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晨

　　1870年6月，中国发生了一起有名的外交冲突事件—— 天津教案。因为处理这起教案带来的负面影响，声望、事业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开始走下坡路。考虑到民怨沸腾，朝廷决定让其学生李鸿章接手此案。曾氏内心自此灰心丧气，一年多后即在南京去世。大清帝国进入了李鸿章的外交时代。当然，这一切都被与中国仅一海之隔的日本看在眼里。此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

主动修约：忽悠李鸿章

　　“脱胎换骨”后的明治天皇为摆脱日本被列强欺侮的局面，从未忘记三年前即位时发过的宏愿：“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如何实现呢？“失之欧洲，取之亚洲”，先做亚洲强国，称霸亚洲。这就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起源。

　　柿子先挑软的捏，此时的日本还不敢跟中国用“拳头”对话。所以，明治政府计划先控制大清帝国的藩属国朝鲜、琉球，增强国力，再叫板中国。1868年年底，明治天皇派使臣带着“国书”前往朝鲜，宣称要建立邦交关系。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国书”中有“皇”“敕”字样，而据朝鲜致日本的反驳书中说，这些词汇只有清朝皇帝才有使用的资格。

　　消息传回日本，维新派十分恼火，在日本迅速掀起了“征韩”（侵略朝鲜） 的论调，喊得最响亮的当属天皇身边的核心人物木户孝允 （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但是，要想武力撬开朝鲜的大门，还是要先问问“宗主国”答不答应。于是日本又将目光投向中国。为此，1870年年初，日本外务部门确定了对朝鲜的原则：“先与清政府订约，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退居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这就是明治政府提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目的，同时也意味着其大陆政策的启动。

　　1870年八九月间，中国因为天津教案，人心浮动，朝廷为此也是焦头烂额。日本瞅准这个时机，派出级别不高的外务大丞柳原前光来中国，说是要与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其实是试探签约的可能性。柳原前光的到来，引起了清政府朝野的一片议论。虽说中国在与西方列强交战中表现得不堪一击，既割地又赔款，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哪里有资格与中国平起平坐，更别说讨价还价地签订条约了。当时，安徽巡抚英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用他的话说，日本弹丸小国，只配有进贡臣服的份儿。

　　鉴于此，主管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以下简称“总理衙门”）以中日间已实现通商，所谓“大信不约”为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柳原前光并未放弃，奔走于曾国藩、李鸿章等处，游说签约的重要性。

　　在李鸿章处，柳原软硬兼施：“英、法、美诸国，强与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并暗示，如果中国不同意签约，日本就请列强帮忙。

　　说到联合对付列强，确实击中了李鸿章的软肋。他认为这个办法不错，“纵不能倚为外援，亦可稍事聯络”。于是，极力怂恿总理衙门同意与日本签约，“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根本不知不久前大久保利通代表明治政府，就天津教案向驻日英、法公使献媚：如英、法出兵中国，日本愿以粮、薪相助。总理衙门最终竟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上奏清帝并被批准。

　　1871年7月，日本派出主管财政的大藏卿伊达宗城到天津与李鸿章就签约开始谈判。结果，日本人提出的条约方案，竟以中德条约为蓝本，不仅有“一体均沾”条款，而且企图获得西方列强在华所取得的一切权利。这使清政府极其吃惊和震怒。

　　双方几经磋商，最后，在中国方案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草签了 《中日修好条规》 和 《中日通商章程》 两个条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个在所谓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条约。不过，这个对日本来说更有意义：日本成功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对华对等地位。由此而言，对朝鲜则取得了名义上的优越地位。

变相侵台：一箭双雕

　　因为 《中日修好条规》 是按中国提供的版本签订的，这让心存企图的明治政府大为不满，以致前来和中国谈判的伊达宗城回到日本后便被罢官。于是，他们时时刻刻幻想着伺机改变。

