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炳亮

　　宋氏三姐妹因为分别嫁给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三位著名政治人物，因而学者和作家大都从政治上解读她们的婚姻。普通民众更视之为纯粹的政治婚姻，而全然忘了婚姻最基本的前提—— 爱情。是的，孙中山宋庆龄为什么结婚？因为爱情。答案如此简单，而宋庆龄却用了一生去捍卫。

　　父母眼皮子底下的秘密恋情

　　1907年，15岁的宋庆龄带着10岁的妹妹宋美龄远赴美国留学。第二年入读著名的私立大学威里斯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前此两年，大姐宋蔼龄已入读该学院。有一次，宋庆龄和最要好的朋友阿莉 （她们的友谊维系终生，尽管她们毕业之后再未见面）“去听卡梅伦先生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图解讲课，他给我们看了一张孙逸仙博士的照片”。这张俊朗的革命者照片，给宋庆龄留下极深的印象，乃至多年之后，她还在致函阿莉时说：“当时我没有想象过我们两人之间会有超过朋友的关系。但这是命运。”

　　1912年，清朝帝制覆灭，民国初成。宋庆龄专门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盛赞共和。对于将古老的中国带进共和新世界的孙中山，宋庆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景仰。

　　事实上，宋庆龄一家与孙中山渊源深厚。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革命运动的热烈追随者、赞助者和忠实朋友。从临时大总统卸任后，孙中山在上海逗留，基本都住在宋宅。不仅如此，宋家大女儿宋蔼龄在1910年从威里斯安女子学院毕业之后，经宋耀如力荐，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書。从某种程度来说，在宋庆龄心里，孙中山除了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外，还是家里的一位长者。

　　1914年，宋庆龄从美国学成，却无法归国，因为“二次革命”失败，宋耀如一家追随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就这样，宋庆龄在东京与孙中山首次见了面。

　　这是一段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结婚的甜蜜日子。出于政治目的，日本外务省的密探对孙中山进行监控，无意中为这段恋情保存了最原始的记录。[详情可参看 《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 （1913年8月至1916年4月）—— 日本外务省档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起初，宋庆龄都是跟随宋蔼龄一起去见孙中山，然后再一起离去。次数十分频繁，几乎天天都去，有时一天数次。1914年5月24日，宋庆龄第一次单独往访孙中山。6月起，宋庆龄除仍不时与姐姐一起去见孙中山外，单独往访孙中山的次数剧增，其中当月日本密探记录在案的就达十次之多。期间，孙中山也不时到宋宅叙谈。宋庆龄开始参与一些事务，如替姐姐帮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文稿，参与起草条举袁世凯的罪状，等等。因为这时的宋蔼龄正与同样亡命日本的孔祥熙在谈恋爱。孔祥熙其时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协助孙中山筹集革命经费，其原配韩玉梅已于1912年病逝。

　　这样，当1914年9月宋蔼龄与孔祥熙结婚（其时宋家已由东京搬至横滨） 后，宋庆龄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宋庆龄在 《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中回忆，那时她几乎每天从横滨的家里“由父亲陪同前往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先生处工作”。当然，也不是每次都有父亲陪同，因为这时宋庆龄已是22岁的大姑娘了。日本外务省的密探对此照例全程记录。

　　1914年11月，宋庆龄随新婚的大姐宋蔼龄回国，孙中山怅然若失。把孙中山视同家人的梅屋庄吉夫人德子感觉到了孙中山感情上的微妙变化：“孙先生看上去一直没有什么精神，像一直在考虑什么似的。孙先生原本是一个非常好读书的人，而在那段时间里，书虽然是翻开的，但孙先生始终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不止这样，连吃饭也没什么食欲。”德子为孙中山的真情所感动，私下里曾托陈其美去上海，将孙中山的心意告诉宋庆龄。

　　崇尚知难行易、一向敢想敢干的孙中山也开始行动，他接连给宋庆龄去信，表达迫切希望她回日本协助自己工作的强烈愿望和隐隐约约的思念之情。1915年1月，孙中山派遣香山同乡、资深革命党人朱卓文一家由日本抵上海。孙中山与朱卓文私交极深，与宋家也多有来往，朱的女儿慕菲雅又是宋庆龄儿时的玩伴。因此，朱的使命表面上是联络革命，实为试探宋庆龄的态度。宋庆龄含蓄地表示：“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算是默认了孙中山的追求。

