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渝

　　1928年12月29日，辽宁沈阳大帅府前的五色旗被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新国旗是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同日，奉军少帅张学良宣布：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尽管国号还叫中华民国，但本质上已改朝换代，那个以五色旗作为国旗的北洋民国从此走进历史。

　　当五色旗再次升起之时，中原曾见梦全非，北洋时代的失意军阀与政客们都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段祺瑞马蹄南去”

　　外间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段祺瑞退居天津以来，每天吃斋念佛，下围棋打麻将，日子看似清闲，但那颗热衷于政治的心始终未能真正清静下来，时常还感慨风云，指点江山。当时在段祺瑞身边的王楚卿回忆：“段祺瑞虽然吃斋念佛，但并没有做到四大皆空，看破紅尘。他的学生、旧部每来公馆看他，常说现在国内遍地烽火，人民涂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今后要收拾这盘残棋，使老百姓能过个太平日子，还非老师东山再起不可！他每逢听到这类恭维话，虽然嘴里不说什么，但那冷若冰霜的面孔上，也经不住多少露出一些笑容，可见这些话是打进他的心坎里去了。”

　　自从下台后，曾经追随段祺瑞的安福系旧部一直在四处运作，为其重新上台铺路。北洋政权濒临崩溃之时，他们甚至还建议阎锡山出面领衔通电，主张由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因阎锡山拒绝而作罢。1927年4月至9月间，段祺瑞应原山东督军田中玉的邀请，曾到日本人控制下的大连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外间便有传言，说段祺瑞与日本人将有新的动作。除了北洋旧人，段祺瑞与国民革命军阵营的首领蒋介石也有联系，按辈分算，他是蒋介石的老师。1928年7月，刚完成北伐的蒋介石曾在北京饭店与段祺瑞会面，对段亦是毕恭毕敬，以老师称之。后来，蒋介石也不时派人到天津探望段祺瑞，并送去生活费。

　　比较有意思的是，段祺瑞在天津竟还和溥仪去拉关系，但这两人都放不下架子亲自到对方寓所拜访，于是相约在溥仪生父载沣家中见面。这次会见，双方不欢而散，据说是因为溥仪态度十分傲慢，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里。段祺瑞十分生气，认为自己好歹曾是国家元首，溥仪“这小子到今天还搭皇帝的臭架子，真是岂有此理”。不久后，溥仪就出逃到东北去当傀儡了，与段祺瑞自然不会再有联系。

　　伪满建政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对段祺瑞的策反工作也展开，土肥原贤二数次到天津秘密会晤段祺瑞，请他出山组织华北政府，并表示日本会全力支持。对热衷权力与政治的段祺瑞而言，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关于段祺瑞在此间态度，说法不一，有说其断然拒绝，也有说其虚与委蛇，但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结果。当时段祺瑞的老部下王揖唐已暗投日军，三番五次前来试探段祺瑞的态度，都未得到明确答复。

　　1933年1月19日，国民政府的密使钱永铭也秘密抵达天津与段祺瑞见面，并面交了蒋介石的亲笔邀请信，邀请段祺瑞南下颐养天年。此时日军的动作蒋介石也心知肚明，他深知一旦段祺瑞出山附逆，必然造成华北分离的后果。当时在场的段宏纲 （段祺瑞侄子） 回忆说，段祺瑞阅信后答复钱永铭：“余老矣，无能为矣。介石如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我随时可以就道。”就这样，段祺瑞决定离开天津这个是非之地，南下躲避日本人的纠缠。听闻段祺瑞欲南下，他的学生王揖唐急了，说话也渐渐露骨，他急忙上门劝说段，说老师的事业皆在北方，虽然现在家里穷，但将来总有出头机会，千万不要南下。对于王揖唐的劝阻，段祺瑞十分不满，对家里人说：“王揖唐不怀好意，我要教训他。”待王揖唐再来，段祺瑞便直言对他说：“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先、父母和祖孙后代，我决计到南方去，以后不要再来多说了。”

　　1933年1月21日，年近七旬的段祺瑞携家人乘津浦特快加挂车离津南下，于1月22日中午抵达南京。当日，蒋介石命令南京少将以上军官，着军服至浦口车站欢迎，蒋自己也亲自在下关码头迎接，并于当晚设宴招待。尽管段祺瑞已南下，日军仍不死心，和段祺瑞旧部王揖唐等人勾结，在天津成立了所谓“中日密教会”，谎称段祺瑞为会长，汉奸王揖唐等人更是借着段的名义四处活动。身在上海的段祺瑞得知这些情况后，于1933年5月20日致电王揖唐、曾毓隽、姚国桢等人，表明态度：“余养疴海上，不问世事。目下华北局势严重，恐有假借名义，为轨外行动者，殊非爱国之道。盼诸弟严密访察，告知地方当局，严加制止。”

　　此外，段祺瑞还在媒体上表明了自己抗日的态度。他在接受 《申报》 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的地步。我国唯有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此后，无论日军与北洋旧部使出的何种诱惑，段祺瑞都没有动过北上的念头，在上海度过了晚年余生。