　　不到半年，1871年12月，日本就找到了一个挑事的借口。当时，66名到中国朝贡和贸易的琉球人，在回国途中遭遇飓风，船只漂流到台湾，台湾高山族误认为是敌人入侵，误杀了54名。清政府听到这一事件后即对逃出的12人进行了保护和抚恤，并将他们遣送回琉球。但是，日本得到消息后，硬说琉球人是日本国民，要为他们报仇。

　　日本为了师出有名，于1872年10月公然宣布琉球为日本的藩属国。清政府当时对日本此举并没有作出反应，日本也没有知会清政府。

　　1873年11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和副使柳原前光来到中国，借口祝贺同治皇帝亲政，以此试探中国方面的态度，以便制订武力侵台的计划。副岛种臣在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时，故意只涉及朝鲜，却命柳原去总理衙门交涉琉球人被杀事件。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照等答复说：“杀人者皆生蕃 （不顺服清政府的台湾高山族），故且置之化外。”柳原前光断章取义地挑出“置之化外”一词，告知总理衙门：贵国不治生蕃，日本将惩办岛人。因此，“化外之民”的说法成为日本出兵台湾的借口和依据。

　　当时，日本国内爆发了下级武士逼迫政府侵台、征韩的暴乱，迫于形势，明治天皇责成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和大藏卿大隈重信等人，对打击台湾作出研究和评估。据此，两人拟出九条 《台湾蕃地处分要略》，核心内容就是如何侵台。

　　同时，美驻日公使德·朗唆使“日本政府与中国及朝鲜政府彼此仇视”，并推荐美国人李仙得为顾问，参与侵略台湾行动，为日后美国控制台湾创造条件。大久保利通根据李仙得的献策，极力怂恿政府征台。其实，从侵台开始，到中日甲午战争，美国始终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

　　1874年4月，日本已经组建了3600人的侵台部队，西乡从道被任命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李仙得为顾问，租用美国船进行运兵。日本一边命令大军5月2日开拔，一边派柳原前光赴中国，“解释”出兵台湾对中国“无敌意”。

　　清政府还是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那里得到日本兵犯台湾的消息的。尔后的事实证明，中日有关日军入侵台湾问题的交涉，正是在日军依恃武力而清政府却想着“按约据理”来摆脱战争危机的状态下进行的。

　　在总理衙门大臣“未敢深信”的时候，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登陆台湾，并进行了战前侦察。日本政府见清政府到5月11日尚不了解侵台日军的行动，认为这正是实行既定的拖延手段的机会。等到5月29日清政府感到事态严重，才决定由李鸿章负责外交交涉，沈葆桢负责带兵赴台。

　　再说日军的侵台部队，自台湾射寮登陆以来，并未讨到什么便宜，先是遭到高山族抗日派的强烈抵抗，后来，侵台部队爆发了流疫，加之沈葆桢带领的军队陆续抵达，当初雄心满满的西乡从道这时只希望日本政府早日撤兵。

　　时间到了7月，明治天皇派遣柳原前光前往北京交涉。目的主要是索取赔偿兵费及已经占领土地的归属问题。日本希望借此机会“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李鸿章在天津见到柳原前光后，对日本的违约之举一通指责：“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其实，日本人也清楚，现在还不是和中国撕破脸的时候。8月间，日本又任命主战的大久保利通为特使来华交涉，以扩大战争进行恫吓，进行外交讹诈，要求清政府放弃对台湾东部领土的主权。这次，清政府选择了花钱消灾。但日本开口要白银200万两，清政府不肯接受。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后来，李鸿章想起了老办法：让列强出面斡旋。这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站了出来，不过是“拉偏架”。大久保利通专门夜间拜访了威妥玛。威妥玛说：“中国政府所最忌讳的是出钱的名义问题。”大久保利通说：“尊意领会了。”最终，清政府决定赔50万两白银给日本。

