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德的一生中，曾与两个湖南人友好合作，并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第一个是比他小7岁的毛泽东，另一个则是比他大4岁的蔡锷。朱德与蔡锷，一个是为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而彪炳青史的红军之父，一个是反抗复辟、再造共和的近代军神。从两人相识到蔡锷病逝只有短短7年，一起共事更是不过四五年时间，而在这期间，他们既是师生和上下级，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并肩对敌的战友，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云南结识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14岁考进梁启超在湖南长沙办的财务学校。梁启超见他聪慧能文，志向不凡，视为高弟。1900年，蔡锷参加自立军起兵，失败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4年毕业后，先后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1906年，黄自强在桂林吸收蔡锷秘密加入同盟会。1909年冬天，李经羲调昆明任云贵总督，蔡锷随之前往云南。早在这年4月，朱德已到达昆明。
1908年，朱德在四川仪陇创办高等小学堂，但是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朱德感到在家乡办教育不是一条救国的出路，于是决定去云南报考讲武堂。
朱德原名朱玉阶，第一次报考讲武学堂时，虽然考试合格，但因是外省人，又没当地大户介绍，所以未被录取。于是他改名朱德，以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的籍贯参加了川军步兵标部司书。1909年11月，因在步兵标工作成绩优异，被七十四标标统推荐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编入丙班步兵科。
讲武堂有500多名学生，建有同盟会组织，他们多数是不满现状的青年。是年冬天，朱德秘密加入同盟会，和范石生同在一个小组。蔡锷经李根源和罗佩金向李经羲推荐，担任云南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的协统，并在讲武堂兼任军事课。
朱德和蔡锷是在1911年春天结识的。蔡锷是云贵总督信赖的青年将领，时年27岁，仅比朱德大4岁。他为人沉静，对待自己及所有的学员都要求甚严，在讲武堂教授的步炮混成作战概论，言简意赅，很有特色，理论严谨，令人心悦诚服。
朱德刻苦好学，极想请教蔡锷。蔡锷的协统司令部设在讲武堂内，每天办公到深夜。朱德前去拜见，竟被警卫人员误认为是刺客。蔡锷弄清原委后，将朱德请进了办公室，朱德谈了自己学业的进修问题，得到了蔡锷的赏识。
蔡锷与其他教官不同，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当时，朱德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同盟会员。只知道他是个“提挈同盟”。蔡锷从不和讲武堂的同盟会员公开往来，但暗中却和同盟会保持联系。他曾向一个同盟会员表示：“時机不到干不得，时机一到绝对同情。”同时蔡锷尽力暗中保护这些革命党军官，每当清政府让他调查时，他都“多方解释”“极力维护”。这使得革命党的势力在云南越来越强，最终形成燎原之势。
讲武堂分甲乙丙3个班，甲乙两班是军官班，先毕业。朱德所在的丙班是学员班，规定后毕业，但由于当时滇军急待补充军官，于是1911年7月，从丙班中挑选了100名优秀的学生组成特别班，予以提前毕业。朱德被选到特别班学习。是年10月11日毕业后，朱德被分到蔡锷的部队当军官，任十九镇第三十七协七十四标二营左队副目，不久任二营左队排长，授少尉衔。
重九起义
