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

　　今日的北京东街盔甲厂6号，即昔日的盔甲厂13号，是斯诺夫妇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的居住之处的遗址。

　　盔甲厂，不仅是著名的“—二·九”运动的策源地之一，也不仅是斯诺夫妇把毛泽东、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介绍给欧美各国人民的地方，而且，还是他们和中国友人姚克、萧乾、杨刚等一起，让世界人民知道鲁迅的地方—— 在这里，他们完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 左翼作家文学作品代表作的《活的中国》 一书的最终编纂、翻译和定型。

“一二·九”运动的孵化器

　　斯诺的名字，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不仅仅是《西行漫记》 作者这么简单;而原来的盔甲厂13号，也并非只是单一的“名著著作地”这层身份。

　　“一二·九”运动前夕，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斯诺家。黄华、陈翰伯、姚依林 （姚克广）、黄敬 （俞启威） 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的夫人何理良向来访者如是介绍道。

　　一张老照片栩栩如生地向人们彰显了一个历史的真实场景：在“一二·九”运动中冲在前列并多次在群众游行示威集会上进行爱国抗日演讲的陆璀，在盔甲厂胡同13号斯诺家中的院子里抿着嘴笑得正甜—— 那是1936年的春寒料峭季节，地下党决定：将已上了国民党军警二次抓捕名单的“首犯”、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领导成员的陆璀，转移到斯诺家中隐蔽了十多天。之后，斯诺夫妇又亲自驾着小汽车护送陆璀到前门火车站去上海。一直到陆璀乘坐的火车开动了，斯诺夫妇这才放心地回了家。

　　2012年初，为了印证此事，原中安宾馆负责人专程拜访了“一二·九”运动的先驱者、时年已98岁高龄的老共产党人陆璀。

　　往事并不如烟。

　　“刚会面时，她显得有些有些茫然，聊天时突然会问我们是谁。可一说起当年和斯诺的交往，以及如何发动的‘一二·九运动，整个人顿时变得神采奕奕了起来，叙事说话条理清晰，眼神是那么地明亮，让人怎么也忘不了。”这位负责人如是说道。

　　在我国，斯诺夫妇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曾经被并称为“三S”。早在1984年，我国就专门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后来根据需要—— 为弘扬更多的國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国人民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由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提供的史料显示，“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时期，很多学生运动领袖的请愿书、宣言、声明、传单等文件，就是在这里讨论、起草、翻译、油印和保存的。

　　2007年8月出版的 《亲历与见闻—— 黄华回忆录》 一书第7页，在谈及“一二·九”运动的缘起时，作为当事人的黄华这样写道：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则《敦睦邦交令》，公然宣布“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以妨害邦交罪论处”。燕大学生会偏偏不听这一套，而大谈抗日，有时还在全体学生大会上点名指责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1935年秋季开学以后，燕大学生会公开出版的 《燕大周刊》上每期都有谈论抗日的文章，揭露“何梅协定”“广田三原则”和日本酝酿占领平、津的阴谋。文章喊出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学生会还召集了几次学生大会，每次有六七百人参加，热烈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批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斥责蒋介石丧权辱国、媚日投降的罪恶行径……

　　北平市学联成立后不久，我们考虑应迅速采取行动，表示我们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态度。一天，我们在盔甲厂13号斯诺先生的客厅写信给当时民众十分尊敬的革命者宋庆龄，请她指点我们应该怎么办。12月初，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转来宋庆龄的答复，明确建议我们采取行动，说最重要的是行动起来！这对平、津学生于12月9日开始发起的一系列行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这时，北平盛传亲日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9日那一天成立。北平市学联开了几次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请愿和游行。7日，我到城里开会后带回这一决定。

　　在与学生领袖们讨论如何行动时，斯诺夫妇提出了全北平大中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的可行方案。斯诺进一步补充道：“给警察和日本人来个猝不及防，那他们就没有办法了。”一旁的海伦也不住地挥着拳头给他们鼓气道：让我们一起来向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宣战！