　　1874年10月，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关于侵台事件的 《北京专条》，承认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不但如此，条约中还说“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这等于默认了琉球是日本的领地，给以后的中日交涉留下无穷后患。当然，清政府还要付“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10万两，赔偿日本在台湾“修道、建房等件”费用40万两。

　　签约第二天，大久保利通离京赴上海，从上海税关拿了10万两白银带去台湾，与西乡从道共议撤军问题。大久保利通的外交活动，在日本受到热烈的赞扬。

　　明治维新后，中日两国的第一次交涉，以中国失败而告结束。

　　日本侵台事件及处理结果，给中国带来了极大损害。一是把琉球推向了日本;二是让全世界看到，日本这样一个小国都可以公然向中国发动侵略。英国人李欧尔卡克说，此次事件“向全世界登出广告，说这里有个愿意付款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经此事件，李鸿章也尴尬地认识到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日本出兵台湾并侥幸得手，这使其国内产生了一股“蔑华”风潮。1875年2月，日本 《新闻杂志》 发表了题为 《台湾事件大成功》 的报道，称“猪尾奴 （蔑称中国） 终于屈服。四百余州已为囊中之物，恭亲王、李鸿章之类如同小儿，不足为惧”，对于清朝赔偿一事，则称“此事使其丧失 （亚洲） 第一名义，在各国面前丢尽颜面”。

吞并琉球：叫板中国

　　日本侵略台湾本来就是一箭双雕之计，在侵犯台湾的同时，为吞并琉球寻找“根据”。《北京专条》 墨迹未干，日本紧接着在琉球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1875年5月，日本出兵琉球，向琉球国王尚泰提出，从今以后不准再向中国朝贡、受清朝皇帝册封;须接受明治天皇封号，使用明治年号，实行日本礼制、刑法等等。琉球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一直接受中国的册封，现在日本突然带兵前来发出这样的威胁，尚泰表示不能接受。

　　为迫使琉球王就范，日本方面经常采用恐吓的手段。据 《琉球见闻录》 记载，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在与琉球人谈判中，其“怒声喝叱，极度苛责，宛如对待三尺儿童”。况且，因为双方不能达成共识，松田道之常常不准琉球官员休息，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弄得参加谈判的琉球官员“精神困倦，身体疲惫，如醉如狂，面色铁青，唯有叹息”。

　　面对日本的蛮横，琉球国王尚泰只好求助中国，他于1876年10月派出通事官林世功和陪臣向德宏等人，乘坐一艘小船秘密前往中国。但是，由于当时小船逆风而上，中途还要躲避日本人的监视，直到1877年4月末才抵达福建。

　　琉球的处境和求救书文由闽浙总督何璟报告给了总理衙门，但对于是否帮助琉球解救危机，总理衙门持谨慎态度，因为此前的日本侵台之事，清政府对日本已心有忌惮。

　　这年11月，中国第一次向日本派出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何如璋一到日本，琉球官员就秘密要求谒见。通过了解，何如璋明白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于是立刻给国内写了报告和处理建议。

　　在报告中，何如璋分析了日本的情况，认为日本不可能也不敢与中国开战，并提出了有名的“琉球三策”：上策，派兵舰到琉球，震慑日本;中策，据理力争，如不听，联合琉球，内外夹攻日本;下策，援引国際法，请各国公使评理调停，让日本人理屈罢手。

　　何如璋主张采用上策和中策，即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但李鸿章却选择了下策。最后，总理衙门采纳了李鸿章的迂腐之见，致使中国错过了反击日本的最佳时机。