直系军阀沉浮录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华北，由于中国军队在军事上遭遇失败，不得不签订耻辱的 《塘沽协定》。此后，日军一方面成功驱逐了华北的国民党势力，一方面在冀东设置特务机关，以土肥原贤二为机关长，到处策动失意政客，密谋效仿炮制伪满政权之方式制造“华北国”。运作对象中，自然少不了在北洋政权后期异军突起的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

　　孙传芳与日本颇有渊源，1907年，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的孙传芳东赴日本，入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为陆士第六期生，当时担任他们区队长的正是冈村宁次，这是第一层关系。当然，最直接的关系还是孙传芳崛起后，他身边的日本顾问。孙传芳就任五省联军统帅时，冈村宁次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任职，因陆士的关系，孙传芳聘请了这位老师作为自己的顾问。不过据冈村回忆，孙传芳对日本顾问虽敬重有加，却未真正从内心信任过他们。他回忆录中说：“尽管我在孙传芳阵营内受到敬重、信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可军用地图却从来未给过我。”后来冈村到南昌时曾向当地指挥官骗到过一张军事地图，但与孙传芳并无直接关系。

　　北洋政权覆灭后，孙传芳到天津做起寓公，但平静日子没过几年，老熟人冈村宁次来访。冈村宁次与孙传芳亦师亦友，在孙传芳人生的低谷期前来看望本也是情理之中，但冈村别有用心，三番五次动员孙传芳出山，并表示日方会全力支持。因为孙与日本人来往频繁，国民党方面也担心他会附逆，于是也派人对其进行监视。可以肯定的是，孙传芳拒绝了日方请其出山的要求，不久后便皈依佛门，做了居士，法号“智圆”，这等于告知世人自己从此不问世事，远离政治。

　　1933年中秋，孙公馆捉住一个响马，押到孙传芳面前听候发落，没想到孙传芳不但没有责罚，反而送给了响马一袋米，这与他当年嗜杀的形象相去甚远，以至于成了新闻。天津 《立时报》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为题进行报道。这也等于告诉外界，孙传芳已经一心向佛，不问世事。尽管孙传芳守住了底线，却终究是放下屠刀未能成佛，1935年，他被为父报仇的施剑翘（其父施从滨10年前被孙传芳所杀并枭首示众）所杀，血溅佛堂。后世有传记文学为突出施剑翘女侠的传奇形象，将孙传芳塑造成与日伪勾结的汉奸，以至以讹传讹，与事实不符。

　　在天津被日本人拜访的还有直系军阀大佬曹锟。10年前，他一度登上北洋政府大总统宝座，不久后却因贿选而声名狼藉，北京政变后更是惨遭囚禁。九一八事变时，这位布贩子出身的大军阀在野已久，寓居天津。负责策反曹锟的是土肥原贤二，他曾几次派人登门拜访，均遭拒绝。关于此事还有段传闻，即当时日本人前來拜访，曹锟本想开门迎接，却被他的四夫人刘凤玮拦阻，刘夫人还冲着门外高声叫骂，指桑骂槐，日本人自讨没趣只好离开。据说刘夫人始终反对曹锟出山，对他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要出去给日本人办事。”故有观点认为，曹锟晚年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与夫人刘凤玮有很大关系。

　　日军在策动华北分离的阴谋中，比炮制伪满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因为他们锁定的对象要么跑了，要么被杀，要么就是拒绝出山。搞到最后，虽然炮制了冀东伪政权，但只能请到殷汝耕这样的二三流角色出来主持，刚成立时连“国旗”都没敢设，直到约一年后才将五色旗祭出来借尸还魂。这个殷汝耕成分就比较复杂，此人早年加入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北洋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张作霖的奉军中均任过职，因为精通日语，了解日本，有“日本通”之称，但没想到通着通着就成了“精日”，投伪附逆，最终在抗战胜利后被处以极刑。

　　当然，直系军阀中也不乏附逆者，齐燮元就是典型的代表。齐燮元毕业于北洋陆军学堂炮科，北洋政府时期曾担江苏军务督办、苏皖赣巡阅副使等职。曹锟当选总统后，属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通电反对，与执掌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爆发矛盾，1924年，双方因争夺上海，发生“江浙战争”，此役由于孙传芳出兵配合齐燮元，加之卢军内部发生兵变，结果齐军成功击败陆军。但好景不长，不久后北京政变爆发，直系首领曹锟被软禁，吴佩孚败逃，齐燮元也被段祺瑞免职。北洋政权覆灭后，齐燮元一度投靠过阎锡山，但很快在中原大战中败北。在军事与政治生涯上屡屡失败却不甘心的齐燮元最终上了日本人这艘贼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华北负责扶植新政权的“北支那方面军特务部”开始活跃，特务部部长喜多诚一命其部下根本博投入扶植伪政权之活动。在他们的运作下，北平在1937年12月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久后将北平再次改称北京。齐燮元等公开投日的汉奸大为活跃，争相为太君积极效力，出任了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署督办等职，在日军对抗日志士进行“扫荡”的过程中，齐燮元始终充当着帮凶。汪伪政府成立后，又任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