辛亥革命前，云南的军队极为复杂，除了封建地方武装外，还有新军。云南新军是新编十九镇，以川军步兵标为核心，驻扎昆明城南的巫家坝。十九镇配有克虏伯制造的步枪、机枪、野炮。青年军官多为留日生和同盟会员、士兵多是从乡间征调来的农民，他们对清政府的专横腐败统治和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强烈不满。朱德受云南同盟会支部的委派到川军步兵中去做争取工作。这工作极为危险，因为李经羲已组织了大规模的侦察网到处搜寻革命分子。但朱德非常机智，他首先找到步兵标中结识的朋友，深入部队联络士兵，彼此畅谈家事，帮士兵写家信，先建立感情，然后再顺便谈国事。
朱德是在讲武堂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长官任意打骂和侮辱士兵的人。他的主张曾得到总办李根源的支持。所以他在士兵中很有威信。士兵多为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的成员，朱德也应邀入会，这样使他更能深入到士兵中间，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组织工作。
武昌起义后，李经羲下令停止新军秋季演习，收回所有的枪支弹药，并因探知川军步兵标标统罗佩金有同盟会之嫌，而将其放逐到边境。同时，又把营防军全部调到省会，发给新式步枪和弹药。总督衙门附近也连忙修建工事，由两个机枪队固守。对于被认为革命派的人，下令统统予以杀掉。
朱德利用四川同乡和哥老会的关系，深入到衙门的卫队里进行革命工作。卫队官之一的李凤楼便是和朱德有联系的秘密同盟会员。云南革命党人召开了6次秘密会议，蔡锷亲自参加了4次。此间，同盟会云南支部的马幼伯、朱德、邓泰中、董鸿勋、杨秦等人开会，也决定昆明起义，响应武昌。
在这非常时刻，李经羲对蔡锷仍十分信任，因为他的身份尚未暴露。蔡锷劝他“不要仓促行事”，警告他“武昌起义就是因为处分了几个共和派才爆发的。”劝他“照常把弹药发给新军，历年必有的军事演习最好也照常，免得使人得到政府害怕和软弱的印象。”李经羲终于答应举行秋季演习，并给新军发下弹药。李凤楼得知总督准备屠杀革命党人的计划后，立即秘密通知蔡锷等人。众人商定10月31日举行起义，蔡锷被推举为起义总司令，李根源为副司令。在演习打靶时，朱德暗中通知大家节约子弹。帝制派的高级军官懒于同部队一起上山演习，所以同盟会的青年军官们便掌握了部队。
10月30日，秋季学习结束，新军回到兵营。原计划次日凌晨3点，李根源领导新军七十三标在城北北教场、蔡锷率领新军七十四标在城外南教场巫家坝同时发起动义，讲武堂和陆军小学的学生在城内响应。然而还不到9点钟，北较场的枪声就响起来了。此时南教场巫家坝的新军出现混乱。李经羲派来代替罗佩金的标统业已逃跑，帝制派的队官也带着两个棚的士兵趁黑夜逃跑了。朱德当机立断，急忙带着另一棚士兵随后紧追，将他们包围，除队官带着少数人跑了外，其余全部归队参加起义。这时，蔡锷来到巫家坝，部队就很快恢复了秩序。北较场的枪声惊动了李经羲，他连忙给巫家坝新军司令部的蔡锷打电话，要求蔡赶快增援。蔡锷平静如常，立即回答：“马上就来增援。”此时，蔡锷当机立断，决定起义时间提前到9点。
9点将到，全体士兵剪掉辫子，扯起“汉”字大红旗，命朱德为该队的队官，要他指挥该部士兵攻打昆明。
驻在城内讲武堂的学员秘密打开了城门，朱德率领所属起义部队于午夜12点首先攻入省城东南门，黎明时分，开始攻打总督衙门。由于朱德对卫队早已作过深入的革命工作，而且又有負责守卫的机枪队队官李凤楼的密切配合，所以总督衙门的卫队很快向起义军缴械。由于朱德的命令，李经羲不得不给镇台夏貌伯、蒙自关道尹龚心湛写信，要他们停止抵抗，缴械投降。这样，云南40几个清朝的戍边巡防，共一万多人便放下了武器，全省兵不血刃地换上共和旗号。11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任云南军都督。
武昌起义后，四川的革命形式危殆。为此，蔡锷决定派出两个梯团共8个营的兵力，入川支援四川革命党。