　　在交涉相持期间，日本惧怕事态的发展将会对自己不利，竟于1879年2月断然宣布废除琉球国，改为冲绳县，改用日本纪元。6月，尚泰被迫赴东京，琉球国亡。

　　何如璋立即建议清政府在沿海各省陈兵备战，撤回驻日使节，以示交涉决心。但受李鸿章的影响，总理衙门对何如璋的建议不感兴趣，只采取“惟以情理二字相驳诘”的敷衍态度，其间，琉球灭国的消息传来，清政府朝野既震惊又错愕，正在天津向李鸿章求援的琉球使臣向德宏闻此噩耗，禁不住号啕大哭。他上书李鸿章要求清政府帮助复国，发誓“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虽糜身碎首亦所不辞”，表示琉球官民仰仗中国兵威，必能同心协力逐日寇出境。

　　不过，这些未能改变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的态度。此时的清政府正在为中俄伊犁问题而闹心，哪里还有心思过问琉球问题。国小兵微，毫无反抗能力的琉球，就在清政府向日本政府“据理驳诘”的过程中亡国了。

　　后来，清政府觉得在琉球问题上丢了面子，适值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来中国旅行，一向主张“以夷制夷”的李鸿章如获至宝，力邀他出面调停。而日本人也抓住这个时机，把琉球问题与修改条约搅和在一起，希望通过外交讹诈，在中国获取更多的利益。

　　没办法，清政府最终采纳了李鸿章自以为高明的“延宕之法”，即把琉球问题的交涉搁置一边，待日后有足够的实力再说。谁知不久日本即向朝鲜扩张，中日双方都被朝鲜问题吸引过去，琉球问题从此不再提起，清政府已默认日本对琉球的吞并了。

布局朝鲜：伺机挑起战争

　　在有关侵台、琉球交涉过程中，日本已渐渐摸清了清政府要面子、怕惹事的心态。与此同时，朝鲜开始受到英、俄、美等列强国家的关注。在这一系列交涉过程中，日本不仅学会了利用列强在殖民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也充分体验到尾随列强的好处，所以，日本计划直接实施侵入朝鲜的大陆政策。恰值朝鲜大院君、闽妃党争斗，日本立刻派人携带朝鲜所不愿看到“皇”“敕”字样的“国书”，再次赴朝交涉，但朝鲜政府仍然拒绝接受。这次，日本直接派春日、云扬军舰，以测量海路为借口，于1875年9月驶入江华岛，击毁朝方炮台，一手制造了江华岛事件。

　　之后，日本一面派人赴朝交涉，一面派森有礼赴中国试探清政府的态度。为了避免与日本纠缠，总理衙门竟对森有礼说，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日本人故伎重施，自己把这句话演绎成“朝鲜不隶中国”。对此，总理衙门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

　　不仅如此，李鸿章甚至提出由“钧”（总理衙门） 密致朝鲜政府一信，“动忍耐小忿 （指江华岛事件），以礼接待”日使。在清政府这种不加干预和“息事宁人”的态度下，朝鲜被迫与日本在1876年2月签订不平等的 《江华条约》 （《日朝修好条规》）。清政府对这个条约采取默认态度，等于鼓励了日本的侵略。

　　从此，日本在有关朝鲜的交涉中，竭力援引这个条约，排斥中国。1882年，朝鲜爆发了驱逐日本势力的壬午兵变。日本政府又利用这一事件，进一步控制了朝鲜，并取得了在朝鲜驻兵1000人的权利。拥护大陆政策的福泽谕吉兴高采烈地说，日本外交官的机敏练达，已赶上西方，对此，“只能赞扬不已”。福泽谕吉在1875年曾写下《文明论概略》 一书，呼吁改换门庭，向欧美学习。该书作为当年日本最畅销的书籍，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一次可谓洗脑性的精神冲击。