　　3月17日，宋庆龄由上海返回日本，孙中山提前近一个小时就在东京车站迎候，殷切热盼之情溢于言表。随后，宋庆龄随孙中山一起回到孙的寓所，直到晚上8点40分始离孙寓，回到横滨自己的家。几天之后 （22日—31日），孙中山与宋家及日本友人前往静冈县的热海游玩。宋庆龄与孙中山有许多机会单独在一起，宋耀如似乎对女儿与自己最好朋友的恋情完全不清楚。与此同时，孙中山一方面着手解决与夫人卢慕贞离婚的事，一方面开始试探宋耀如的态度。

　　“委身革命”的私奔

　　宋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于孙中山这个有妇之夫，毫不设防。父母的强烈反对是必然的，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藏起了恋情。但这是躲不过去的。孙中山开始试探宋耀如的态度，他不断地在信函中询问宋庆龄的动向，而宋耀如竟完全无感。1914年7月20日，孙中山致函宋耀如，明确告诉宋耀如宋庆龄可能会与一个“大叛逆者”（archtraitor） 结婚，并询问宋庆龄的爱慕者是否会与她结婚及何时结婚。宋耀如十分认真地用英文写了复函，但他误以为孙中山所说的archtraitor是袁世凯之流的人物 （这个英文单词也有“大叛徒”“大卖国贼”之意，而此时国内正对袁世凯大加挞伐）。关于宋庆龄的婚事，宋耀如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为任何人作妾，哪怕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王、皇帝或者是总统。我们可能贫于‘物质，但是我们既不贪心，更无野心，不大可能去做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任何事情。”“我们宁可看到庆龄死去并且埋葬，而不愿意看到她为我们的大叛逆者作妾，即使是 （做这种人的） 妻子 （也不能允许）。”这话不是针对孙中山说的，但肯定促使孙中山更加认真地对待其原有的婚姻关系。

　　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是香山同乡，两人育有一子二女 （儿子孙科，女儿孙婉、孙娫）。卢慕贞带着女儿老母，长期住在澳门 （风顺堂4号）。朱卓文1915年3月在上海见过宋庆龄之后，又与孙中山的胞侄孙昌一起赴澳门，说服她同意离婚。卢慕贞表示，孙中山长期在外漂泊，无人照顾;自己学识不够，不懂英文，又缠着小脚，连走路都不方便，确实帮不上手，同意离婚。她在孙中山声明离婚理由的信上写了一个“可”字 （也有人说是摁了手指模）。9月2日，在朱卓文陪同下，卢慕贞到了东京，“商配宋氏之婚”，至23日返回澳门。这次日本之行，是卢慕贞少有的一次远行，足见其郑重其事。她向孙中山表示，孙宋结婚之后，她与宋庆龄可以姐妹相称。

　　关于卢慕贞，孙中山后来有这样的追述：“我的前妻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里，她从未在国外陪伴过我。她需要和她的老母亲安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旧风俗再娶一个妻子。但我所爱的女子是一位现代女性，她不能容忍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也不能让她受委屈。这样，除了同意与我的前妻离婚外，别无他法。”

　　大约是10月中旬，朱卓文和女儿慕菲雅，携带着孙中山的离婚声明及卢慕贞同意离婚的证明，再次赴沪。宋庆龄与父母彻底摊牌，她请求父母同意她与孙中山结婚。争执之下，急火攻心的宋庆龄竟昏了过去。她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时，父亲发火了，母亲流了眼泪，我自己不知怎么被人抬到楼上。醒来后，宋庆龄发现楼上卧室的门被反锁了。当晚，心意已决的宋庆龄写了一张字条向父母告别，“要帮助孙逸仙并同他结婚，因为他在3月份已同他原来的妻子离异”。在家里女佣的帮助下，她从窗户爬出去，乘着夜色，与朱卓文父女登上赴日轮船，于10月24日抵达东京。

　　女儿私奔，而且是与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打击够大的。就在前述的7月18日写给孙中山的信中，宋耀如还曾如此推心置腹地向孙中山表露心迹：“我的亲爱的博士，请您记住，不管情况如何糟糕，我们都是您的真正的朋友。我可以断言，在中国人中间，没有人比您更高尚、更亲切、更有爱国心。”现在他却感觉被深深地伤害了。在写给其美国友人步惠廉的信中，他愤怒地说：“我一生中从未受过这样的打击。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