　　在1935年12月9日和16日的两次北平爱国学生举行的大规模抗日示威游行中，斯诺夫妇都参加了，而且还走在学生队伍的前列，斯诺用他手中的照相机和摄像机记录下了一切。尤其是他的妻子海伦还与中国学生手挽手地走在最前列，当反动军警用冰冷彻骨的消防水笼头放水喷向学生时，海伦勇敢地冲上前去抢夺对方手中的水笼头，怒斥他们镇压爱国学生的卑鄙丑恶行径，用自己特有的外国人身份保护了中国的爱国学生。当天的路透社电讯报道说：“今天北平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巨大的学生游行示威……警察是不必要的残酷，但是带着摄影机的外国记者在场帮了学生不少忙……照相机对准了的时候，警察就不打学生……”

　　路透社的这则电讯，真实地描述了斯诺夫妇在这一天与中国爱国学生并肩作战的情形。

　　多年后，斯诺在其回忆录 《复始之旅》 记述“一二·九”运动的一章里，以“煽风点火”为标题，同时引用英国古代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我没有带燃料来，但期望用雄辩的劲风把火煽起来。”

《西行漫记》 诞生地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距今83年前的深秋，埃德加·斯诺在北京租住的盔甲厂胡同的小院里写下了这句话，为其不朽经典名著 《西行漫记》 开了头，也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革命根据地，首次完整出现在西方读者和政要的视野之中。

　　史料显示，斯诺自1928年来到中国后，曾经旅居北京5年，并在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租住在盔甲厂胡同中一处属于教会的四合院里。这里，原先是一座仿英国普林式的房子，占地六亩，院内有马厩、网球场和一座周围镶有玻璃的亭子。而现今中安宾馆出示的房产证和测绘图上显示，如今中安宾馆所在的盔甲厂6号，就是1957年以前的盔甲厂13号用地。

　　已经搜集到的50余张照片显示，1936年6月，斯诺从盔甲厂13号出发，“去西北采访红军及其领袖们。”当年10月底回到这里时，就开始写作 《西行漫记》。1937年4月，他当时的妻子海伦同样从这里出发，冒着比当初斯诺还要大的生命危险奔赴延安，为其丈夫正在撰写的 《西行漫记》 收集急需补充的材料，同时为她的后来证实是可与 《西行漫记》 相媲美的 《续西行漫记》 采访、拍照。

　　中安宾馆中厅的墙上，挂着那张由斯诺拍摄的堪称经典的毛泽东红军戎装照，照片上毛泽东的帽子和衣服的颜色并不完全一致，帽子是为了拍照临时向斯诺借的。在斯诺逝世后，那顶帽子由其家人回赠给中国，现珍藏于国家博物馆。

　　与头戴八角红星帽的毛泽东戎装照相映成辉的，是妻子海伦亲自为之拍摄的、埃德加·斯诺手握钢笔凝神深思，端坐在盔甲厂13号寓所客厅中写作 《红星照耀中国》 的实时照片。

　　2011年，美国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詹姆斯·希尔等一行三人，来华进行长城文化考察活动，恰好预订了中安宾馆的房间。而当他们入住后，才得知这就是当年斯诺海伦夫妇居住的盔甲厂13号所在地。这个无意间的“有缘来相会”，顿时使他们喜出望外，无比兴奋。

　　随后，中美双方的考证活动在多条线索上展开。斯诺的家人提供了更多可供参考的书面、图片文件，而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陕西斯诺研究中心在国内搜集了多种材料，最终才确认中安宾馆东侧楼所占之地，就是斯诺当时的盔甲厂13号寓所旧址。