　　日本在朝鲜的所作所为，让清政府感受到了危机，清政府立派丁汝昌率三舰驶仁川，吴长庆率庆军六营 （3000人） 赶赴朝鲜，增强了中国在朝鲜的实力，这下，深深刺激了心怀鬼胎的日本。为了对付中国，日本政府积极实行扩军备战政策。日本陆军颇具影响的人物山县有朋，不遗余力地鼓吹备战，煽动朝野人士反对中国。1881年，日本军事预算已达年度预算的27%，军费难再增加，但明治政府决心以“非常税收”办法增加军费，即使“招惹人民之怨恨”“亦不足深虑”。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准备，可以说始于朝鲜的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后不久，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战争正酣、清政府无暇顾及朝鲜之机，鼓动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挑战中国，最终因为时任朝鲜军务帮办的袁世凯处事冷静果断，指挥清军击退日军，打击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

　　在这两次事件中，中国军力上的优势，深深刺激了日本，而外交上的一味退让，则又鼓励了日本。日本随后派伊藤博文和西乡从道为全权正、副使，赴北京就朝鲜事件进行交涉，目的是消除中国向朝鲜的派兵权。

　　伊藤博文深知李鸿章不谙近代外交且又怕事，以欲擒故纵的手法，最终迫使清政府再次选择破财免灾，同意偿恤难民。但为了保全朝廷的颜面，只能把款拨给朝鲜，由朝鲜出面偿恤。清廷君臣就這样无原则无立场地同日本签订了 《天津条约》，约定：中日两国同时自朝鲜撤军，以后如要向朝鲜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许诺日本在朝鲜拥有和中国同等的出兵权，是李鸿章在 《天津条约》 谈判中最大的失败。因为日本就是通过这个条约，找到实现大陆政策中侵略朝鲜的借口，从而挑起甲午战争。

　　值得关注的是，从壬午兵变到甲申政变，日本对华在精神领域的“蔑视”得到强化的同时，在军事、经济等领域的“畏惧”及“敌视”也大为升级。

　　为此，日本着手整军备战。陆军方面，专门聘请了德军教官，建立了旅 （旅团），作为战时基本作战单位。到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陆军已增加到22万人;海军方面，受中国购买定远、镇远两艘巨型铁甲舰的刺激，截至1886年，日本共制订了6次海军扩张计划。突击制造了8艘主力铁甲舰，并且把炮身长12米、口径32厘米的大炮安装在4200吨的小舰上，以对付北洋舰队的定远舰和镇远舰，成为当时世界造舰史上的奇闻。为筹措海军扩军军费，明治天皇除发行100万日元海军公债外，又拨内帑30万，赠给海军;指挥方面，设立大本营，作为战时最高统帅机构，由天皇主持，政府无权干预;还有就是向中国派遣大量军事间谍，窃取清政府和北洋舰队的情报。日本参谋部甚至能够看到总理衙门的密档，甚至比清政府都了解，中国每个省可能抽出多少兵力作战。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还绘制了朝鲜、中国东北三省、渤海湾等地的军用地形详图。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甚至在1893年4月亲至朝鲜和中国核实间谍所搜集的资料，到7月才回国。

　　不仅如此，1890年前后，为了煽动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情绪，山县有朋还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矛头公开指向朝鲜和中国。1891—1893年，严岛、松岛、吉野三艘4000吨位的巡航舰相继竣工，桥立、秋津洲等巡航舰也将于1894年竣工。基于此，1894年6月，伊藤博文内阁确立了对中国开战的方针。

　　

意外取胜：日本走向极端自负

　　为了消除日本国民对军事扩张的顾虑，1879年，“东京招魂社”更名为“靖国神社”，由日本军方管理，诱迫民众信仰“活神”天皇，让国民“参拜”。

　　但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日本对于中国的蔑视与畏惧还是并存的。当时的外相陆奥宗光说过：“我国人民在平壤、黄海战役胜利之前，对最后的胜败都暗自有所焦虑。”许多日本民众也不理解为什么作为学生的日本，要对自己的老师—— 中国大动干戈。据 《明治大正见闻录》记述，甲午战争开战那年，家住上州沼田的生方敏郎正好12岁。他家里有一道被视作珍宝的中国屏风，他家乡一年一度的夏日祭的山车上，高立着刘邦、项羽等中国豪杰的等身人像，他一直被父母和老师教授的是汉文典籍。他不明白日本为什么要与这样一个国家为敌。“当时的日本人，可没有谁敢自负说要比过中国人，我们只奢望不要太落后于中国就好了。”