　　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牛道区袋町5号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举行结婚仪式。两人由和田瑞主持签订婚姻誓约书，又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结婚登记。婚礼之后，在梅屋庄吉家举行了婚宴。梅屋庄吉夫妇为证婚人，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宋庆龄与梅屋夫人德子分别结义为兄弟和姐妹。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青山原宿109号布置了新居 （之前孙中山一直借住在梅屋庄吉家）。

　　22岁的美貌才女，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和世俗偏见，嫁给了49岁的伟大革命家。

　　有趣的是，宋庆龄将自己私奔，称为是“委身革命”。她曾对挚友埃德加·斯诺回忆：“我当时并不是真的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 但这是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这是革命时代的普遍爱情，还是一生致力于中国革命的宋庆龄对青年时代狂热爱情的自我期许，不得而知。

　　结婚以后的宋庆龄

　　宋耀如夫妇见女儿私奔，随即赶去东京，据说是赶搭宋庆龄走后的下一班轮船，而且，宋母还是刚从山西宋蔼龄 （刚生下女儿孔令仪，即后来著名的“孔大小姐”） 家赶回上海，就直接奔赴日本了。老夫妇爱女心切，还想做最后努力，劝女儿随他们回上海。

　　不过，生米已煮成熟饭。在得知女儿已正式领证结婚之后，本来还嚷着“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孙中山早年在日本创建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并任总理） 的宋耀如，面对孙中山时，却只留下一句：“我那个愚钝的女儿，就拜托您了，麻烦您好好照顾她”，就回国去了。走前补送了宋庆龄一份丰厚的嫁妆，算是承认了这桩婚事。

　　从敬仰崇拜到相识相恋，再到私奔成婚，再到重获父母谅解，宋庆龄如释重负，由衷地感到高兴。她与孙中山除了是夫妻，更是师生、同志、战友，这种关系并没有随着结婚而有所改变。她在给阿莉的信中写道：“告诉你我很担心、很幸福也很高兴，我勇敢地克服了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了。当然我感到安定下来，感受到家的气氛……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婚姻生活的幸福不同于并大大超过处女时期的满足，特别是当幸福包含在所有在你周围的人都能愉快地生活的共同愿望中，这就足够了。”在另一封致美国同学安德逊的信中，她写道：“我很愿意在我丈夫的英文通信往来方面，尽可能多地帮助他。我的法文大有提高，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较容易地边看边译。像你知道的那样，结婚对我来说，好比迈进了一所没有‘考试来麻烦我的学校。”她形容自己的婚后生活，“是我当孙先生学生的时代”。

　　新的婚姻为长期四处奔波、颠沛流离的孙中山开启了新的生活和事业航程。孙中山对新婚妻子有极高的评价。他在致老师康德黎的信中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的同志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若干年后，孙中山曾在一帧与宋庆龄的合影照片上题词：“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庆龄贤妻鉴。”这是两人婚后生活的真实写照。

　　婚后，在处理与孙中山原来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宋庆龄表现出既有人情又保持适当距离的智慧。卢慕贞曾表示可以与宋庆龄以姐妹相称，而宋庆龄则尽量避免两人相见。宋蔼龄在担任孙中山秘书的时候 （1910—1914），曾随孙中山往来各地，也去过孙中山的故乡香山，与孙中山的家人族人亲如一家。在留存下来的影像资料里，有好几张宋蔼龄与孙中山家人 （卢慕贞也在场） 的合影照片，却无法找到一张有卢慕贞在场的宋庆龄与孙中山家人的合影照片。孙中山的胞兄孙眉1918年斥资在澳门兴建一所房子 （今文第士街国父纪念馆），供卢慕贞及孩子们居住。

　　孙中山去世之后，丧事的处理以及后来的祭奠活动，大多由宋庆龄与孙科出面。虽然因为政治道路不同，他与孙科的关系渐行渐远，但对孙科的两个妹妹孙婉和孙娫，宋庆龄则始终视同己出，两姐妹也将宋庆龄视同自己的另一个妈妈。

　　众所周知，宋庆龄曾在陈炯明叛变革命时，因逃避追捕，劳累过度而流产。因不曾生育，孙中山在弥留之际，对宋庆龄颇放心不下，担心她受党内同志和亲属们的轻视。因此当着汪精卫、戴季陶、孔祥熙等人的面，指着宋庆龄说：“她是我们的同志，不要因为她是基督教徒而歧视她。”“弗以夫人无产而轻视。”