　　如今的中安宾馆里，还挂有斯诺妻子海伦绘制的一幅院落平面图。

　　斯诺在此居住之时，泡子河当尚有水面。在“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的年代，秀丽的泡子河风光不能使斯诺安心于讲坛和家中。于是，斯诺从这个院子里走上街头，投身于“一二·九”运动，写出了以在“一二·九”运动中英勇无比的女主角陆璀为中心的快电通讯——《中国的贞德被捕了》，向世界宣传中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给斯诺带来新的思考。于是，斯诺又从这个院子里出发，奔赴陕北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和调查，先后写出专著——《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 和《红星照耀中国》 （《西行漫记》），首次向中国人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黨及其红军的真实消息，也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革命的真相和最后胜利的必然性。相隔半年后，海伦也冒险去了革命圣地延安，不仅为丈夫的惊世之作 《红星照耀中国》 充实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一手资料和珍贵照片，而且也据此写出了丝毫也不亚于 《红星照耀中国》 的《续西行漫记》 一书。诚如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所指出的那样：“埃德加·斯诺的 《西行漫记》 是一部了不起的不朽名著，而他的妻子海伦的写作亦应当有她自己的地位。他们为介绍中国所作的贡献，应该得到一视同仁的认可……每一所大学，每一位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革命早期艰苦岁月的人，都应当学习她的著作，学习她丈夫的著作。”

　　又如著名美国作家兼时评家索尔兹伯里所说的：海伦·斯诺的 《红色中国内情》，是埃德加·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 的姊妹篇。它像红星一书一样，是中国革命史诗中的重要的名著之一……两位斯诺的这本书，本身就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证据。

《活的中国》：鲁迅是一把钥匙

　　同样是在这里，斯诺夫妇还完成了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 《活的中国》 一书的翻译定稿工作，把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第一次介绍到西方世界。

　　“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这是1944年秋天，在盟军刚刚解放了的巴黎，穿着盟军军装的西方战地记者斯诺与同样穿着盟军军装、正准备随盟军挺进希特勒巢穴的中国 《大公报》 欧洲战场记者萧乾重逢时发出的肺腑之语。

　　萧乾先生后来在其所著的 《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 一文 （刊1978年创刊号 《新文学史料》）中开宗明义地向我们介绍道：

　　三十年代上半期，斯诺在中国曾做过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他和他当时的妻子海伦·福斯特 （佩格）花了不少心血把我国新文艺的概况及一些作品介绍给广大世界读者，在国际上为我们修通一道精神桥梁。这项工作同时也使斯诺大开眼界，他从中国事态的表层进而接触到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使他在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上，来了个飞跃。四十年代中期在一次会晤中他告诉我，在这条路上指引他的是鲁迅先生。《活的中国》 是《西行漫记》 的前奏。

　　萧乾先生指出：

　　一九二八年这个米苏里出生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时，才二十三岁。他自己说，像所有的冒险家一样，他到远东最初也是来撞大运的。然而皇姑屯的炮声很快震撼了他。随后，由于认识了鲁迅先生和孙夫人，他接触到中国人民为抗日、为民主而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斗争。同时，为了编 《活的中国》，他读了鲁迅先生和三十年代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同旁的外国记者不一样，他看到了一个被鞭笞着的民族的伤痕血迹，但也看到这个民族倔强高贵的灵魂。通过新文艺创作中的形象和其中的精神世界，他一步步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并成为我们革命事业的同情者。

　　萧乾先生进而指出：

　　《西行漫记》问世于一九三八年 （此处指的是该书在中国和美国问世之年——引者注）。在那之前，斯诺最重要的一部书不是《远东战线》（一九三三年），而是 《活的中国》。这本书的编译，也正是他在鲁迅先生指引下，认识旧中国的现实和新中国前景的开端。

　　就为什么要编译 《活的中国》 一书这个话题，斯诺在其亲笔撰写的“编者序言”中，以其一个多年亲身实践者的独特眼光写道：

　　任何人在中国不需要呆多久就体会到他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为富有活力的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未间断过的文化解体了，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旧的信仰遭到摈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在中国这个广大的竞技场上，有的是冲突、对比和重新估价。今天，生活的浪涛正在汹涌澎湃。这里的变革所创造的气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