朱德随第一梯团从昆明出发。他带的部队，严格执行蔡锷所颁发的5条训令：守纪律、爱百姓、戒贪幸、勤操练、敦友爱，沿途受到民众的欢迎。12月中旬，援川军第一梯团很快占领四川叙府 （宜宾），接着便向自流井 （自贡） 进击。此时，朱德已升任连长，授上尉衔。1911年冬月初四，朱德的连队到达自流井，攻占赵尔丰驻在自贡的一个盐务巡防营。该营一触即溃，狼狈逃窜。
后由于时局生变，朱德于1912年4月离川返滇。回到云南已是5月了，蔡锷召开隆重的援川庆功大会时特别提到了朱德，并授予他“援川”和“复兴”两枚勋章，还提升朱德为少校。蔡锷用人重德才，而朱德为人诚实、忠厚，做事坚韧、勇毅，深得蔡锷赏识。
护国之战
重九起义后，蔡锷便致力于云南的改革与建设。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官员，任用青年知识分子和军官来代替他们。新的工厂学校逐渐兴办起来。革命后关闭了的讲武堂于秋天复课。那些离开讲武堂回省参加革命的青年们，陆续返回，以完成他们的学业。其他省的一些避难的共和派革命分子，也来到云南。朱德说：“真正在革命后打下新基础的，全中国当时还只有一个云南啊！”
此时，蔡锷和朱德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蔡锷非常关心朱德及其家庭，而朱德也因为蔡锷身体异常消瘦而十分关心他的身体健康。云南讲武堂复课后改为云南讲武学校，朱德调往该校任学生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1913年夏天，朱德任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一营营长。
云南边境的临安、开远、蒙自、个旧一带的深山密林里，法国支持的武装土匪，专门在边境线上煽动民族仇恨，制造事端，以此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借口。这些土匪同少数民族上层的反动分子沆瀣一气，依仗地熟人熟，神出鬼没，祸害群众，与剿匪部队周旋。原来驻在那里剿匪的1个营，被打得狼狈不堪，只剩下2个连。
朱德率部和第一师其他部队一起奉命前往剿匪。为了完成任务，朱德经常察看地形，深研《孙子兵法》，并结合现代军事理论，摸索出来了一套山地游击战的战术。1915年9月18日，土匪头子白莫万卜纠集匪徒约五六百人，游窜到少数民族聚居地渣腊寨烧杀抢夺。已升任副团长的朱德，率领2个连的部队，汇同临安地方武装，进剿这股顽匪。经过2年的剿匪，终于使边境从动乱恢复到平静，巩固了西南边疆。
在云南边陲剿匪期间，朱德一直记挂远在北京的蔡锷。此时的蔡锷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斗争。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就任临时大总统。此后，宋教仁遭到暗杀，国民党遭到禁止，国民党所寄托的议会也遭到禁止。妄图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对蔡锷极不放心，于是在1913年将他调往北京进行收买和控制。蔡锷离开昆明去北京前夕，曾电告朱德，表示捍卫共和的决心。蔡锷到京后，不为袁世凯的高官厚禄所动，他韬光养晦，终于在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并准备即皇帝位的前夕，潜回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
蔡锷回到昆明后，立即提升朱德为上校团长。12月中旬，朱德在蒙自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是写在碎布片上，由国民党的一位老朋友带来的。蔡锷在信中告诉朱德，他将在12月25日于昆明宣布起义，宣誓效忠共和。他要求朱德立即率部乘火车开往昆明参加起义。这一行动必须在袁世凯次年1月1日登基之前开始，以防各国政府对袁世凯称帝的承认。
朱德按照蔡锷的要求，在蒙自发动了讨袁起义。25日凌晨，他率部驱逐帝制派军官后，立刻集合所部宣誓效忠共和，乘上火车，浩浩荡荡地开往昆明。