　　这样一个巨奸在抗战胜利后自然逃脱不了被逮捕的命运，但令人瞠目的是，在审判台上，齐燮元毫无悔意，反而强行狡辩：“汪精卫是汉奸，因为他听日本人的;蒋介石是汉奸，因为他听美国人的;我齐燮元不是汉奸，因为我只听我自己的。”这番话只是徒增笑料，齐燮元于1946年被以汉奸罪处决。

吴佩孚的是非与疑云

　　日军铁蹄下的北洋军阀里，情况最复杂的当属吴佩孚。首先，他生前名气极大，作为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吴佩孚有儒将之称。1924年，他成为首位登上美国 《时代周刊》 的中国人，并被认为是将来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政治家。其次，他死后备极哀荣，吴佩孚去世后，国民政府对其评价极高，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明令褒扬，并为其举行追悼大会，蒋介石、何应钦、于右任等国民党军政要人亲自前往致哀。其三，后世评价颇高，尤其在近十余年来，对吴佩孚的评价日趋正面，一方面说其个人节操好，“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另一方面则赞誉其晚年坚决拒绝与日伪合作，最后被日本人杀害，是民族英雄。

　　基于以上原因，吴佩孚的形象基本定格。但若仔细考察吴佩孚生前最后几年的作为，又存在种种矛盾和疑云，故而非常复杂。吴佩孚自北伐战争中被北伐军击溃后，一直在寻找东山再起之机会，但几次计划复出均无果而终，晚年寓居北平，七七事变后亦未南渡。吴佩孚没有像段祺瑞那样选择南下，有个重要原因是他始终没有向国民党认输，即使北洋政权早已覆灭，他仍然以北洋之人自居，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仇敌。这也正好为日方所利用，使得他与日方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早在华北危机时期，日本特务就曾与吴佩孚的“秘书长”陈廷杰勾结，希望策动吴佩孚出面联系旧部、奉军及土匪搞武装政变，费用由日方支付。但此事不久被北平当局侦知，参与者大多被捕，倒是日方提供的十几万经费被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补贴家用”。后来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对吴也关怀备至，“一年三节和吴的生日，都馈赠5000元”。七七事变后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请吴佩孚做“特高顾问”，每月车马费4000元。也就是说，吴佩孚虽然没有和日军有过实际合作，但的确拿过日伪的钱。

　　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本陆军失去了可以断然实施正规作战的余力，对非军事手段的期待开始高涨，政治手段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当时华北的“临时政府”和华中的“维新政府”这两个伪政权已显颓势，日方希望能起用有声望、有势力的政治家作为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政府首脑，具体工作还是由老特务土肥原贤二负责。当时土肥原锁定了两个目标，一位是唐绍仪，另一位则是吴佩孚，故有南唐北吴之说。不久后，唐绍仪被军统特工暗杀，土肥原的行动目标就集中到吴佩孚的身上。当时日本对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的诱降工作也在同时进行，按照日本陆军的构想，他们希望将来的新政府由汪精卫领导政治，吴佩孚指挥军事，但要实现这一构想并不容易。

　　被土肥原指派与吴佩孚交涉的是日军少将大迫通贞，接触中，吴佩孚也并非“断然拒绝”，而是一再提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他宣称要建立新的中央政府，并在华北征召杂牌军，还具体开出五项条件：“一、割冀鲁豫晋察绥苏皖鄂九省的势力范围;二、由吴练兵五十万;三、枪械经费由日方供给;四、签订中日防共协定;五、日军退出上述九省。”单从这些条件上看，并没有拒绝合作之意，只是吴佩孚不愿当傀儡，而是想要实权。这自然与日方的设想相矛盾，双方并未谈拢，从结果看来，倒像是大迫少将被吴佩孚愚弄了一番。

　　吴佩孚与日方的接触引起重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军统与中统的档案中都能查到关于对吴工作的信息，只是因为吴未公开发表过投敌倾向的言论，才没有像唐绍仪那样被“制裁”。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在北平病逝。关于吴佩孚之死，当时重庆方面的媒体说是被日本人所害，原因是吴佩孚“断然拒绝”与日方合作，这个说法长期成为定论，但至今还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吴佩孚确为日方杀害。至于说吴佩孚被重庆方面特工所杀，更是无任何实锤的传言。

　　吴佩孚死于汪精卫附逆之际，重庆国民政府为了塑造一个与汪精卫形成鲜明对比的榜样，故而对吴佩孚进行了神化，将其定性为民族英雄。然而回顾吴佩孚生命的最后几年，在北平与日方的种种交涉，究竟是虚与委蛇，愚弄日方？还是待价而沽，想博取更高的出山筹码？在此不作任何诛心之论。不过吴与日方接触的过程中，被日方作为宣传材料所利用，客观上对抗战的确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这个层面上看，吴佩孚的“晚节”与段祺瑞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当然，吴佩孚最终没有突破底线附逆，这是他与江朝宗、齐燮元、张敬尧等投敌事伪的旧北洋军阀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但其是否配得上“民族英雄”这个崇高的称号，则要打上一个问号。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8年第6期）