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

　　1976年7月5日，全国各地出席全国计划座谈会的代表云集北京京西宾馆。这个会议是5月31日政治局讨论决定，经毛泽东批准召开的。毛泽东批准会议日程是两项：一是批判条条专政，二是调整下半年计划。会议前期，因毛泽东病危，华国锋政务繁忙，没有时间过问会议的情况。

一、会前王洪文积极准备，向上海布置任务

　　王洪文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常委。张春桥是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常委，但是他从来不到国务院工作。江青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给她的任务是“研究国内外动态”。但是，用她的话说对任何工作要“保留批评权”。姚文元掌控舆论。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有的是时间策划于密室，布置写文章，在全国各地指挥造反派制造事端。“四人帮”要篡夺最高权力，这是他们一贯的方针。周恩来逝世，毛泽东病重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要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付之实施，借着批判条条专政，将矛头指向国务院，指向华国锋。

　　这年3月13日在政治局会上，“四人帮”批评外贸工作是卖国主义后，为了进一步整理材料，王洪文专门请两个记者吃饭，交待意图，要他们写一篇文章。经过两个多月，文章写出来发表在 《人民日报》 的 《财政部汇编》，题目是 《外贸部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些情况》。文章诬蔑外贸部推行“卖国投降路线”“出卖国家资源”“崇洋媚外”“丧权辱国”，给外贸部列了几大罪行。王洪文在上面批了很长一段话，指定印发给参加计划座谈会的同志，但是，王洪文既不准印发自己的批语，也不许印上文章的作者，更不准说明来历。会务组的同志们知道这是王洪文组织的文章，气愤地说：做贼心虚，藏头藏尾！

　　6月中旬，王洪文收到一封群众来信，来信攻击王震是邓小平的吹鼓手。王洪文马上将信批转给王震，向王震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王洪文知道只有抬出毛主席来才能压住国务院。六七月间，他给毛泽东写信：认为批邓运动情况分三种，其中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特别点明“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一旦毛泽东批示同意，他马上可以动手，撤掉大批领导同志，换上上海准备的干部。但是，毛泽东没有理他。

　　为了准备全国计划座谈会的阴谋行动，会前王洪文和上海电话不断。王洪文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和上海市委常委黄涛通电话，对黄涛说：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惶惶然。政治局最近开会涉及外贸问题，要黄搜集这方面的材料。黄接到指令，马上要上海工交各组准备材料，召集一部分局、公司开了几个会，搜集国务院各部的资料。根据马天水的意见，黄涛向大家交底：“这次放炮，不能万炮齐发，还要做工作。”“有些部政治倾向还可以，要争取他们，矛头主要对国家计委，还有外贸部、交通部等。”最后形成针对十二个部委的资料共二十份，三万五千多字，诬陷这些部委搞“条条专政”“复辟倒退”“卖国投降”等等。

　　在王洪文、张春桥的督促下，从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组织班子翻印46种材料700万份，广为散发。其中被指名诬陷的有15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30名国务院部委负责人和外省、市领导人。

　　临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不放心，特别将市委常委、工交组负责人黄涛找来问：“都准备好了吧？”黄涛答：“做了一些准备。”

　　马天水刚到北京京西宾馆，就找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问：“都准备好了吧？”杨答：“做了一些准备。”

　　按照“四人帮”和毛远新的部署，杨春甫一到京西宾馆就和黄涛串连。毛远新树的白卷先生张铁生这时已当了辽宁省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吉林省的人一下飞机就找辽宁的人串连。张铁生在会下和东北组的一些人开会分析形势，认为华国锋不可靠，研究对策。派人给毛远新送信，要毛远新提防华国锋进行非组织活动。

二、王洪文四次到京西宾馆，上海首先发难，辽宁呼应

　　7月6日，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幕。首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讲话。按照毛主席批准的日程：一是批判条条专政，二是调整下半年计划。先用两三天的时间批判条条专政，几个部负责同志大会发言。然后转入讨论调整下半年计划，准备用较长时间讨论调整下半年计划。他讲话到三分之一时，因朱德委员长逝世，政治局的成员都退场，去办后事。

　　王洪文虽是党中央副主席，但是在国务院没有任何职务，会议期间，他非常积极，四次到京西宾馆找人谈话。

　　会议开幕后，王洪文到京西宾馆来找黄涛了解情况。黄涛说：“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像样。”

　　王洪文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到他们头上去了。”“洋奴哲学，崇洋迷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

　　黄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

　　王洪文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

　　在他的指使下，黄涛经过几日准备，7月13日，首先在华东组发难。他说：“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干，还是照老样子干。”他明明知道邓小平没有参加1975年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却说：“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曰規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他说：“联系到去年的全国计划会议，就很值得我们想一想：那次会依据是一个什么指导思想？打的什么算盘？要把经济工作引导到什么地方去？”“条条专政就是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他们要专中央的政，专地方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