云南起义和讨袁护国的消息，使袁世凯大为恼怒，于是任命曹锟为川湘两路征滇军总司令，督领10余万人马从湘西、川南向护国军进攻。蔡锷宣布讨袁后，立即组织护国军，出征四川、两广。他亲任第一军总司令，罗佩金为参谋长。蔡锷非常看重朱德，当他组织第一军时，立即把朱德及其部队调往昆明。第一军共6个支队，朱德担任第六支队标统。1916年1月14日，蔡锷统帅护国军第一军3个梯队约5000余人，兵分两路，北上入川。第一梯队刘云峰率一、二2个支队，由云南昭通入川，于1月21日首战叙府告捷，揭开护国战争的序幕。31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响应讨袁护国，率部进驻纳溪，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川军总司令。蔡锷率二、三梯队中的3个支队及作为后继部队的朱德六支队等4个支队的兵力直取泸州。2月5日，向泸州发动攻击，占领泸州的兰田坝和小市五峰顶，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了泸州。但2月8日后，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袁军大部队接踵来到泸州。2月12日护国军兵败纳溪，张敬尧部1500余人向前推进，曹锟在棉花坡集中兵力三面包围纳溪城。当护国军正处于危急关头，朱德率支队于15日赶到叙永。蔡锷命令他：“纳溪战况异常激烈，必须加速前进。”当时朱德率部昼夜兼程，17日到达纳溪双河场，随即配合友军，击溃偷袭之敌。他率部进入纳溪城，喘息未定，又立即投入棉花坡的争夺战之中。在战斗中，朱德奉命代任第二梯团三支队队长的职务，指挥棉花坡战斗。
2月18日，袁军大量增兵，拂晓对棉花坡护国军的阵地发动全面进攻。朱德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待援军到后，朱德指挥部队开始反击，经4次攻势，终于打败袁军。19日，总司令蔡锷命令护国军分3路向袁军反击。朱德支队配合友军向棉花坡南面菱角塘之敌发起进攻。连续3天的战斗，把菱角塘之敌击退到右包沟与高洞场北面的牛背石一带。20日，朱德挑选战士组成80人的敢死队，向敌阵地隐蔽前进。拂晓，一阵冲杀，正在熟睡的北洋军被突如其来的杀声惊吓得肝胆俱裂，大部分敌人没来得及抵抗便成了俘虏。此后，朱德之队和3倍于己的北洋军顽强战斗了19个昼夜，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坚守了棉花坡等阵地。
在棉花坡战役中，朱德的名字广为传颂，威震敌胆，被誉为滇军的“四大金刚，朱德第一”。
护国军在因战略需要放弃纳溪后，袁世凯没高兴多久，形势便发生了变化。李烈钧所率护国军第二军胜利抵广西百色;贵州都督刘显世宣布参与护国讨袁;右翼护国军在綦江前线反攻得手，北洋军被迫从纳溪抽调兵力援綦，护国军因此士气高涨。蔡锷抓住时机发出总攻命令。朱德支队配合友军向敌发起猛烈攻击，几经激战，攻占五里山、鱼登坪、十二湾等地。在攻击兰田坝南寿山的恶战中，打得十分激烈，纷飞的炮火把朱德的衣帽都打烂了，马也打死了，所幸的是，他一点也没受伤。
袁世凯在3月22日被迫发表“申令”，宣布撤销帝制案，废除“洪宪”年号。3月25日袁世凯又指令督理四川军务的陈宦与蔡锷商议停战。31日，蔡锷接受陈宦的要求，命令护国军停止攻击。
别情依依
护国军停止向袁军发动攻击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四川反袁斗争风起云涌，5月22日，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并与袁世凯脱离关系。5月29日，被袁世凯视为心腹的湖南督軍汤芗铭也被迫宣布独立。袁世凯在一片众叛亲离中气愤成疾，于1916年6月6日忧愤毙命。7日，蔡锷命令朱德支队夺取敌军要寨泸州，并戒备附近诸县和自流井地区。袁军张敬尧、熊祥生等部被迫与护国军达成协议，退出泸州。朱德晋升为少将旅长，驻守泸州、自流井、叙府一带，兼在泸城防司令，旅部设在白塔与侧三牌坊的泸县中学学堂内。
6月7日，黎元洪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24日，黎元洪特任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省巡按使。