　　然而，战争的胜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国家形象。战争期间，日本66家报社共派出了1114名从军记者，连篇累牍地报道战争的进展状况、战斗经过、双方死伤人数、俘获战利品、俘虏处置及战地情形等。这在日本民众对中国从“仰慕”到“蔑视”的历史性逆转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一系列战争报道中，日本民众对于日本陆海军的连战连胜，开始时抱有侥幸心理，但随着战争频频得手而增加了自信，至攻陷旅顺则已确信日本优越于中国。北洋舰队覆灭后，日本眼中已无中国，要求进攻北京的呼声更加高涨。陆奥宗光说：“平壤、黄海战胜前，暗自担忧战局胜败的国民，现已毫不怀疑战争的胜利了，而是关注我国旭日军旗何时插到北京城头。”

　　在日军每战必胜、中国每战必败的宣传中，日本民众“对中国转为极其蔑视的心态”，各个阶层陶醉于战胜者的欢喜和夸耀之中，使用“支那人”“豚尾奴”“猪尾巴”“中国马鹿（混蛋）”等侮辱词语，以发泄曾经的对华自卑情结和被欧美压抑的情绪。

　　黄海海战后，日本儿童在玩耍奔跑竞赛、相扑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在一种名叫“面子”的游戏中，“支那兵投降图”“我国骑兵蹂躏豚军图”“黄海击沉清舰图”等面具流行一时。即便在成年人之间，撒谎者也会被谩骂为“支那政府”，吹牛者会被嘲讽为“李鸿章”。

　　甲午战争后，日本国民由原先“极端的自卑”转为“极端的自负”，产生了一种以“强国”自居的“大国民”“大民族”意识。

　　意外胜利让日本举国狂喜，狂庆，庆祝日军胜利的国民大会更是充斥于各地。甲午战后，日本数万民众聚集在东京上野公园，公园里有一个湖叫不忍池，日本人按1∶1的比例用木头复制了致远和定远两舰，然后民众齐呼口号：“打沉定远、打沉致远”，随后将火把扔到船上，看到两艘大船燃烧着熊熊烈火，日本民众高举双手，热烈狂欢。

　　可以说，这场打败了上邦“老大国”的甲午战争，也点燃了日本人所谓的“爱国心”，他们开始将为天皇而战视作至上荣光。日本评论家荒烟寒村在 《寒村自传》 里记述，“各地上演的甲午战争剧目里，扮演中国士兵的日本舞台剧演员一登场，就有观众向其扔花生壳和橘子皮，有的演员忍无可忍，甚至在舞台上對着观众大喊，‘我们也是满怀爱国心的日本人。”

　　在获得军事扩张的巨大利益后，日本国民陷入集体狂热之中，战争支持率迅速上升，这成了近代日本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社会基础”。正如陆奥宗光所说：“凯歌之声，到处可闻;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觉流露出来。对于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全国民众，只知进攻，进攻，其余的都听不进去了。”

　　甲午战争结束两年后，陆奥宗光死了。他的预言却成真了。

独占“满蒙”：意在中国

　　甲午战争后，日本政界、军界在“东洋盟主”欲望的极度膨胀中，产生了“中国必亡”的错觉，即使民间亦充斥着“中国亡国观”与侵华论调。日本政治学者吉野作造回忆：“维新后吾人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 支那的尊敬，唯有武力一点难以轻侮，但通过此次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