　　1918年—192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住在上海莫利愛路寓所 （现为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长年漂泊的孙中山少有的相对平静的日子。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一直住在这里，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对一切与孙中山有关的事物，宋庆龄都十分珍惜，尤其是他们结婚十年中留下的一切，都视为珍贵的纪念。日军占领上海后，从宋庆龄寓所掠走许多物品，其中有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婚誓约书。196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从私人手上征集到这份誓约书，在展出过程中，不断有人对此誓约书的真伪提出质疑。因为誓约人所署的签名是“孙文、宋庆琳”，日期则是“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1980年3月18日，博物馆的同志将誓约书送宋庆龄审阅，宋庆龄十分高兴，她解释说，那个时候她中文不好，自己名字中“龄”的繁体字笔画很多，她图方便，就经常写成“庆琳”。至于日期，是因为日本风俗双日才是好日子，故接受律师和田瑞的建议改署为“二十六日”，而不是实际的“二十五日”。事后，宋庆龄认真地在誓约书卷尾题了“此系真品”四字，并签名盖章。

　　她怎么会忘了10月25日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呢？1978年1月，她曾对来访的 《宋庆龄选集》日文译者仁木富美子说：“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关于孙宋婚姻的流言蜚语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人看好，不为世人包括孙中山的党内同志所认同。年轻貌美的基督徒和饱经沧桑的革命家，富家小姐与逃亡叛逆，还有27岁的悬殊年龄差距，这桩婚姻实在太惊世骇俗了。

　　即以孙中山的党内同志而言，大多数人认为孙中山只是看上了宋庆龄年轻貌美，并能辅助他工作。因为孙中山曾多次宣称，他的人生第一是革命，第二是读书，第三是女人。他们平淡地称呼宋庆龄为“宋小姐”，而不是“孙夫人”。只有极少数与孙中山私交甚笃的老朋友如廖仲恺、朱卓文等赞成他们结婚。不过，宋庆龄婚后表现出来的革命意志、坚定信仰和卓越才智，逐渐赢得党内同志和各界人士的爱戴，大家由衷地尊称她为孙夫人或宋先生。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宋庆龄毅然与其决裂。为了捍卫孙中山的精神遗产，宋庆龄逐渐与国民党划清界限，进而倾向共产党，成为著名的民主进步运动领袖。这使国民党十分恼怒。为此他们不惜在宋庆龄的私生活上大做文章，卑鄙地造谣污蔑，极尽诽谤之能事。

　　陈友仁自1918年起追随孙中山，在国共合作时期成为孙中山外交上的重要助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与陈友仁等联名发出“讨蒋通电”。随后，陈友仁还代表宋庆龄出席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的“分共会议”，严明反对“分共”“清共”的立场。1927年8月，陈友仁及两个女儿陪同宋庆龄秘密访问苏联。国民党散布谣言说他们出国是秘密结婚，赴欧洲度蜜月去了。那时，陈友仁的妻子梁玛丽刚病故不久，而且还是有名的美男子。各路小报为此添油加醋，大加渲染。这样的恶意中伤，对誓言捍卫孙中山的宋庆龄造成极大的伤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连续出版了利昂·沙利曼、索尔兹伯里等著名作家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涉及孙宋婚姻的问题上，却仍不断“重复反动派在孙博士和我的婚姻上对我们的造谣污蔑”。宋庆龄了解情况后，随即写信给在西方世界有广泛影响的著名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指出：“很久以来，敌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传教士都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进行诽谤。”她请韩素音“采取任何你认为合适的办法把我这个声明 （指她在信中声明的事实真相） 公之于世，以正视听”。对索尔兹伯里，她立即去信澄清，并且不客气地说：“你也许可以向你曾咨询过的那些所谓可靠的参考资料来源发出警告，告诉他们这是一则极为恶劣的不实之辞，他们到处散布是有罪的。”索尔兹伯里得信后立即改正了书中的不实说法。

　　不过，可能是流传于世的关于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姻的说法太多，而原始资料又过于欠缺，也可能是因为宋庆龄的以上声明只对海外，国内消息闭塞无从知晓。因此，即使一些著名的孙中山研究学者，如刘大年、陈锡祺等，都曾致信宋庆龄详细询问孙宋结婚的经过和细節。宋庆龄全部耐心地一一回信答复。

　　1975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50周年的日子，宋庆龄写信给当年参加过婚礼的廖梦醒：“你懂的，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只要我活着，我内心空空荡荡的感觉和悲伤将永远不会消失。”

　　至此，有关孙宋结婚和宋庆龄私生活的所有流言蜚语可以烟消云散了。

　　（选自《同舟共进》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