蔡锷从北京到昆明发动云南起义时，病情已非常严重。朱德奉命率部到昆明时，看到蔡锷清瘦如柴，面如白纸。但爱国之情像火焰一样地燃烧着蔡锷，他奋起精神，率军入川指挥作战。当他率胜利之师进入泸州城后，病情迅速恶化了。
蔡锷十分信任朱德，他到朱德的旅部去养病。医生要求他卧床静养，禁止见客，等病情稍微好转再去成都就任。蔡锷虽然卧床，仍把有关人员叫到床边，研究重建四川的计划。朱德劝他安心养病，他用低弱的声音，语重心长地说，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应抓紧时间做那些决定西南命运以至全国命运的事情。
朱德对蔡锷的感情十分深厚，蔡锷不仅是他的长官，而且也是他的良师益友。他对蔡锷鞠躬尽瘁、廉洁奉公的品德十分尊重。蔡锷任滇都期间，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曾两次下令要军官减薪。他还规定部队非星期日不宴客，一席之费不过5元，违者照罚不误。他把都督府工资的开支压缩到每月仅3300元。这些措施使云南贫薄的财政得到好转，仅1912年就节余19余万元。
蔡锷还将有限的财力，用于开发矿业，发展农桑，改造私塾，普及小学。仅1年时间，就增设师范6所，考送欧美日留学生100余名，使云南面貌为之一新。护国讨袁起义后，袁世凯下令免去蔡锷的职位并查封他在湖南的家产。当时他家乡的知事陈继良回复袁世凯说：锷本籍无一橼之产，无立锥之地，其母尚寄食其乡人何氏家，实无财产之可查封。”
蔡锷在朱德的旅部里静养不到两个星期，便忍住病痛，带着5个团的部队向成都出发。他在成都就任不过10天，由于病情极度严重，不得不把督军的职位让给他的参谋长罗佩金，然后东渡日本治病。他带着医生和护士顺水而下，首先到了泸州。蔡锷在朱德家中休息了几天，然后再继续前进。蔡锷说，他已没救了，这次去日本既费时又花钱，他并不畏死，只是为中国的前途担忧。他原希望把四川重建为共和国的坚强基地，如果护国军按照他的计划和南方孙中山联盟，就有足够的力量粉碎北洋军阀的统治，然而这一切他现在已无能为力了。
此时朱德的挚友孙炳文也在他们的左右。孙炳文是四川南溪县人，同盟会员，曾任北京 《民国日报》 总编辑，1914年，因逃避袁世凯逮捕，赴四川教书。他对北京的情况相当熟悉。1915年，陈独秀主编 《新青年》 杂志，逐渐兴起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孙炳文在蔡锷病躯旁热忱地谈起了北京兴起的这种“新思潮”，朱德也极力鼓励蔡锷，要他放心，中国的青年一定会推动历史的前进。临别之日，朱德和孙炳文以及其他军官到码头送行。朱德的心情十分沉重，他长久地站立在岸边，目送着蔡锷的行船，慢慢地消失在长江的浓雾之中。
1916年11月8日凌晨，蔡锷逝世于日本的福冈医院。他在逝世前口授随员给国内发报：“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以薄葬。”噩耗传来，朱德万分沉痛。蔡锷的遗体不久运回上海举行追悼仪式，然后运回他的家乡湖南。北京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拨款2万将蔡锷安葬在长沙岳麓山，并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云南省及滇军各部均举行了追悼仪式。朱德在泸州举行了特别隆重的追悼大会，他所作的晚联表达了对蔡锷的无限哀思：
勋业震寰区，痛者番，向沧海招魂，满地魑魅迹踪，收拾河山谁与问。
精灵随日月，倘此去，查幽冥宋案，全民心情盼释，分清功罪大难言。
数十年后，朱德对蔡锷的缅怀之情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淡化。抗日战争时期，他说：当时“在西南，还没有人能赶上蔡锷的才华，可惜，中国一个民族英雄，仅仅35岁就死了”。
（选自《世纪风采》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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