，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人们的认识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现代化去搞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上人们习惯的计划经济，有不少人想不通。不仅一些中国人想不通，连西方一些国家的政要也想不通，曾有人意味深长地对中国领导人说，你们怎样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很难，如果搞成了，那真是哲学上的一个贡献。

　　想不通怎么办，那就先试着干。在试着干的过程中，人们总要碰到一个经济学概念，这就是计划经济。

　　什么是计划经济呢？就是经济领域的生产和销售，都要按国家事先的计划来运行。这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开始确立的经济体制，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它。这种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集中财力、人力和物力办一些大事，并为建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它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

　　一个最明显的弊端，是名目繁多的各种计划表格并不能反映生产实际和人们的生活诉求。每年一度的全国经济计划工作会议，常常一开就是一个月，如果搞五年计划，甚至要商量一年半载。为什么这么难？比如煤炭行业生产计划定了后，要算出需要多少枕木，然后到森林工业部门申请木材，木材定好后，要到铁路部门跑车皮运输。大到飞机火车，小到妇女用的发卡、人们早晨吃的油饼，都要制定出几千个指标，形成几十上百个计划表。结果是，计划的方案常常和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脱节。

　　再一个弊端，是計划经济捆住了企业的手脚，管得太死，不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计划指标是刚性的约束，生产多少卖多少，在流通领域没有降价和提价一说。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在沈阳市铁西区的北二马路上，一边是生产铜的沈阳冶炼厂，另一边是需要铜的沈阳电缆厂。在今天看来，电缆厂跨过马路直接到冶炼厂买铜，顺理成章。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两家企业分属不同的部门，他们生产什么、产品运到何地、到哪里去进货，这些都是严格按上级部门的计划进行的，不能随意改变。结果，沈阳电缆厂买电解铜需要到南方去进货，每吨货物的价格增加四五百块钱，一年下来，就浪费了500多万元的成本费用。

　　1978年秋天，四川省率先在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6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拉开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当时扩权的内容，主要是给一些企业自主权，如干部任免权、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权、产品的自销权、一定范围的用工权。扩权试点企业的探索，终于在计划经济体制这张网上捅开了一个缺口。

　　与此同时，计划体制外的市场萌芽开始显示出不可遏制的生命活力。那些不吃皇粮自谋职业的城镇个体户，那些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多余的农村劳力，硬是搞起了各种小买卖，闯出了一片红红火火的天地。

　　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这样在实践摸索中逐步推进起来。先是农民们摆脱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来耕种。接着是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让他们承包经营，自负盈亏，资不抵债就让企业破产。再后来，干脆就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让老百姓自己办企业，还建立了股票市场。这就一步一步地把中国的经济引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

　　中国在1992年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对如何完善它，也有一个探索过程。刚开始，人们对市场经济在调配资源方面的优点自然要多讲一些，尽管也认识到它有缺点，但毕竟缺少具体实践和切身体会。但现实当中出现了诸如住房难、看病难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出现了分配不公、差距拉大的问题，出现了利益群体的分化和固化的问题。这样一来，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优缺点比过去看得更加清楚了。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着重强调两句话，一句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句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如一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中心位置，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改革开放的关键环节。到2017年，我国又进一步提出，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越来越清晰的现代化布局

　　改革开放为了什么？是为了实现中国人100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标准表述是“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个提法，今天还在使用。

　　关于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前，人们讲得比较多的是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近代化的工业。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20世纪50年代，主要讲实现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到了20世纪60年代，讲得多的是实现现代化，还具体设定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个提法，依然保留在今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序言当中。

　　改革开放初期，“干‘四化”，是把中国上下凝聚起来的深入人心的口号。

　　1978年初，四川的 《重庆日报》 收到一份奇特的寻人启事，要寻找一个叫白智清的人。寻人启事说：白智清是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的一名技术员。他在1974年至1975年间，多次给中央写信，批评张春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观点，结果在1976年被捕入狱。事过两年，天空已晴朗，真相已大白，然而白智清仍然杳无音信，希望 《重庆日报》 把这份启事公布于众。几个月后，白智清出狱了。当人们问他最需要什么时，身体虚弱的白智清伸出了右手的四个手指头。他说，他要“四个现代化”。

　　但是，怎样干“四化”？“四化”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心里并不十分清楚。为了摸清国外的情况，中国派出了不少代表团频繁出访。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对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在神奈川日产汽车制造厂，他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的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要高几十倍，不由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又是一个样。

　　改革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又是一个不断探索、渐进积累的过程。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是在逐步扩展和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清晰起来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光是经济上的现代化，于是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又觉得，单是两个文明还不够，于是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进入21世纪，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社会文明。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又增加了生态文明。

　　这样一来，中国现代化道路便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内容布局。也就是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同时展开的，而不是某一方面的单项突进。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2013年，我国还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飞跃。2018年，随着党和国家机构的大幅度改革，随着国家监察法的出台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人们看到，一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正在发生，目的是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结构，使中国的现代化脚步稳定地向前迈进。

　　从过去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作经济改革的目标，到今天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当作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进而把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历史性的跨越。

　　在今天，要问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没有短板？回答是肯定的：有！什么是最应该补上的短板，可能有不同的概括。我以为，最应该补上的短板，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家公认的解决各地区各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个是普遍构筑起现代化国家的国民应该有的从容自信心态和核心价值观，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前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硬道理、硬標志，后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软动力、软实力，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从40年前的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主动打开大门引进来、主动打开大门走出去的进程，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吸收西方进步文明成果，但又没有简单依赖此前西方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不打开大门，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也很难真正科学有效地打开大门。这或许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给世界提供的“斯芬克斯之谜”。

　　我们知道，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英国、法国这样的世界强国。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又造就了德国、美国以及日本这样的世界强国。奥匈帝国以及中国的大清王朝，还有曾在大航海时代领跑的西班牙、葡萄牙，都因为没有赶上这两次工业革命而掉下队来。这当中，尤其以中国的落差感受最为强烈。近代中国经历了落后就要挨打、挨饿、挨骂的惨痛经历，成为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充满悲情的被动追赶者。直到新中国成立，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特别是通过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迅速而全面地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我们终于迎头赶上了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从追赶世界到融入世界进而影响世界的进步。

　　（选自《湘潮》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