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袁世凯下野后，严修去河南项城看望袁，袁盛情招待。第二天严修要走，袁世凯不肯，严说已买好火车票，袁世凯让严退票。严修后来感慨说：“项城 （即袁世凯） 之情谊周至，不唯可感，亦可法也。”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再度被清廷重用，严修暗中联络，为南北和谈做了一些工作。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想让严修当度支部长，严修坚辞，袁又请他当教育部长，依然不就。但袁世凯把几个儿子托付给严修教育，严却答应了。袁世凯赠给严修三千元谢仪，严修不肯收，便用这笔钱，带袁世凯的儿子们去欧洲留学。

　　自1911年起，长芦盐场经营陷入困境，敬业中学堂失去了“金主”，严修只好四处“折节化缘”，在北洋系中人的赞助下，终于挺过难关。

　　1915年，袁世凯复辟的野心日趋明显，严修坚决反对。他给袁的心腹幕僚张一麐写信，希望予以劝谏。在信中，严修写道：“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尤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

　　严修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然而，当1916年6月7日，得知袁世凯去世时，严修火速进京，“哭项城于居仁堂”。

　　1919年1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生母于氏去世，严修冒着严寒，亲自送灵至车站，“步行约四里許”。

　　（选自《北京晚报》2019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