　　为使 《活的中国》 一书的编译质量更上一层楼，更忠实于原著的深刻内涵，斯诺与佩格 （斯诺对夫人海伦·福斯特的昵称—— 本文作者注） 一道拜访了鲁迅的朋友林语堂先生，以及左翼文学运动的另一位先驱者茅盾先生，并与年轻的左翼作家萧乾、佚名（杨刚）等人多次磋商。据萧乾先生后来撰文介绍，早在该书成型前，斯诺夫妇就曾将加工完毕的小说陆陆续续地寄了出去，刊登在 《亚细亚》 《论坛》 和 《今日之生活与写作》 等英美刊物上。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既替行将出版的《活的中国》 一书作了广泛意义上的预展和宣传，同时也多多少少地缓解了一些“中国作家所得的报酬少得可怜”（斯诺语） 的困顿之苦。

　　从1931年萌生编译一本有关中国左翼作家“活的”作品集子的愿望開始，斯诺将其目光投向了鲁迅。他不止一次拜访鲁迅，与鲁迅促膝长谈，从心底深处认识到鲁迅就是“中国的高尔基”“中国的伏尔泰”，从鲁迅手中领取开启中国古老社会大门的钥匙，从鲁迅那里汲取动荡中的中国社会的营养。他和姚克精诚合作，向西方世界广大读者最早介绍的中国作品，便是鲁迅的开山醒世之作 《呐喊》 和 《阿Q正传》。而鲁迅在倾尽全力支持他们编译 《活的中国》 的同时，热情地向斯诺推荐了已在左翼文坛频露头角来自东北沦陷区的年轻作家、爱徒田军 （萧军） 的作品，而且一推荐便是两篇。鲁迅还以极其沉痛而又愤怒的心情推荐了被自己奉为知己的年轻挚友、已遭国民党残酷杀害的“左联”烈士柔石的力作，推荐了“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的巴金的作品，以及当时尚在国民党特务掌控中煎熬度日的丁玲的作品……

　　除编者斯诺写的序言，尼姆·威尔士 （即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的笔名） 写的 《现代中国文学运动》 的论述文及相关参考书目表作为附录外，《活的中国》 一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鲁迅短篇小说集，收有 《药》 《一件小事》《孔乙己》 《祝福》 《风筝》 《论“他妈的！”》 和 《离婚》 等七个短篇小说。被冠以“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的第二部分，计收入14位作家的17件作品。他们是 （按目录顺序）：柔石的遗作 《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 《自杀》 和 《泥泞》、丁玲的 《水》 和 《消息》、巴金的 《狗》、沈从文的 《柏子》、孙席珍的 《阿娥》、田军 （萧军） 的 《在“大连号”轮船上》 和 《第三枝枪》、林语堂的 《狗肉将军》、萧乾的 《皈依》、郁达夫的 《紫藤与茑萝》、张天翼的 《移行》、郭沫若的 《十字架》、佚名（杨刚）的 《一部遗失了的日记片断》，以及沙汀的 《法律外的航线》 等。

　　已翻译完毕、行将交付出版社之际，为撰写《现代中国文学运动》 的论述文，适巧斯诺前往上海宋庆龄处寻求前去陕北苏区的渠道，于是，作为妻子的海伦请丈夫带去一长串列有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的23个大问题和30多个小问题的清单，向鲁迅请教。1935年五月的一天，在上海，斯诺在姚克陪同下抽空访问了鲁迅，后者则详尽地一一作了回答。六月，斯诺离开北平前往苏区后，海伦在盔甲厂胡同13号的寓所内，紧紧依托鲁迅的这份独一无二的宝贵诠释，胜利完成了这篇长达二三万字的 《现代中国文学运动》 的论述文，确保了 《活的中国》 的顺利出版。

　　《活的中国》 一书，于1936年10月由英国伦敦的乔治·哈拉普公司出版。诚如该书编者在其“序言”中庄重宣告的：

　　……本集在精神上和内在涵义上对原作是忠实的，它把原作的素材、根本观点以及他们对中国的命运所提出的问题，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读者可以有把握地相信，通过阅读这些故事，即使欣赏不到原作的文采，至少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居住着五分之一人类的幅员辽阔而奇妙的国家，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而达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的人们，具有怎样簇新而真实的思想感情。这里，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9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