　　为确保“东洋盟主”地位，日本企图通过割地、赔款等方式沉重而残酷地打击中国，使之不能东山再起。日本改进党提议除割地外还需“在财政上收取足以使之屈服的赔偿”，以使中国“永不翻身、永不复仇”。自由党也为防止中国重新崛起提出如下媾和条件：割取盛京省及台湾;对日赔偿5亿元;赔偿全部还清之前，日本驻军于中国各要地，军费由中国负担。上述主要意见均被日本政府纳入中日谈判，并落实于 《马关条约》 中。

　　不过，1896年后，盛极一时的“东洋盟主论”因“三国干涉还辽”而受挫。辽东半岛因为俄国、德国、法国各自的利益而强行干涉，日本不得不在向中国索要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后，撤回驻辽东半岛的日军。煮熟的鸭子飞了，这让日本举国怀恨于心，日本人甚至在神社的正门悬挂了四个字：卧薪尝胆。

　　1903年4月，俄国向中国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大意为，满洲乃俄国的势力范围，日、英等国毫无置喙之权。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在参加清朝军机大臣荣禄葬礼时，获悉俄国提出的七项要求内容，急电告日本政府。这一爆炸性消息，不仅引起日本舆论与政界的极大不安，而且使留日的中国学生无比愤慨。日本政府抓住时机，利用中国人民反俄的心理情绪，再次抬出兴亚主义，竭力宣扬“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1904年2月8日，日本故伎重演，不宣而战偷袭旅顺港俄舰，日俄战争爆发。这样一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为了争夺殖民中国权益而进行的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却要求清政府保守中立，听任日俄两国作战。

　　最终，战争以日本全面胜利而结束。根据协议，打了败仗的俄国把其侵占的中国东北的旅大及长春至旅大间的铁路转让于日本，以及早期侵占中国的领土库页岛南半部让于日本。至于日本要求俄国赔偿30亿天价军费的问题，俄方只回应一句：“要钱没有，不服再打。”因日本无力再战，所以毫无所得。但是，日本打败俄国，在政治及军事上确立了世界大国与东北亚霸权地位，其“东洋盟主观”也从迷梦变为“现实”。就在这一年，当时世界最大的霸权国英国，将位于伦敦的日本公使馆升格为日本大使馆。第二年，美国、德国、法国也同样如此。

　　不止这些，日俄战争后，日本实现了对朝鲜事实上的吞并，在中国东北也取代了沙皇俄国的地位，并将其视作日本的“利益线”。1906年，日本迫不及待地成立了臭名昭著的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实现其大陆政策，迈出有力的步伐。

　　当然，日本并不满足从俄国手里抢过来的南满洲 （中国东北三省南半部） 权益，进而想把整个“满蒙”（东北和内蒙） 吞掉，并以此为基地，窥伺整个中国。早在孙中山在日本募筹革命军费时，有“明治紫式部”之称的日本妇女会会长下田歌子问道：“革命成功之时有否将满洲让与日本之意？”这一发问，道出了当时插手中国革命的许多日本人的真实目的。辛亥革命后，日本开始策划满洲独立，1916年，日本又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虽然两次均以失败告终，但日本亡我中华，称霸世界的觊觎之心未死，最终于1927年抛出了包含详细计划的 《田中奏折》。正是按照这个计划，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彻底走上长达14年的侵华之路。

　　明治维新以来，试探、纠缠、蛮横、耍尽心机手段，日本人充分享受了对华频频得手的快感。甲午战争以来，赔款、割地、劫掠、转移国内矛盾，日本举国尝尽了对华侵略的好处。以致中国先后掀起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救亡图存的改革与革命运动，日本政界、军界乃至知识界的主流对其积极意义均予以了否定。“蔑华观”升级病变为“东洋盟主观”“中国亡国观”，最终演化为导致其在近代不断推行侵华政策、进而发动侵华战争的认识根源。利益的诱惑、错误的认知、反动的政策、罪恶的军事侵略，最终让日本走上了不断发动侵华战争的不归路，也最终导致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失败。

　　（选自《文史博览·文史》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